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目无亲的祝永达站在西水市的街道上，他一旦想起马秀萍，即刻想去见她，见了马秀萍怎么说呢？说他被人打垮了？说他主动逃逸了？说他是到这个城市来闯荡？说他为了和她一起干事业？他觉得，所有的理由都很脆弱，只有惨败感是实实在在的。他想了又想，觉得还是暂时不要去见马秀萍，等他在这个城市站稳了脚跟以后再说吧。他被过往的行人拥挤着，推搡着。他看着喘着粗气般的一辆又一辆汽车，看着鳞次栉比的楼房，看着匆匆忙忙的行人，对城市没有亲切感。既然来了，他就不能退回去，他要尝尝在别人的天空下生活的滋味。
　　他来到了经一路。这是一条食府街，各类吃食都有。走过那些卖烤肉的、卖烧鸡的、卖海鲜、卖羊肉泡馍的食铺，在一家卖扯面的小摊子里他找了一个座位，花了一块钱，要了一碗扯面和面汤。肚子虽然很饿，他吃得并不猛，斯斯文文的，边吃边左右而顾，看看，他要看看这些卖吃食的人是怎么做生意的。一碗面条下了肚子，他觉得还欠一点，可是，他不能再吃了，他要节省，他身上带的钱很有限，他来到这个城市是挣钱的，不是花钱的。他又要了一碗面汤。老板很胖，络腮胡子，五十岁左右，一看就知道是个庄稼人坯子，他吩咐伙计给祝永达舀面汤时很不高兴，面部带着讨厌而鄙夷的神情。面汤要来了，祝永达却没有喝，老板的眉眼把他的肚子填饱了，他很讨厌那些有几个骚钱就扎势摆谱的庄稼人。
　　出了经一路，向南一拐，祝永达进了经二路。
　　在一条小巷道的拐角上，有两个要饭吃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身子曲成了笼子圈，头颅几乎着了地，只看见稀稀的飘动的白发和发黄的头皮。另一个算是个残疾人吧，从面目看，是个成年人，可是，坐在那儿的模样像个儿童。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上断了，裸露的断茬儿一动一动的，看起来很瘮人。另一条腿还没有高粱秆粗，那细细的腿从脊背上曲过去，搭在肩上，而且，脚朝后长着。祝永达看了一眼就想吐，那残疾人的样子有点可怕。他已经走过去了，又回去，将五毛钱扔在了残疾人跟前的铁罐子里。那残疾人半眼也没看他。
　　他从经二路的东头走到了西头，他发觉，没有他可干的什么活儿。他并没有灰心，继续向南走，过了渭河桥，到桥南去了。桥南是工业区，正在建设之中。傍晚时分，他来到了一家建筑工地上，他想，在这个城市，适合他干的，恐怕只有做小工了。他找到了工头，问那工头，能不能叫他做小工。工头看看他，眯起一只眼问他能干什么，他说和浆、搬砖、运料，体力活儿他都能干。工头说，你干三五天先看看。他就问：“干一天多少工钱？”工头眉毛一挑：“你事还没干，先问工钱？”他说：“我就是为了挣钱才干活儿的。”工头说：“干得好，一天八元。”他说：“干得不好呢？”工头说：“干得不好就走人。”他说：“好，我干。”工头把他领到了一个油毡搭起来的工棚中，指了指地铺说：“你就睡那儿。”他一看，地铺上撂着几十床脏得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被子，每个人身底铺着装水泥的牛皮纸和破麻袋。已是初冬时节了，晚上没有被子不行。祝永达走出了工地，他到街道上的劳保商店里买了一床草绿色的行军被抱回来了。他将被子撂在地铺上，从工地上拾了几张牛皮纸铺在了身底下，用一张牛皮纸将一块砖头包皮住，当做枕头。打好地铺，他走上了街道。
　　夜幕像一把伞撑开在天空，电压不足的路灯将街道照得发红。祝永达转了半天，肚子也饿了，又去吃了一碗扯面。吃罢饭，他无心在街道上闲逛，就回到了工棚。
　　吃罢饭的民工有的蹲在地铺上吃烟，有的已经钻进被窝里睡觉了。他问睡在他旁边的民工是哪搭人？民工说是陇县人，他又问这里有没有凤山人？民工说有一个，民工右手朝西头一指，给那中年人吆喝：“嗨！牛拴娃，这里有一个你们凤山的乡党。”他一看，被叫做牛拴娃的不就是被乡政府开除了的牛晓军吗？牛晓军打量了他几眼，似乎不相信他也是来做小工的。大概因为他的神情，他的面容，他的穿戴还不像民工。牛晓军说：“这里的工头心黑得很，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你能撑得住吗？”他笑了：“我也是庄稼人，还怕吃苦？”牛晓军说：“我看你像乡政府的乡丁。”他也笑了：“那些人不叫乡丁，叫干事。”牛晓军说：“叫啥都一样，不是他们逼着要粮要款，我能出来受这份洋罪？”他说：“也不能怪他们，任务完不成，他们无法交差。”牛晓军说：“你不要替他们开脱。”祝永达说：“不是我替他们开脱，他们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农民，他们未必愿意那样干。你在乡政府工作过，对这些人最清楚不过了。”牛晓军似乎要把一肚子的冤屈和满腔的愤恨给他诉说、发泄。他给牛晓军递了一支烟说：“咱明天再聊吧。”
　　躺在冰凉的地铺上，祝永达怎么也睡不着，冷风从油毡的破洞中灌进来，身上如同浇了冷水一般，他冻得在被窝里缩成了一团。地铺上的三十几个民工都已入睡了，沉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们十分疲累，哪怕身底下是冰碴，是枣刺，是钢针，也能睡得着的。他们的肉身子似乎是木头，是烂泥，冷风吹不动，寒气逼不醒。他们一旦躺在被窝里就什么事也不愿意再想，思想会使他们无奈而痛苦，只有停止思想，让大脑里一片空白，他们才能轻松一点。睡觉对他们来说是人生莫大的幸福，哪怕睡着以后被冻死也罢，他们也算是幸福的。祝永达坐起来，披上衣服，抽了一支烟。从明天起，他就是这工地上的一个小工了，不再为松陵村的事情去操劳，他已摆脱了使他难以安宁的工作。他甘愿在这儿吃苦，身体累一些不要紧，心里能相对轻松一点就好了。有多少庄稼人和他一样整天挥动着农具，整天泡在汗水里，他们没有怨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就这么把自己一生打发了。
　　祝永达是在睡梦地里被喊起来的。他看看表才六点二十分。工棚里的民工都起来穿戴整齐了。他们拿上碗筷要去吃早饭。祝永达出了工棚一看，天上的星星雨点似的向下滴落，天蓝得跟他黎明前做过的睡梦一样，冷风迎面扑来灌进了他的领口，他不由得抖了抖。他跟着民工进了工地临时搭起的灶房中。没有碗筷，睡在他隔壁的民工从食堂里给他要了一只粗瓷碗一双筷子。早饭是一块馒头，一碗稀饭，没有菜。民工们端着稀饭，捏着馒头蹲在灶房四周草草地吃了饭，七点钟就上了工。第一天的城市生活从这个建筑工地上开始了。
　　祝永达的工作是用架子车给搅拌机跟前拉运沙子和碎石。他拉着那辆架子车一刻也不停地向搅拌机跟前拉运，他将身上的毛衣脱了，只剩下一件单布衫，汗水还是不停地流。他被那旋转的搅拌机逼着，机器一样地工作，一天下来，已是累得不行了。那搅拌机一天要吞进去几十方沙子和碎石，这些沙子和碎石是一锨一锨从他手底下经过的，他的体力、他的激情被那搅拌机一抬嘴就吞下去了。本来是两个人的工作，黑心的工头叫他一个人干。他趴在地铺上，不想去吃饭。乡党将他喊起来了，乡党问他能不能撑得住？他说行，行呀。再累也要坚持下去的，这才是开头。

　　干过一个礼拜之后，祝永达似乎已经习惯了，他完全可以耐得住的。让他受不了的不是苦累的活儿，而是那个工头。站在民工面前的工头俨然皇帝一般威严，动不动就骂人，把民工不当人看。祝永达总想找个机会治一治那工头，这是他思谋了几天的事情。终于有了一个机会，那天，工头来了，他站在搅拌机跟前正看着。祝永达将一架子车碎石头倒下，架子车落地的时候，他从车辕里出来，故意捏住一根车辕，将空架子车向后一推，那辆架子车的车轮就从工头的脚上碾过去了，工头的脚肯定被碾疼了，他干叫了一声，双手捏住脚，在地上转了个圈子，瞪着祝永达骂道：“你×眼睛瞎了吗？”祝永达说：“你再骂一句，骂呀！”祝永达放下了架子车，握着拳头向工头跟前逼去了：“你说谁是×眼睛？”工头一看祝永达冒火的双眼和紧握的拳头，不敢再张嘴了。祝永达说：“你×眼睛才瞎了，站也站不到地方上去。你以为你是皇帝，得是？你放明白点，不要把牙龇得跟死人脚后跟一样，你和我一样也是庄稼人，看你那样子？就只知道欺负民工？”工头看看他，一瘸一拐地走了。祝永达知道，这些人以为他们有钱了，就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了，认为钱就是橇杠，把什么都可以撬动。他不愿意和工头讲道理，这些人不认道理只认钱。祝永达觉得出门在外就得有点二杆子劲，像马秀萍说的那样，要硬气。工头这样的人，不怕道理，就怕拳头。
　　祝永达再一次和工头较量是在几天以后。那天，向搅拌机跟前拉运水泥的年轻人不小心让一袋子水泥掉在了地上，水泥袋子摔破了，水泥撒了出来。这时候工头来了，小伙子赶紧将破了的水泥袋子向架子车上抱，他一抱，牛皮纸袋子烂了，水泥全撒在了地上。那小伙子拍了拍身上的水泥，转身要去拉架子车，工头一脚踢过来，踢在小伙子的裤裆，小伙子怪叫一声，倒在了地上。小伙子的脸上身上沾满了水泥。祝永达一看，放下了拉沙子的架子车，走到工头跟前去，厉声说：“把他扶起来！”工头看看祝永达，没事儿一般，自顾自地走了，祝永达走过去，一只手卡在工头的后脖子上，对他说：“把你拿了个大？你把他扶起来。”工头说：“我不扶，看你能咋？”祝永达说：“你把他不扶起来，我就把你的头从脖子上拧下来。”工头一看祝永达那架势，说：“你松开手，我去扶。”祝永达的手就松开了，工头活动了一下脖颈，走过去将小伙子扶起来了。工头走后，祝永达对那小伙子说：“你年纪轻轻的，怕啥呢？他叫你干活可以，他欺负你，你就不答应。”小伙子说：“他心黑得很，到月底扣工钱。”祝永达说：“他少给一个子儿也不行，你不要害怕。”
　　到了月底，祝永达去向工头要工钱，工头不给。工头说：“你干了一个月就想要工钱？没那事。你问问他们，干了半年了，给谁一分钱来？”祝永达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干了活就要钱。”工头说：“没有钱。我们承包皮人家的工程，人家不给我们钱，我们拿啥给你们？”祝永达说：“那是你们的事，你不给钱，我就不叫你安然。”
　　祝永达到了工地，一把拉下了搅拌机上的闸刀，搅拌机立时停下了。他走在闸刀跟前，问工头给钱不给钱。工头说：“你再胡闹，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了。”祝永达说：“你去叫吧。你欠我们的工钱不给，有理，得是？你把我抓起来，我就先叫你脑袋搬家。”祝永达煽动民工：“你们不要干了，干了也是白干，向他要钱，一天干十个小时，一分钱也不给，我们不答应，我们也是人，老婆娃娃要吃饭。”那些民工都不吭声，有的垂下头去，目光避开了他；有的抱着工具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牛晓军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把闸合上，不要闹了，咱先干活儿，不干活儿哪搭来的钱？”接着，睡在他旁边的陇县民工也反对他，连被工头踢倒在地的年轻人也替工头说话：“不是人家不给咱钱，人家没钱给。”在搅拌机旁边干活儿的民工一齐谴责他，叫他快合上闸刀干活儿。祝永达一看，他反而成为众矢之的了。他是为了民工的权力而奋争，这一帮农民兄弟们齐声反对他，他的心凉了。不是工头把这些人当猴耍，是这些人甘愿被工头当猴耍，难怪人家拖欠了半年的工钱也不给。他就不知道这些农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真是生活把他们的骨头压弯了，锐气磨光了？他百般无奈合上了闸刀。祝永达哪里知道，不是民工们害怕，假如工头不叫他们干活，他们就把饭碗砸了，他们担心的是没活儿可干。
　　工头给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他离开这个工地不再捣乱，就给他工钱，他答应了。他不打算在这儿干下去了，这样干下去，干上三年也休想得到一分钱。当天，他结算了自己的工资，背上铺盖，离开了建筑工地。
　　来到幸福路，祝永达一看，一家餐馆前围着好几十个人。他不知道人们在看什么景观，就放下铺盖，挤到里圈去了。原来是打人呢。打人的有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脸乌黑，留着巴掌大的平头，头发端竖着，看起来可能比三九天的冷风还硬。被打的那个人用棉衣蒙着头，看不清年龄，从他的喊叫声中听得出来是个年轻人。平头抡起一张凳子在年轻人的身上乱打，随着凳子的落下，年轻人号叫着在地上翻滚。年轻人的一双鞋早掉了，身上腿上满是泥土。平头将凳子举起来，咬着牙，狠狠地抡下去，圆形的凳面被打飞了。他提着凳子腿，抽打了两下，将凳子腿一扔，又抓起了另一张凳子。祝永达看时，只见旁边已有三张掉了腿的凳子。他猜测，这三张凳子是平头打人打坏的。
　　祝永达问旁边的一个戴眼镜的人是咋回事。眼镜缩头缩脑的没有回答。他又问一个中年女人，中年女人说，娃是端盘子的，把菜汤撒到了客人身上，黄了老板的生意，老板就打他。祝永达回头看时，围观的人有的神情漠然，有的噤若寒蝉，有的咂嘴叹息，凳子和人的肉体相触发生的响声比黄连还苦。年轻人由号叫而呻唤，那呻唤声随着击打越来越微弱了。年轻人蜷缩在地上，毫无款式的样子好像一团破棉絮。
　　祝永达站也站不住了，他紧握住拳头浑身在发颤。他回头看了一眼，看了看仿佛是在看景致的人们，心里发痛。就在平头将凳子高高地抡起来，准备向年轻人用棉袄蒙住的头上打下去的时候，他两步跨上前去，果断地一把攥住了平头的手腕。祝永达仿佛能感觉到，他身后的几十双目光秋雨一般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听见的是人们长长短短的出气声。平头睁大眼迅疾地打量了祝永达一眼。祝永达的目光像钉子一样硬，他还了平头愤怒的一眼。他用威严正直的目光将平头死死地顶住了。平头一声也没吭，丢下了凳子，拍拍手，进了餐馆。围观的人还没有散，他们向躺在地上的年轻人跟前走了走，指指点点，表示愤懑或同情。祝永达这才听见有人说，咋能打人呢？把娃怕是打坏了？在头上打一板凳，娃就没命了。

　　祝永达已不敢再多看那年轻人一眼了，他走出人群时才发觉，他的被子被人拎走了。
　　离开幸福路，祝永达不知道该去哪里。刚才那一幕，怎么也不能从眼前抹去。他毫无章法地向前走，走到一个站牌旁边，他坐在了一张石凳子上，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过往的车辆。
　　不知坐了多长时间，他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了车，他问售票员，这车去哪搭？售票员用毫无色彩的声调说，火葬场。祝永达一听，只坐了一站，就下车了。
　　下了车，他不再走正街，而是钻进了一条巷子。刚进去，就看见一个小门前，围着一堆人。他不愿再目睹令他伤痛的事，想避开那一堆人。可是，东西两边都没有通道，他无路可走，只得硬着头皮向前走。走到跟前，他一看，小门的左边挂着“西水市信访局”的牌子，门两边站着十几个人，一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庄稼人。有两个庄稼人蹲在一堵墙下正在啃干馍馍，他们的脸色晦暗，神情恍惚不安，衣服破破烂烂，嘴角沾着馍花，咽馍时，喉结鼓得厉害。祝永达本来想快步从那儿过去。一个要饭吃的娃娃抓住他的衣角不放。他掏出了一块钱，给了那个约莫七八岁的小男娃。这时候，他被一个女人的哭声牵住了，女人的哭声比牙齿还短，但像刀子一样钻心，仿佛人的胸口被什么东西压住而发出的喘息。祝永达知道，只有三伏天套在犁上的牛才嘴吐白沫伸长舌头这么困难地喘息。他不可能充耳不闻。他一看，哭泣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站在她旁边的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姑娘拉住女人的衣角细细地抽泣。祝永达走上前去问是咋回事？一个中年男人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目光里的意思是：问啥问？你是看热闹？还是能解决问题？他不死心，又去问旁边的另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小声告诉他：那个姑娘给人家打了一年工，工钱老板没给一分，还把女孩儿给睡了。女孩儿有了身孕去找老板要钱，被老板赶了出来。女孩儿的母亲陪她来告状。母女俩告了一个月，也没顶啥。祝永达听罢正在愤愤不平，信访局门前的十几个人突然吵起来了，祝永达走到跟前去一听，原来是告状的和告状的吵起来了。按信访局规定，一天只接待十个上访者，叫号接待。上访的人按到来的迟早排队，排在前边的领上了号，排在后边的人领不上号，只能等到第二天再排再领。有些人排了三天队，连信访局的门也进不去。这些告状的是为领号儿吵起来的。他们互相指责插了队。在这支告状的队伍中，有状告村委会主任欺负老百姓的，有状告派出所的干警打了人的，也有状告老板不开工资的。他们用粗话相互对骂，指责不排队领上了号儿的人。他们谁也不愿意想一想，为什么只发十个号，不发二十个，三十个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告状的？他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信访局了，信访局能给他们解决多少问题呢？
　　祝永达没有久站，他从原路退回去了。
　　祝永达是半夜里被人从租住的房间里喊起来的。他被连推带拽地弄上了一辆车，车厢里还塞着几个人，那几个人都默不作声。大约走了有半个小时，他们被喊下了车。进了一间灯光昏暗散发着臭气的房间之后他才知道，他被收容了。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塞进了几十个人，人们无法入睡，只能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垂着头抱着膀子。祝永达一看，他旁边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冻得瑟瑟发抖，他将自己的夹克脱下来叫老汉披上，老汉不要。听口音，他是甘肃人，他说他到过收容站几次了，老汉告诉他，这一次进来，没有挨打，就算很幸运了。坐了半夜，祝永达一眼也没合，第二天早晨，房间里的人一个一个被叫出去了。喊祝永达的是一个满脸粉刺个子瘦高的年轻人，他被喊进了一间办公室。审讯很简单：
　　“什么名字？”
　　“祝永达。”
　　“住址？”
　　“西水市凤山县南堡乡松陵村三组。”
　　“年龄？”
　　“三十九岁。”
　　“进城干什么来了？”
　　“打工。”
　　“为什么不办暂住证？”
　　“不知道还要暂住证。”
　　“你妈的×，你知道啥？”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不要出口伤人。”
　　“罚款二百元。”
　　“为啥要罚款？”
　　“嘴还硬？不想交罚款？那好，现在就送你回去。”
　　瘦高个子来拽祝永达走。祝永达不知道把他又要弄到哪里去。他已听说，来到这儿，你不交罚款就要挨打。假如这些人把他弄到什么地方饱打一顿，吃了皮肉之苦不说，在西水市怎么呆下去？祝永达咬了咬牙，说他交罚款。
　　交了罚款以后，祝永达被释放了。当天，他到渭水派出所去办了暂住证。
　　来到西水市还不到一个月，历经了几件使他痛心疾首或愤愤不平的事情。他深深感到，庄稼人要到这个城市来吃苦卖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更加佩服马秀萍了，他想，马秀萍肯定也是吃过不少苦头的。这个城市不会对马秀萍那么偏爱那么友善。他一定要挺住，干出点名堂来。他坚信，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
　　在西水市游转了两天，祝永达发觉用架子车给用户送蜂窝煤这个活儿适合他干。这是一个力气活，很累，很脏。他询问了拉运煤块的民工，只要肯出力一天可以挣十五六块钱。脏和累他都不怕，干这活儿最大的好处是：不愁要不来工钱，而且是自己支配自己，干多了多得，干少了少得。于是，他租了一辆架子车，干起了拉蜂窝煤的工作。
　　煤厂门前是一面小坡。每一次，当祝永达将一车蜂窝煤从小坡拉上去的时候就大汗淋漓了。他弯着腰，任凭绳索向肩胛上的肉里勒，他的目光只能看见脚底下那一坨子，只能看见从脸庞上滴下来的汗珠。他像牛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他默默地计算了一下，他每天足足要走八十里路，将煤块送到用户家中，再给人家端上楼房。城里人在睡梦中，他就起来了；城里人已上了床，他还在回去的路上。
　　他租住的地方离煤厂不远，住在六七个平方米的油毛毡棚子里。没有床，他从煤场上捡来几张稻草笆子铺在地板上，每天晚上，就在那稻草笆子上睡觉。入冬已深，他身上的热量抵不住水泥地板那张冰凉冰凉的嘴巴的吸吮，半夜里，常常被冻醒，一旦醒来，他蹲在地板上，看着表情冷漠的黑夜和从油毡棚的破洞中向里窥视的冷风再也无法入睡了。他想起了父母亲，大概老人们正在念叨着自己。他想起了赵烈梅，也许，这个闲不住的女人到砖厂给人家搬砖头去了。想来想去的，黎明时分，才有了睡意。

　　那天，下了一层薄雪，天气特别冷，他就老早收了工，钻进了被窝。躺下没多久，他肚子疼得不行，急忙上厕所。厕所距离他住的地方足足有三百米，他急急地进了厕所，蹲下去解手，刚解完手，进了房间，肚子又疼开了，他又去跑厕所。一个晚上，他跑了十三次厕所。天亮时，浑身烫热，四肢无力，他病了。他叮咛自己，不能躺倒，千万不能躺倒。他咬着牙爬起来，踏着一鸡爪厚的雪，到医院去开了些药片儿。
　　在这间冰洞似的房间里，祝永达躺了三天。躺在被窝里，他悄悄地流泪了。他想去找马秀萍，到现在，他还没有弄清马秀萍究竟是不是真的爱他。他看重的是感情，渴望得到的也是感情。庄稼人虽然大都是米面夫妻，可是，艰难的日子把他们拧在了一起，他们就是三天吵一次嘴也罢，很少分心。有些夫妻过了几十年，不仅脾气相投了，连长相也相似了。他希望能和马秀萍建立深深的感情。可是，他又想，一个年龄比他小得多的女孩儿为什么要爱上他呢？他值得人家爱吗？他有打动女孩儿的魅力吗？他的存在是不是马秀萍的荣耀和自豪？马秀萍是不是和他逢场作戏？马秀萍说她爱他的话有几成的真实性呢？他从书本上看到过这么一句话：女人是最会说谎的动物。他没有那种体验，就很难相信。也许，这句话是针对城里的女人说的。庄稼人的女孩儿是绝不会哄人的，尤其是关中西府的女孩儿，心实得跟锤子夯过一样。他觉得，他没有必要怀疑马秀萍。可是，目下，他处于这种境况，就愈加自卑了，他是一个失败者，可以说是一无所有。马秀萍一旦看见他这般模样，将怎么想呢？他思来想去，断了去找马秀萍的念头。三天来他没有很好地吃一顿饭，那扯面寡味而难以下咽，为填肚子，他硬向嘴里塞。即使他病倒了，也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买些可口的饭菜。三天以后，高烧退了，他又爬起来去拉煤。
　　身体虚弱的祝永达动不动就是一身虚汗，一架子车煤从门前的小坡拉上去，要歇几次。他咬着牙，双手紧把着架子车辕，脚板紧抠住路面，那生硬的路面一把大手似的故意将他向后推，他艰难地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着。他不能再拉短途了，短途要一趟一趟地将煤块端上楼，那是很耗费力气的。他只拉长途，拉长途回来还有喘气的间隙。那天晌午，他将一车煤拉向民庆路时已是十二点了。四百块煤要送到六楼去。如果他的身体没有病，一趟就提一百块，现在，他一趟提六七十块也觉得心慌气短。他已向六楼跑了五趟，觉得心跳得厉害，眼前头一阵一阵发黑。最后一趟，他将剩下的七十五块煤全部垒上提着向六楼上，上到了五楼，他抬头一看那楼梯，忽然觉得那楼梯在旋转，旋转着向他扑过来了，整个楼房也在颤动，他恶心极了。他一脚踏上一级台阶，身子不由自主向后背去了，他极力要稳住自己，赶紧向前倾。他向前一扑，便跌倒在楼梯上了，手中的煤块自然摔掉了。他从楼梯上滚下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祝永达苏醒后，发觉自己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输液瓶里的液体悄无声息地点滴着。房间里空无一人。他在极力回想自己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是谁把他弄到这个地方的，他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头脑里是一片空白。扫视了病房一眼，他明白，自己是躺在抢救室里。他什么也不想了，闭上了眼睛。他困倦极了。
　　当祝永达睁开眼睛时，只见床头柜上放着苹果、饼干、罐头和奶粉。马秀萍坐在床跟前的小凳子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就不想想，你咋到这儿来的？”
　　“想不起来了。”
　　“是我把你弄到这儿来的，你知道吗？”
　　“是你……”
　　“我就住在你送煤的那个五楼。”
　　“啊？原来……”
　　祝永达将头转过去，他的眼睛在发潮。
　　“永达哥！”
　　马秀萍拉住了祝永达的一只手。祝永达的手十分粗糙，虎口上裂开了口子，手上的纹路被煤染得清晰可辨，手掌里结着老茧。他的胡子没有刮，脸上毛毛草草的，面容比实际年龄老得多。马秀萍低头垂泪了：“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了？”
　　祝永达从马秀萍手中抽出来了，只对她一瞥：“我这样子很丑，得是？是不是很同情我？”
　　“你呀，病倒了，还这么要强？好好养病吧。”
　　马秀萍削了一个苹果，再用刀子削成小片儿，给祝永达。祝永达眼睛眨了眨，鼻管里尽管很酸，也没有让眼泪涌出一滴半点来。他从马秀萍手中接过苹果，大嚼大咽。
　　祝永达在病床上躺了七天，马秀萍在病房里守了七天。祝永达临出院那天，马秀萍给他买了一件皮夹克，一件毛衣，一条裤子。祝永达不穿马秀萍给他买的毛衣，他非要穿自己的那件毛衣和赵烈梅给他织的那件毛背心。马秀萍说：“你那毛衣和毛背心我早就扔了。”祝永达说：“不行不行，扔了也得找回来。”他没有给马秀萍说毛背心是赵烈梅送给他的，他只是说非要找回来不可，马秀萍一看他那急不可待的样子，吭地笑了：“毛衣和毛背心叫汗湿成硬板板了，我叫人去洗，还没有干。”祝永达这才穿上了马秀萍给他买的那一身新衣服。一出医院，祝永达就要走。
　　“还要去拉煤？”
　　“拉煤有啥不好？咱是庄稼人，有的是力气，自己挣钱自己花。”
　　“留下来，留下来在制鞋厂里干。”
　　祝永达摇摇头：“我不想受制于老板，人一当老板心就黑了。”
　　马秀萍又笑了：“偏见。你不是也当过松陵村的老板吗？我看你心就不黑。留下来，帮我搞管理，咋样？”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连你算上不就是两个人了吗？”
　　马秀萍那期待而渴望的目光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祝永达渴盼的就是那目光，那饱含情意的目光比任何语言都真诚，都可信。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四目交投于一瞬间，他们的默契仿佛成熟了的苹果一样落了地。马秀萍慢慢地偎过来了，她将头靠在了祝永达的胸脯上：“永达哥，不要离开我，好吗？”祝永达看着她那略带羞涩的脸庞，看着她那甜蜜蜜的眼睛，抱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