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毫无问题、司空见惯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哥二哥们在官方眼中的形象。报道的最后一段，最终真实原因出来了：三轮车夫为什么必须被清理？因为该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车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市行车难”。
　　三轮车必须给小汽车让路。城市及城市阶层已经发展到要堵车的阶段了，怎么还能容许三轮车的存在。结论是：必须“清理”掉三轮车。正如西安那位官员所言，他们影响了城市市容，扰乱了公共交通，占用了道路资源，严重降低了一个试图和国际城市接轨的城市品质。
　　“清理”，这是城市管理对二哥他们经常使用的字眼。这就是大哥二哥们的历史形象，是属于要被清理掉的那一部分。然而，在二哥们眼里呢？那些协警，那一次次的“肢体接触”，那一次次的抓捕又是什么呢？一个场景的两种叙述，其面貌、形象和各自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几乎有点引人入胜了。
　　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内心的被损害及对这种被损害麻木的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我们正在聊天，隔壁老乡跑过来说，赶紧打开电视看看，《都市快报》正在播寻人新闻。一个邻县老乡的老婆和孩子在西安走丢了。他的老婆脑子稍微有点傻，有一天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出去，还怀着孕，可能上公交车上错了，就走丢了。老乡找到陕西电视台的《都市快报》，已经播报了好几天，始终没有找到。二哥以非常轻蔑的态度回了一句：“管那些闲事干啥？不是咱们这儿的事，不要管那些事。××县人不给人交心。再说，回家了谁也不认识谁，谁还跑到××县去找他们玩。”
　　二哥的冷漠让我很意外。刚才还在讲打架时大家的互相支持，转眼间就变成“不干我事”。这是怎么回事？是怎样的心理运动轨迹？也许，在打架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群体，非常抱团，不管是谁惹的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斗。但是，一落实到生活中，则是这种“不多管闲事”的态度，非常自然的冷漠。“打架”必须参与，因为你必然有“被打”的时候，而“找人”则与他人无关，只是闲事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