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广荣依然和马秀萍僵硬地相处着，依然没有摆脱担心和不安。这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
　　这一年春天里的三级干部会比往年召开得早。参加了三天会议，田广荣铁青着脸，没说几句话。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次三级干部会议的内容和往年截然不一样，不是春耕生产的动员和安排，不是他听惯了的老调子。这次三级干部会议是一次大的变革的动员：凤山县去年冬天已在三个公社搞了生产责任制的试点，今春要全面铺开，夏收前全部结束。对于田广荣来说，生产责任制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它像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刺激，这个名词从公社党委书记江涛的口中一讲出来，就把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震住了，他们听了半天才听明白了，生产责任制的实质是：解散生产队，分田到户。这不比当年的分享胜利果实，不比吃大食堂，不比斗走资派，以往的这些“运动”都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都是搞社会主义的一个内容，而眼下即将开展的这个“运动”算什么呢？也算是一场革命？当了几年或者几十年生产队干部的庄稼人觉得诧异、吃惊、丝丝兴奋，兴奋中掺杂着担心。田广荣可不是那么迟钝，当田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运动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很震惊。头脑里飞快地闪上来两个字：灾难。
　　田广荣叮咛自己，要跟上变革了的时代步伐，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只能暂且埋在心里；他要以一个崭新的形象出现在松陵村的政治舞台上。“三干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就召开了社员大会进行动员，对上面的文件，他照本宣科，调子平缓，没有一句赞成的言词，也没有表示反对的话。谁也看不出，他对这次“运动”抱的是什么态度。他像宣传当年的合作化、人民公社一样地卖力：他吩咐祝万良买了几百张红帖子，叫来了五个能写毛笔字的农村秀才在大队办公室里写标语，他吩咐祝永达把扩音器的音量开到最大，从天明到天黑，不停歇地在广播上播放文件录音。两天之后，大红帖子将松陵村裹住了，口号标语满天乱飞，高音喇叭震得土墙上斑驳的泥皮哗啦啦地向下掉；那气势无异于又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地，松陵村的老老少少都知道，要解散生产队了，要分田到户了。年气末尾那兴致勃勃的气氛仿佛被拦腰截断了，走亲戚送灯笼的庄稼人把话题转移到了即将开展的这场“运动”上了，他们彼此传递着，相互议论着分田到户的事情。
　　坐在大队办公室的田广荣只有一门心思：收集信息，掌握两千多名庄稼人的情绪，他首先要把握准他们的脉搏，再对症下药。不断给他传递信息的是会计祝万良、三队的队长田水祥、七队的队长田得安，还有大队长马志敬，以及妇女主任何宁娟。田广荣只是听这些人给他汇报，却不表态。他问得很详尽：哪些人表示反对？哪些人表示赞成？哪些人依旧是模棱两可？他最关注的是贫下中农和过去的那些地主富农态度如何。他吩咐各党小组长，把每一个党员的想法都得弄清楚。
　　当田广荣问及祝义和的时候，田水祥高喉咙大嗓子地说：“地主到啥时候都是地主，改变了成分还是地主。老奸巨猾的祝义和嘴里胡支吾，我能看得出来，他心里赞成单干，嘴上不说，他可能想把他家那一百亩地要回去自己种哩。”田广荣特别叮咛田水祥：“不管谁怎么说，你都不要说人家错或对，你只听，一字一句地听，把听到的全记下。”
　　听说要解散生产队，祝义和也是震动不小，像田水祥所说的那样，他内心确实赞成那样做，担心的是做不下去，他劝祝永达不要跟着起哄，看看动向再表态。祝永达说：“看啥动向？生产队早该解散了。那时候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贫下中农，是想叫贫下中农富起来。搞了那么些年，富人变成了穷人，穷人也没富起来，大家都没粮吃，大家都饿肚子，生产队有啥好处？”吕桂香将饭端来了，父子俩都没有动筷子，他们说不到一搭儿去。祝永达是读过历史的，谭嗣同以血示众，就是为了实施变革，近代史记录得清清楚楚。解放后，庄稼人走了不少弯路，现在，叫大家走正道儿，一些人却不走。不是走正道儿费力气，而是大家把歪道儿当做正道儿走。这些道理，祝永达没法给父亲说，父亲按他做人的规范要求儿子。祝义和将面碗端在手里，用筷子搅了搅，又放下了：“你就没想想，人家把咱的地分了，搞合作化，搞人民公社，搞了十几年为的是啥？还不是为了把大家拢住？现在，人家咋能把门打开，叫大家放了羊？”祝永达说：“我想过，人家怕把羊在圈里闷死了。”祝义和说：“大家都放了羊，要田广荣干啥呀？田广荣不把大家攥在手心里，晚上睡不着觉。”祝永达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了父亲的对面，带着恳求的口气说：“爹，你想不通，装在心里就行了，不要到会上去说，你一说，就给人家的灶火眼里添上了柴，有些人就等你的话哩。”祝义和说：“不是我想不通。我也知道共产党这么做对着哩。过去了的事，我不能不给你说说，一九六二年，搞‘三自一包皮’，田广荣看得清，不同意。当时的大队长是田兴国，他站出来要搞，结果就把地包皮了一些到了农户，结果呢，上面说是走资本主义，田兴国丢了大队长不说，还被批判了几场。”祝永达说：“这一次和一九六二年不一样，不是搞‘三自一包皮’。”祝义和说：“有啥不一样的？共产党搞了那么多运动，我都经见过。啥事喊得越凶，越没好结果。”其实，祝永达也说不出来不一样的道理，他只是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吕桂香走进来一看，这父子俩还没吃饭，就说：“饭都凉了，你爷俩还争啥？这是大家的事，不是咱一家的事。”祝永达端着饭碗出了房间。他蹲在他栽的那棵泡桐树下去吃饭。那棵泡桐树有碗口那么粗了，祝永达的身子靠住它，觉得稳稳当当的。
　　刚吃毕饭，生产队里的钟响了。田水祥在街道上吆喝：“到饲养室开会！”他的嗓音像他一样干瘦干瘦的。
　　三队的社员们陆陆续续到了会场（饲养室脚地）。十几头牛卧在圈里，一边回草，一边盯着这些庄稼人。它们毫无顾忌，或者站起来尿尿，或者卧着屙屎。牲口味儿屎尿味儿以及草料味儿将饲养室的空气调和得很复杂。庄稼人嗅惯了这些味儿，觉得很亲切很亲近。婆娘们来得早，坐在脚地中央，她们手里都拿着针线活儿，一边说话一边做，利用开会做针线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男人们靠着两边的牲口槽而蹲，有的干脆就坐在木槽边，一条腿支在脚地，一条腿曲上去，准备打瞌睡。人还没到齐，自然就先用闲话开了场。尤其是婆娘们，她们手不闲，嘴也不休，似乎嘴闲了，手里的针线活儿就做不细。话题是从六队一个叫女女的媳妇生娃引起的。这个女女，成数不够，傻乎乎的。女女的男人也是差一窍的二锤子货。可是，就这两口，却生了一个男孩儿，这是一些生了一胎又一胎女孩儿的女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赵烈梅先开了口：“那瓜，×还能得很，一生就生了个儿子。”坐在赵烈梅旁边的年轻女人，嘴唇特厚，眼睛特小，她是祝拴奎的媳妇，叫香香。香香用胳膊推了推赵烈梅，未开言，厚嘴唇里先送出了薄薄的笑：“二嫂呀，你说，她瓜不兮兮的，咋会知道干那事呢？”赵烈梅说：“看你问那话？连猪狗都知道一个向一个身上趴，她好坏是人，还用得着谁给去教？”田根根的媳妇二花也凑上来说：“男人和那瓜干那事，那瓜受活不受活？”赵烈梅笑了：“你用洋火掏掏耳朵试一试，耳朵受活不受活？是人，都差不多。”二花说：“怪道人常说，烧锅要烧豆秆，日人要日碎汉。不要看她汉子碎，男人就爱那万货。”靠住木槽站着的田水祥朝说闲话的婆娘伙看了看，粗话出口了：“我说你们婆娘伙，凑到一块儿再没说的啥了，不是烧锅做饭，就是日×生娃。咱说正事吧。”二花那吊梢眼一张，口和田水祥一样粗：“啥是正事？日×生娃就是正事。”田水祥说：“你看你那嘴，比你的×还敞。”二花一听，生气了：“我的×敞不敞，你见来没有？”赵烈梅赶紧出来打圆场，她给田水祥说：“你不要羞你烂先人了，有啥事就快说。”
　　田水祥向脚地中间走了走。他说：“今日个把大家叫来只有一件事，叫大家说一句话，这生产队解散呀还是不解散？”女人们不再说闲话了，而是把彼此的鞋底或鞋帮要过来，看那针脚，或者小声夸赞一句，或者问一问这针线活是给谁做的。男人们吃烟的吃烟，打瞌睡的打瞌睡。几头牛用头在木槽上蹭，缰绳抖得很响。

　　“说话呀。”田水祥又干巴巴地说了一声。
　　坐在东北角的马仁义问田水祥：“解散了生产队，就各家种各家的地？”田水祥看了一眼胡子稀稀拉拉、眼皮很重的马仁义说：“你咋那么糊涂？大喇叭天天吼，你没长耳朵吗？分田到户了，你不种，叫我给你种呀？”其实，糊涂的不是马仁义，而是田水祥，马仁义的话中有话。他强调的是“各家”，他不给田水祥解释，只是说：“大塄弯我家那三亩一等地被杨柳大队兑换走了，你们能给我要回来？”五十多岁的马来锁听出了马仁义话中的意思，他说：“入社那年，我家入了一辆推车，推车使成烂片片了，给我折成钱算了。”马来锁这么一说，田水祥才听亮清了，他说：“你们是猪吃核桃哩，心里倒脆活？分田到户不是叫你们种自己的地，照你们说，我们入社时没地的人还不给饿死了？”马仁义说：“不种自己的地，你们爱咋弄就咋弄。”马仁义从田劳劳手里要来了烟袋开始卷烟。祝拴奎一听，人家都要自己的地和农具，他入社时也只入了七分地，就站起来说：“生产队不能解散，我不同意分田到户。”随之，田仁仁、马万民几个也都一声吼：“不能解散生产队。”田根根把卷好的烟点上了火，咂了几口，骂道：“日他先人哩，胡弄哩，生产队好好的，解散了干啥呀？”
　　这时候，一直没有发言的祝永达站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他说：“大家理解错了，实行责任制不是把各家的土地和农具都退回去，这是一次改革，是为了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大家在生产队干了几十年，年年饿肚子，年年吃不饱，根源在哪搭？就在大家吃的是大锅饭。我看把这锅砸了，各家吃各家的，肯定家家锅里都有饭。”祝永达的话刚一落点，田水祥就说：“这锅不能砸，砸这锅就是砸社会主义。咱就吃的共产党这碗饭，靠的是共产党。”马英年将坐在屁股底下的小凳子提起来，在木槽边上一磕：“砸！把锅砸了。”田水祥嘴一撇，眼睛鼓了鼓：“大家听，地主的话就是不一样。”他问马英年：“你把社会主义砸了，得是像你爸一样，想当乡长？”马英年说：“田水祥你驴日的说亮清，谁是地主？”田水祥说：“你！”“我是你先人！”马英年手臂一扬，将手中的小凳子给田水祥扔过去了，凳子没打着田水祥，把盛水的瓮砸了一个口子，瓮里的水流出来了。婆娘伙喊着向外走。田水祥和马英年一个向一个跟前扑。庄稼人架着这两个人。会开砸了。庄稼人不欢而散。
　　几天来，田广荣以为他把松陵村的庄稼人的心思摸透了：在他看来，不少庄稼人对集体的情感很深不愿意分田到户。这也是他做出自己的打算的前提和基础，只要这个基础稳固，他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
　　行动是田广荣策划的，出面闹事的是松陵村的农民。
　　正月十六日清早，松陵村的几百个庄稼人成群结队地涌出了村子。带头的是田水祥、田得安、田有志他们几个生产队长。没有人来串联祝永达，也没有人通知祝永达要去公社闹事，祝永达被蒙在鼓里。清早起来，他照常去大队里上班。他一看，大队院子里聚集了好多人，就问田得安，这是干啥？田得安说，去公社里见江涛。祝永达说：“找江书记干啥呀？”田得安说：“走社会主义。”祝永达明白了：“田支书知道吗？”田得安说：“知道。”祝永达说：“事情不能这样弄。”他劝田得安不要去了。
　　他说：“得安，你咋连瞎好都分不来？分田到户是给大家办好事哩，你跟上胡闹啥？”田得安说：“永达，你不去就算了，不要泼凉水，小心吃亏。”祝永达说：“不是我泼凉水，这样一闹，就把事闹瞎了。共产党确实是为了老百姓吃饱肚子才想出的办法，你们咋连个瞎好都分不清？”田得安说：“就算我们分不清，田支书总能分清吧？他过的桥比咱走的路都多。”祝永达一听，原来是田广荣暗地里撺掇这些人去闹。祝永达也知道，他不是大队干部，一个人也拦不住大家。他锁上门，去找田广荣。到了田广荣家里，薛翠芳告诉他，田广荣一清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干啥。祝永达撵到大队里的时候，田得安他们已经出了村子，这一干子人，一路走一路呼喊着口号：
　　“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不搞资本主义！”
　　“贫下中农不吃二茬苦不受二茬罪！”
　　“坚决反对分田到户！”
　　“坚决反对解散生产队！”
　　“社会主义万岁！”
　　“共产党万岁！”
　　游行示威的庄稼人惹得沿路其他村的一些人跑出家门，站在路两旁观看。有的人拍手叫好，还有一些人尾随在了这支队伍后面，一同振臂高呼口号。
　　这支队伍涌进公社大院里的时候，党委书记江涛正在主持召开党委会。田水祥带头呼喊：“江涛站出来！我们要见江涛！”会议即刻被中断了，江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从办公室里出来一看，院子里站着几百农民。江涛说：“我就是江涛，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几百个农民围拢过来，将江涛围在了中间。田水祥说：“我们松陵村不搞单干，要走社会主义的路。”江涛说：“谁让你们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田水祥说：“你。”田得安说：“我们贫下中农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就要回到解放前，我们不干！”几百农民一齐起哄：“我们不干！”江涛耐心地解释：“搞责任制也是搞社会主义。”庄稼人一听，一齐呐喊：“骗人！我们不搞责任制！”这一干子人涌动着，他们把江涛团团围住，有的人伸出了拳头在江涛头上乱挥。江涛的话还没出口，就被几百人的喊叫淹没了。社长李辉一看就要出事了，他吩咐办公室主任骑上自行车去松陵村叫田广荣到公社里来。
　　田水祥逼着要江涛答应，松陵村不搞资本主义。江涛还在解释：“责任制和资本主义是两回事。”田水祥说：“你不要给我们上眼光雾了，我们不是瓜。”田水祥只要江涛回答一句话：答应还是不答应？当然，江涛是不能答应的。江涛一看这些挥着拳头的庄稼人十分愤怒，激昂的情绪和当年斗争走资派没有两样，如果他不答应，这些人很有可能将他砸成肉饼撕成碎片，因此，他不正面回答田水祥，只是给这些庄稼人解释搞生产责任制的目的和意义。这些庄稼人根本不听江涛的话。不知谁喊了一声：“打！打这狗日的。”即刻，好多双手臂挥动着，挥向了江涛。没有下到村上去的其他几个机关干部吆喝着向里圈冲，他们想把江涛解救出来。庄稼人一看，便和这几个机关干部扭打在一起了。这些机关干部就不是庄稼人的对手，庄稼人两下就把几个干部放倒了。公社大院里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故意吱妈喊爹煽动气氛。一个副社长已被打得满脸是血。
　　这时候，田广荣来了。他是骑着自行车来的，一副急呼呼的样子。
　　田广荣站在院子里的花坛栏杆上，大声喝喊：“住手！都给我住手！”
　　田广荣的喝喊声跟太阳地里响了一声炸雷一样瘮人，将松陵村的庄稼人震住了，对田广荣的声音，他们是熟悉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田广荣这么严厉的喝喊，喊声仿佛把嗓门喊炸了，像锥子一样向人心里戳。他们一看，田广荣怒气冲冲的，眉毛似乎竖起来了，秃了的顶比他的嗓子还亮。在田广荣的喊声中，庄稼人即刻住了手，也不再喊叫了。
　　“你们得是想造反？啊？回去！都给我回去！”
　　田广荣手一挥，那样子，仿佛牧羊人赶一群不听话的羊。田水祥第一个回过了头，他一看，田广荣脸色铁青，目光如刀。他挤出了人群，蔫头耷脑地走了。其他的人一看，田水祥退却了，知道闹不出什么结果来，就散伙了。他们跟着田水祥走出了公社大院。刚才还高涨的情绪跟霜杀了的麦苗一样。在这种场合，田广荣的威力抵得过一百个江涛，公社里的机关干部看得清清楚楚。
　　幸亏田广荣来得很及时，除了那个副社长流了点儿鼻血外，其他的机关干部，包皮括江涛在内都没有伤着什么。不然，谁知道这些庄稼人会闹出什么乱子来。遣走了松陵村的庄稼人，田广荣来到了江涛的房间，他痛心疾首地向江涛做了检讨。江涛问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些人拦住？田广荣说他没在家。田广荣没有说谎。在田水祥他们还没有把人组织起来之前，他就到县城去了。他说他是和女儿一起到凤山中学去报名的。这是田广荣事先就策划好的，他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卸掉。事态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田广荣心里明白，他的目的是给江涛施加压力，但他又担心田水祥把事情弄大了，弄砸了，就老早从县城里回来了，他料到，残局还需让他来收拾。他说：“是不是给派出所说一说，抓几个带头闹事的？”江涛说：“不行，那使不得，群众想不通，能理解，你回去，好好给大家做工作。”田广荣喜滋滋地回到了松陵村。交人遇事看人心。他很佩服江涛，江涛够聪明，如果叫派出所的干警抓几个人，就有好戏看了。可是，江涛没有上他的圈套。这是一次实地演练：他有办法将松陵人鼓动起来，也有能力将他们弹压下去。田广荣越发觉得，手中的权力对他来说有多重要。田广荣比谁看得都清：分田到户等于他对松陵村人的失控。生产队不只是一个劳动群体，生产队是他能握在手中的很质感的一部分，把生产队掌握在手，就等于将松陵村掌握在手了。各家种各家的地，各家吃各家的粮，他靠什么掌握松陵村？有这个集体就有他，几十年来，他靠的就是这个集体，他对这个集体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他记得，“文革”刚开始不久的夺权就是先夺公章，一个小小的公章就标志着一个单位，标志着权力。从公社里开毕“三干会”回来的当天晚上，田广荣回到了大队办公室，他将松陵村生产队的公章和他个人的私章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仔细端详。党支部没有公章，他的私章就代表党支部。在他的眼里，这两个印章随着分田到户，分量就会变轻。他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两个印章上划来划去，以致将印章划成了碎片。随即，他抓起两个印章，狠狠地摔在了脚地……

　　生产责任制在松陵村的实施整整拖了一个月也没有动静。田广荣以为他顶住了江涛，他手中权力也不会因此被削弱。阴历的二月底，江涛突然领着三个机关干部驻进了松陵村。江涛只召开了一次党员干部会，一次社员大会。他的口气很硬：生产责任制非搞不可！谁也休想拦住！谁不走，就推着他走，拉着他走。年轻的江涛风风火火，他的耐心已到了极限，要他反复地给持反对意见的庄稼人做工作，已办不到，那不是他的性格，他要下硬茬，来硬的。大队里成立了领导小组，由田广荣任组长，由于田广荣的提议，祝永达被江涛提到了副组长的位置。各生产队也都成立了工作小组。几天以后，进入了实质性的工作阶段：先丈量土地，给土地定等级，然后，按等级估计产量；然后，给牲畜农具折价；然后，决定每个社员承包皮土地的亩数；然后，分地、分农具、分牲畜。这些工作，都是在江涛和工作组的逼迫下干的。江涛有他的主意：你们不干，我要逼着你们干，哪怕有人说我是走资本主义，是搞复辟也罢，全公社的生产责任制一定要在夏收前结束，这一料庄稼一定要各户收各户。江涛的强硬做法使田广荣措手不及，他明白，江涛仗着他是公社党委书记，以权压他。让他领头解散生产队是等于把他放在火上烤，他又不能不被烤。顶撞他，给他来硬的，或者说把他轰走，已经不是上策了，田广荣只能做出一副拥护的姿态，只能采用他一贯采用的手法，操纵一些人和江涛对着干。田广荣当干部几十年，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操纵群众斗干部，操纵群众斗群众，操纵干部斗干部。他有操纵的能力。操纵的结果是他从中得利。
　　田广荣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两码事，他一方面赞成拥护搞责任制，一方面又在捣鬼、闹事。祝永达第一次见识了田广荣的这种为人处事。田广荣不干，他干。田广荣提携了他，他当然很感激。但是，他不能成为田广荣手中的拐杖，每样事都听他摆布，他应该有自己鲜明的是非观。田广荣以为他软弱。其实，不是他做人太软。他明白，当他站起来的条件还未成熟前，他只能趴下。机会来了，他就要干。他不会对田广荣百依百顺的。他不怕有人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才不管什么道路不道路，只要他喜欢干的事情，他觉得对庄稼人有利的事情，他就干到底。他还是那个想法，为了自己而干。
　　开始分地了。生产责任制到了要紧处，祝永达总是放心不下。那天晚上，他到邻村的杨柳大队去问他们的做法，回来时，已是夜阑人静。走到三队的地头，他看见有一个人在地里晃动，看不清是干什么，于是，他就站住了，他细看时，才发觉，那人是在拔地里的木楔。他大喊一声：“谁？”那人听见喊声，拔腿就跑。祝永达穷追不舍。那人朝着去县城那个方向跑了，并没有向村里跑。跑动的姿势很眼熟，借着微弱的亮光，他从背身已能判断出那人是谁。眼看就要撵上了。那人回过头来，将手中的木楔朝祝永达扔过来了，祝永达痛叫了一声，用右手捂住了眼睛。人没有追上，差一点被伤了眼睛。第二天，祝永达鼻青眼肿地来到了大队办公室。他给谁也没有说眼睛是怎么伤了的。他在办公室没有久留，就去五队通知下午的生产队长会议。五队的队长没有在家，他将通知留给了队长的女人。队长的女人给他说，队长大概在饲养室。走到五队的饲养室门口，他一看，饲养员马仁义正在抱着一头牛，一只手在牛的耳朵上抚摸，自己的脸贴在牛的脸上蹭。他不知道马仁义在干什么，换了个角度看时，马仁义眼泪长淌。他心头一震，即刻明白了；这是马仁义和他的牛做告别。当了好多年的饲养员，马仁义肯定和他的牛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庄稼人对土地对牲畜的这种感情，他同样具有。即使他们明白，分田到户是件好事，心中的“痛点”一时还化不开。他觉得，江涛把事情简单化了。在庄稼人还没有把分田到户究竟是瞎是好看清之前，就是采取强硬措施把地分了，后面将会有一大堆难为人的事情。
　　第三生产队花了五天工夫，将三百多亩土地分到了社员名下，地里栽上了木楔子，木楔子上写上了社员的名字，界石还没有来得及埋。一个晚上，全部木楔子被人拔走了，地里换上了另外的木楔子，木楔子上写着：打倒贫下中农的敌人江涛！我们不单干！我们要集体！我们要走社会主义！土地得重新丈量，木楔子得重新栽，几天工夫白花了不说，插在地头的标语意味着有人确实要和他对着干。江涛在地里去一看，一脚将那写着标语的木楔子蹬倒，踢出了老远。江涛没有工夫来追查这事是谁干的。无论是谁干的，也拦不住他。他叫田水祥组织领导小组的成员重新丈量，重新栽木楔子。田水祥不干。田水祥执拗得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说：“既然社员们不愿意分地，我不能逼他们。”江涛问田水祥：“是社员们不愿意，还是你不愿意？”田水祥说：“我也不愿意，我要和社员们一起走社会主义。”田水祥可能没有想到，江涛做事手腕很硬，他先训斥了田水祥一顿，然后当即宣布：撤销田水祥的生产队长。
　　江涛吩咐祝永达去叫田广荣商量第三生产队的队长人选。祝永达回来说：“田支书病了，在炕上躺着。”江涛把马志敬和祝万良他们召集到一块儿，让他们确定三队的生产队长，马志敬他们半晌不吭声，因为他们不知道田广荣怎么想，就不敢表态。田水祥在公社里带头闹事之后，江涛就叫田广荣撤销他的生产队长，田广荣没有那么做，江涛第一次容忍了田水祥，是为了顾全大局，减少对立面。这一次，就是田广荣不同意，他也不迁就田水祥了。在这一段的工作中，他已物色了一个人，这个人是马子凯的儿子马英年。他提出来让马英年替代田水祥，也没有人反对，只有祝万良咕哝了一句：“他是马子凯的儿子。”“马子凯的儿子就不能当队长？这是哪一家的政策？”江涛问祝万良。祝万良没有吭声。当天下午，江涛来到第三队，召开了社员会，由马志敬出面宣布任命马英年为第三生产队队长的决定。
　　田广荣的病是心病。他原以为，他是松陵村的山大王，从来都是一呼百应的。他并不把江涛放在眼里，他估计，江涛折腾一番之后，肯定能把他逼走。可是，他太不了解江涛了，江涛做事果断，冷面无情，他身上有一股愣劲。他不干，江涛硬逼着他干，而且要把他推到前台，让他出面，让他背上解散生产队的名。他拿江涛没有办法。他觉得，他不能背那个名——松陵村的生产队是他给解散了的。从土改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他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而解散了生产队，各家种各家的庄稼，这和解放前有什么两样？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他要冷静下来，细细地想一想，究竟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江涛。躺了三天，想来想去，还是一个“权”字，江涛虽然以“权”欺他，可是，江涛的命运也不是被比他权力更大的人所掌握吗？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有好几个是他的老上级、老同事，他得去找找他们。他和这些人干革命的时候，江涛还没穿开裆裤子哩。他自信，他的老上级或者老同事对他是信赖的，会替他说话的。他要把江涛欺负他、不按组织纪律办事的行径给县上的领导做汇报。他想操纵大领导斗小领导。等撵走江涛，他再决定松陵村究竟何从何去。

　　那天早饭，田广荣吩咐薛翠芳给他打了三个荷包皮蛋，再调些大葱，把那小菜弄得特别辣，特别刺激。他吃毕早饭，就去县城。
　　田广荣蹲在炕上刚吃完，还没动身，江涛来了，和江涛一同来的是祝永达。
　　“老田，病情怎么样？我来看看你。”江涛面带笑容，一副很关切的样子。
　　“没有多大毛病，我的身体一直很好。”田广荣依旧半躺着，没有正眼看江涛。
　　江涛说：“不要硬撑着，身体是本钱。你是老干部了，对党贡献大，现在关键是要身体好。”
　　田广荣没有吭声，他想，你还知道我是老干部？谁知道你给我安的是什么心肠？他还以为，江涛是礼节性的看望，或者是来打探他是真病还是假病，假惺惺地说：“你看，现在正搞责任制，我在炕上实在是躺不住了，躺下也是活受罪哩。”
　　江涛说：“你安心养病，工作上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叫祝永达担任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本来，就该叫你休息，考虑到永达年轻，还要你带一带，就叫你担任副书记，协助他工作。”
　　田广荣一听，简直如五雷轰顶，他抓住被子，看着江涛，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的惶恐不安一点儿也不掩饰，江涛看见田广荣抓住被子的右手在颤动。脸上很难看，那秃了的顶似乎蔫包皮子。
　　江涛说：“该交代的工作，等你病好了再交代吧。”
　　田广荣说：“永达转正才两年多，他……”
　　田广荣欲言又止了，他不能说，祝永达能行吗？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词汇表达他的意思：既不反对祝永达当书记，又不愿意让出自己的位子。可惜的是，他的脑海里闪不上来这样的词汇，站在几千农民面前滔滔不绝妙语连珠的田广荣嘴笨词穷了，他显得十分窘迫，秃了顶的脑门上浸出了汗渍。
　　江涛说：“所以，公社党委才决定，叫你带一带祝永达。”
　　田广荣立时听明白了，如果祝永达党龄长一些，恐怕叫他连副书记也不会当。田广荣看得出，他的村支书已不可能再要回来了，他换了语气：“江书记，你放心，我会尽力协助永达搞好工作的。”
　　江涛和祝永达一走，田广荣一句话也不说，他微闭着双眼，木然地靠在炕墙上，似乎在沉思，似乎在一点一点地吞咽那苦果。他这才猛然间意识到，解散生产队未必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灾难，而丢了手中的权力才是真正的灾难。他后悔自己不应该躺倒，他应该顶着干才是，躺倒就意味着逃跑。他觉得，他看错了人，他以为，江涛也会像前几届的书记、社长一样尊重他，遇事让他三分。没想到江涛会这么绝情这么厉害，不叫他当书记也不事先和他打招呼，叫他不干，一句话就完事了。他在松陵村苦心经营了三十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知道，那个副书记的头衔只是让他挂个虚名，给他一点安慰。田广荣心里跟椽戳一样，难受极了。薛翠芳也不知道怎么劝田广荣才好，她明白，田广荣把手中的权力看得比命还重，一夜之间，他就没权了，他能不痛苦吗？田广荣没有进城去找老领导，他在炕上躺了一整天。晚上，薛翠芳上了炕，悄没声息地脱了衣服，脱得赤条条的，偎在田广荣的身边。田广荣睁大眼睛看了看薛翠芳，薛翠芳第一次发觉，他的眼角里挂着一丝凶狠的光，那光苦如黄连，冷似冰块。突然，田广荣仰起头来大笑不止，他笑得浑身筛糠似的抖动，笑声震得窗户纸尖刻地发响，薛翠芳吓得不敢动弹。“起来，你起来。”田广荣叫薛翠芳穿衣服。薛翠芳说：“你不是说要老早睡觉吗？”“叫你起来，你就起来。”田广荣的口气硬如钢铁。薛翠芳十分茫然，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穿上了衣服。田广荣说：“你下去，给我炒一盘菜，热一壶酒。”薛翠芳说：“你想喝酒？”田广荣说：“想喝，想喝醉。”薛翠芳说：“你有病，这身体……”田广荣冷笑一声：“连你也认为我有病？”薛翠芳不敢不从，下了炕，进了灶房。
　　三两白酒下了肚，田广荣咬着牙说：“好呀，我干了三十年，还没找到对手哩，祝永达，咱走着瞧吧，我就不信，自己养的狗要咬自己人。”田广荣把全部的怨和恨都集中在祝永达身上了，如果祝永达不接手，他的位子能丢了？如果不是祝永达要抢他的权，江涛能让祝永达干？祝永达算什么东西？如果不是他的提携，祝永达能入党？能到大队里来工作？这才叫忘恩负义，这才叫吃谁家饭，砸谁家的锅。田广荣在心里说，松陵村的事，只要你娃能干下去，我就服了你。他想，江涛不能老是住在松陵村，等江涛走了，再和祝永达算账也不迟。在田广荣的心目中，松陵村的权力本来是他的，只能是他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眼下的事，他还得应付过去。他将酒壶里仅有的那两杯酒倒出来喝干，将盘子里的菜吃得一根也不剩，然后，推开杯盘，趴在炕上，给公社党委写了一封检讨，将他这一个多月来的工作做了检查，并表示要很好地配合祝永达，把生产责任制工作搞好。阳奉阴违，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是他做人的法宝。检讨写好之后，他又念了一遍，觉得措词都很恰当，放在了枕头旁边。在他手里丢失的，他一定要夺回来。活了大半辈子，他只认一个道理：人世间就是弱肉强食。他要做强者，就得有权，就得强取豪夺。田广荣一看，偎在他身边的薛翠芳已经睡着了，他抓住她那光溜溜的胳膊把她摇醒了，睡眼惺忪的薛翠芳说：“我穿，我迷糊一会儿就穿。”田广荣说：“谁叫你穿衣服？”他侧过身来，满嘴酒气地在薛翠芳脸上乱啃，薛翠芳糊里糊涂地抱住了他。他不管薛翠芳乐意不乐意，趴上了她的身体，似乎还在睡梦中的薛翠芳觉得田广荣不是和她交欢，而是在解馋、解恨。他来得很猛烈很粗野，仿佛一只老狼冲进羊圈里乱嘶乱咬。
　　没几天，凤山县委收到了松陵村党员的一封告状信，状告南堡公社党委书记江涛打击老干部田广荣。在这封告状信上签名的有田兴国、田水祥、田壮壮、田根根、田得安、田劳劳等三十三名党员，占了松陵村六十四名党员的一半还多。告状的党员全都姓田。在这些田姓党员中，有解放初起和田广荣一起入党的老党员，有六十年代田广荣培养的积极分子，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突击入党的年轻人。在党员会上，他们都是田广荣的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则是田广荣的兄弟、侄儿或孙子辈，田广荣是他们的二哥、六爸或五爷。生活在松陵村庄稼人都处在家门户族之中，田广荣也一样。况且，他是田姓的长辈，不仅仅是支部书记。
　　凤山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将江涛叫去谈了一次话，他从侧面敲打江涛，要注意工作方法，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江涛是灵醒人，他从副书记的话中听出来有人告他黑状，他能估摸得到，是松陵村的田广荣撺掇人干的。
　　江涛到了松陵村，他叫祝永达将党员花名册拿出来看。他一看田姓党员竟然有四十四名，占党员人数的７０％。江涛合上花名册，不由得骂道：“他娘的！田广荣把松陵村搞成田家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