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波澜壮阔的革命而言，个人不过是旋涡中的一滴水。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在行进的路上，不可避免地要碾碎许多个人的美梦。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正是以悲悯的情怀，通过描写主人公葛利高里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从普通人的角度反观大时代里的大变动，从而唱出了一首人道主义的悲歌。 《静静的顿河》全书四部八卷，140余万字，据统计共写了434人。而在这样宏大的篇幅中，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命运始终处于小说的中心位置。
　　葛利高里有两大追求，一是爱情与婚姻，二是作为哥萨克的名誉。而在这两个方面，葛利高里的结局都是悲惨的。在个人生活中，他动摇于妻子娜塔莉亚与情人婀克西妮亚之间，两次回到妻子身边，三次投入情人怀抱，使这两个都深爱他的女人为他死得异常悲惨－－娜塔莉亚痛恨丈夫的不忠，私自堕胎身亡；婀克西妮亚在与葛利高里逃亡途中，被枪打死。在哥萨克视为天职的战士生涯中，葛利高里徘徊于白军与红军之间，两次参加红军，三次加入白军，最后成了身处绝境的散兵游勇，年纪不到30却已鬓发斑白。穷途末路之际，他把武器丢进顿河的冰水之中，回到家破人亡的故居，此时，他与巨大的、冰冷的世界的唯一联系只是他幸存的儿子了。

　　造成葛利高里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的哥萨克身份。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原指从中亚突厥国家逃到黑海北部从事游牧的人，后来泛指15-17世纪俄国从农奴制压迫下逃亡出来，迁移到边远各地的农奴、仆从和市民。南方顿河两岸的大草原是这些“自由人”聚居的地方之一。从16世纪开始，哥萨克因替沙皇zheng府镇守边疆，被免除劳役和赋税，并获得一定的奉禄和土地，同时哥萨克形成了带有相对自治性*质的组织，他们是沙皇兵力的主要来源，18世纪开始成为特殊的军人阶层。特殊的历史一方面使哥萨克保留了许多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酷爱自由，粗犷善战。可以说，哥萨克最大的矛盾是：内心向往自由，身份上又是沙皇镇压自由的工具。葛利高里就是在矛盾的哥萨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青年哥萨克的代表，他有责任感、有良心，有哥萨克特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有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哥萨克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葛利高里的迷惘：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许诺给受压迫者以自由；还是选择哥萨克，因为自己世世代代身为哥萨克。就这样，葛利高里是千百万在红军和白军犹豫不决的哥萨克的缩影。正如葛利高里所属的那个白军师的师参谋长考佩洛夫所说：“一方面你是一个拥护旧时代的战士，另一方面－－请原谅我说话尖刻，又有点象个布尔什维克。”

　　造成葛利高里的悲剧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又不仅仅是个哥萨克，而是一个善良的、有良知的人。与他那些甘心被白军挟裹的亲戚朋友不同，葛利高里除了哥萨克效忠沙皇的原则之外，还有自己的原则－－良心，还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珍惜人类生命。所以，当他第一次看白军滥杀俘虏，就勃然大怒，几乎杀了凶手“锅圈儿”。此后的战役中，葛利高里目睹了双方的残酷行径，虽然为了生存，自己也要不断地杀人，并且获得过白军颁发的四个乔治勋章和四个奖章，升为白军师长，但在他的内心世界，他一直痛恨杀人、特别是无缘无故地滥杀俘虏－－无论是对红军还是对白军。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战争渐生厌倦，几次想放下武器。但是社会与时代的具体环境又迫使他一次次重新拿起武器。于是，葛利高里的心灵运动始终建立在内心的矛盾与斗争之中：他厌恶白军的腐朽反动，又对红军的过激行为不能容忍。而在具体行动中又始终处于无可奈何、无法选择的状态：在克里摩甫斯基战役中，他勇猛地挥刀砍杀，之后又趴在地上大哭起来：“我杀死的是什么人呀？为了上帝，砍死我吧。”在1920年他回到家乡，却因为遭到红军政权的怀疑而再次当上了叛军。－－一个独立、渴望自由与真理的人生活在一个无法找到独立和孤傲的世界里，这便是葛利高里的悲剧之所在。

　　肖洛霍夫对葛利高里的毁灭表示了无限惋惜和同情，也对导致葛利高里毁灭的红军的错误政策和过激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葛利高里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革命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