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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部曲 - 第三部-春尽江南 第一章 招隐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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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哥哥王元庆在最近给他的一封信上所写的话。
  每隔一段时间,元庆就会给他寄来一封信。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张宣纸信笺上。竖写。字迹隽秀,一笔不苟。虽说文字之间缺乏应有的逻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动。端午凭借这些警句格言式的疯话,也能对哥哥的精神病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进行判断和监控。
  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元庆的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群体性械斗事件中,失足坠崖而死。关于事件的细节,端午所知不多。据母亲说,元庆的父亲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木匠,话不多,一生中说过的话,加起来还不如她一个晚上说得多。出事前不久,他给村里的一户人家打了一张婚床,同时,给另一户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说法,这被认为犯了忌。
  王元庆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和沉默寡言,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让人有点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异想天开和行为乖张,竟然与谭功达如出一辙。他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元庆与谭功达也并无太多的接触(后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天的安排。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诅咒那个阴魂不散的疯子,并一直拒绝在清明节给他上坟扫墓。
  元庆多少有点戏剧性的经历,足以列入地方志的《奇人传》。可事实上,端午对哥哥了解甚少。
  在寂静而漫长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拖油瓶”这个绰号一直跟他如影随形,如音随身。直至被另一个绰号彻底覆盖,那就是“天才”。全县作文竞赛一等奖的证书,让母亲高兴不起来,反而让她忧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写的一个独幕剧,被梅城县锡剧团搬上了舞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可元庆不久以后就因肝炎辍学了。
  母亲在他病愈后,让他跟一个瘸腿的福建裁缝学习缝纫。梅城中学的教导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顾他的裁缝铺。他可不是来找元庆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劝说他重返校园。因为根据他刚刚掌握的小道消息,中断了10年之久的全国高考,将在1977年恢复。他甚至向母亲暗示,要将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儿嫁给元庆,以换取她同意元庆参加高考的允诺。见识短浅的母亲当然不为所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庆作为一名裁缝的名望,已经开始给她带来数额不小且相当稳定的收入。母亲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盼望大儿子有朝一日将裁缝铺从福建瘸子的手里盘过来,自立门户。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识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哥哥也随之对裁缝这一行当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他开始和县城里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装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和邓丽君。有的时候,一连数天夜不归宿。后来,他干脆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机关将他们的那个自以为是的“秘密组织”一举破获,把他从南京押回梅城。
  母亲还得透过那个“死鬼”谭功达的生前好友,去相关部门疏通关节,最后勉强使元庆“免于处置”。
  当时,元庆的第一首诗已在《青春》杂志发表。这首诗在端午读书的那所中学悄悄地流传,附带着也使端午异想天开的写诗冲动,变得新鲜而迫切。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但兄弟俩很少交谈。王元庆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无从得知谭端午对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无从知道,弟弟在暗中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刻意模仿。
  1981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母亲一高兴,就有点犯糊涂。她问元庆,能不能抽时间,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学校报到。上海那么大,端午又从未出过远门,她担心他一下火车,就会被人贩子拐跑。元庆倒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是竖起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像个小流氓似的向母亲步步逼近。他向前迈一步,母亲就向后退一步。
  什么?你是说我?让我?让我陪他?去上海?
  一连串的疑问句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他性格中的褊狭和强烈的嫉妒心,终于露出了苗头。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从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为他的长诗被编辑退回一事愤愤不平,就低声下气地将蜡印的诗稿拿给弟弟,请他提提意见。端午粗粗地翻阅一遍,很不恰当地直话直说:
  “不怪编辑。写得很差。确实不值得发表。你写的那些东西,确实,怎么说呢?已经过时了。”
  “是这样吗?这么说,我已经不行了?确实不行了吗?”
  这句话不是当着端午的面说的,而是来自于隔壁洗手间。他一边撒尿,一边发出令人担心的喃喃低语。
  从那以后,他日复一日地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王元庆急剧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过了母亲。端午不假思索地说出的这番话,对元庆的打击超过了他的预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说话。等到母亲终于弄清了兄弟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对那首长诗重新估价,“反正说两句好话,又不用花什么力气”。端午违心地使用了“杰作”、“伟大”或“空前绝后”一类的字眼,但已为时太晚。
  九十年代中后期,元庆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发迹史。他依靠倒卖钢材起家,在梅城拥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栋酒楼。随后他开始涉足印刷和水泥业。公司总部也搬到了鹤浦的窦庄。他每年捐给学校和慈善机构的款项,动辄数百万,可从来没有给过端午一分钱。用元庆的话来说,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这话怎么听,都有点不太入耳。
  后来,他遇到了四川人张有德。两人合伙,把窦庄对面的村庄和大片土地整个盘了下来。这个村庄名叫花家舍。南边临湖,北边就是凤凰岭,原本是一个大庄子,可近年来,随着青壮年外出打工,这个地方日益变得荒凉而破败。两个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它租了下来,打算将它建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
  元庆与合伙人对重建花家舍这个项目一拍即合。可是,在制订独立王国未来蓝图并设计它的功能的时候,两个人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甚至连项目名称都无法达成一致。合伙人醉心于水上游乐项目,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档别墅区,或者干脆开发娱乐业。原则只有一个:来钱快。他从四川招来了大批的川妹子,有意将花家舍改造为一个合法而隐蔽的销金窟。张有德还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伊甸园。
  元庆更倾向于“花家舍公社”这个名称。至于这个“公社”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元庆秘而不宣,端午也无从知晓。有一天晚上,一家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元庆张口闭口不离花家舍。说起花家舍“大庇天下寒士”的宏伟远景,新婚的家玉不客气地打断了大伯子的话,笑道:“你眼前就有两个穷光蛋在这儿摆着,什么时候也顺便庇护一下子?”元庆自然没有接话。
  哥哥和张有德终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凡是张有德坚持的,哥哥就坚决反对。反过来,也是一样。元庆的身边,也渐渐地聚起了一班人马,都是当年“秘密组织”的骨干。当时,这些人大都潦倒、失意,满足于在老田主持的《鹤浦文艺》上发表一些“豆腐干”文章,换点稿费贴补家用,对于金钱没有什么抵抗力。他们很快被张有德悉数收编,对哥哥反戈一击,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元庆终于想到了弟弟。他曾找端午谈过一次,劝他离开地方志办公室,跟他去花家舍“主持教育”,助他一臂之力。端午敷衍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实际上也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元庆似乎并不把他与张有德的分歧放在眼里。他先后去了安徽的凤阳、河南的新乡和江阴的华西,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对于挂羊头卖狗肉一类的勾当深恶痛绝。最后,他在日本的岩手县,终于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公社范本。当他从日本回来,兴致勃勃地向合伙人展示他所拍摄的照片时,后者已经在考虑如何说服元庆撤资了。
  张有德已找到了新的投资人。在哥哥云游四方的同时,花家舍的拆迁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甚至,从新加坡请来的设计师已经画出了施工草图。四川人暗示哥哥撤资,但没有什么效果。只得委婉地请出鹤浦市政府的一位秘书长,向哥哥明确摊牌。王元庆当然一口回绝。他连夜找到了刚刚拿到律师执照的庞家玉,请她担任自己的法律顾问,并商量提起诉讼。
  眼见得事情越闹越大,张有德便在鹤浦最豪华的“芙蓉楼”请元庆吃了一顿晚饭,履行“仁至义尽”的最后一个环节。两个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家玉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那次晚宴。四川人在饭桌上的一番劝慰之词,日后成了庞家玉在训斥自己丈夫时随时引用的口头禅:
  “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
  接下来不久,一连串的怪事相继发生。
  在戒备森严的公司总部,三个来历不明的黑衣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了哥哥的办公室,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迫使他在医院住了四个月。
  他收到一封装有猎枪子弹的恐吓信。
  紧接着,王元庆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公安机关的逮捕,虽说两天后被公安机关以“抓错了人”为由平安释放。
  元庆从看守所出来的当天晚上,就给合伙人张有德发了一封Email,诚恳地向对方表示,因为“资金周转”及身体方面的原因,他宣布退出花家舍项目。而张有德甚至都懒得去掩饰自己作为幕后指使人的角色。他的回信既张狂又露骨,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早该如此。
  据说,公安局的一位警员在送元庆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曾微笑着告诫他:放你出去,是为你好。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起家的。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原罪你懂不懂?不是能不能抓你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抓你的问题。你人模狗样,牛逼哄哄,其实算个吊。你想让我们道歉,门儿都没有。公安机关向谁道过歉?你脑子进水了。只要我们想查,你就是有问题的。这一次没问题,不等于说下次也没有问题。好好想想。
  哥哥的最后一笔投资后来成了人们长时间谈论的话题。他看中了鹤浦南郊“城市山林”附近的一块地。他集中了几乎所有的资金,与鹤浦市政府和红十字会合作,在那儿新建了一所现代化的精神病治疗中心。他认为,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精神病人将会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将他的中心塞得满满当当的。
  事实证明,他最后的这一决策,颇有预见性。精神病治疗中心落成的同时,他本人就不失时机地发了病,成了这所设施齐全的治疗中心所收治的第一个病人。
  16
  早晨起来,端午给若若煮了两个粽子,一个咸鸭蛋。粽子和鸭蛋是母亲昨天特地让小魏送来的,满满一篮子。小魏还带来了一些艾草和菖蒲,让他插在门上辟邪。母亲亲手缝制的一双绣有“王”字图案的老虎鞋,显然太小了,儿子就用它来装了硬币。

  家玉明天就要从北京回来了。若若一连几天都显得很兴奋。他在出了家门之后,又把门打开,将他那小小的脑袋从门里伸了进来,祝端午生日快乐。
  端午去单位打了个晃,随后就悄悄地溜出了市府大院。他搭乘24路公共汽车至京畿街,然后换乘特3路环城观光专线,前往南郊的招隐寺公园。他要去那里的精神病治疗中心探望哥哥。
  公园南门外有一个巨大的露天古董市场。地摊上摆着数不清的玉雕、手镯、瓷碗、铜炉、字画以及旧书。卖家和买家都知道,那些东西全是假的,可并不妨碍生意的兴隆火爆。
  穿过古董市场往东,是古运河的一段废弃的航道。那里彩旗飘飘,人声鼎沸。“咚咚”的锣鼓声震得地动山摇。大概是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当身后的鼓声渐渐地听不见了,端午在路边看到了治疗中心的那个被刻意漆成的绿色指示木牌。
  在夹竹桃的树林中,一条柏油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上,在百十米开外的地方,消失在蓊蓊郁郁的密林之中。山路的右侧是一条深达数丈的山涧。由于正逢雨季,层层迭迭的溪水从乱石和倒伏的枯树中奔泻而出,发出巨大的喧响。燕子在涧底来回穿梭,都是黑色的。这一代最有名的白燕,如今已难得一见。高大的树木一度遮住了天空,浓荫间透出铜钱大小跃动的光斑。山涧上偶尔可以看见一两座朽坏的木桥,覆满了厚厚的青苔。
  涧流的另一侧,有一道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在葱绿的树木和盛开的夹竹桃掩翼之下,很不容易分辨。只有当写有“军事重地,严禁翻越”的牌子出现在视野之内,才会提醒人注意到对面驻军的存在。不过,军分区的营房同样隐伏在密林深处。能够看见的,是山顶上矗立着的雷达站。
  除了两个挎着竹篮,头戴绿色方巾的老妇人向他兜售香料之外,端午在这条山路上竟然没有遇见一个游客。山林中有一种神秘的墓园般的寂静。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这片山林被划入了国家森林公园的地盘,这一带成了鹤浦和邻近地区有钱人的集中居住区。数不清的楼盘和私家别墅,挤满了山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附近的几家钢铁厂、焦化厂和纸浆厂迅速完成了搬迁,南郊也从一个污染重灾区,一夜之间变成了“负氧离子”的同义语,变成了鹤浦童叟皆知的“城市之肺”,变成了原生态宜居的“六朝遗梦”。
  每次到这里来探访兄长,端午的心里都会时不时涌现出一股不可遏制的羡慕之情。当然,其中也夹杂着对哥哥毫无保留的敬佩。元庆为自己挑选地方的天才眼光,足以与军分区首长相媲美。他所看中的窦庄,当初只是一处散发着恶臭的蚊蝇滋生地,如今早已成了高档楼盘的代名词,甚至吸引了不少上海和南京的富商;他对南郊的发现,比起一般社会公众,几乎提前了整整十年。
  在他神经系统行将崩溃的前夕,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正确的决定:将自己合法地安置在风光绮丽的山林深处,不受任何打扰地安度余生。在他头脑还算清晰的那些日子里,他一反常态地与市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并对协议的内容字斟句酌。家玉参与了协议制订的全过程,对哥哥的神秘动机颇费猜测。在这份荒唐而古怪的协议中,将近四千万的投资完全不要任何回报,就连市政府的官员都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在签字之前,他们反过来“好心地”提醒他慎重考虑。
  元庆的唯一要求,就是在疗养院给他留个单间。以便“万一哪天得了精神病之后,可以入院治疗”。按照协议,他拥有这个房间五十年的使用权;在他入院后,他将得到免费治疗以及一切相应的照料;即便他本人强烈要求出院,院方亦不得同意。
  “这等于说,你哥哥用三四千万替自己买了一个监狱,怎么回事?”
  那些日子,家玉一直心事重重地对端午念叨着这句话。这件事,已经怪诞到像是霍桑小说中的情节了。等到哥哥真的发了疯,再回过头去琢磨那份协议,倒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元庆不过是提前预知了日后的患病,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容身之地,如此而已。
  他的发疯令母亲悲痛欲绝。联想到哥哥在所谓的花家舍项目上所受到一连串打击,端午不甚唏嘘。家玉却冷漠地将元庆的发病,归因于他的神经系统过于脆弱。多少有点助纣为虐的口吻,让端午颇感不悦。
  穿过一排低矮的松树林,一段深红色的石墙出现在眼前。铸铁的大门两侧各有一块门牌。左边的一块是新加上去的,同样白底黑字:
  鹤浦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大门敞开着,院内停着一辆警车。岗亭边的保安无所事事,正在和两位病人家属聊天。他从一位身穿阿玛尼T恤的小伙子手中接过香烟,一个劲儿地向他摆手:“没有床位。等着住院的病人已排到三百多名。什么人都进不来了,除非是市里挂号的三无病人……”
  端午从大门进去的时候,没有人让他登记或查看证件。
  哥哥住在紧挨着职工宿舍区的一栋小楼里。端午必须穿过收治重症病人的第二病区,以及女病人集中的第四病区。树荫底下的长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的,都是正在沉思的病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打量自己,促使端午加快了步伐,尽管遭到他们攻击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他也担心,带给哥哥的一包皮粽子由于天太热而变了味儿。

  在第四病区的院子里,有一排桔黄色的露天健身器材。他看见几个医生和护士正在围捕一名赤身裸体的中年妇女。她绕着健身器材,与医生们捉起了迷藏。护士手里拿着一件斜纹布的套头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住地用手捶打着胸脯,对她喊道:“你儿子没死,等着你去喂奶呢。”
  那妇女一听,将信将疑地站住了。她托起沉甸甸的乳房,轻轻地往外一挤,一股乳汁猛地滋了出来。
  哥哥住在一座白色三层小楼的底层,屋外还有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院子的围墙上爬满了扁豆藤、丝瓜以及蓝色的牵牛花。房门半开着,一位清洁工正在替他清扫房间。她围着红色的塑料围裙,手臂上戴着黄色的橡胶手套,正在费力地拧着拖布。她告诉端午,王董事长刚出去了“没多一眨”。至于去了哪里,她也说不好。可能是到办公楼找周主任下棋去了。端午将手里的粽子放在进门口的电视柜上,随后就去了办公楼。
  哥哥没在那儿下棋。他绕过护士站的蓝色板房,远远地看见周主任正在住院部门口与两个警察握手道别。周主任很快也认出了他,示意他略等一会儿。他一直将客人送到林荫大道的下坡处,才返身往回走。
  周主任一脸沮丧地告诉端午,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昨天晚上,一病区有个人自杀了。他是个复员军人,是在去北京上访的途中被人拦住,直接送过来的。这样的事倒不是第一次发生。不过,什么人都往这儿送,也让他感到十分头疼。毕竟,这里不是监狱。
  “那么,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精神病?”端午问道。
  “这话叫我怎么个说法呢?从医生的立场来看的话呢,你就是到大街上随便拉个人来,让我们给他作诊断,你说他精神上一点毛病都没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的生存压力这么大,你是晓得的。人这个东西,其实脆弱得很。比方说,前些日子来了一个司机,家人说平常好好的,就是一天深夜开车,压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他以为是压了人,就发了病。
  “你哥哥当年建这所医院的时候,我是参与论证的。当时的设计床位六百个,很多人都反对,说太大,可现在怎么样呢?我们增加了三百个床位,还是远远不够。每天都有人往这里送条子,走关系,把各色各样的人往这里送。
  “可人既然送来了,我们也无权放他走。阿是?前天送来的这位老兄,他的抗拒和不合作,不出我们所料。正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大夫们反而放松了警惕。他是用鞋带上吊的。不过,你哥哥倒是没什么事。”
  周主任苦笑着摇摇头,朝远处的一个树林指了指,说道:“他这会儿多半在开放病区打乒乓球呢。要不,我陪你去找他,阿好?”
  “不用了吧。我一会儿就得走。”端午赶紧道。
  “你哥哥的病,这个东西,叫我怎么个说法呢?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好的时候,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前儿个中午,他来找我下棋,让了我一个马和一个炮,还把我赢了呢。发病的时候呢,也还好,不瞎闹。就是有一点,他老是担心有人要谋害他。”
  “老母亲总担心他出意外,怕他吃不好。”
  “那就请老太太一千二百个放心,没得事,他不是一般的人。再说了,这座医院都是在他手里建起来的,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在他神智清楚的时候,我这块有什么事委决不下,还找他商量呢。至于你说的意外,首先一点,自杀是不会的。他惜命得很。”
  端午也笑了起来。
  周主任笑呵呵地接着道:“他在食堂吃饭,都担心有人往他的饭菜里头下毒,这样的人怎么会自杀呢?至于说到其他的暴力行为,大不了就是乒乓球打输了,把球踩瘪了撒气。不碍事。他到这里也已经三四年了,从来没打过人。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性格有点偏执,这个你是晓得的。”
  周主任要留他一起吃饭,见端午再三推辞,也就没再坚持。临走前,周主任叮嘱他,下次来探访的时候,最好多带几本字帖来。说王元庆最近迷上了书法。
  “他曾经认真地问过我,如果他从现在起就下狠心,每天练上五小时,十年后,他的书法造诣能不能超过王羲之?嘿嘿,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阿是啊?”
  与周主任告别之后,端午没有按原路返回山下,而是像往常一样,经由家属区的一个侧门,穿过公园管理处的花圃,进入招隐寺公园。
  因为是端午节,窄窄的山道上挤满了去招隐寺焚香的人流。招隐寺的庙宇和宝塔已被修葺一新,耸立在山巅。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浮在绿色的烟树之上的虚幻之物。
  “听鹂山房”虽然还在原来的位置,但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了一个三层楼的饭庄。有人在唱卡拉OK。尖利而嘈杂的《青藏高原》。因结尾的高音上不去,照例是一阵哄笑。
  门前的那处池塘似乎比原先小了很多。池塘四周的柳荫下,支着几顶太阳伞。一个大胖子光着上身坐在帆布椅上,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在那儿钓鱼。浑浊的水面上不时有鱼汛漾动。
  没有睡莲。
  端午呆呆地站在烈日之下,犹豫着要不要在饭庄里吃饭。
  他很快就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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