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16节：“虎”运当头(2)
　　毕业后我之所以到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是因为这样做无须费劲、顺理成章。由于不喜欢替人打官司，我选择了公司法律业务。我工作得很出色，我擅长与人打交道，了解客户的需求，并把它们变成法律的文件。然而，整整3年的公司生活，我感觉自己一直都披着那身滑稽的套装在装腔作势。我通宵达旦地和投资银行家一同起草法律文件，在人人都在为上亿万美元生意的细枝末节而心力交瘁、血脉贲张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只想调动我的五官做个对眼、鼓鼓腮帮子，再扮个鬼脸。
　　然而，杰德却十分热爱法律，这种差异真是让我相形见绌。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公司并购的热潮风起云涌，杰德醉心于为法律事务所写辩护状、进行法律诉讼，并大获成功。后来，他在美国检察长办公室工作，起诉几个黑手党成员，同样是乐此不疲。他以极大的兴趣就“隐私权”的主题撰写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长达100页，而他竟一气呵成，并刊登在我们做学生时就曾合作过一把的《哈佛法律评论》（这本刊物几乎清一色地只发表教授撰写的文章）。
　　此后，耶鲁法学院院长邀请杰德去任教，尽管我是那么渴望像父亲那样在大学里工作，可是这个令人羡慕的殊荣还是首先落到了丈夫身上。在索菲娅出生之前，他就得到了耶鲁法学院终身教授的职务，这是杰德梦寐以求的工作。他也是该院教职员工中唯一一位资历最浅的教授，如金童一般，被一堆同样盯着教授之职的才华横溢的同僚们簇拥着。
　　我总以为自己是那种点子多多、想象力丰富的人，可是在杰德的同事面前，我的想法似乎一文不值。我们刚刚搬到纽黑文的时候，我正怀着索菲娅。杰德告诉几位在法学院任职的朋友，说我也“很想在法学院做个教授”。但是，当他们谈起我感兴趣的法律问题时，我却像个中风病人一样无法思考、难以开口，这令我感到万分沮丧。我强迫自己加入对话，却思维混乱、词不达意、言不由衷。
　　正当我决定要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之时，不幸被杰德看到了我的手稿，他那副欲言又止、差点儿没笑出声来的滑稽模样好像在告诉我，我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才华。此外，还有马克辛?红?金斯顿①、艾米?谭②和张戎③，已然以她们创作的《女战士》（WomanWarrior：memoirsofagirlhoodamongghosts）、《喜福会》（TheJoyLuckClub）和《鸿》（WildSwans），成功地捷足先登。一开始，我备受打击、怨气十足，但是很快，我就有了重新定位自己的想法。考虑我攻读法律学的专长和移民家庭的背景，我打算在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与种族的领域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而种族问题，是我无论何时何地都百说不厌的话题。那时候，亦很少有人研究法律和发展，而这恰好是我的专长。
　　幸运之星似乎就在头顶上闪亮。
　　索菲娅出生之后，我撰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私有化、国有化和种族特色，并发表在《哥伦比亚法律评论》（ColumbiaLawReview）上。有这篇力作垫底，我向全美各地的相关学校发出了法律教职的申请，并斗胆应耶鲁法学院聘任委员会的邀请前往面试。
　　在耶鲁大学看起来有几分恐怖的莫里（Mory’s）餐厅里，我与聘任委员会的教授共进午餐、边吃边聊。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两位教授借故提前离席，留下法学院院长在后面的两个小时里，与我就纽黑文市意大利风格的建筑海阔天空地好一通神侃。
　　我没有得到耶鲁全职的教师工作，这就是说，我把午餐面试搞砸了，被杰德所在的学校拒绝了。这可不太妙呀—它使我的社交活动变得有点儿尴尬。
　　不过，这也让我好好地轻松了一阵。索菲娅两岁的时候，杜克大学法学院给我发来聘书，我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并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