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张爱玲曾经在散文《中国的日夜》中描述道士的形象，“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极传神地道出了中国传统生活的失落。道士、道及背后一整套象征体系都被迫成为“一钱不值的过去”，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它是完全不协调的和被否定的。“那道士走到一个五金店门前倒身下拜，当然人家没有钱给他，他也目中无人似的，茫茫地磕了个头就算了。自爬起来，‘托-托-’敲着，过渡到隔壁的烟纸店门首，复又‘跪倒在地埃尘’，歪垂着一颗头，动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条黑菊花徐徐开了。”张爱玲在彼时感受到的震动，无疑是因为这一形象背后很深的象征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早在中国现代性发展之初就已经开始发生巨大的断裂。挽着头发的道士、穿着长袍的和尚、躲在街角处的算命仙儿，在中国的现代生活中都是非常怪异的形象，他们背后的那一套生命观、宇宙观和认知系统也被简化为几个如“迷信的”“封建的”这样的词语。
　　在贤义的身上，有一种突然的开阔。或许，在这个现代的算命人身上，还存在着某种光亮，古老的光亮，它曾被我们熄灭、遗忘，被我们扭曲、误解，在狭窄的钢筋水泥的缝隙中，它挣扎着，以孱弱而又顽强的姿态向我们传递着久远的信息。
　　从贤义的穿着和居住地来看，他并不比他的姐妹兄弟更富有，甚至还处于贫困状态。他仍然是城市流浪者和农民工，却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仅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他在试图对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进行解释，这使得他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
　　一个农村妇女遇到难处，无法找到生存的依据时，她想到的不是法律和制度，心灵的痛苦从来不是法律和制度的范畴，而是最古老的方术。她要去拜神，她要去找算命仙儿。她可能不甚清楚这些“传统”，算命、星座、八字有什么依据，但她可以从中找到安慰。这些依然是她重获意义的最本源方式，因为她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之中。只有从这条河里找到依据，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巫术与生命、自然、信仰的关系是密切的，它们之间有着秘密通道。
　　也许，我的堂哥贤义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所拥有的知识和对传统的理解也还不能够承载这么多历史内容，但谁又能说，他那坦然、光明的脸和笑容，他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他对世界那家人般的心态与过去的灵魂没有关系，与那条河流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