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程岗镇的气息
　　我是三天以后回到了我的故乡程岗镇。狂情暴爱和革命就这样暴风骤雨般地开始了。爱情与腐化，阶级与亲情，仇恨与斗争，理学与程家，法律与革命，革命与生产，忠于与愚昧，男人和女人，鸡巴与乳房，漂亮与丑陋，粮食与饥饿，父亲与孩娃，孩娃与母亲，男人与老婆，支书与书记，手铐与绳子，稻草和黄金，这些东西，说到底全是敌敌畏。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真想把它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还要再在它们的头上撒泡尿。你们要是让我活着离开这地方，我回到程岗镇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鸡巴在那些东西的头上撒泡尿，往程岗镇的革命头颅上拉泡屎。我得先说说历史悠久、光芒四射的耙耧山脉和程岗镇。耙耧山脉为伏牛山系的一条支脉，东起程家岗，西至白果山，蜿蜿蜒蜒八十里，多为低山和丘陵。在这山脉间，山间和谷地相融，岭梁与河沟相汇，海拔在250至400米之间，土地有陡坡地、梯田地、川台地、沟平地，总计3.4万亩。其中的陆浑岭，春秋时为陆浑戎地，汉置陆浑县，属于弘农君，县志上写得清清楚楚呢。当然，耙耧山脉最负盛名的还不是陆浑岭，而是与岭有一川之隔的程岗镇。程岗镇原来叫程村，然而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村；现在叫了程岗镇，也不是耙耧山脉间鸡零狗碎的小集镇。它是宋朝“程二夫子”程颢、程颐哥俩的故居。元朝仁宗那会儿，为了纪念先祖圣人，在程村曾修下一座祠庙，过了明景泰六年，这庙你修我补，谁都为封建阶级增砖添瓦，那庙就成了三节大院：前节有棂星门、承敬门、春风亭、立雪阁；中节有道学堂大殿和“和风甘雨”、“烈日秋霜”二厢房；后节呢，有启贤堂大殿，两侧对立着讲堂四座。这三节大院，占地数十亩，雕梁画栋，龙飞凤舞，石碑如林，松柏参天，说到底是封建主义的活教材。明朝天顺年间，诏封程村为“两程故里”，在村东一里之外，修下石牌坊一座，上刻“圣旨”二字，下刻“二程故里”四个字。因为是他妈的圣上亲笔，当路直立，人出必由此，入必由此，文官过坊下轿，武官过坊下马，因此这程村就名扬天下了，好像是豫西耙耧山脉间的天安门。程村背后的黄土岗，是耙耧山脉的东起端，因此那岗就近鱼沾腥叫了程家岗，后来，程村人口繁衍扩户，和岗上的人家相连相扯，村改镇时，二村合并一村，也就成了程岗镇。程岗镇89%的人家都姓程，都是程颢、程颐的后代和子孙，像我们高姓的人在那儿单门独户，能活出我这样的人物，打出一片天下，辉辉煌煌，热热烈烈这些年，在程岗镇，在程家史中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这一切都得感谢那场红光满面的大革命。受剥削和压迫的人们只有革命才能有出路，不革命就只能活在黑暗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你们别打断我的话，我不会把话题从东山扯到西山上。因为县人武部的部长到军分区开会不在家，让我为了办理复退手续在县城待了整三天。那三天我目睹了县城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感受到了革命的巨浪正以千军万马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在全国各地汹涌澎湃，奔腾向前。我在县城坐立不安了。程岗镇的革命和爱情已经等我很久了。办完复退手续我就立马回到了程岗镇。经历了79里的公共汽车从“两程故里”的牌坊下面穿过时，我热血沸腾，手心出汗，内心的激动和三天前在城郊铁路边莫名其妙的情爱一模样。我想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首先砸掉“两程故里”石牌坊。封建王朝立下的老牌坊，几百年后程岗人民的婚丧与嫁娶，路过那儿还要人下车，息鼓乐，连长途客车从牌坊下面过去时，也要三鸣喇叭，以示对程夫子的尊重和敬仰。我没想到革命已经席卷中国大地、五湖四海了。从九都来的客车司机还在牌坊下鸣他娘的礼仪喇叭哩。我没有对司机说啥儿，那车上坐满了杂七杂八者。我知道只消把那牌坊一砸就一切完结了，革命的大幕也就拉开了。在程岗镇的车站下了车，走进我鼻下的第一道景观是镇上的臭味和土气。社员们正挑着草粪往小麦地里送追肥，他们拉成一队，老的少的，脸上都有一些悠悠闲闲的红黄色。等他们走过去，镇街上就剩下一片闲情了，鸡子在街上刨土觅食儿，旱鸭摇着肥敦敦的屁股从街的这边走到那边去。在我同学程庆东家的一堵山墙下的日光里，有头母猪懒睡着，还有只狗卧在猪边上，头就枕在母猪的一条后腿上。更为奇妙的是，还有一只麻雀在母猪的肚上翻着猪毛捉虱子，那景象使人想到这儿离革命的遥远，至少是要从延安到了海南岛。我有一点莫名的失落感，就像从盛夏一步踏进了冬日里。当然，也有暖暖和和的亲切感。乡下的一切我都熟悉得如一个人熟悉他的衣服和手脚。我指望我能看到一点新鲜和陌生，比如说街上贴了几张大字报，有人戴着袖章在街上慌慌张张走过去。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啥儿都和原先一样儿。流水不腐，腐水不动，这儿正是一潭死水呢。我就是踩着一潭死水回了程岗镇。程岗镇统共四条街，程家前街、程家中街、程家后街和程庙后的杂姓街。不消说，我家自然是在庙后的那条杂街上，杂街西那三间土瓦房，一隅土院落，单门向南开，那也就是普通平常的高家了。我将到门口时，邻居家的一个孩娃见了我，朝我笑一笑，突然对着我家大门唤：“桂枝婶———你男人回来啦———”然后却朝程中街的那头跑去了。桂枝没有出门迎接我。我推开虚掩的大门时，我媳妇桂枝正在院里淘麦子。孩娃红生在她旁边拿着一根柳枝赶着要围啄麦篮的鸡猪和家雀，岁半大的女娃红花瞌睡样趴在她娘的大腿上，这景象和我在街上看见的鸡、鸭、猪、狗一模样。死气沉沉山区天，沉沉死气乡村地，革命气象在哪里？还须爱军你开创根据地。我提着行李立在院落里。桂枝和孩娃们听到门响扭过了头，她没有站起来去我手里接行李。她不知道她面前立的是一个未来的革命家和乡村政治家。她微微怔了怔，朝我笑一笑，说：“回来了？不是说几天前就要到家吗？”我想起城里的革命和城郊铁道边上的一幕戏，说：“在城里耽搁了。”她说：“回屋吧，还立着干啥儿！”又说：“红生，叫你爹———叫呀？叫爹。”已经五岁的红生没有叫。他和红花都怯怯地望着我，像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这一瞬我对复员退伍猛地开始后悔了。我想起在部队时领导常说的两句话：革命还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把行李放回屋里，顺手我把屋中央的几个凳子规正到界墙边，撩开两间屋里溜一眼，出来说：“我娘呢？”桂枝没扭头，仍旧淘着麦子道：“她想图清静，又回到岗上去住了。”我心里顿时轰一下，像有棵榴弹在胸膛里边炸开来。然我没说话，只用脚在地上狠狠拧一拧，就出门立在屋檐下，朝着镇后的岗上望，却只看见高大的程庙后院的启贤堂大殿和中节院里道学堂大殿的一个角。殿堂四角翘檐下的风铃，铛啷啷、清泠泠地越过一道院墙响过来。看见那程家大庙时，我心里缓缓朝下沉，决计有一天我不仅要砸掉“两程故里”的石牌坊，还要一把火烧了这寺庙，我从程家岗上搬下来就想烧想砸这寺庙，没有缘由我就想烧砸这寺庙和那石牌坊。当兵四年回来我越发想烧了砸了这寺庙。这时候，孩娃红生突然在我身下仰脸叫了一声“爹”，我心里暖融融地动一下，摸着他的头。我说：“叫爸。娃，城里的人都是叫爸哩。”红生朝我摇了一下头。我说：“那就还叫爹吧……去，屋里那个黄包皮里有糖吃。”有了糖，红生和红花就一连声地叫爹了，像世界上只有爹才给儿女糖吃。那几年，包皮糖的都是红薄的亮油纸，纸上都印有斗私批修之类的话，当孩娃们把那糖纸扔到院里的猪粪、鸡粪边上时，我忙不迭儿把那糖纸捡起来，说别乱扔，上了纲就是反动呢。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桂枝就扭过头来说：“这儿是乡下，可不是你们部队上。”我想对她说，县城里的革命都铺天盖地了，我退伍回来就是为了革命呢，可我看见她回身看我时，脸上的不屑厚得和程庙的院墙样，我只好又把话给咽下了。再说，她的脸是那种黑红的尘土色，仿佛永远没有洗净样，这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城郊铁路上的一场戏，冷丁儿使我把要说话的想念都给压回了，忽然连看也不想看她了。我又把目光盯在高举在半空的程庙的屋檐角。这当儿，刚刚朝胡同那头跑去的孩娃又冷丁儿跑进我家唤：“爱军叔———支书爷让你快去呢。”桂枝把从水盆捞出的一罩儿小麦水淋淋地放在盆沿上，仿佛忘了一件天大的事，突然被进门的孩娃提醒了，她脸上泛滥着一层鲜活和生动，大高声地对我说：“快去吧，俺爹让你一回来就去看他的，我一淘麦就给忘了哩。”又问：“你给俺爹捎了啥？他爱吃城里的糕点，罐头呢。”还说：“红生，红花，和你爹一块去看看你外爷，问他吃不吃鸡蛋捞面条，吃了晌午我给端过去。”
　　2一段革命外的婚姻史
　　我没给你们说过我的岳父也是程岗镇的一个革命家，曾经在某一天替八路军送过信，解放后他就当了村支书。程家岗的十几户人家原是独立的一个生产队，属五里外的赵庄大队管。那时候程村只是一个集，是乡公所的所在地。乡长是程家的第二十几代后裔程天民。可到了1964年，政府想把程村改成一个镇，改为镇就要劈哩啪啦将程村扩大些，于是乡长程天民和我岳父程天青开了一个会，就决定把程家岗的十几户杂姓纳进了程村里，程村就符合上边那条乡改镇的政策了。程家岗的人就都从岗上迁下了，在程庙后的野地盖了一排房，多出一条杂姓街，便都成了程村人。成了程村人我就成了村支书家的女婿了。那一天，我娘和我在新盖的瓦房屋里收拾着，老支书慢悠悠地进来了。他没有坐我给他搬的一个凳，也没有喝我娘给他倒的一碗水。他把双手背在身后边，在那新屋子里看看墙，看看地，看看檩和梁，又用手摸了院里原来就有的两棵碗粗的泡桐树，说：“按理这树该是公家的，现在就算是你们高家的吧。”我娘喜出望外地望着老支书：“这行吗？娃他伯。”支书说：“我说行就行了。我是村支书，又是孩娃他爹的老熟人。兄弟不在了，你们母子我不照看谁照看？”娘就忙不迭儿把他没喝的那碗水倒掉，进灶房又烧了一碗荷包皮蛋，还在蛋碗里放了红砂糖。支书吃完了荷包皮蛋，把目光落在我身上，上下身看了一遍，说：“18岁了？在县城读高中？听说还是班里的高材生？”那时候我年幼无知，不知道支书想让我做他的女婿呢，羞红着脸答了他的话，没料到夜里就有一个媒人到了我家里。媒人对我娘说：“大喜哟，老支书看上你家爱军啦。”高中毕业我就结婚了。桂枝是支书家的三闺女，她在她姐妹几个中，长得柳不绿，松不翠，满坡黄土飞，比我小一岁，看上去比我大了三五岁。我不知道她为啥看上去竟会比我长五岁，是因为个子矮？因为皮肤黑？还是因为她爹是支书，所以她就胖，连头发也可以朝朝暮暮都像没梳的模样儿，且还在脸上不稀不密地显摆出许多小黑点。我和她第一次见面那一天，是被媒人牵驴一样牵进了支书家的厢房里。那是她的屋，墙上贴满了旧报纸，花被子迭成长条儿，如一段大堤样靠在墙下边。看见她的模样时，我喉咙如塞了一团棉花想要吐出来，却没敢朝外吐一下。支书跟在他女儿身后进来了，说你们谈谈吧，我是党员、是干部，婚姻自由这道理我开社员大会时不断讲。说爱军你这娃，我是看你爹死得早，也算革命后代哩，在县一高学习成绩又不错，才同意桂枝和你订婚的，结了婚生个娃儿我就把你送到部队上，在部队上入个党，回来我就把你培养成为村干部。她说：“你咋就不说话？”我抬头看了她。她说：“嫌我长得丑？不同意了你直说，我可还嫌你家穷得叮当响呢。”我说：“你咋不上学读书呢？”她说：“我看见书本上的黑字就像一片蚊子在我眼前飞，读几句脑子嗡嗡响。”我说：“你爹真的会培养我当干部吗？”她说：“刚才说的你不是听了嘛，结婚过一年，咱生个娃儿爹就把你送到部队上。”我说：“为啥非生个娃儿才能当兵呢？”她说：“不生娃儿我能栓住你的心？”我说：“啥时结婚哩？”她说：“日子由我订，就今年正月吧。”我说：“正月我家的猪还养不大，养不大就没钱结婚哩。”她说：“嫁妆我家全都备好了，你家缺啥全都由我出，可得有一条，结了婚你得听我的，你娘惹我生气我敢把碗甩在你面前，你惹我生气了我敢吊死在你面前。”那年正月，我就结婚了。
　　3初入程寺
　　我很快就领着孩娃从岳父家里出来了。岳父坐在日光里的一把摇椅上，抽着烟用脚在逗着他家的狗（旧社会地主是不是这样呢），看了看我给他提的几包皮点心、罐头问：“是九都出的还是咱县生产的？”我说：“是在九都百货楼上买的哩，出产地是省会郑州呢。”他从我手里接过那东西，把糕点举到鼻子前如狗一样闻闻说：“不错，味道就是香。”又说，“你把这东西提上去一趟寺庙里，去看一下你天民伯，他从镇长的位置上退下不干了，图清静守在庙里天天看古书。”我从我岳父家里出来了。他没有提要培养我当村干部的事，没有提村里一潭死水的形势和革命，甚至没有让我坐一坐，没有让他的外孙红生吃些啥，更没有问一问我在部队的努力和表现，就让我从他家里出来了，就让我和孩娃们到程家寺庙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请客送礼，不是拉拉扯扯，不是绘画绣花。可我不能不去探望程天民，他是老镇长，是程颢这一支人的头和脸，祖上出过进士，爷那辈人是大清秀才，到了他，解放前就做了县民校的校长了。解放那一年，他被政府作为党外知名民主人士吸纳进去做了第一任的县教育局长。据说政府要他荣当县长时，是他自己感到了革命的艰巨和复杂，反退回一步做了本乡的乡长呢。到今儿，从内蒙古的大草原，到海南岛的小渔村；从大西北的戈壁滩，到鱼米之乡的渤海湾，革命都已风起云涌，红旗飘展，号角吹奏，然这时候他又主动从镇长的位置上面退下了，是害怕革命的风浪呢？还是以退为进，狡兔三窟呢？先前（那时候我像蚂蚁一样小），我随母亲到程村赶集时，在街头见了他，母亲拉着我躲到路边去，等他过去了，指着他的后背对我说：“娃儿，那就是乡长呢，长大你要有人家一半学问能当个村干部，娘这辈子就算没有白守寡。”怎么就知道我当不了村干部？怎么就见得我当不了村长、镇长或者县长、地区专员呢？在部队的革命时事教育和传统教育课上，指导员、教导员和团长不是不断说林彪二十几岁就当了师长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你们不就是落日也该是日过平南的斜阳吗？程庙就在程后街中央的末端上。孩娃红生提着那两盒点心，我提着四瓶罐头，从程中街的二道胡同穿进了程后街。路上见到的人们都是反反复复问着那句话：“爱军，退伍了？”我对所有的人都装模作样笑一笑，点点头，从口袋抠出一支“黄金叶”烟扔过去。再问：“去哪儿？”我就答：“老镇长在庙里等我哪，我去看一看。”又说：“爱军，当村干部了可多关照关照你兄弟。”我说：“你看镇上死气沉沉的模样儿，我能当上村干部？”这时候，只要遇上一个识字的心明眼亮人，他就准会对我说：“只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你就准是青年干部哩？”我就想，我执政了一定对这人好一些，只要他家政治上没问题，浇地时可以让他家先用水，买化肥时让他家多买几十斤。一定的。一定会这样，也一定只能这样儿。为啥呢？因为我高爱军是一个富有良知的革命者。这是午饭前，男人们下地大多没回来，女人们都还在家里烧着饭。在程后街上走着时，能看见各家烧火的风箱声像老鼠样溜着门缝窜出来，一股股的炊烟把天上的碧蓝罩成了云白色，像是一张充满忧愁的脸（谁的呢）。我扯着孩娃红生的手，他不断地低头去看手里的两盒点心，点心上的油光纸如在胡同中游动的两团火。我知道他渴念吃那点心哩，没人时我就把那点心盒打开，每盒里取出几块又给包皮上了。孩娃吃着点心时，脸上闪着幸福的光，黄灿灿一嚼一动，那光就掉在程后街的地面上。一街两岸住房的院墙、后墙和山墙，把程后街挤得有些窄，使那街道如一条干渠样。脱落的墙皮一层一层落在墙根下，听着那不间断的墙皮、泥土的落地声，望着孩娃吃点心时那气吞山河的模样儿，我说：“红生，好吃吗？”
　　他说：“好吃，比肉好吃哩。”我说：“爹要革命哩，革命成功了，爹叫你天天吃点心。”孩娃就不解地抬头望着我。我就如大人物样拍拍他的头。这时候，程家的夫子寺庙就赫然出现在眼前了。那古砖青瓦盖起的高门楼，门楼下如篮一样大的“程寺”两个涂金字，和字下的红漆大钉门，它们不知道它们日后将要毁在我手里，还依旧毫无收敛地散发着凉气沿街朝我打过来。这时候，我并不知道我的情爱正在那庙里等着我，到庙前我连衣服、扣儿都没整，刚才折点心包皮儿时，那油污都还沾在我手上。一切都是毫无准备的，都是命运像垒塔一样把砖瓦在那摆好的。我从庙院的围墙前面走过去，那如线一样笔直的砖缝连缀着十几斤重的方砖朝我身后移过去，然后那程寺的大门就到了，门口蹲卧的两个石狮子就朝我迎来了。我把手上的油朝那狮子头上擦了擦，孩娃就把我的手用力拉了拉，小心地朝身后望了望。我说：“红生，擦吧，不怕，爹要革命哩。”孩娃摇摇头，把手在裤子上擦净了。我说：“怕啥？爹要革命哩。”我们父子就跨进了程寺的前节大院里。前节大院脚地上是方方正正的八寸砖，从棂星门至承敬门的那段路面上，已经被世代的程家后人烧香磕头时踩出了深深的脚痕儿，而那路两边上几棵钻天的古柏绿绿旺旺，树阴把院落遮得没了多少日头地。树根把方砖胀鼓得破破裂裂，在那树阴下，方砖总是呈出潮湿的黑颜色，有苔藓在砖上结出绿茸茸的一层儿，砖缝中又长出许多碎青草，使那地面看上去年迈体不弱，充满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颜色和味道，叫人感到清寂、神秘的压迫和剥削。我扯着我孩娃的手在那砖上走，他四处张望着，小手上有一丝一丝被寺庙惊吓的凉。院子东西两侧春风亭和立雪阁的房梁和立柱上，那些褪色的画龙和神魔，还有黄色粉底画的老虎和狮子，这时候都正在张牙舞爪地朝着我们看。我说：“红生，你怕吗？”他朝我摇了一下头，手却把我的指头捏得更紧了。我说：“别怕，有一天爹会把这些都砸了。”孩娃不信地望着我。我说：“不破不立。长大你就懂爹的话了呢。”孩娃更加迷惑地看着我。这时候———许多年过去以后，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那个时候是我一生最为神秘的一会儿，最为动人、永恒的一会儿。日后，许多年，和她在一起惊天动地的爱，天塌地陷的恨，都没那一刻使我感到奇妙和难忘，没有那种神秘莫测、动人心弦的温暖和美妙，如神水一样在我心中滴滴嗒嗒流。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可我想我就是真的见了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江青同志亲自给我烧了一碗荷包皮蛋，那种感觉也没有那一刻来得深刻哩。毛主席倒的水喝了也是水，江青烧的荷包皮蛋吃了也是一个水煮蛋。可是那一刻，那神奇和美妙，有啥儿能比呢？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水深海深没有那时候的印象深。我听到了脚步响。脚步声如苔藓飘在寺院样，湿润润、沉甸甸，却还是在半空里慢慢悠悠飘。因为那程寺的空旷和静寂，因为那寺庙除了老镇长所守的清静外，其余再没有别人了。不到过年过节，不到程颢、程颐的诞辰或周年，那寺庙极少有人跨进去，也极少有人被赋予权力随便踏进去。听那脚步声似乎不是一个人，杂里拉沓，好像最少有两个。我抬起头朝承敬门那儿望过去，看见那脚步声深黑如漆，有一股霉腐的味儿夹在脚步的声音里，一高一低，还有如吟如唱说话声。我抬起头。我看见了她。她一只手里扯着一个三岁的女孩娃，另一手里提了一个铝制的三层圆饭盒，衣服还是那件粉红色的涤良衫，鞋也还是那双金黄铝扣儿的方口绒布鞋，裤也还是那条自己剪制的假军裤。一切都和三天前在城郊铁道上初遇时的一模样，秀脸上有淡淡一层劳累和忧愁，使她那细腻的皮肤上显出薄薄一层病黄色。承敬门没有程寺大门那么大，可那门围三边的每一块砖上都有烧的莲花纹，连在一块儿，像一条莲藤挂在承敬门的门框上。她就立在那门框下，嘴还半张半合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从门框下和她的头上望过去，能看见中节院里的葡萄架叶子还未成，都已经遮天蔽日得把院子罩严了，这使她在那门框里，像镶在暗淡背景中的一幅画。她真的就像一幅画。那些年谁说谁好、谁说谁秀都只能比喻她像一幅画，没有别的比喻能说出她那当儿的秀气和漂亮。不消说，我看见她时她也看见了我。我俩的目光在前节院的半空哐哐当当撞上了，有团火花如电焊的弧光在那庙里闪一下。然后，寺庙的空气僵住了，从古柏缝中漏下的日光团儿也不再摇摆了。我看见她提的铝饭盒碰在了左边的门框上，把门框上一片陈漆碰掉了一片儿，有几粒细灰哗哩哗啦从门框上落到了她的头顶和脚下。她的脸变成了僵黄色，嘴唇绷成一条红里泛白的线。我的心猛地就死了不再跳动了，两个手里的汗汪汪洋洋能开船。接下来，我们就那么相望着，头顶老柏树上的乌鸦在垒窝，蹬落的草枝和它的叫声一道道像房梁一样从空中跌下来。我抬起头朝树上瞟一眼，落下目光时她却扯着她的女孩娃（她竟有了女娃，三天前她一点也不像有过孩娃的女人哩）从我了，他就毕业回到程岗镇做中学老师了。我们革命和反革命的人生从此分道扬镳了。这些资料是我在我娘那儿知道的。我去程家岗上看了娘。那岗上原有的十几户人家搬到岗下后，有几间草房欲倒未倒，还坚韧不拔的立在那，有几个老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还依旧住在那。我到我家的老宅时，我那头发花白的母亲正在剥着玉蜀黍穗儿喂鸡子，看见我她手里的玉蜀黍穗儿掉在地上了，忙慌慌地朝我走几步，扶着一棵树打量我时她的眼上挂了泪。我说：“娘，我来接你回家的。”我娘朝我摇了一下头。我说：“程桂枝要敢对你不好，我就休了她。”我娘厉眼盯着我。我说：“我是党员，我要革命，以后他程天青这个支书也得听我的。”我娘就惊恐不解地审视我，好像他的孩娃有了神经病。革命在没有成功以前，自然都要遭到不解和非议，这是历史已经证明过的经验和教训。我不再和我娘说啥儿。我娘也有落后和愚昧的一方面。和我娘坐在老宅的院门口，在落日中望着程岗镇的全景和风貌。从十三里河那边开挖来的大渠笔直如筷，流水四季鸣响，从镇后的岗下流过去，像一条永远不弯的绸带绷在山脉下。这当儿，我把目光在水面盯一阵，使眼如洗了一般，待到心明眼亮时，我再把目光送到程寺的前节大院里，就看见了红梅的那个铝饭盒在门框碰掉的红漆还在脚踏石上闪着光。我说：“她叫啥儿呀？”老人说：“她叫夏红梅。”我说：“哪里人？”老人说：“城里人哩，娘家是城关那儿的。”我想了一会，像是问，又像是自语说：“咋会嫁到程岗呢？城里人咋就会嫁到这偏僻的小镇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凭她的长相嫁到九都市里才合适。”老人看看我。老人像看出我的心思样，解谜开结地慢慢说，她还能咋样呢，程岗也是镇子呀，每月逢五是集日，从四乡来赶集的也是人山人海哩，并不比她们城关那儿的集日人少哩。再一说，人家庆东是在地区念过大学哩，当先生，拿工资，爹又是镇长。人家爹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她爹在哪儿？她爹在城关镇里扫院子、烧开水，是侍奉镇长的人，她咋会不嫁到程岗镇？她咋会不嫁给庆东那娃呢？革命就是这样，没有奉献，就没有基础；没有牺牲，就没有成功。她嫁过来那年还不足二十岁，人细白水嫩，是这方圆百里的一枝花。说话大方，做事利落，一天能织出一件城里人穿的洋式毛衣来，要是村里有一堆姑娘媳妇在街上围着她，央求几句，她就会给大伙儿唱城里人才唱的歌曲儿，就会跳她在学校学的洋舞儿。就是这样，简单得如豆子遇水要发芽，枯木逢春要开花，她的欲望和旺盛的虚荣支配了她的人生和命运，也导致了她和我一生命运的辉煌和悲哀。其实是悲壮。娘说可惜她得了革命狂魔症。病犯了不仅不给老镇长烧饭、洗衣裳，还把镇长用过的碗筷到处扔。说老镇长是被她气到寺庙里去住的。说前些天她丢下娃儿、男人就走了，回城里娘家住了几天，回来就说她没回娘家，说她去北京见了毛主席，说毛主席还和她握了手。北京在哪儿？娘问我，却又自己答了说，北京在北边，千里万里呢，她能走到吗？再一说，毛主席是啥哟？那是皇上哩，她能见到吗？能和她握手吗？说她回到镇上见谁都伸出手来让人家看，说毛主席握的就是那只手。这样她那只手就不拿筷子了，不沾水洗手了，说毛主席手上的热气都还在她的手上哩。你说她不是有了魔病吗？娘问我说，她是不是成了疯子呀？说镇长让程天青去请了老中医，用三个小伙把她按在床铺上，中医在她头上、手上扎了二十多根银针，让她哆哆嗦嗦抖了大半天，然后针一拔，她就不魔了，不再神经了，该做饭时做饭，该喂猪时喂猪，该去庙里给她公爹送饭就去送饭了。也许我也患上魔症了。革命让我着魔了。夏红梅让我着魔了。我患的是革命和爱情的双魔症。自那天在程寺见了夏红梅，我的脑子里就总是不断地出现她的声音和影儿。只要镇街上喇叭一广播，不管是歌曲还是样板戏，我的身子就会躁动不安，像鞋底、裤腿、裤裆和布衫，浑身上下都着了一把火。这当儿在城郊铁道边上的那一幕戏会清清白白重新回放在我的脑子里，使我长夜难眠，精神萎靡，夜不成寝，食不甘味。革命斗志快刀乱麻般被砍倒伐净了。有一夜，我想把身上的旺火熄灭掉，我用手去我的腿上掐，去我的身上掐，把我的阳物掐出了血，可仍然不能把红梅从我脑子里驱逐掉，不能把铁路上那幕戏的大幕关起来。我病入膏肓了，无可医治了。我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没有什么神仙和皇帝，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我也只能自己救自己。白天时，我在村里走东串西，到程前街夏红梅家门口闲逛游荡，期望能冷不丁儿见到她，见不到她我就有意远离程岗镇。有个月我一早到乡下我的姑家姨家串亲戚，天不黑不回程岗镇。我还在我舅家干了两天力气活，他家盖房子，我在那儿和匠人一样垒了两天坯。可回到镇上时，仍然是长夜难明赤县天，到夜半我就不得不去爬在我媳妇桂枝的身子上。爬在桂枝的身上是因为我把她当成了夏红梅，摸她的头，摸她的脸，摸她又粗又短的脚趾头和有些臭味的脚趾甲。这时候她就把灯关上了，半睡半醒地看着我问：“高爱军，你是不是又想让我生了呢？”我说：“我想再要一个娃儿哩。”她说：“那你就来吧，别在我身上摸来摸去哩，摸能摸出娃儿吗？”她不知道我说完那话我就后悔了，不知道我听了她的话身上的火就呼地熄灭了。这已经是我回到程岗镇的第二个月，对桂枝那一丁点的兴味早已荡然不在了。可那时候我是一头猪，我是一条狗，我不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我不能不对她做事儿，不能不硬着头皮爬到她的身上去。她把灯吹了，做事儿时候她总是把油灯吹灭掉。月光从窗户透进来，凉意也从窗里透进来。屋子里有油灯灭后的黄色焦燎味，有春天暗香的绿色味，还有尘土和被子该晒未晒的潮霉味。孩娃红生和女娃红花睡在床那头，红花的胳膊搭在红生的胸脯上。桂枝过去把他们重新盖了盖，灭了灯就一如往日样坐在床沿上把她的裤衩脱下放在床头上，撩开被子躺下了，说你来吧，你想再让我生个男娃还是女娃哩？我说男娃女娃都可以。她说你来呀，还立在屋里干啥呢？我说窗户里透了风，我把窗户堵一堵。然后我就磨磨蹭蹭拿一件衣服挂在窗户上，把那月光遮住了，把那破窗纸的地方挡住了。她说你来呀，你不是想要娃儿吗？红花满地能跑了，我也想再生一个哩。我不得不慢慢地朝床边移过去。我好像不能不朝床边移过去，好像不移过去她的目光就会翻山越岭，看到我的心里去，看见城郊我和红梅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戏。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可是那当儿，我的欲念急流勇退着，身上又冷又寒像一桶井水从头上浇下来，物儿软得如一截霜下的草。我想对她说算了吧，改日再来吧。想对她说我好像有病了，刚才还硬呢，这会儿冷丁儿风来了，树倒了，鸟雀飞去了。我庆幸我的倒塌和垮下，庆幸我不需要爬在她身上想着夏红梅，想着夏红梅的白肉和身段，想着夏红梅的耸乳和沟壑，想着夏红梅的秀脸和剪发，还有她脚上红柿子似的十个红趾甲。树倒后猴子回窝了，这一夜我可以安安稳稳睡觉了。然就这时候，就在我刚要睡去，不知哪儿的高音喇叭响将起来了。从喇叭里传来的音乐是《战斗进行曲》。我不知道那音乐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然却能听出播放那音乐的喇叭似乎筒上裂了一个口，或是它在树上挂久了，风吹雨淋后那喇叭的筒上锈出了一个洞，使那乐曲变得有些哑起来，如同那音乐是从裂缝的竹筒里倒出的响豆儿，刺耳归刺耳，却流畅得没法说，节奏和音符明明朗朗，呈出五彩的云花色，从我家的门缝挤进来，把柳木门推得叽叽嘎嘎响；从窗子的破洞挤进来，把挡在窗上的衣服掀得一起一落飘；从后墙的裂缝中吹进来，把床上的被子吹得瑟瑟抖；从房顶掀开的瓦和泥草缝里灌进来，砸得我浑身的肌肉叮当叮当跳。我被那歌曲和音乐鼓荡了，身上慢慢开始烦躁得如一群蚂蚁在我的脉管里爬，血被加了热，手上、脚上、头发、脖子和隐处的旮旮旯旯都有些粘丝丝的汗。我知道我又将疯起来，感到有无数股力量从四肢开始朝着我的大腿中间跑步集合着，我的物儿又英姿勃发了，青春无限了，它像一根木杆样又竖将起来了，到乐曲播放到“我撩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它几支美国枪”时，我看到两条铁轨从遥远的地方伸过来，铁轨旁有漫无边际的庄稼地，红梅赤裸着全身躺在那踩倒的一片庄稼苗上向我招着手。桂枝在床上翻了半个身，问：“你还弄不弄？不弄我可要睡着了。”我朝桂枝点了头，向躺着的红梅走过去。我看见红梅在日光里那浑身发亮的光色了，我闻到那股浓烈的麦苗和红梅身上的香味相混的新鲜肌肤味。我到了床边了。我把鞋子脱掉了。我把我的军用皮带解开了。我把裤子脱下了。可是，大喇叭中播放的乐曲呼的一声停止了，和弦断了样无声无息了。桂枝慢慢从床上坐起来，穿上裤衩点上灯：“高爱军，你不中用你就不要叫醒我，我明儿天一早还要起床烧饭哩，人哪能天天这样呢？做这事能当饭吃，还是能当衣裳穿？刚从部队回来我让你有几次，你反倒没完没了啦，不中用还想着那事儿！已经回到镇上一个来月啦，你该下地干些啥儿啦，不是军属啦，得不到照顾哩，再不挣工分一家人去喝西北风？”
　　5又一次响起革命的音乐声
　　当然不会去喝西北风。种地有饭吃，革命也一样有饭吃。就是因为没饭吃才要革命呢。入伍前程天青说过我退伍回来要让我当村干部，就是因为他说让我当干部我才和他女儿桂枝结婚的。许我当干部是他欠我的陪嫁哩，可现在，我让他桂枝生了两个孩娃了，我已经退伍回乡了，是该让他还我陪嫁的时候了。不当村干部我如何在村里呼风唤雨革命呢？不能呼风呼雨、领导社员我如何领导革命呢？我决定再去找一次我丈人。我要讨账呢。吃过早饭桂枝说你去哪？今儿队上是去村前地里修渠呢。我没有搭理她。我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儿。可我从家里出来时，她却追出来把一张铁锨塞到了我手里。“少去半天就是四分工。”我把铁锨扔在了脚地上。我走了。桂枝惘然地立在那。村胡同中的日光像玻璃一样亮，像革命者的心脏一样亮。邻人们已经吃过饭，拄着铁锨和锄头立在门口等生产队的钟声响起来。我从他们面前走过去，要革命的勇气在我脚下顶着我的脚底把我推到了半空里。村人问：“爱军，吃过饭了吗？”我说：“吃过了，去找一下村支书。”笑着说：“支书不是你的丈人吗？”我说：“在家里是丈人，在村里是工作。”他们就在我身后哧出黄灿灿的笑。我想你们就笑吧，革命后会有一天我叫你们笑你们才能笑，不让你们笑你们只能哭。他们的笑声把我从程后街送到程中街。我从一条胡同拐进程中街时，有一道红光突然闪现了。红梅从另一条胡同出现了，她和桂枝的娘家嫂子爱菊并着肩，手里依然提着那个铝饭盒，不消说是又去程庙给她的公爹送饭了。这时候第二生产队出工的钟声已经响起来，许多社员正扛着家什往村外走出来，她就夹在几个年轻女社员的正中间。我的心开始轰然跳起来，我想起了昨夜儿喇叭里突然响起的《战斗进行曲》，想起来我的坚硬和软弱，不知道该怎样朝着她们迎上去，腿上就有了些微的慌，然脚步下的力量却莫名的大起来。真得感谢那光天化日和说说笑笑的社员们，不是这些压治了我心里的旺火，谁都不知道我在红梅面前要做出啥儿事。这是我回村后第二次见到她。她的衣裳全换了，上身是一件平纹洋布蓝衫儿，裤子是那年月城里流行着的劳动布，脚上是流行着的黑胶军用解放鞋。而我还是那身光芒四射的绿军装。她们一群朝着我走过来，我把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故意用拳头把裤胯那儿往两边扯拽着（你们不明白，那些年我的那种作派是时髦，是洋派）。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可以把双手插在裤袋走路的，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把手插进裤袋再用拳头把口袋高高顶起来。那样做证明我读过书，当过兵，见过大世面，胸中有理想，身上有力量。这和红梅穿的劳动布裤和黑胶解放鞋是一个道理儿，是一个阶层儿。我就那样占着道路中央迎着她们走过去，地跳响着。我朝前后看了看，满街都是空旷和静寂，一条街上只有我和她。日光明亮无比，温暖中有了初夏热辣辣的躁。我就和她僵在那热辣辣的烦躁里，一时不知该说啥儿好，是谈革命还是谈思念。这时候，从程后街传来的唤人下地的吆喝声，如一股浑水样从我们头顶漫过去。紧跟着，村里的喇叭响起来，有干部在那喇叭里唤：“到村头会战大渠的社员快些走，迟到的要扣工分啊！”那唤声连叫三遍后，又从喇叭里传来了《东方红》的乐曲声。不消说，那乐曲家喻户晓，人人会唱，谁都熟得如认识自己的爹和娘，可那泥黄色的乐曲朝我俩倾盆降下时，我的身子微微地抖起来，手上又出了一层汗。她的脸忽然也从粉红僵黄转成了黄白色。不知道为啥儿我们俩的景况会是这样儿。《东方红》那嘹亮的乐曲金光闪闪回荡在程岗镇，前呼后拥流荡在村街上，仿佛如火车开在我们的血管里。我看见那乐曲的音符像葡萄、柿子样从空中落下来，在我们的脚下滚动着。我闻到了赤橙黄绿的音乐那诱人的香味在我俩四周流散着，看见从她那平纹布衫线缝中挤出的她肌肤的气息，闪着薄亮的光泽朝我扑过来。我闻到了那气息中她身上温热柔美的汗味如白丝绒样夹在那肌肤气息里。从那厚密的布纹望进去，我又看见她狭长深美的乳沟山河分明地裸在胸脯间，汗就从那沟里狂奔到她雪白的肚子上，又被布衫吸去了。洋布总是没有粗布吸水好，她的布衫上已经有了许多星星点点的汗渍儿。汗渍在蓝布上是一种深黑色，像墨水滴在了她的布衫上。看见她那样，看见她和我一样听到喇叭的声响就不安，我反而平静了，像火光在前，胜利在望了；像革命的曙光已经从窗口照到了我的床铺上。我把手上的汗在裤口袋里擦擦说：“红梅，我们一块革命吧。”她盯着我看一会，有些哆嗦地问：
　　“这些天……你没有在寺庙那儿等我吧？”我平平静静答：“是你说咱俩从前谁也没有见过谁。”她说：“我可没想到你能这样提得起，放得下。”然后她失落地把头扭到一边去，待再扭回来时，村里的广播没有声息了。她脸上也变得平淡了，像猛然想起的事情被失落盖住了。“你真的要成立革命组织吗？”“名都想好了，叫‘红旗飘飘战斗队’。”“你自个小心点，别叫支书领着人把银针扎到你的头上和手上。”我笑了。“我首先就要把他拉下马。不把他拉下程岗镇永远就别想闹革命。”这当儿，从胡同里传来了脚步声。红梅的脸色又往深处白一下，转身就走了。我追上去叫了一声红梅，说让我看看你的手。她有些莫名其妙地把手伸出来，我极快地摸了一遍她光滑的手指甲，说人来了，你走吧，三天后我就在程岗大队革命成功了。她走了，手里的铝饭盒一摇一摆的。从那胡同走出来的竟是夹着书本到学校去教书的她的男人程庆东，几年不见，他眼睛上架了一副黑眼镜，文质彬彬，天然一副要被革命浪潮席卷的模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