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辛一亥革命以后之政局
　　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经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日本明治唯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另一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於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
　　旧政权解体后紧接著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袁世凯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帝制自为，康有为又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参加复辟。
　　政局在此几度动荡中益增其阢隉，而旧的黑暗腐败势力益见猖獗。
　　此种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活动，大率以各省的军权割据为因依。
　　辛亥以后的各省军权割据，远则导源于元、明以来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于元，而明、清承袭之。此项制度之用意，在利于中央之管辖地方，而并不为地方政治之利于推进。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泼推进，各地俱得欣欣向荣，则中国自来文化传统，本为一大一统的国家，各地方决无生心离叛中央而不乐于推戴之理。故汉、唐盛时，皆无防制地方，存心集权中央之政策。
　　汉末之州牧，乃在东汉王室已臻腐烂之后；而唐之藩镇，则起于唐政府无限度之武力对外；皆非地方势力无端反抗中央。宋代惩于唐末藩镇割据之祸，乃始刻意集权中央。

　　然行省制度则尚与中央集权不同。行省制实近似于一种变相的封建，乃是一种分权统御制也。元人所谓“行中书省”，即是活动的中书省，即中枢政权之流动分布。其意惟恐一个中央政权不足控驭此广土众民，乃专为蒙古狭义的部族政权而设此制度。
　　明人不能彻底荡涤，【明太祖废行中书省，而以布政使为各地行政长官，较元制远为合理。惟惜行政区域之划分仍依元旧，而其后复有巡抚、总督凌驾于布政使之上。】 清代则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抚尚非常设之官，而清则各行省必设督、抚，而大体又必使满族任之。】故行省长官乃地方官之临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领袖与代表。【明、清总督、巡抚皆带“都御史”街，以此，名义上虽以布政使为行省长官，而实际而权在督、抚。】同时时此等长官，皆偏重于军事统治之性质。【故其名曰“总督”、“巡抚”。】此种制度在平时足以障碍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舆中央之隔阂；而待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行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藉。
　　近则导源于洪、杨以后各省督、抚离心态度之演进。
　　清代督、抚权任本重。洪、杨之乱，满人为外省督、抚者，皆无力荡平，于是不得不姑分一部分督、抚之权位与汉人。自是以来，外省督、抚，渐与中央异趋。晚清中国各地之略略有新政端倪者，胥由一、二汉人为督、抚者主张之。庚子之变，东南各督、抚不奉朝命，相约保疆，超然事外；辛亥革命，各省宣布独立；皆此种离心态度之继续演进也。
　　于是由清末督、抚之变相，而有民国初年之督军。
　　旧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摇动，经过帝制、复辟两事变，此辈乃生心割据。各地军阀，纷纷四起。【历史无必然事变，若使袁世凯能忠心民国，中央政权渐臻稳定，则此等事态，亦可不起，】其时全国各地军队之多，至少当逾二百万以上。

　　光绪中叶，各省绿营、【清末存额尚四十六万二千三百八十二名。】防军【光绪二十四年各省防军、练军总三十六万余人。】兵额七十七万，时已有以饷巨主裁减者。民国以来之军队，至少当超过清末三倍。
　　不断的兵变与内乱，遂为民国以来惟一最常见之事态。
　　或人统计民国十一年以前各地兵变，共达一百七十九次。【分年讲之，元年二十八次，二年四次，三年十三次，四年三次，五年二十四次，六年十七次，七年八次，八年七次，九年十九次，十年十一次，十一年四十五次，以省区分之：直隶九次，奉天三次，吉林六次，黑龙江六次，山东十五次，河南二十九次，江苏十次，安徽十四次，江西十一次，湖北二十七次，湖南十一次，福建十六次，广东八次，广西一次，云南二次，贵州一次，四川五次，甘肃、新疆各一次，山西五次，京兆四次，绥远四次，川边二次，察哈尔一次，阿而泰一次，惟浙江独无。然自民十三年齐卢战后，浙江亦非干净土。又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路透通讯员谓：“四川自民国以来，今方为第四百六十七次战争。”】
　　而此辈军阀之私生活，尤属不堪言状
　　有一人而纳姬妾四、五十人之多者。其私产业大抵无可訾（zī）省。其相与间关於军事、政治问题之商决，皆于鸦片烟、麻雀牌之集合中进行之。因此非能沉酣于此种嫖赌生活之中者，即无法与彼辈相接触。于是无论彼辈之自方乃至对方，官场习气之腐败，乃较逊清犹远过。
　　其时则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各省地方官吏皆由各省自派，中央，不能过问。马弁、流氓皆踞民上。】财务无所谓公私。专就政治情态之腐败黑暗而论，唐末、五代殆不过是。【所异社会情形较不同。】
　　民生极度憔悴之下，【田租预徵至数十年之外，加税名目至百余种之多，】惟有转以从军为出路。【军阀皆可以借外债，买军火，而农民革命为不可能。】

　　为扫荡此种军阀，【与此种军阀之相互噬搏。】而国家民族之元气大伤。
　　代表旧政权之最后恶态者，为此辈军阀之腐化舆恶化。而代表新政权之最先雏形者，则为议会舆政党之纷扰。
　　革命后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于是创设国会，用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政党以为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钞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一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各党党纲，既无大差别，【实则当国难严重，变动激剧之际，根本上便不能有两套显然相异的党纲。】又各党背后皆无民众为之基础。【中国政制，本求政府领导民众，不能遽（jù）觊民众操纵政府。清政府以不能尽领导民众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国以来之政治理论，忽变为民众指导政府，于是政府躲卸其责任，民意亦无法表现，而变成两头落空。】政党为既不能有真实之精神，国会与宪法徙为相聚而哄之题目与场合。
　　当时的政党，似乎误认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其时殆不知所谓和衷共济与举国一致。】
　　分党相争的胜负，不能取决於民众，【民众无力来操纵他们的胜负。】转而各自乞援于军人。【如是则新旧两潮流，汇为同趋。】
　　一般党员，则则凭藉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其时则有“党棍”、“党痞”、“吃党饭”诸名称。有激而唱为“毁党”、“造党”之论者，要之仍以分党相争为政治无上境界也。】
　　国家民族之元气，又在此种纷扰中损伤了不少。
　　直到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而上述两种情况【军阀与党争。】始见摧廓。【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