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英国而言，从大西洋到她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径就是从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埃及，再从埃及到印度，这是一条被英国视为不容任何挑战的“帝国生命线”。作为海洋帝国，英国必须依靠海军，而海军则依赖坚固的海外基地。19世纪英国海军全盛时期，英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海军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在印度洋，有孟买和亭可马里；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马特；在红海，有亚丁港。这些海军基地分别地处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着全球海上重要的航运水道。但是，埃及的苏伊士却是一个通往帝国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关键地区，恰恰是这一地区构成了帝国生命线最薄弱的环节。
　　埃及自1801年赶走拿破仑，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执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国，1840年被迫接受《伦敦条约》，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里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势力乘虚而入。1851年英国获得了修建亚历山大至苏伊士铁路的特权。1854年，法国获得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1869年，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勒赛普斯在法国资本的支持下，建成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从此将地中海与红海连成一体，大大缩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运距离，成为极具战略价值的黄金水道。每年通过运河的70%的船队属于英国，英国与印度贸易的50%通过苏伊士运河进行，难怪苏伊士运河被俾斯麦称为“大英帝国的脊柱”。

　　不过，这个帝国脊柱有可能被英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法国拦腰斩断，这是让英国人始终寝食难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上台以后，曾委托老朋友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去试探能否出钱将苏伊士运河买下来，但被法国政府阻止了。
　　1875年11月14日，这一天正好是周日，迪斯雷利首相又来到罗家做客。宾主正在把盏言欢之间，罗家信使送来家族巴黎分行的一封密信。莱昂内尔看了之后告诉迪斯雷利，埃及总督负债累累，急需出售177万股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他先向法国政府提出动议，但对法国方面的报价和反应速度很不满意，他就是要迅速套现，越快越好。
　　迪斯雷利和莱昂内尔同时意识到这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想了半晌，迪斯雷利只问了一句话：“多少钱？”莱昂内尔马上发电询问巴黎方面对方的报价。在焦急的等待中，迪斯雷利再也没有心思品尝被他称为“伦敦最好吃”的罗家晚餐了。等上白兰地的时候，罗家快报又到了，对方报价：400万英镑。
　　迪斯雷利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一定要拿下运河。”莱昂内尔没有正面表态，他需要的是再次核实情报的准确性。星期一上午，情报被确认无误。
　　现在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别的国家没有反应过来之时立刻搞定这个买卖，出手一定要快，同时更要高度机密。但是，当时议会正在休假，来不及重新召集开会进行冗长的辩论。首相也不能去找英格兰银行，“老太太”（英格兰银行）的反应迟钝，同时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并且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无权在议会休假期间给政府放贷。找股份制银行也行不通，他们还得召集董事会，然后是英国绅士般地慢慢讨论。如果在金融市场进行募集，一是这样大的一笔巨款难以短时间筹措完成，二是动静太大容易走漏风声。只有罗斯柴尔德银行堪当此任。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立即召集他的内阁大臣开会，会上的议题就是授权向罗家借款。迪斯雷利派自己最亲信的首席私人秘书守候在内阁会议室外面，会上一经达成决议，他立刻探头出来说了一声“Yes”,私人秘书立刻跳上早已在门口等待的马车，飞奔去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气喘吁吁的秘书一见到莱昂内尔就说：“首相急需400万英镑，明天就要。”莱昂内尔不慌不忙地夹起面前的一颗葡萄，慢条斯理地吃起来，然后吐出葡萄皮，问道：“首相用什么作担保？”回答是：“英国政府。”莱昂内尔淡淡地说，“好吧，你们得到这笔钱了。”
　　迪斯雷利向女王报告的时候难掩兴奋和激动：“这回法国出局了，他们没戏了。400万英镑！立刻就能拿出来！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一家银行，罗斯柴尔德！”[15]
　　罗斯柴尔德如此痛快地慷慨解囊当然不是见义勇为，如果这笔投资回报率达不到他的目标，别说是英国政府作担保，就是拿女王来质押，罗家也未必肯干。驱动莱昂内尔一口答应下来的是这笔投资的利息：3个月利息15万英镑，相当于年息15%，这是笔毫无风险的快钱！

　　更何况罗家此举的深层意义又在钱之外，通过对苏伊士运河收购的财政融资，罗斯柴尔德踏上一个难得的进阶，向英国内政外交的核心决策层进一步靠近，把关系做得更实了。出了这笔钱之后，罗家对英国和埃及的外交政策和事务就名正言顺“说得上话了”。这件事成为一个战略拐点，罗家对英国公共政策和事务的影响和参与开始超过“政治挂帅”的巴林银行。
　　英国如此热衷苏伊士运河工程，着眼于对埃及政治经济的全面控制。而随着英国势力在埃及的深入渗透，罗斯柴尔德银行顺风搭车，把融资业务全面铺进埃及。在1885年至1893年间，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布雷施劳德联手，由罗家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机构主导，包揽了埃及最大的四宗国债发行，总额接近500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和其他犹太银行家在“政治站队”上选择了自由党，并大力支持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政策。英国在19世纪末大力拓展海外势力，靠的是犹太财主丰厚的金钱滋补。而以罗氏为首的犹太银行家们借助英国的殖民扩张不仅获得巨额经济回报，更把他们的“金手指”伸进了全世界的金融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