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文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丢杂志、丢钢笔和丢信封实验显示，人口密度和生活节奏并不是唯一影响助人为乐程度的因素。你关心别人吗，还是只顾自己?有些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有些社区和国家信奉“个人主义”价值观。这些社会特别强调个人的需求和权利，而不太重视有益于群体的回馈活动。与此相反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人们会把自己当成更大群体(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某个组织或整个社会)的一分子，所以倾向于为大局着想。莱文的研究结果中有确凿的证据显示，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比如美国、英国和瑞士)远没有集体主义社会(比如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和中国)那么乐于助人。其他一些研究表明，这种效应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研究人员让四岁的孩子为自己的玩具娃娃编故事时，印度尼西亚的小朋友编的故事中会有更多友善的角色，但美国、德国和瑞典的孩子编的故事并非如此。
　　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所做的戏剧性研究最能够证明关爱型社会带给人们的影响。和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做过服从权威、小世界、丢信封和电视暴力实验)一样，津巴多也做过一系列早已经受过时间考验的实验，其中最为著名的或许就是现在已臭名昭著的“监狱”实验。在实验中，津巴多让随机分组的大学生分别扮演模拟监狱的看守和犯人，并让看守以极其残暴的方式对待犯人。进行此类备受关注的实验并不是津巴多和米尔格兰姆唯一的共同之处。他们在小时候都就读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詹姆士·门罗高中，甚至有几堂课还坐过同桌。和米尔格兰姆一样，津巴多也对研究助人为乐的心理很感兴趣。

　　他对该领域最大的贡献就是探索了社区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津巴多把一辆二手车的发动机盖打开，并在未锁车门的情况下把它停在了纽约大学对面的大街上，然后躲到一边偷偷地用摄像机记录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仅仅10分钟后，一辆刚巧经过的汽车停了下来，一家人从车上走了下来。母亲飞快地拿走了车内所有值钱的东西，父亲则用钢锯把散热器拆了下来，与此同时，他们的孩子正在翻腾汽车的后备箱。大约15分钟后，又有两个人用千斤顶把汽车支起来，然后拆走了所有的轮胎。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又有很多人停下来洗劫了这辆破车，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堆废铜烂铁为止。要知道，这些反社会的行为可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两天之内，津巴多就偷偷拍下了20多起破坏事件(大部分都是中产阶段白人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车子被洗掠的程度可谓惨不忍睹，最后津巴多不得不叫了两辆卡车才把那堆废铜烂铁从街上拉走。

　　随后，津巴多又把一辆类似的汽车(发动机盖也是打开的)停在了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史坦福大学对面的一条街上，据说住在该区域的人具有很强的社区意识。结果证明，这里发生的情况和纽约市截然不同。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这辆车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破坏。在下雨的时候，还有一名路人好心地把汽车的发动机盖给盖好了，以便可以保护里面的发动机。当津巴多最终去把车子开走时，竟然还有三个人报警说有人偷了一辆被遗弃的汽车。
　　那么，一个人如何才能树立社会责任感呢?你如何才能让人们不再仅仅关注自己的需求，不再只考虑自己，而是转而把自己当成更大社区的一分子呢?史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和斯科特。弗雷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好消息，他们的研究工作显示，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需要大费周折。
　　在研究的第一部分，一名研究人员装扮成了志愿者。他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居民区进行挨家挨户的拜访，询问人们是不是介意在自家的花园里放一个提倡限制车速的告示牌。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标识牌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放在花园里，那整所房子和整个花园的美感就全部给破坏了。为了让人们清楚直观地了解这一点，研究人员会给人们看一张照片，在某个人的花园里立着一块巨大而丑陋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小心驾驶”。告示牌在照片上看起来非常显眼，不仅遮住了大半个房子，而且还挡住了门前出入的通道。结果可想而知了，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帮这个忙，当然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在实验的第二阶段，研究人员去了另外一个社区，而且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不过，这一次出现的告示牌要比上一次小多了。事实上，告示牌的面积仅为3平方英寸，上面的文字也改成了“做一名安全的驾驶员”。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请求，所以几乎每个人都答应说可以帮忙。两个星期后，研究人员又回来了，这一次，他希望能把告示牌换成大个儿的。结果显示，76％的人竟然也同意了把那么丑陋的告示牌摆在自家的花园里。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弗里德曼和弗雷泽认为，同意接受第一个小告示牌已经对居民看待自己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突然之间，他们就变成了乐于伸出援手的人。他们是良好的公民，是乐意为了顾全大局而牺牲小我的人。因此，当面对一个巨大而丑陋的告示牌时，他们最终很可能会做出接受的决定。这是一个教导人们如何成功合作的典型案例。先从小处着手，就能够更容易地说服人们别为大事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