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当我最终收住了笔，却无法收住奔腾的思绪，香山的夜是这样的漫长和寂静。闭上眼，历史的碎片散落在记忆的沟回中无法清扫，时不时冒出来的灵感就像电流一般刺激着极度需要平静的大脑，激情的词语相互追逐着、碰撞着、挤压着，最终在失去控制的意识里汇聚成一团团黏稠的表达欲望，正反逻辑双方各自手执兵刃仍在激烈地厮杀，直到晨光渗透了厚厚的窗帘，筋疲力尽的脑细胞们才渐渐安静下来。长达半年多的彻夜工作，一旦停止下来，仿佛立刻陷入了精神失重的状态，这种痛苦甚至多于解脱后的喜悦。
　　记得乔布斯说过一段话：“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每天当你站在镜子面前问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让自己无怨无悔，假如每次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你与生俱来的使命。”
　　在香山的日子里，我尝试着站到了镜子面前拷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感觉也许我真的找到了人生的使命。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母和老师们都说我不好强，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在意过这些评价。长大后，我意识到好强与自强是两种个性。好强的人争的是别人的评价；自强的人则只在意自我的评价：好强的人貌似自信，其实自卑，自卑的根源在于他们缺乏自己内在的价值体系，而不得不依赖外界的评判标准；自强的人从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个自我价值定位的罗盘。当社会高估自己的价值时，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当自己的价值被社会低估时，应当从容淡定，笑看云卷云舒。

　　看准的东西就要坚持。不怕挖苦讽刺，何惧飞短流长；不逞一时之能，不图一时之利；不做墙头草，不当和事佬。这是我一生的信念。这一信念在香山的日子里使我更加坚定。
　　我的研究和写作，使我确信自己是在为社会创造一种价值。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为社会贡献了多少，而不是他拥有了多少。
　　这本书的问世，离不开很多朋友的关心和帮助，没有他们，我将一事无成。
　　郑莺燕承担了这本书降生的很多具体而烦琐的准备工作。没有她与出版社卓有成效的沟通工作，我将陷入大量的事务性细节而无法专注于研究和写作。她与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一起，在近百种图书封面的设计草案中，筛选出最符合作者个性的颜色与图案。她坚决主张摒弃国内财经图书扎眼和炫目的流行风格，强调经典与大气的质感。她反对在封面上罗列大量的文字，坚持简约和素雅。她在图书设计风格、纸张质感、图书定价、宣传推广、时间进度等细节方面，与出版社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不厌其烦的交流，为确保图书的品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经过这番磨炼，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由衷地赞叹她要是成为专业出版经纪人，将省却出版社很多烦恼。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金社长和黎社长对我的写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的热情和细心使我在艰苦的写作中倍感温暖。出版社的郎世溟先生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敬业的编辑，他与郑莺燕的密切合作，几乎将我完全屏蔽在一切琐事之外．出版作为一个服务行业，他们让我享受到了几乎尽善尽美的高品质服务。
　　在专业领域，我曾受益于许多学识渊博的前辈和老师。
　　在一次金融研讨会上，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关于美元的真实头寸永远不会流出美国银行体系的观点，让我获益匪浅。在后来的交流中，王永利先生给我全面介绍了美国之外的美元虚拟头寸的流动与结算细节，我反复读过他在这一领域的论述文章。正是在他的启发下，我找来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的《西方货币的原罪》一书仔细研读，发现王永利先生的观点正是吕夫当年论述的现代体现方式。这一观点被我融入了第一章关于金汇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一节中。
　　社科院世经所的张宇燕老师一直是我最关注的学者之一，他对于货币流通域、历史上白银流动对欧洲崛起的影响、中国古代货币与政权兴亡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许多观点，令我备受启发。这些观点对本书中的一些结论影响深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夏斌老师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今年除夕之夜，当所有人都在家中过年时，夏斌老师和我在一个空旷的咖啡厅里畅谈他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他的全局眼光和深入分析令人折服。他的很多想法影响了我在本书中关于中国未来金融战略的思路。
　　社科院的余永定老师的文章我是每篇必读。在最近余永定老师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提出了亚元的想法，余永定老师曾参与亚洲经济货币合作长达十年之久，他苦笑地感叹亚元的实现绝非易事。尽管我们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但这更激发了我对实现亚元的现实困境作更深入了解的兴趣。
　　最应该感激也最让我觉得亏欠的是远在海外的太太和女儿，她们为了我的理想所作出的牺牲，远远超出了我所能够实现的补偿。我的女儿津津以前不会阅读中文，但为了能读懂爸爸写的书，她正在加倍努力学好中文，她现在已经能够每天用中文给我写电子邮件了，我为她的努力而备受感动。父亲是女儿心目中永远的偶像，为了不让她失望，我必须继续努力前行。
　　作者
　　2011年11月11日凌晨于北京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