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中）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之重心，何以有自北移南之倾向，此事论者不一。
　　或疑北方气候，古代较温暖，以后逐渐寒冷。【此属据谓古代北方多竹及水稻，而后代之北方竹、稻均少，惟此亦可由于雨量及地土之水分等而异，不必为气候之转变。且古代即程江南之江南之枬、梓、竹箭，竹盛于南，自古已然。后代北方亦未尝不产竹。杜甫秦州杂诗，咏竹已三见。金章宗明昌三年，定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元河南、怀孟，陕西京兆、凤翔，皆有在官竹园，掌于司竹监，发卖皆给引至一万道。（至元四年。）民间住宅内外，竹不成亩，本主自用外，货卖依例抽分。明代通州、芦沟、真定等处，皆设抽分竹木局。此皆黄河流域依然产竹之证，直至近时犹然。至稻田，苟有水利即可得。今北方有水虚即可有稻田，是其证。如宋代洛阳以牡丹名，今牡丹转盛于北平，此是人事，不关气候。观月令、豳风及古今诗人歌咏，未见北方气候有显著或严重之变化。】
　　或疑北方雨量古代较多，以后逐渐减退。【此层亦以农田水利及土地性质逐步后退推想。然北方之水患，后盛于前，不应雨量转为前多于后。】
　　或疑北方民族血统，后代混杂渐多，故见退步。【此层亦出臆测。唐代为中国史上之极盛期，唐代北方人已多混血，何以转较东汉以下为盛？南方先有夷僚蛮俚，北方人避难来南，未见不有混合。】
　　以上诸说，均无切证。
　　或疑黄河为中国水患，长江为中国之利。此层就历史言，亦似适得其反。
　　一、黄河与北方之水患
　　殷代的文化，孕育长成于黄河之下流。
　　汤居亳，距河尚远。其后渡河而北，乃昵就黄河，非畏避。故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殷之都城，始终近河。
　　自盘庚至纣二百余年的殷墟，【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邱。】建筑在黄河下游淇、洹交灌的大三角洲上。
　　西周的文化，脱离不了河、渭流域的灌溉。
　　春秋中原一、二百个侯国的田邑城郭，都错落散布在大河两岸。
　　泾、渭、汾、凁、伊、洛、淇、洹、淄、汶、泗广大的水利网，缨络其间，做了他们养长文化的血液。
　　当时的沟洫制度，必然很可观。【只看以后江、浙水利便知。】
　　明嘉靖中，汪镕奏：“舂秋之世，如山东、陕西、河南等处，皆为列国。其时干戈俶扰，一国之赋，足供一国之用，未尝取给他邦。良以沟洫之制尚存，故旱涝有备，而国用日充。”
　　黄河水患，始见于周定王五年。【是年为鲁宣公七年，春秋已一百二十年。】此乃河北岸的卫国，【乃殷之故墟，诗邶、鄘、卫风所咏，淇澳绿竹，淇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可爱的水乡。而文化在列国中亦最高，观风诗即知。】为狄所灭。【至河决已六十年。】农田水利失修以后应有的景象。
　　以后魏文侯居邺，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这一带依然是乐土。
　　第二次的河徙在汉武帝元光三年。【上距周定王五年，又已四百七十年。】这一次河患的来历，盖因战国以来长期战争，竞筑堤防。
　　汉贾让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频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有所游荡。水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今堤防去水陋者数百步，远者数里。”
　　又各以决水浸敌国。
　　赵世家：“赵肃侯十八年’决河水灌齐、魏之师。”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决河水灌长垣之外。”赵泄家：“赵惠文王十八年，决河水伐魏氏，大潦。”秦始皇本纪：“秦引河灌大粱城，城坏。”孟子云：“以邻为壑。”
　　又有壅塞水源以害邻。
　　国策：“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故始皇碣石石刻辞云：“决通川防。”
　　河道与水利，为兵事所牺牲。遂成西汉间严重的水患。直到东汉王景治河功成， 此后 又九百年未见河患。
　　这正因北方经济文物，尚在盛时，沟洫河渠，时有兴修，故水不为害而为利。【观郦道元水经注，后世湮绝难寻者，不知凡几。】
　　黄河为中国患，其事始于宋，历元、明、清三代千年不绝，却正是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已在逐渐落后的时期，可见水患由于人事之不尽。
　　宋代河患，远因则在唐中叶以后河溯一带之藩镇割据。
　　宋敏求谓：“唐河朔地，天宝后久属藩臣，纵有河事，不闻朝廷，故一部唐书所载，仅滑帅薛平、萧仿二事。”阎若璩谓：“河灾羡溢首尾互千里外，非一方可治。当四分五裂之际，尔诈我虞，惟魏、滑同患，故田弘正从薛平请，协力共治。否则动多掣肘，纵有溢决，亦迁城邑以避之而已，此俩功所以罕纪也。”此皆谓暗中叶以后未必无河患，然亦可谓未必有大患。若遇大溃决，朝廷岂有不知？史书岂有不录？惟如春秋狄踞卫地，黄河下游两岸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必多，则可断言。
　　近因则在五代时之长期兵争。
　　梁、唐夹河相持，决水行军，事又屡闻。如梁贞明四年、龙德三年、唐同光二年，皆决河。
　　自此河决时闻。五代时河已屡决，至宋而遽发。而黄河下游一、二千里的河床，遂致屡屡迁移。
　　河道自春秋以迄近代凡六大变：
　　一、周定王五年，河决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今河北监山县西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笃”。】
　　二、王莽始建国三年【自周定王五年，至是凡六百一十二年。】河徙魏郡，从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后汉永平十三年，【自王莽始建国三年至是复五十九年。】王景修之，遂为大河经流。【水经称“河水”。】
　　三、宋仁宗庆历八年，商胡决，【自永平十三年至是，凡九百七十八年。】河分两派。北派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入海。二流迭为开闭。
　　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庆历百年至是，凡一百四十六年。】河决阳武故堤，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自此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流犹未绝。】
　　五、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自明昌五年至是，凡就是五年。】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北流至是永绝。】
　　六、清咸丰三年，【自至元二十六年至是，反五百六十四年。】河决铜瓦厢，【河南开封西北。】再得改道北徙，由大清河【即济水。】入海。【自大清河至利津口，为古漯水道，即汉之千乘也。】
　　其间巨变剧患，多在宋后。盖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之域，皆为其纵横糜斓之区， 而北方元气为之大耗。
　　黄河水患的起落，恰与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盛衰，成一平行线，足征互为因果，非自始黄河即为中国之害。
　　宋后河患不绝，约有几因：
　　一、常为他种原因而牺牲了河流的正道。
　　宋初河道与唐、五代略同。【欧阳修谓之京东故道。】景德、景祐两决澶州横陇埽，【今濮阳东。】，遂为大河经流。【欧阳修谓之横陇故道。】以今地大略言之，乃自河北濮阳东经山东郓城县，北出东平、范县、东阿、阳谷之间也。【至长清而下，与京东故道会。】
　　决商胡后河道，以今地理言之，大体自河北濮阳、大名入山东冠县、馆陶、临清以至河北之清河，又入山东武城、德县以至河北之吴挢、东光、南皮、沧青、静海、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
　　商胡决口后，有主开六塔河，【六塔，地名，今河北清丰县西南境六塔集是也。】引商胡决河复归横陇故道者。【事在至和二年。】嗣六塔河复决，【嘉佑元年。】京东故道遂废。乃有主开二股河，【二股河乃商胡决河别派，自清丰、朝城、莘县、堂邑、清平、夏津、恩县、平原、陵县、德平、乐陵，至无棣境入海，为唐马颊河、古笃马故道。】导水东行者。【治平二年、熙宁二年皆开之。】宋人谓之“东流”。【元符二年河决复北，东流竟绝。】北流通快，海口广深，有合于黄河之古道，而宋人必欲回河使东。六塔、二股相继失败。哲宗时，复有主回河者。大意谓：“河尾北向，恐入契丹，则其逾河而南。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中国全失险阻。”苏辙驳之，谓：“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又晦口深浚，势无移徙。”而绍圣诸臣力主东流，盖借河事以伸其绍述之 说。【王安石用昌言、程昉议主开二股河，在熙宁二年。】元符时，河既决而北，而建中靖国初，尚有献东流之议者。发言盈庭， 以河为戏。金明昌五年，【宋绍熙五年。】河绝阳武灌封邱而东，历长垣、东明、濮、郓、范诸县，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二派，北由北清河入海，【济水故道，即今之黄河道。】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金以宋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自是河道去古益远。

　　元明两代，以黄济运，更不愿河道之北。元末河道北徙，而明人以畏运道涸，力塞之。弘治中【二年、五年。】两决金龙口，直冲张秋，议者为漕计，遂筑断黄陵冈支渠。【明代二百余年间，被大害、与大役者，至五十年余见。役夫自五、六万乃至三十万。】
　　自此以下，迄于清代，莫不以人力强河流。河水日失其性，遂溃决不已。【清道光五年，东河总督张井言：“河底日高，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水底。惟仗岁积金钱，撎河于最高之处。”可谓说尽后代治河方策与成绩也。今按：明代大河北决者十四，南决者五。清顺、康以来，北决者十九，南决者十一。又河自三代以来“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余年，南行不过五百余年也。】
　　咸丰铜瓦厢之决，河道终于北去。【郑晓吾学编余谓：“我朝黄河之役，比之汉、唐以后不同。逆河之性，挽之东南行，以济漕运，故河患时时有之。”又按：其它如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明末流寇掘堤灌开封，河底垫高。至清顺治初，河遂决河南荆隆口。以兵争毁壤河流之亊，后世尚亦时见。】
　　二、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政府常化最多的财力，而收最少的功程。 最要者还是北方整个水利网之破坏。
　　徐贞明潞水客谭：“昔禹播九河入海，而沟洫尤其尽力。周定王后，沟洫渐废，而河患遂日甚。河自关中入中原，泾、渭、漆、沮、汾、凁、伊、洛、瀍、涧及丹、泌诸川，数千里之水，当夏、 秋霖潦之时，无一沟一浍可以停注。于是旷野横流，尽入诸川。诸川又会入于俩流，则河流安得不盛？其势既盛，则性愈悍急而难治。今诚自沿河诸郡邑，访求古人故渠废堰，师其意，不泥其迹，疏为沟沧，引纳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滥于诸川，则并河居民得资水成田，而河流亦杀，河患可弭。”
　　周用亦曰：“以数千里之黄河，挟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仅以河南兰阳以南之涡河，与徐州、沛县百数里之间，拘而委之于惟，其不至于横流潢决昔，实徼万一之幸。夫今之黄河，古之黄河也。其自陕西西宁至山西河津所谓积石、龙门，合泾、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涧诸名川之水，舆纳每岁五、六月之霖潦，古与今无少异。然黄河所以有徙决之变者，特以未入于海，霖潦无所容也。沟洫之用以备宁潦者，容水而已。故沟洫与海，其为容水一也。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
　　明副书亦云：“河能为灾，亦能为利。故不知河之利者，则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尽力沟洫。东南无不耕之土，分畦列畛，亩自为浍，顷共为渠，疏而成川，洼而成渊。漏者坊，塞者浚。四野沟洫，皆治水之处。三时耕敛，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业，皆治水之人。沿江圩田，重重连堤，即有冲决，讵至为损？故能束横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
　　西北多荒土，种亦黍麦，水不为利，遂反为害。稍旸则倾泻无所停，婬雨则肆溢无所约。宁夏沿河套地，最号沃壤，神何独庇此一方？”又谓：“西北不可以稻，则三代之盛都于雍、冀，曷尝仰给东南？夫天人互胜，利害旋转，垦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减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为虐，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烦官府之鸠，此执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识其水性，因以顺为功，其与不习之吏，骤而尝试，逆施而倒行者，又相万也。”今按：明代以来治河理论，皆主潘季驯“河不分流，高筑堤岸，束水刷沙”之说。然潘说特主河之下游，为救一时之溃决而言。若就北方全水 量而为治本之计，莫逾于上述之三家矣。
　　即据关中水利言之，唐已不如汉，而唐后又更不如唐。
　　汉书：“郑渠成，溉为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始为沃野。”其后又有辅渠、白渠、龙首渠之役。后汉都洛，诸渠渐废。杜佑云：“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余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唐永徽中，所溉惟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顷。”盖因“沃衍之地，占为权豪观游林苑，水利分于池榭碾磑。”【此张方平语。唐书屡有议毁碾磑，保水田之利之记载。】宋人以郑渠久废，惟修白渠，溉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六百顷。熙宁中，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顷。其数乃不减于汉，然未几即废。【黄河水患，一因于河讯时期水量之突然盛涨，一由于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并不全在黄河之上源，而多为晋、陕、豫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国汉，唐全盛时长安、洛阳两都会之没落，其附近四围一般经济状况之衰颓，与夫农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两因之大原因也。】
　　其它各地，大率皆然。
　　日知录谓：“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可谓详而有体。然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前者居什之七，至河朔用兵之后，则催科为急，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
　　观明人所说河南、山东困于水旱的情形，可见一斑。
　　周用理河事宜疏：“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虽有汶、沂、洸、泗等河，然与民间田地，支节脉络，不相贯通。每年泰山、徂徕诸山水发之时，漫为巨浸，漂没庐舍，耕种失业，亦与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无自来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泽，遂至济、鲁之间，一望赤地。于时蝗蝻四起，草谷俱尽。东西南北，横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今按：河南、山东在汉、唐时，正犹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谓“岁漕关东粟数百万石”者，大部即在此两省。将明人记载一对比，可见中国南北社会经济文化转移之剧烈，而其原因则多半在人事，不必远推至气候雨量或人种血统等种种渺茫之臆测也。
　　而运河的开浚，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
　　隋炀汴渠，沟通河、淮，说者已谓利害不相掩。
　　宋丁谓谈录谓：“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帝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截，散漫无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昔之漕运，冬、夏无阻，今则春开秋闭，岁中漕运，止得半载。矧（shěn）每岁霖澍（shù），决溢为患。自斯观之，其利安在？”按：东汉王景治河，正使河、汴分流。河东流入海，汴东南入泗。炀帝沟通江、淮、河、汴，虽有南北水运联贯之利，然如丁说，亦复不掩其害矣。
　　至元、明会通河，直贯南北，更逆自然之地形。
　　邱浚大学衍义补云：“运河由江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沂、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 北分中之处。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泌，有自琅琊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

　　筑坝堰，建堤闸，岁糜巨帑，而凿者不胜淤，筑者不胜溃。堤密于田畔，地破于坏瓜。人力已尽，水患方烈。【皆明人语。】因运河而牵连损害及于旁近之水系。【山东滨海，水势自宜东注，而元代为以济通，尽逆之向西。清季沉葆桢谓：“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砍启涵洞，官必闭以养船。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大其甚者，为顾全运河水量，而强抑黄水南行，与淮合流。不惟河患频仍，即淮水亦成大害。
　　大河自北宋时合泗入滩，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淮本无病，此七百七十年中河病而淮亦病。又按：日知录云，“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后，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按：北方诸湖泽，因黄水倒灌，淤填平满者甚多。河经河南中部， 土益松，泥益多，泛滥横决，而数百里间水利尽为破坏，又不独一淮受其害也。【上游因水利失修，各支流挟带多量泥沙之黄水，骤然灌注于黄河，激起黄河下游之溃决。又因下游溃决，淤泥停淀，使下游诸湖潭渐次填平，更无蓄水之用，如是而河决之患更烈。此皆互为因果，以造成中国史上愈后愈烈之河患。】
　　豫、鲁、苏、皖四省，天产民力，消耗牺牲于黄、滩、运三水之泛滥防御方面者，不知凡几。
　　若当时一面能改行海运，【元人海运，已十达六、七，若自淮口扬帆，不经月即至天律，更无可虞。此事明人主之者，如邱浚、罗洪先、郑晓等，殊不乏人。而屡议屡格，宁岁掷无量巨金于会通无底之牝，真可惜也。】
　　一面纵河北去，【明人防河之北，如防盗贼，强逆其性，必挽之于东南，故河患终不能弥。】则河、淮皆可安澜。而豫、鲁、苏、皖四省，凡河、淮溃澜之区，皆复变为膏腴沃土。一面广兴京东、河北之水利，【如虞集、徐贞明所计划。】一面再能移民辽、沉，垦辟渐远，北京正在陆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于江南，为此嗷嗷之态？【明马文升已谓：“交纳之费，过于所需。”至清代约计运米一石入仓，费银至十八两、二十两乃至二十四两者。而仓米出售，则一石一两。（见郑观应停漕议。）如此漏卮，而不思为之计，真可叹也。】
　　二、北方社会所受外族及恶政治之摧残
　　北方水利之逐步变坏，既如上述，而北方社会之迭受摧残，犹不止此。始见于唐中叶以后 藩镇之长期割据，再见于五代之兵争。【五代战争，北方烈于南方，而石晋所遭契丹南侵之祸为更甚。】
　　此两期间的政治黑暗，盖达极点。
　　三、见于辽、宋之对峙，边界受蹂躏，不得生聚种养。
　　辽史兵卫制，“辽每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皇帝亲征，至幽州，分兵三路，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帝不亲征，则以重臣统率。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则不命都统，只遣骑兵六万，于界外三百里，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四、见于宋、夏之对峙，东北与西北，受同样命运。关中、河北社会元气，在外寇压迫下，不断降低。
　　五、见于金人之统治，一般的政浪情况之退步。【忽必烈问张德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在兵争中签兵制度之骚扰。【签兵正如五胡北朝时发丁为兵。】
　　而尤甚者，为金之屯田兵所加于北方农村之损害。一因种姓之别，二因耕稼游牧生活习惯之异。由屯兵之杂处，北方村落受害极大。
　　屯田兵始金熙宗时。
　　熙宗天眷三年十二月，虑中原士民怀贰，始置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内徙，与百姓杂处。
　　计口授田，自燕南至睢、陇之北，皆有之，皆筑垒村落间。其千夫长曰“猛安”，百夫长曰“谋克”。朝廷则不断括民户良田与之。
　　大定十七年，世宗谓省臣曰：“女真人戸自郷土三、四千里移来，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章宗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宗浩等于山东等路括地给军，凡得地三十余万。按：章宗明昌元年，亦有括地给军之敕令。
　　农民失去田产，另受薄恶之田。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诏曰：“山东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人户。愎有籍官闲地，依元数邀民。”七月又诏宰臣曰：“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
　　泰和四年，上闻六路括地时，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皮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贞祐三年，参政高汝砺谓：“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
　　而屯田兵得良田美产，却不肯自己好好耕种。
　　世宗大定五年，以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大定二十一年正月，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户，往往骄纵，不视稼穑。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六月，又曰：“间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种而不芸，听其荒芜。”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治劝农官罪。明昌元年三月，勅：“当军人授田，只令自种。”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拨地十里内自种，余者许便宜租赁。
　　他们还只是喜欢出外畋猎。
　　明昌三年，敕：“猛安、谋克，许于冬月率所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过十日。”
　　渐渐亦有习染中国文学风气的。
　　刘祁归潜志：“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与士大夫游。”
　　要之不习农事，乃至于鬻田亩、伐桑枣。
　　奉和元年，用尚书省言，申明旧制：猛安、谋克户每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土地者有刑。其田多污莱，人户阙乏，并坐所临长吏。
　　中国的良好农民，则失其祖产，或沦为佃农，因此与猛安、谋克间感情日坏。
　　李石传谓：“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明昌二年，尚书省奏：“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
　　迨蒙古兵南来，汉人乘机报复，在河北之猛安、谋克户，多见诛夷。
　　元遗山完颜怀德碑：“民问仇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又张万公碑：“宣宗贞佑间南渡，盗贼群起，向之乘势夺田者，人视之为血雠骨怨，一顾盼之顷，皆死锋镝之下，虽赤子亦不免。”【又见金史张万公传。】
　　其避而南迁者，不下百余万口。【革去冗滥，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见陈规传。】一时又议括地分授，事虽未成，然河南民皆倍征以给。
　　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纔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外倍征以给。”
　　民不胜苦，逃亡破残，遂至兵多于民，其状更不堪言。
　　侯挚疏：“东平以后，累经残毁，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
　　约计金代猛安、谋克户数，比澳人约占十之一。口数【连奴婢在内。】约占七之一。
　　据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七月统计，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而大定二十七年统计天下户，凡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凡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零八十六。是猛安、谋克户数约占全数十之一、口数约占七之一也。
　　长期间散布在中国北方，据甚大之田，纳极轻之租。
　　猛安、谋克纳税与平民不同，特称“牛头税”，或“牛具税”。其制，每耒牛一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是最低限度五口之家略可得百亩，而纳税则四百余亩仅纳一石。世宗问魏子平：“古者税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此盖指猛安、谋克户言之，实尚不到百一之税。

　　国家负担尽压在汉族农民身上。
　　汉户号为什一而税，然裒（póu）敛刻急，民不堪其苦。【见范拱传。】以亩取五升、【秋税。】三合【夏税。】计，亦一倍唐租有奇。【据前引高汝砺言，则百亩租合六石五斗，视唐在两倍以上。】至官田租大概亩征五斗。【据续文献通考。】则百亩须五十石，与西晋五胡相仿矣。
　　实对中国北方农事，有甚大之损害无疑。【明诸葛昇垦田十议谓：“江北荒田，民荒者十之三，军荒者十之七。”明代北方土地虽然旷莽，然弃置不耕者独以凤阳为甚，以凤阳多属军屯也。两淮本两江、两浙并称，然明代见称偏瘠，军屯之害如此，可推金世猛安、谋克之贻祸。】
　　金之王室贵族，亦常因牧事禁民耕种。
　　世宗大定十年四月，禁侵耕围场地。十一月，谓侍臣曰：“往岁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无牧地。尝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垦。今闻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悯。其令依旧耕种。”
　　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见民桑多为牧畜啮毁，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二十年五月，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
　　第六、则见之于军队之残杀。
　　宋宁宗嘉定六年，金贞祐元年，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东诸州郡，凡破九十余郡。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郓、邳、海、沃、顺、通州坚守未能破。嘉定八年，金贞祐三年，蒙古兵入燕，吏民死者甚众，室屋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河北既残，金宣宗遂迁汴。关中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见元史商挺传。】其后蒙古兵攻汴，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又遇大疫，五十日内，诸门出柩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蒙古兵入汴城，欲屠之，耶律楚材谏而止，时避兵居汴者尚百四十万户。蒙古之之破厦，其民至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
　　据当时户口数字计之，殆于十不存一。
　　金泰和七年极盛时，户七百六十八万有奇，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有奇。而元之得金，户八十七万有奇，口四百七十五万有奇，是十不存一也。金章宗明昌元年，金、宋口数约五与三之比。【金四千五百万有奇，宋二千七百万有奇。】而蒙古得宋，较之得于金者，户数超过十倍，口数超过四倍。【户九百三十七万有奇，口一千九百七十二万有奇。】其后乃有南十北一之差。盖由北人多避逃来南，而蒙古亦稍染汉化，其对宋之残杀，不如对金之甚也。大抵北方状态，先坏于安史之以后，大毁于宋之南渡，及蒙古之灭金而摧残益甚也。
　　第七、见之于元代政制之黑暗。
　　元代亦有军屯、民屯之制。屯田遍及全国，以今河北、河商两省为多。于屯田外又有寺田，地多上善，犹过屯田。而僧徒又往往侵夺民田，包皮庇逃税。又多官田，至元七年，立司农司，颁农桑之制十四条。官田之制，亦祇以扰民而已。
　　英宗至治三年，张珪上疏曰：“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戌卒。自至元三十一年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官司交忿，农民窘窜。”则扰害之情，不下于金之猛安、谋克也。
　　第八、见之于阮末北方之残破。
　　元末群雄起义，大率多在南方，而残破则以北方为甚。【韩林儿僭号十二年，横居中原，蔽遮江、淮。北方饱受并获蹂躏，而明祖转得从容缔造南方之新业。】其时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 直至明初，尚谓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靖难兵起，淮以北又鞠为茂草。【食货志。】
　　中国北方社会，自安史乱后，直至明兴，五、六百年内，大体上在水深火热下过日子。
　　明代三百年统一，北方稍得回苏。然亦承袭元制，盛行赐田，皇室乃至勋戚之庄园，为害于北方农业进展者犹甚大。
　　明“皇庄”始宪宗时，【没入太监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始。】及孝宗弘治二年，谓：“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狳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二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如是则北直一省，共计庄田已占四万五、六千顷，以一户百亩计之，当有四万五、六千户为庄户也。即据万里六年户口计数，北直一省，不过四十二万余户，则当时庄园户至少当占全数十分之一以上。】其后又递有增置。【武宗即位，逾日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余处。嘉靖初，林俊疏：“窃查皇庄及皇亲功臣各庄田，所占各府、州、县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余处，每处土地，动计数千百顷。】
　　世宗时，勘各项庄田，共计二十万九百十九顷二十八亩。而尤甚者，神淙诏赐福王庄田多至四万顷。【万历二十九年。】其时谏者谓：“河南已有周、赵、伊、徽、郑、崇、潞八王庄田，若再增四万顷，则庄田将占河南耕地之半数。”【其后福王得河南膏腴地一万一千余顷，再益以山东、湖广地，共两万顷。】
　　此项庄田，租额既重。【正德初，诏王府庄田亩征银三分，岁为常。德庄王见潾奏：“初年，兖州庄田岁亩二十升，独清河一县，成化中用少卿宋旻议，岁亩五升。若如新诏，臣将无以自给。”帝曰：“王何患贫？其勿许。”按：即以岁亩二十升计，百亩二十石，较之隋、唐固重七、八倍。较之西晋尚轻三倍。较之金、元，亦不到半教。所以明制尚为黑暗中之较光明者也。
　　骚扰尤滋。【皇庄既立，有管理之太监，有奏讨之旗校，有跟随之名色，各处动至三、四十人。勋臣庄田本有司代收，至弘治二年，于外戚钱贵乞自收，始命愿自收者听，而禁管庄者横肆。然此项禁令之为具文，可想知也。嘉靖二年刘麟疏：“皇亲、功臣，各设管庄仆、佃人等领种。希势取宠者，拨置并吞。争竞不明者，朦胧投献。而土地之在小民者日侵月削。”其情可见矣。】其对农业进展之妨碍，不言可知。【京畿水利计划不能实施，亦为勋贵庄田所阻挠。】
　　临亡，流寇肆虐，以及满清屡次入关钞掠，【崇祯九年入关，俘人、畜十有八万，十一年入关，俘人口四十六万有奇，白金百万余两。十五年入关，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牲畜五十五万有奇。金、银、珠、缎称是。】又如入关以后之“圈地”，【此即金、元之老格套。】其为害皆甚矩。
　　清顺治元年入北京，即发圈地令。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前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内监殁于寇乱者，其田尽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是年即立庄百三十有二。【大庄每所地四百二十亩至七百二十亩，半庄每所地二百四十亩至三百六十亩。】以后逐年圈地，失产者虽有视产美恶补给之论，亦仅为具文。而旗人懒于耕种，仍将圈得地络续典卖与汉人，清廷再为减价收购，其为害于河北一带之农户，亦可想象得之。
　　大体上可以说，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一个冲激之区，【因强寇大敌常在其外。】而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遁之所。因此北方受祸常烈于南方。安史乱后，中国国力日见南移，则北方受外祸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其聪明优秀及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南迁，留者平铺散漫，无组织，无领导，对于恶政治兵祸天灾种种，无力抵抗，于是情况日坏。事久之后，亦淡焉忘之，若谓此等情形，自古已然。叹唐的黄金时代，因此不复在他们的心神中活跃。【一民族国家之复兴，一面常赖有新分子之参加，而同时必有需于旧分子之回苏与舆后旺。北方为中国三代、汉、唐文化、武功最彪炳辉煌的发源地。刘继庄在淸初，已力倡北方复兴之理论。将来中国新的隆盛时期之来临，北方后兴，必为其重要之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