为实现此点，仅诉诸“判断”是不够的。它将要求重建日本经济，使现在二三十岁的人们获得生计与“适当位置”，而且还必须改善农民的状况。一旦面临经济困境，日本人便回故乡农村。但在许多地方小块农地也负了债，并不能养活许多人口。工业也必须发展，这是因为存在着反对将财产分给长子以下的诸子的强烈感情，所以，留在村里的只有长子，其他孩子都为了寻求成功的机会而外出，他们到城里去谋生。
　　毫无疑问，日本人面临着一条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但如果国家预算不为重新武装拨款，他们会有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机会。一个像日本那样在偷袭珍珠港前约10年时间里把岁入的一半用于军备和维持军队的国家，如果取缔这种开支并逐步减轻对农民的征税，便能为健康的经济奠定基础。如前所述，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方式是60%归耕种者，40%以税金及佃租形式付出。这与同样生产大米的缅甸和暹罗形成鲜明的对照，在那里耕种者所有的传统比例是90%，只有对日本耕种者课以如此庞大的税金才能支付日本军事机构的费有。
　　任何一个在今后十年间不加强军备的欧洲或亚洲国家与加强军备的国家相比将占有潜在的优势，这是因为这样的国家可把财富用于建立健康与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我们在推行我们的亚洲与欧洲政策的过程中对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加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在我国即使实施需要巨额经费的国防计划，国家也不会因此陷于贫困。我国并没有蒙受战祸。我们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使大生产和机器设备不断完善，其结果是，如果我们不实施军备、奢侈品生产或福利及科研事业的大规模计划，国民便不能得到职业。资本急迫地需要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情况完全不同。甚至在西欧情况也不相同。不得重新武装的德国尽管要支付所有的赔偿，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仍然可以奠定健康与繁荣的经济基础；而在法国，如果其政策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这样的经济便不可能建成。日本可以充分利用对中国的类似优势。在中国，军事化是当前的目标，而且其雄心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假如不把军事化列入预算，她如愿意，不需多少年便能为自己的繁荣打下基础，并可成为东方贸易中必不可缺的国家。她可以把自己的经济奠基于和平的利益之上，并提高其国民的生活水准。这样一个和平的日本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得荣耀的地位，而美国如果继续利用其影响支持这种计划，便会大大有助于日本。
　　美国所做不到的——没有一个外国能够做到的——是用命令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这种方法在任何一个被统治的国家中还没有获得成功的先例。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命令一个与其习惯和设想不同的民族按他所想像的生活方式会生活。不可能用法律的力量来使日本人接受那些选出来的人们的权威。并无视确立于等级制度中的“适当位置”。不可能用法律的力量来使日本人采纳我们在美国所习惯的人与人之间进行自由与随便的交往和迫切要求自由独立以及每一个人都热情选择伴侣、职业、住房和义务。可是，日本人自己对他们认为朝这一方向的必要变化说得十分清楚。日本投降以来，其公职人员曾说日本必须鼓励其男女居民享受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他们当然并没有这样说，但任何一个日本人都理解他们对耻辱（“耻”）在日本的作用是有疑问的，他们希望人民中的自由有新的发展——不必担心受到“世人”的指责和遭到排斥。
　　因为在日本，社会压力不管如何被人们自愿地接受，这些压力要求个人作出的牺牲太多。这些压力要求个人隐瞒感情，放弃欲望，作为家庭、组织或国家的众目睽睽的代表。日本人表明，他们能够忍受这种方针所要求的一切自我修养，但他们身上的负担是极为沉重的，他们要作出过度的抑制，因而得不到自己的幸福。他们没有勇气过不需要作出如此巨大的精神牺牲的生活，却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了代价无休止增加的道路。由于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他们变得自鸣得意起来，并蔑视具有比较宽容的伦理的民族。
　　日本人把侵略战争视为一种“谬误”和已经失败的事业，从而向社会变革迈出了巨大的第一步。他们希望赎回在和平国家当中受人尊敬的地位，为此必须实现世界和平。如果俄国和美国在以后若干年间扩充军备以备进攻，日本将会利用其军事知识参与这场战争。但承认这种事实并不是怀疑日本有成为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情况而定的，如果形势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寻找其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它将在一个组成武装阵营的世界上寻找其位置。
　　眼下日本人把军国主义视为己熄灭的光。他们将拭目以待，看它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中是否也已熄灭。倘若没有，日本恐怕会重新燃起其好战的热情，并表明日本将能够大显身手。假如它在其他国家也已熄灭，日本将证明它深切地记取了帝国主义侵略企图决不是走向荣誉之路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