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编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之来临【蒙古入主】
　　一、蒙古之入主
　　南宋代表的是中国的传统政权，他渐渐地从北方迁到南方，而终于覆灭。
　　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中国的政治社会，随着有一个激剧的大变动。蒙古入主，对中国正如暴风雨之来临。
　　蒙古未入中国以前之世次
　　蒙古的兵力，震铄欧、亚两洲。在蒙古骑兵所向无敌的展扩中，只有中国是他们所遇到的中间惟一最强韧的大敌。他们分著好几个步骤，才把整个中国完全吞并。
　　自成吉思汗即位，至忽必烈灭宋，凡历五世，七十四年。
　　那时中国本分三部：一宋、一金、一夏。而元人用兵，亦分三大步骤。先取黄河以北地，灭夏。再取金黄河南岸。再得长江流域及南方，灭宋。而每一阶段，皆费了不少的力量。
　　金人既失河北、山东、关陕，并力守河南，成吉思汗赍恨而卒。【成吉思汗道卒于六盘山，临卒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水，难以剧破。宋、金世仇，若假道于宋，下兵直捣大梁，破之必矣。”此后蒙古兵果自唐、邓下汴。】
　　其后自绍定元年至六年，蒙古人费了六年的力量，才算把汴京打下。
　　金哀宗走蔡州，宋兵与蒙古合围，逾年始陷。
　　至蒙古与宋启衅，亦用大迂回的战略，先从西康绕攻大理，【事在理宗淳佑十二年、宝佑元年。】再回攻荆襄。但只攻陷后至宋灭，【自咸淳十年起。】又六年。
　　如无刘整、吕文焕之降，宋尚不致速灭。【金兀术虽渡江，而无拥众降附之人，即不能安而去。】又元世祖多用汉人，如王文用、刘秉忠、许谦、姚枢、史天泽、张文谦、宋子贞、董文炳、杨东、贾居贞、董文忠、赵良弼、刘肃、李昶（chǎng）、徐世隆、窦默、王鄂、董文用、商挺、郝经之流，故元在北方，政治已略有规模，得以继续南侵。及既灭宋，汉臣渐疏，元政亦衰。
　　中国疆境辽阔，到处崇山大水。天然的形势，既极壮伟，又富变化。而且列城相望，百里之间，必有一城。以此蒙古兵虽横行全世界，宋、金虽均已积弱，而就蒙古全优队征服的各地而言，只有中国是最强韧、最费力的一处。【五胡系就中国内部起变乱，然始终未侵及长江流域。金承辽后，亦只占到黄河两岸而止。秦、汉间之匈奴，隋、唐间之突厥，皆以数十年积强之势，乘中国之内乱，而未能入塞逞志。近人治国史，每谓中国易受外族侵凌，意在警策国人之奋发，非史实也。】
　　蒙古人既得中国，遂把他主脑部分迁来，造成中国史上一种新的统治阶层，绵历一百余年之久。
　　二、元代帝系及年历
　　元代入主中国，凡十一主，一百零九年。【自灭宋凡九十九年。除世祖、顺帝外，中间九主共仅三十九年。】
　　三、元代之政治情态
　　在此百又九年中，世祖的三十余年，几于无岁不用兵。甫定南宋，【世祖以至元十六年灭宋，此下尚有十五年。】又规海外。内用聚敛之臣，外兴无名之师，嗜利黩武，并不能在文治上树立基础。
　　此下因蒙古未有早定储之制度，帝位相续，均由诸王拥戴，故屡起纷争。【此自宁宗、世祖时已然。武宗以下，权臣负拥立功，擅威福者三十年。直至顺帝而国亡。】
　　且蒙古恃其武力之优越，其未入主中国以前，已有本部及四大汗国，疆土跨亚、欧两洲。故其来中国，特惊羡其民物财富之殷阜，而并不重视其文治。【太祖西征以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太祖然其言，以耶律楚材谏而止。直至世祖入治中国，上种观念仍未彻底变去。】故元之诸帝，多不习汉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无人通文墨者。【崔斌传，世祖时尚书留萝炎等奏：“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至元二十九年，河南、福建行省请诏用汉语。诏以蒙古语谕河南，汉语谕福建。】
　　因此其政治情态，乃与中国历来传统政治，判然绝异。
　　第一最著者，为其政治上之显分阶级，一切地位不平等。
　　元代依种类分为四种。
　　一、 蒙古。【亦称“国人”。】
　　二、 色目。【包皮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余族。亦称“诸国人”。】
　　三、 汉人。【即黄河流域之中国人，原受金人统治者。】
　　四、 南人。【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之中国人，为南宋所统治者。】
　　此四阶级在政治上之待遇，显分优劣。
　　汉人、南人不为正官。
　　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诸职，汉人不得居。参知政事，中叶后，汉人为者亦少。
　　终元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三人。【内一系回回人，汉人为史天泽、贺惟一二人。史在世祖时。贺则已在顺帝时，初以为御史大夫，犹赐姓拓跋，改名太平，而始得之。金史文艺传谓：“世宗、章宗之世，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以元方之蔑矣。”】
　　世祖时，南人间有台省者。成宗以后，台省有汉人，无南人。
　　至元以下，执政大臣多由吏进。【虞集经世大典叙录：“元入官之制，自吏业进者为多，卿相守令于此焉出，故补吏法最为详密。”苏天爵滋溪集亦谓：“国家用人，内而卿士大夫，外则州牧藩宣，大抵多由吏进。”】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得入台阁共笔札，积日累月，可致通显。【士人则见用者益寡。】南人地远，不能自至于京师，其士人又往不屑为吏，故见用者尤寡。【余阙语，见续通典二十二。】
　　余阙谓：“因此南北之士，亦自町畦相訾，甚若秦、晋不可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可见当时中国士人在政治上地位特微，而南方士人的地位更微。又按：金世亦有汉人、南人之分。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金世宗谓贺扬庭曰：“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谓：“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者，以其人久陷异族，受迫茹荼之久，而德性渐堕也。谓“河南、山东人不习诗赋”者，其士人高门多随宋南迁，留者或者遭屠割之惨，或抱种姓之痛，不愿应试，故若习诗赋者转不如在辽汉人之多。及金人统治渐久，汉化渐深，而河南、山东人亦渐起而与之合作耳。
　　顺帝时，【至正十三年以江淮兵起。】始诏：“南人有才学者得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总政务者。】枢密院、【秉兵柄者。】御史台【司黜陟者】皆用之。”【然顺帝时南人入中书省惟危素一人。又韩元善传：“丞相托克托奏事内廷，以事关兵机，元善及参知政事韩镛皆汉人，使退避。”则仍参用其名，排拒其实。丞相伯颜并有“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之请。】地方行政长官，其先均由世袭。
　　世祖时，廉希贤疏：“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士及始命之臣，皆定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壮仆。此前古所无。”
　　直至至元二年，始罢州县官世袭。四年，又罢世侯，置牧守。
　　因世袭为封君，故元初百官皆无俸。至元十九年，集贤直学士程文海陈五事，一曰“给江南官吏俸”，则至是江南官吏仍未有俸也。后魏百官初亦无禄，至孝文太和八年始分禄。
　　创为行中书省，以便其分区宰割之私意。
　　唐中枢三省，元废尚书、门下，独留中书。又置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体上为明、清所承袭，于地方政事之推进，有莫大损害。自此遂只有中央临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义遂失。
　　行省长官，贵倨如君长，同列跪起禀白，同于小吏。各道廉访使，必择蒙古人。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人及汉人。【文宗时，诏：“御史台、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仅得五之二。又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守城池仓库的长官。）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
　　州县官或擢自将校，或起自民全，率昧于从政。【宋子贞传。】县尉多系色目，并年小不谙事，以承荫得之，不识汉文，盗贼滋溢。【元典章十二。】
　　汉人、南人既不得为台省要官，【草木子云：“万中无一、二。”】亦惟有谋为州县卑秩。
　　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以此求进。
　　及后求者众，亦绝不与。有功而无钱，事多中辍。【见续通典二十二。】又按辍耕录卷七：“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曲承使命，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填空名告身授之，竟无一人应募者。”然则以纳粟求进，亦只限于张里无赖，自好者未必尔也。
　　蒙古的“怯薛”，略当于古代之侍卫，本以贵族子弟的资格，选当内卫近侍之任，为封建政治里面一种正途的出身。然而在承平积久之后，腐败习气，到处弥漫，怯薛亦可以赎买得之。
　　郑介夫成宗时奏云：“‘怯薛’，古称待卫。周礼膳夫，庖人、内飨、外饔、浆人、烹人、笾人，今之‘博儿赤’也。幕人、司服、司袭、内宰，今之‘速占儿赤’也。宫人，今之‘烛剌赤’也。不限以员，不责以职。但挟重资，有梯援投门下，便可报名字，请粮草，获赏赐，皆名曰‘怯薛’。
　　屠沽下隶，市井小人，及商卖之流，军卒之末，甚而倡优奴贱之辈，皆得以涉迹宫禁。又有一等流宫胥吏，经断不叙，无所容身，则夤缘投入以图升转。趋者既多，岁增一岁，久而不戢，何有穷已。”
　　郑氏以怯薛拟之周官，甚是。蒙古制度本多带有古代封建社会之意宋。汉初郎官入仕，亦与怯薛差似。惟汉代经董仲舒、公孙弘诸人提倡以孝廉及博士弟子补郎，遂将封建意宋改革。蒙古则只是封建政治自己之腐烂。【又按：怯薛所属，郑奏未尽。有为儿赤、昔宝赤、怯薛赤，主弓矢、鹰隼之争。有札里赤，主书写圣旨。必阇赤，为天子主文史。去都赤、阔端赤，侍上，带刀及弓矢。答剌赤，掌酒。兀剌赤、莫伦赤，典车马。帖麦赤，主牧橐驼。火你赤，主牧羊。忽剌罕赤，主捕盗。虎儿赤，掌奏乐。皆领于怯薛之长，分番更直。】
　　蒙古人既看不起汉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汉人、南人，而只用了他们中间的坏劣分子。【金章宗明昌四年，奏见在官一万四千百九十九员，内女直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员。金之官职亦分女直与汉人界限，惟不如蒙古之不平等。】
　　要之。他们欠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他们并不如所谓政治的责任，因此亦无所谓政治的事业。他们的政治，举要言之，只有两项：一是防制反动，二是征敛赋税。
　　四、元代之税收制度与经济政策
　　因此元代税收有“扑买”之制。【按：扑买制始于金。】
　　蒙古太宗十一年，富人刘廷玉等请以银一百四十万扑买天下课税，以耶律楚材谏而止。后回回人奥都剌合蛮请以二百二十万两扑买，楚材虽力争，竟不得。
　　虽以世祖为开国贤主，亦专用财计之臣，务于聚敛。【始用阿合马（回人），继用卢世荣，又用桑哥。】
　　各种商税课额，日增月涨，靡有所已。
　　至元七年，诸路课程定额四万五千锭。十作年，京兆等路岁办课额自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阿合马尚欲求增，世祖止之。二十六年，以丞相桑哥请，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二十万锭，江南二十五万锭。已视七年定额增十倍以上。又世祖十三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三分取一，征一千二百余锭。至十八年，增额至二万四千锭。至仁宗皇庆时，渐增至一十九万二千八百锭。至仁宗延佑七年，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余锭。视原额几及三百倍。延佑元年，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言：“课额比国初已倍五十。”食货志谓：“天历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不啻百倍。”【苏天爵滋溪集记两淮盐价，至元年十三年一引中统钞九贯，二十六年增为五十贯，元贞二年增为六十五贯，至大以来遂增至一百五十贯。】
　　常赋外，复有“科差”，其额又极重。
　　元于常赋外加取于民者，太宗时尚只有丝料、丁税两种。至宁宗时又增包皮银，世祖时又增俸钞。
　　全科户当出丝一斤六两四钱，包皮银四两，俸钞一两，丁税粟三石。此等皆两额外之科差也。
　　惟元世祖初有中原，方经兵燹（xiǎn）之后，又多用中国士人，故以注意税收之故，而尚能留心及于民间之农事。
　　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动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
　　虞集云：“元有中原，置十道劝农使，总于大司农，皆慎择老成厚重之士，亲历原野，安辑而教训之。功成，省归宪司，宪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农。天下守令皆以劝农系衔，郡县大门两壁皆书耕织图。”
　　又于农村设“社长”。
　　时定制，县邑所属村疃（tuǎn），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以教农桑，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此在世祖初年虽有此制，惟自平南宋后，对汉人任用即稍衰，一时方务于财利之朘（juān）括，地方政事不得人。赵天麟上策云：“至元六年，每社立义仓，自是以来，二十余年，社仓有空乏，伏望普颁明诏，凡一社立社长社司”云云，可见其制在世祖时即废。又世祖纪至元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诸年，大司农司所上诸路学校数，至二万有余，明太祖谓其“名存实亡”，良信。盖元自吞并宋以后，即无意于汉人这所教导矣。【苏天爵滋溪集亦谓：“农桑世皆视为具文，乡校皆以医卜杂流为之师”，此则言末季至正间事。】
　　而开浚水利之功，颇可称道。
　　其时能兴水利者，以郭守敬为最著。其他如董文用之于西夏、郑鼎之于平阳、廉希宁之于江陵、赵志之于长葛、耶律伯坚之于清苑、张立道之于昆明、王昌龄之于卫辉，成宗时皮元之于温州、乌古孙泽之于雷州，皆因地制宜，民获其利。
　　丧乱渐臻后之民主，赖以稍苏。
　　惟自灭宋以后，他们意态即不同。设官分职，财务重于民事。
　　世祖初即位，尚多用汉人。当时如王文统、许衡、刘秉忠之徒，为之讨论古今，参酌时变，定内外官秩，稍具规模。惟自灭宋以后，即一意于财利，汉人渐失职。历成、武二宗，定制阴补官自六品以降，由省铨，先掌金谷，第其上中下，以岁月为差，至满，始受朝命许典民政。尚书省竟为钩考财赋之地，铨调不关白中书，以官为市，法纪荡然。甚至一玉石之微，一弓剑之细，无不有数官以董之，名位冗杂，前所未有。
　　而贪污乃为元代政治上一寻常之事件。
　　成宗大德时，七道奉使宣抚使罢赃污官吏万八千七十三人。顺宗时，苏天爵抚京畿，纠贪吏九百四十九人，竟以忤时相坐不称职罢归。
　　又元代专行钞法。
　　楮钞始行在北宋时，蜀人先有“交子”，【楮币之行，与其时印刷术发明有关。】至南宋又有“会子”，始绍兴时。金人至禁用见钱以推行钞法。【宣宗贞佑三年，时钞价每贯仅值一钱，乃禁用见钱，钱多入于宋。】然宋、金末运，钞法皆甚弊。元承金制，亦专行钞币而钱几废。

　　其先民间尚称便。
　　先造“中统钞”，【以银为率，名曰“银钞”，一贯值银一两，五十贯为一锭。】后造“至元钞”，以一当五。【至元钞一贯文，当中统钞交钞五贯文。】子母相权，要在新者无冗，旧者无废。凡岁赐、周乏、饷军，皆以中统钞为准。【中统寻以费工本多，不印行，而至元钞独行。】
　　至其末，则钞料十锭易斗粟不得。
　　武宗时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不五十年钞法三变，而其价亦二十五倍。【未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有罢银钞之诏。】及顺帝至正中，又改造至正印造中统交钞，名曰“新钞”，二贯准旧钞十贯。【亦五倍。】遂至钞料十锭易斗粟不得，而元亦亡矣。
　　明起，钞法竟不能复行，而银币代起，亦为中国史上一重要变更。
　　秦汉以来，民间交易，惟谷帛与钱，无用银之例。银为器饰宝藏。唐代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而两税法行，令出钱。宋代诸州岁输缗钱，故后世相沿谓之“钱粮”。【宋府库输入，钱、谷外为绢、绸、丝、布、茶、蜡。惟闽、广间许以银易缗钱。元佑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余两。”】金【章宗时。】因钱钞法弊，乃权以银货。继复罢钱而专用银钞。【铸银名“承安宝货”，每两折钱二贯。当时俸给军须，皆银钞相兼。】哀宗时，钞竟不行，民间一以银交易，是为后世社会用银之始。【元贡赋仍微谷帛，成宗本纪载，岁入银数不过六万两。】明初田赋亦未用银。【惟以银为坑冶之课。】民间交易以银，有历禁。然钞法既不行，银终起而代之。【英宗时始令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应输米麦折银，后概行于天下“太仓银库”之名，起于明之是叶也。】
　　五 元之军队与禁令
　　他们的军队，亦分为各等级。
　　蒙古军。
　　探马赤军。【以诸部族为之，乃镇术边境者。】
　　汉军。【以中原汉人为之。】
　　新附军。【南方宋人为之。】
　　正相当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四级。
　　兵籍秘密，汉人莫之知。
　　立里甲之制，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妇惟所命。见徐大焯烬余录。】
　　又多立防禁。禁汉人田猎，【世祖纪，仁宗、英宗纪。成宗大德五年，有诏弛山泽之禁，听民捕猎。】禁汉人习武艺，【英宗纪。】禁汉人持兵器，【世祖、武宗、仁宗令。按：辽、金亦禁民间兵器。】禁集众祠祷、【元史一零五刑法志。】集众买卖，【元典章亦有“禁聚众”】禁夜行。【元史一零五刑法志：“诸江南之地，每夜禁钟以前点灯买卖，晓钟之后，人家点灯读书工作者并不禁。”元典章禁夜：“夜间禁通行。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又屡次收括民间马匹。【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民间收马总计十万二千匹。至元二十七年，九千一百匹。至元三十年，十一万八千五百匹。成宗大德二年，十一万余匹。武宗至大三年，四万余匹。仁宗延佑四年，二十五万五千匹。延佑七年，二万五千匹。天顺帝天历元年，十一万余匹。数十年间，括民间马七十余万匹。】
　　而文武分途之弊制，遂为明清两代所沿袭。
　　汉世良家子得以材力入官，或隶期门、羽林，或为三署郎，而军功大者为卿大夫，小亦为郎。后汉将帅罢兵，大抵内为列卿，外为郡守。魏晋将军之官，多选清望之士居之。如裴危、【以国子祭酒为右军将军。】王恬【以中书郎为后将军。】等例是也。以至州镇方伯，无不兼将军、都督之称。【其为州而无将军者谓之军车河史。】
　　当时文武选授，尚不拘资格，迄南北朝皆然。至唐吏部、兵部分为二选，文武始各有定阙。然诸州兵政掌之河史，悉带使持节，并无专阃（kǔn）武员。吏职、兵官，未尝判然区别。
　　宋太祖患五季藩镇跋扈，命文臣出守列郡，而别置钤（qián）辖都监以司军旅屯戍政令，遂分职而治。然当时内外官仍文武参用，愿换授者亦许改职。
　　自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定军民异属之制，以万户府、镇抚司领戍兵，以知府、县尹领民事。明因其制，于是州县、营卫，建置攸殊；出身既截然不同，铨注亦有一定之格；自督抚大吏外，武官除授，乃无一不归兵部。
　　今按：元之军民异属，本自有其用意。吴莱渊颖集书急就章后谓：“国家起自北土，经理中原。中原豪杰，保胡乡里，因而降附，使据其境土如诸侯。大开幕府，辟置官属，钱谷狱讼，一皆专制，而不复关乎上。已而山东猘子，地富兵强，跳踉负固，卒贻诛灭。而后天下郡县一命之官，悉归吏部。兵则自近戍远，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租税，不复系守令事矣。”此盖元人私武力以便宰制之用心。
　　明袭元弊，不能大事荡涤者多矣。至清则同为盗憎主人。自乐于循用矣。
　　蒙古长于战阵，而不善于理财，故赋敛之事则多委之色目、回人。其先军队所至，多掠人为私户。【辽有“头下军、州”，大臣从征，俘掠人户，自置郛郭。此颇近之。】
　　张雄飞传：“至元十四年，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责其租赋。”世祖纪：“至元十七年，诏核阿尔哈雅等所俘三万二千余人，并赦为民。”【他如宋子贞、张德辉、雷膺、王利用、袁裕诸传，皆有散见。】
　　政府亦以分赐民户为恩典。
　　至元十八年，江南平，以江南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功臣。先后受赐者诸王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动臣三十六人。自一、二万户以上，有多至十万户者。动臣自四万户以下，至数千、数百、数十户不等。【见食货志。】
　　奴隶的献赐、鬻卖、投靠，成为一时常态。
　　他们一面盛拥奴隶，一面又广占田地。
　　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谓：“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
　　牧场与农田杂糅，屡起冲突。
　　和尚传：“诸王牧地、草地，与民田相间，互相侵冒，有司视强弱为予夺。”又塔里赤传：“南北民户主客良贱杂糅，蒙古军牧马草地，互相占据”云云。此均在至元时。
　　政府又盛行赐田。
　　尤著者为江南平江田。张珪疏：“累朝以官田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官、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人、奸吏为庄官，巧名多取。又驱迫邮传，折辱州县。请令民输租有司，有司输省部，省部输大都，以分给诸受田者。”不从。
　　蒙古人以军人而兼贵族，既享有政治上种种特权，又多用回人为这经营财利，剥削生息。
　　黑鞑事略：“鞑人只是撤花，【找外快钱。】无一人理会得卖贩。只是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卖贩以纳息。回回或者自转贷与人，或自多方卖贩，或诈称被劫而责偿于州县民户。”又曰：“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锭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锭五十两。】谓之‘羊羔儿息’。民间普通以缗取三分为常。”【见牧庵集十三。】
　　回民相率殖产卜居于中原，尤以江南为盛。【周密癸辛杂志续集。】
　　而汉、回待遇亦种种不平等。
　　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罚黄金四十巴里失，杀一汉人其偿价与一驴相等。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成宗大德四年，定诸职官荫叙之制，诸色目人视汉人优一等。
　　大抵回民地位，大体是代表的商人，而汉人则代表了佃户与农民。
　　汉人地位中较高都为工匠。
　　军临屠城，惟匠得免。
　　静修文集二十一：“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众。”又蒙古入汴，依旧制，攻城不降则屠之，耶律楚材谏不听，乃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皆聚此城，杀之则一无所得。”乃诏原免，汴城百四十万户得保全。
　　匠人特籍为户，得不与平民为伍。
　　静修文集十七：“金人南徙，迁诸州工人实燕京。”元史张惠传：“灭宋，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选其有艺业者十余万户为匠户。”事在至元二十一年。又至元十七年，诏江淮行中书省括巧匠。未几，赐将作院工匠银钞币帛。旋勅逃役之民窜名匠户者复为民。
　　元人设官，亦以军、民、匠三者分列。
　　元官制分内、外任，外任中又分民职、军职、匠职等名。匠职官甚多，与军、民职官相等，亦谓之“局院官”。世祖时，有浑源人孙成善为甲，赠至神川郡公，谥忠惠。子拱世其业，亦赠至神川郡公，谥文庄。回回人阿老瓦丁以善制炮，世袭副万户。回回人亦思马因亦以善制炮，世袭职。尼波罗国人阿尼哥以善装塑，故元代名医特多。至天文星历、阴阳卜巫，元人皆与匠、医一例视之。
　　蒙古人的统治，在大体上说来，颇有一些像古代贵族封建的意宋。【元初以宗正寺遥领诸路刑狱，则司法亦归私戚。】只是春秋时代的贵族阶级，自身有一种珍贵的文化修养，【即所谓诗、书、礼、乐”。】而蒙古人无之，他们在武力的镇压与财富的攫占之外，缺少一种精神生活的陶冶。他们只有一种宗教的迷信，算得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元人崇佛教，乃今西藏之喇嘛教，与汉魏以来中土所行佛教亦有别。又按：重工匠，重僧道，此亦金人已然。据吊伐录：“金人特檄宋发遣工匠进行教坊，又命宋共议荐举异姓，列举僧道耆寿军人百姓”，可证。】
　　六、元代之僧侣
　　因此在蒙古的政治局而里，僧侣占到很高的位置。
　　如国师八思巴【于世祖至元六年。】为蒙古创新字，【自此以前，蒙古尚为一无文字之蛮族。遇其必需使用文字时，则借用畏兀儿文。】世祖号之曰“大宝法王”。泰定帝泰定二年，以鲜卑僧言，为全天下立祠比孔子。而杨琏真伽世祖时为江南释教总统，尤骄纵，发掘故宋赵氏诸陵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零一所。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达三万两千户。成宗大德三年，方江南僧寺佃户五十万为编民，悉杨琏真伽冒入寺籍者也。又元制于帝师、国师下，僧侣有王公之封。
　　皇室佛事，占国家政费之泰半。
　　世祖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余。成宗至大时，张养浩上时政书，谓：“略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其二。宣徽院使岁会内庭佛事之费，以斤数者面四十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蜜共五万余。仁宗延佑五年，给书西天字维摩经金三千两，岁费较大德又不知增几倍。至明宗时，中书省言佛事以今较旧，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
　　寺庙亦拥有盛大之产业，与贵族王公等，同样为封建势力之一种。
　　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著如大承天护圣寺，顺帝至正七拨山东十六万二千余顷地属之。前后两次赐达三十二万三千顷。又有大护国仁王寺，水陆田地十万顷，赐户三万七千五十九。【元史刑法志：诸庶民有妄以漏籍户及土田于诸王、公主、驸马呈献者，论罪。诸投下辄滥收者，亦罪之。”又成宗纪：“大德六年诏：江南寺观续置民田，及民以施入为名者，并输租充役。八年又诏免天下道士赋税。”盖僧道与贵族同样有豁免田赋之优待。又世祖中统四年，令在京权势家为商贾及以官银买卖之人，并须输税。至元三十年，敕僧寺邸店物货，依例抽税。仁宗元佑七年，禁京城诸寺邸舍匿商税。又见僧寺与贵族同样经营商业，又同样有避免课税之势力也。】
　　而僧侣之为患于社会，更难尽述。
　　武宗至大三年，监察御史张养浩上时政书，九曰“异端太横”。谓：“释老之徒，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为暖衣饱食之计。”泰定帝二年监察御史李昌言：“臣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传舍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妇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五行省之使，十多六七。
　　顺帝父子竟以亡国。
　　顺帝信西天僧演折儿法，译言大喜乐也。又有西番僧伽璘真，授帝秘密大喜乐禅定，帝皆习之。丑声秽行，初为太子所恶，帝曰：“秘密佛法，可以延寿。”令秃鲁帖木儿以教太子，太子亦悦之。曰：“李先生教我儒书多年，我不省书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李先先生，太子论德好文也。其时顺帝父子既溺惑于西番佛法，而社会起事者如韩山童、刘福通等，亦以白莲教为号召。
　　元代社会上的上层阶级，大体言之，有皇室、贵族、军人、【此与贵族不能十分分别，皆蒙古部族也。】僧侣、商人、【此皆色目西域人为多。】地主、【凡皇室以下皆地主也。惟汉人、南人亦有为大地主者，由其前承袭而来，而以非法手段保持之。此尤以江南为多。王艮传：“有诣中书省诉松江富民包皮隐田土，为粮至一百七十万三石者。”元廷屡行经理之法，使民目自宝田。仁宗时，遂致召赣民蔡五九之乱。】官吏，【官吏来源即上列诸种。】而一般平民之政治地位则甚低。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此见陶宗仪辍耕录。“官、吏”为贵族，“僧、道”为宗教，亦相当于贵族。“医、工”即平民中地位较高者，如匠户之类。“七猎、八民”者，元特有捕猎鹰人，籍隶鹰房总统管府，【苏天爵滋溪集十九：“中原甫，江左未下，朝廷尝因畋狩阅武功，鹰师所至，威若神明。或旁缘为奸而下不胜其虐。”又十五谓：“国家草昧初，南北未一，政教未洽，常因畋狩讲武功，鹰师之职，贵幸隆宠。承平既久，犹恐武备浸弛。或者不究其意，驰骋豪纵，因为奸利，民始不胜其困。”元史兵志谓：“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是帮捕猎有户，使之致鲜食，以荐宗庙，供天庖，而齿革羽毛又皆足以备用，此殆不可缺焉。”又云：“打捕鹰房人户，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兰奚、还俗僧道，与凡旷役无赖者，及招收亡宋旧役等户为之。”】
　　此虽贱民，而为贵族所御用，故较之农民犹高。【春秋时工、商、虞人，亦视家民为高也。】所谓“民”，则汉人、南人之业家者也。“九儒、十丐”者，“儒”为民间自由学者，而与僧侣宗教不同，本由春秋时代封建社会渐次破坏后所产生，为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一种特别重要之流品。
　　惟就蒙古人眼光及其政治设施言之，则不能了解其地位。彼辈既不能执干戈入行伍，又不能持筹握算为主人殖货财，又不能为医匠打捕，供主人特别之需求，又不能如农民可以纳赋税，故与“丐”同列。【黑鞑事略：“蒙古赋敛谓之差发。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棉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诸亡国之人，甚以为苦，怨愤彻天，然终无如何。”又曰：“鞑主不时自草地差官出汉地定差发，霆在燕京，（宋端平二年）见差胡丞相（胡土虎）来，黩货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教学行即儒，乞儿行即丐，此皆穷行，无力作差发，乎其相为类。】别有一说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色，既有“工”，又重出“匠”，列“娼”于“儒、丐”之前，盖由不明猎民之意义而妄易之。

　　大概当时的社会阶级，除却贵族军人【此乃二而一、一而二者。】外，做僧侣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包皮括各种特殊技能如医生等。又按：金代于天文、医术等颇造精妙，元亦承金遗绪。】又次是猎户与农民。【猎户所以在农民之上者，以蒙古贵族眼光视之当如此。】而中国社会上自先秦以来甚占重要位置的士人，【当时称“儒”即读书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
　　七、元代之士人与科举制度
　　最初的士人与普通平民一样的被俘掠为奴隶。
　　黑鞑事略：“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者，皆尚称旧官。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今北平之白云观。】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剃发。】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盖蒙古初入中国，其野蛮最甚。长春真人邱处机以宗教得成吉思汗之信仰，其徒得免赋役，全真教遂大行，文人不能自存活者多归之。
　　经有懂得汉化者之劝告而稍得解放。
　　太宗时，免儒士之俘为奴者，立校试儒臣法。得淮、蜀士遭俘没为奴者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见耶律楚材传。又宪宗四年，制为士者无隶奴籍。世祖取鄂州，俘获士人赎还者五百余人。中统二年，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至元十年，勅南儒为人掠卖者，官赎为民。又廉希宪传：“世祖以廉为京兆宣抚使，国制为士者无隶奴籍，京兆多豪强，废令不行。希宪至，悉令著籍为儒。”
　　他们对士人的观念，似乎亦是一种仿佛的工匠。
　　太宗时，耶律楚材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始未易成。”因些遂令随郡考试儒人被俘为奴者。
　　而终于在这些俘虏中间，偶然把南宋的儒学流到北方去。
　　蒙古破许州，先得金军资库使姚枢。时北庭无汉人士大夫，惟枢特加重。及阔端南侵，命即军中求儒、释、道、医卜之人。拔德安，得赵复，其徒称江汉先生。枢挟以北行，建太极书院，河朔始知道学。许衡、宝默皆从姚枢得程朱书。衡为国了祭酒，教蒙古诸贵人子弟，稍稍知中国礼义。
　　结果于国族勋旧之外，亦有科举取士之制。
　　元科举定制于仁宗皇庆二年。其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
　　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沉）氏为主，周易以程（颐）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氏传，礼记用古注疏。
　　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
　　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今按：科举以四书义取士始此。自此相承直至清末，实中国近世一至要之创制也。【与四书取士同为明、清所因袭者，尚有行省制。此二制度影响明、清两代六百年之历史。】
　　然此仅有名无实，在实际政治上极少影响。
　　一、举行时间不久，次数甚少。
　　开科取士，定制在仁宗皇庆二年，始开科在延佑二年，已在宋亡后近四十年。科场三岁一开，至顺帝至元元年科举即罢，前后共二十年。嗣于至元五年【选举志谓“六年诏复科举”。】复有科举，共不过二十次。
　　二、科举出身者实际并不多。
　　续通典：皇庆、延佑中，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常十之九。顺帝时罢科举，许有壬争之，谓：“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余名，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
　　三、科场舞弊，全失考试本意，亦全无考试真相。【详见辍耕录卷二十八。至正四年有长篇四六文揭发江、浙纤尘试黑幕，又至正二十二年复有作弹文者，举此可例其余。】
　　四、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榜考试，右榜为蒙古、色目人，恐多属具文；左榜为汉人、南人，其真才实学多不屑应举。
　　陶氏辍耕录卷二谓：“今蒙古、色目人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
　　陶氏生当元、明之际，其书刊于明代，则所谓“今”者，指元之晚季。其时蒙古、色目人在官者尚多不能执笔，则科举取士之为效可想。余阙曰：“至元以下浸用吏，中州之士见用者浸寡，南方尤寡。其久则南北之士亦自畦町相訾。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佑中，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也。”【惟元代政治，虽学术的气味极薄，而社会上则书院遍立，学术风气仍能继续南宋以来，不致中辍。明祖崛起，草野绩学之士，乃闻风而兴，拔茅彚（汇huì）征，群集新朝，各展所蕴，以开有明一代之规模。如刘基、宋濂、章溢、陶安、钱用壬、詹同、崔亮、刘三吾等彬彬文雅，郁乎其盛，一时何上数十百人，皆元代之所贻也。】
　　可见元代入主中国，经历一百余年，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接受过去。他们的政治，始终不脱古代贵族封建、武装移殖的气味。然而当时一般社会文化、经济的水准，却比春秋时代在贵族封建下的农民，高出百倍。蒙古人的倒退政治，到底不能成功，因此社会变乱百出。
　　至元二十年，崔彧（yù）上疏，谓：“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又至元二十四年诏：“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世祖至元时如此，其他可知。
　　蒙古人震铄亚、欧两洲的武力，终于在汉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让出他们的统治。
　　第三十六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上）【明代兴亡】
　　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元末群雄，如河南韩山童、韩林儿，乃白莲教师。湖广徐寿辉，为贩布者，其部将陈友谅，乃渔父。江苏张士诚，为运盐舟人。浙江方国珍，乃贩盐者。安徽郭子兴，则卖卜者之子。朱元璋，皇觉寺僧。四川明玉珍、福建陈友定，及明太祖部下徐达，皆农民。常遇春则为盗。元末群雄，较之秦末，更见其为平民色彩。】
　　这是说明蒙古人的政权之下，绝没有汉人的地位。因此在蒙古政权被推翻的过程中，没有让政权之自身酝酿出权臣或军阀来操纵这个变局。【如东汉以来历史上之惯例。】
　　一、明代帝系及年历
　　明代共十六主，二百七十七年。【若并南明三帝，计当为十九帝，二百九十四年。】
　　二、传统政治之恶化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
　　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
　　天下大定，年已六十余，太子死，孙孱弱，故为身后之虑。一面封建诸子，各设卫兵三千，乃至一万九千，一面尽诛功臣宿将。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诛，遂废宰相。
　　太祖昭：“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朱国桢皇明太训记卷九谓：“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
　　第二个恶化的原因，在于明代不惜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
　　史称：“太祖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胡惟庸之狱，株连被诛者三万余人。又蓝玉之狱，株连一万五千人。【史又称：“太祖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户部侍郎郭桓，赃七百万，而自六部侍郎下连只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草木子谓：“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故其时文人多不仕。【据明诗综，如汪广洋、魏观、高启、朱同、苏伯衡、张孟兼、王彝、扬基、张羽、徐贲、王行、孙贲、黄哲、郭奎诸人咸死非命。如李仕鲁、王朴之死，尤暴残。太祖又有“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科。】靖难之变，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
　　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今之为仕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伯巨竟以此死狱中。又解缙疏：“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明初捶楚官吏之风，又不仅于朝廷之上矣。】
　　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书。
　　廷杖亦始太祖时，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其后流而愈甚。武宗正德三年，刘瑾矫诏百官悉跪奉天门外。顷之，下朝官三百余人狱。及（十四年）谏南巡，命朝臣一百零七人罚跪午门五日，晚并系狱，晨出暮入，又各杖三十。余继疏争者，杖四十、五十，有死者。【廷杖者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时（嘉靖三年）大礼议，逮下诏狱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编修王恩等病创卒者十八人。【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朝，有杖毕趣治事者，有朝服予杖者。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十一年徐石麟疏言：“皇上御极以来，诸臣丽丹书者几千，圜扉为满。”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疏请清狱，言：“狱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报。】庄烈帝时，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明廷之滥刑、滥杀，终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明史流寇传评庄烈帝，谓：“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於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於不能制。” 其甚者如袁崇焕之见杀，则并非罚之明而驭之严矣。】
　　其惨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
　　魏叔子集载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珰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bì）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东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败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
　　而监杖用内官，行杖用卫卒，遂使士大夫悬命其手。
　　而尤甚者在使内监审狱。【此如汉之黄门北寺，而酷毒恐犹过之。】
　　史称：“成化以后，凡大审录，太监斋敕，张黄盖，於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中郎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稍忤。”
　　宋太祖惩于唐中叶以后武人之跋扈，因此极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则觉胡元出塞以后，中国社会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功臣、宿将多以诛死，兵卒多以散归田亩。】但是所谓传统政治，便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将这一种传统政治改变，【这是广土众民的中国为客观条件所限的自然趋向。】於是一面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古代封建只如后世一小县，故可以宗法统治。后人封建，连州接郡，依然是一中央政府之缩影。于封建区域内，依然得用士人政治，非一宗一族所能统。】
　　一面废去宰相，正式将政府直辖於王室。【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之长进，即在政府渐渐脱离王室而独立化，王室代表贵族特权之世袭，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进退，而宰相为政府领袖，君权、相权，互为节制。李德裕谓：“宰相非其人，当亟废罢，至天下之政，不可不归中书。”宋蔡承禧神宗时上疏：乞除命大臣、台谏之外，事无巨细，非经二府（中书、枢密）不得施行。”此中国传统政治之精神也。明祖恶宰相弄权，谓可以篡夺王室之统续，故深忌之。】既不能不用士人，【宗族同姓不足恃，军人而非宗室更可虑，宦官、外戚则明祖早见其更不可用。而当时士人在社会上之势力，亦更非汉、唐、宋初年可比。除非如蒙古、满州为整个部族之统治，（然亦需借用社会士人力量合作。）否则一姓一家舍援用士人，即无他道。】遂不惜时时用一种严刑酷罚，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及王威渐弛，则以太监代帝王。】
　　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张居正屡言祖宗法度，谓：“本朝立国规模与前代不同。宋时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者。”又曰：“迂阔虚谈之士，动引晚宋衰乱之政以抑损上德，挢扦文纲。不知我祖宗神威圣德，元与宋不同。哺糟拾余，无裨实用。”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於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之反动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篇，谓明“阁下之贤者尽起能事则曰法祖，非为祖宗必足法，其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若张居正此论，则又假祖宗以抗朝议亦。既不敢以师相自居，即不得为大臣。无论何事，非托王命，则只有上述祖旨也。】
　　三、废相后之阁臣与宦臣
　　明代废相以后，析中书政归六部。
　　去中书省，特存中书舍人，为七品官，职书翰而已。去门下省，特存给事中，虽七品官，而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复设令、仆，升六司尚书分为六部，秩二品。
　　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副之。六部之上，更无领袖，而天子总其成。
　　其外有都察院司纠劾，通政司达章奏，大理寺主平反，为九卿。然惟都察院权较重，并六部尚书为七卿。明官盖有卿而无公。【明初立中书省总文治，都督府统兵政，御史台振纪纲，略师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分职之意。及罢中书省，同时罢御史台，（后更置都察院。）又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省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而考核听之府部。如是则吏、兵、户三部之权稍重，而总裁则归之皇帝也。】
　　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
　　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下，故名“内阁”。时设大学士者共四殿：中极、【旧名：“华盖。”】建极、【旧名：“谨身。”】文华、武英；两阁：文渊阁、东阁。
　　并正五品，朝位班次在尚书、侍郎下。
　　洪武时，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奏章批答，皆御前传旨当笔。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洪武十七年九月，给事中张文辅言：“自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箚凡一千一百六十件，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故君主独裁，非精力过绝人，其势必不可久。
　　成祖以后，始有“内阁”之称。
　　由翰林院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简用，无定员。使参预机务。【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
　　永乐、洪熙两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然批答亦出自御笔，不委他人。
　　成祖时，解缙、胡广等既直文渊阁，犹相继署院事。
　　仁宗后，阁权渐重。
　　杨溥、杨士奇、杨荣称“三杨”，以东宫师傅旧臣，领部事，兼学士职，地位渐隆，礼绝百僚，始不复属院事。
　　至宣德时，始令内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此由君主生长深宫，一两代后，精力智识皆不如前，遂渐渐不亲政事，懒于接见大臣；愈懒愈疏，愈不明白外面事理，遂愈不敢与大臣直接对面办事。“条旨”始宣德，据弇山堂别集、明史宰辅年表，谓：“至仁宗而后，裁决机宜，悉由票拟”是也。又王琼双溪杂记云：“英宗九岁登基，有诏：凡事白于张太后（英宗祖母），然后行。太后令付内阁议决，每数日必遣中官入阁，问连日曾有何事商榷，具帖开报验看。不付阁议者，即召司礼监责之。内阁票旨始此。”则谓始正统。殆至是始成定制耳。】

　　诏诰起草，唐时属中书舍人，后翰林学士越职代之。内阁拟旨，正似翰林之知制诰，并非宰相职也。至明代中书舍人乃七品官，专职书写而已。
　　中易红书批出。
　　太祖定制，内侍毋许识字。至宣宗时，始立内书堂，内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阁票批朱，与外廷交结往来。
　　然遇大事，尚犹命大臣面议。
　　其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皇帝深居内殿，不复常与大学士相见。
　　甚至宪宗成化以后，迄与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三年，其间延访大臣者，仅孝宗弘治之末数年，而世宗、神宗则并二十余年不见朝。群臣从不见皇帝之颜色。【野获编卷一有明代召对趣话一则云：“先是宪宗以微吃，赐对甚稀。一日，召阁臣万眉州（安）、刘博野（吉）、刘寿光（珝）等人，访及时政，俱不能置对，即叩头呼‘万岁’，当时有‘万岁相公’之谑。今上（万历）渊默岁久，自庚寅元旦召吴门（申时行）、新安（许国）、太仓（王锡爵）、山阴（王家屏）入对以后，又二十五年而为乙卯之四月，以张差闯宫一事，召方德清（从哲）、吴崇仁（道南）二相入内商榷。方唯叩首唯唯，不能措他语，吴则噤不能出声。及上怒，御史刘光复越次进言，厉声命拿下，群Yan哄聚殴之。事出仓卒，崇仁惊怖，宛转僵仆，乃至便液并下。上回宫，数隶扶之出，如一土木偶，数日而视听始复。盖崇仁自登第后，尚未观穆若之容，一旦备位政本，不觉失措至此。”又赵翼陔（该）余丛考，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条，可参看。】
　　大学士王鏊（ào）论视朝，曰：“上下不交，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不遇视朝数刻。君或不识其臣，臣或不交一言于君。上下不过章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独沿袭故常，亦其地使然。何也？本朝视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明常朝有御殿仪、御门仪。每日晨兴，御奉天门，午、晚复出坐朝，一日而三朝焉，可谓勤政。其后御殿礼废，午、晚朝亦废，世宗、神宗则并常朝御门，亦数十年不一举。】然堂陛悬绝，威严赫奕，将军持鈲（孤），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正司奏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谢恩见辞，惴惴而退，上何尝闻一事？ 下何尝进一言？
　　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周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外朝’，询大事在焉。【非常朝。】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常朝。】路门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视朝而见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听政而适路寝，所以决可否之计。
　　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盖外朝为尊，中朝为亲。【周制常朝旅揖、特揖，其仪甚简。汉常朝仪不著，殆亦近古。叔孙通朝仪，非常朝之仪。唐、宋重常朝，其仪特备，已非秦、汉之旧。】唐皇城之南一门曰承天，正旦、冬至取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视朝在焉，盖古之治朝也。又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贞观初，每日临朝，十三年三日一朝，永徽中五日一朝，文官中五品以上号‘常参官’。玄宗怠于政事，乃有紫宸殿入阁，所见惟大臣，百官俟朝正衙者无复见天子。中叶以还，又有开延英召对，则并非正殿。】
　　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辰）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及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汉、唐君臣决事殿廷，皆列坐。宋初范质为相，始请皆立。汉、唐有不时之朝，如汲黯见武帝于武帐，魏征见太宗于便殿。宋以下则待召而入。】盖亦三朝之遗意。太祖、太宗时，华盖、谨身、武英殿筵宴奏事，则内朝也。
　　今久不御，上下之交绝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外朝或可间歇，内朝必以时举。六部诸司以次奏事，大臣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五日一员上殿轮对，或不时召见。咫尺相对，略去威严。上不难于问，下不难于对。人才贤否、政事得失、风俗善恶、闾阎疾苦、古今治乱，皆得毕陈于前，则上下之情可通，内外之壅蔽可决，天下之事有何不可为者？”王鏊之言，特欲复明初之规模，而明室帝王之昏惰，则并有不止如鏊之言者，明政乌得不乱？
　　独裁的皇帝不问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
　　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请简补，不听。三十四年，王元翰疏：“朱赓（gēng）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天子高拱深居，章疏一切高阁。”四十一年叶向高疏：“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常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国政事归皇帝独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负责，朝政懒废堕弛至此，亦历史中奇闻也。
　　自然有权臣应运而生。
　　世宗时，夏言、严嵩遂弄大权．【严嵩柄政达二十年。世宗初亦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下，而弄权者即借以行私。明代君主非重法即怠荒，皆足以败事。】
　　自此以后，内阁学士朝位班次升六部上。【惟终明世，大学土秩止正五品，其官仍以尚书为重。署衔必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本衔转在下，兼衔反在上。】
　　然皇帝于内阁不相亲接，其间尚隔着一层太监的传递。阁权最高仅止于票拟。
　　朝廷命令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传之内阁。内阁陈说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述之御前。
　　于是实际相权【或竟称君权。】一归寺人。
　　皇帝不赴内阁亲视政务，故令阁臣票拟。皇帝在内寝仍不亲政务，则批红亦由太监代之。【或皇帝降旨，由司礼监在旁写出事目，付阁臣缮拟。】
　　因此明代司礼监，权出宰辅上。
　　英宗时王振，【其时票拟尚在内阁，然涂棐（fěi）疏已言，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武宗时刘瑾，【则专揽益甚。刘健疏：“近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则正德初已然。】皆是。以后司礼监遂擅权。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压之，及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专决，不复白。每于私第批答章奏，辞率鄙冗，焦芳为之润色，李东阳俯首而已。【李氏尝有疏自白，谓：“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稿，真假混淆，无从别白。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此正可见内阁票拟，必经皇帝批答，司礼监既窃此权，自可箝制阁臣也。又按：洪武十七年铸铁牌，置宫门中，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河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又太祖制，内臣不许识字。宦官通文墨，自宣宗时设内书堂始。然非朝臣附丽羽翼之，虐焰亦不若是烈。首以阁臣比内侍，则焦芳也。】
　　因此宦官逐渐骄横跋扈。
　　张东白云：“自余登朝，而内阁待中官之礼几变。天顺间，李文达【贤。】为首相，司礼监以议事至者，便服接见之。事毕，揖之而退。彭文宪【时。】继之，门者来报，必衣冠见之。与之分列而坐，阁老面西，中官面东。中官第一人，对阁老第三人，虚其上二位。后陈阁老【文。】则送之出阁。后商文毅【辂。】又送之下阶。后万阁老【安。】又送至内阁门矣。今凡调旨议事，掌司礼者间出，使少监并用事者传命而已。”【文震孟传则谓：“大臣入阁，例当投河司礼大奄，兼致仪状。”】又嘉靖中，有内官语朝臣云：“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凡几变。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来夏先生【言。】我们只平眼看看。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恭恭手才进。”【世宗驭内寺最严，其先后不同已如此。】
　　而阁臣中想实际把握政权者，最先便不得不交结内监。【时谓：“大臣非夤缘内臣不得进，非依凭内臣不得安。”即如张居正，亦交结内侍冯保也。】
　　其次又须倾轧同列。
　　阁臣不止一人，职任上并无严格分别之规定。严嵩倾去夏言，与许瓒、张璧同为大学士，而瓒、璧不得预票拟，大权遂一归嵩。自是以后，票拟专首揆，余旁睨而已。【万历十一年，御史张文熙言阁臣专恣，其一即指票拟不使同官预知。申时行争之曰：“票拟无不与同官议者。”可见阁臣票拟权，在当时理论上仍不许首揆专制也。】万历之季，疏多留中，首揆亦闲坐终日。
　　国家并未正式与阁臣以大权，阁臣之弄权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权臣”，非“大臣”。权臣不足服众。【杨继盛劾严嵩，谓：“祖宗罢丞相，设阁臣，备顾问、视制章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御史刘台劾张居正，亦谓其“俨然以相自处”。又曰：“祖宗朝，一切政事，台有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协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居正因此上书乞休，自谓：“臣之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可见一切症结，实在内阁制度之本身也。又明史七卿年表：“洪、宣以后，阁体既尊，权亦渐重，于是阁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骋意见，以营其私，而党局分焉。科道庶僚，乘其闲隙，参奏纷孥。驯至神宗，厌其嚣聒，置而不论。”此岂非政体失调有以致之乎？】故虽如张居正之循名责实，起衰振敝，为明代有数能臣，而不能逃众议论。
　　张居正为相，治河委潘季训，安边委李成梁、戚继光、俞大猷。太仓栗支十年，太仆积贮至四百万。及其籍没，家资不及严嵩二十之一。然能治国，不能服人。法度虽严，非议四起。继之为政者，惩其败，多谦退缄默以苟免。因循积弊，遂至於亡。
　　黄梨洲谓：“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明夷待访录。】真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明代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又用严刑绳下。锦衣卫、【锦衣卫狱又称“诏狱”，始太祖时。】东厂、【永乐设，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由宦者领之，与锦衣卫均权。】西厂，【宪宗宠汪直设，命同河外事，所领缇（tí）骑倍东厂。武宗时，刘谨又设之。神宗时，冯保擅权，又建“内厂”，即西厂之变相。于是名东厂曰：“外厂”。魏忠贤秉政，内、外厂备极刑惨。】成为皇帝的私法庭，可以不经政府司法机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而擅自逮捕拘讯朝臣，乃至于非刑虐杀，其权全操于内寺。
　　初领五都督府者，皆元勋宿将。永乐间，始设内监监其事。沿习数代，勋戚纨绔司军纪，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内监之权又侵入于军事。其他明代如皇庄、矿税、上供、采造重重扰民事，亦皆奄寺主之，则奄权又侵及于财政。【明祖著令：内官不得预政事。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漠北诸将皆洪武旧人，以中人参之。又设东厂预事，宦官浸任用。明祖之废宰相，与永乐之任宦寺，皆出一时私意。明代规模定于二君，祸根亦胥重于是矣。】
　　内寺之权，极盛于熹宗时之魏忠贤。
　　天启六年，浙抚潘汝桢始为忠贤立生祠，天下争废书院应之。监生陆万龄请祀忠贤于国子监，又请以忠贤配孔子。崇祯时定逆案，首逆凌迟者二人，为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又次等论徒三年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共二百零九人。【忠贤本族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其时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臣有许显纯等“五彪”，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忠贤目不识丁，弄权至多不过六、七年，少仅三、四年，蟠结攀附之盛已如此，则其时士风官方，亦可知矣。】
　　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下面，鼓荡出举世谄媚之风，而同时激起名节之士之反抗，而党祸于此兴。
　　明朝一种谄媚结附之风，盖由中叶以后，政治浑浊而引起。严嵩当国，朝士为干儿义子者至三十余辈。张居正卧病，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设醮。翰林、科、道继之，部属、中、行继之，诸杂职又继之，外官南京、楚、闽、淮、漕又竞起应之。黠（xiá）者以献媚，次亦避祸不敢立崖岸。时独一顾宪成，削名不屈。无论为张居正，为魏忠贤，自趋权附势者视之，则同样为权势之代表。而自守正不阿者论，则此等权势亦同样应该反对。反对此等权势者，酝酿于讲学，结集于书院。而张居正亦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则前后两次杀六君子十二人，党祸至于不可收拾矣。
　　又按：黑暗政权之普通象征，厥为贿赂。王振时，每朝觐官来见，以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稗史类编。】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振传。】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盖隐语，黄者金，白者银也。【广传。】刘谨时，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有至四、五千金者。【蒋钦传。稗史则谓：“布政史须纳二万金”。】科、道出使归，亦例有重贿。【许天锡传。】谨败后，籍没之数，大玉带八十东，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据王鏊笔记。】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耳。其后钱宁籍没时，亦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东。【宁传。】魏忠贤史不载其籍没之数，其富当更胜于瑾也。顾不必宦官为然。严嵩为相二十年，籍没时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他珍宝不可数计。【嵩传。又稗史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两一窖，凡十数窖。”】当时文武迁擢，但问贿之多寡。【扬继盛疏。】
　　吏、兵二部持本就嵩填注。【董传策疏。】边臣失事纳赇，无功可赏，有罪不诛。文武大臣赠谥迟速予夺，一视赂之厚薄。【周冕疏。】虽州县小吏，亦以货取。【沉链疏。】户部发边饷，朝出度支门，暮入嵩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边镇使人伺嵩门下，未馈其父子，先馈其家人。家人严年已逾数十万。【张翀疏。】
　　政府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可支数年。【王宗茂疏。】水陆舟车载还其乡，月无虚日。【董传策疏。又徐学诗疏谓：“都城有警，密运财南还，大车数十乘，楼船十余艘。”】嵩本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邹应龙疏。】其后陈演罢相，以资多不能行，遂为闯贼所得。贿随权集，贪黩黑暗，谄媚趋附，胥可于此见之。然则又何怪于党祸之兴与流寇之起也！
　　直待全国正人都卷入党祸，而国脉亦遂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