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转
　　下午四点钟，收工了。大哥、二哥和二嫂蹬着三轮车，载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回德仁寨。大哥二哥都铆足了劲儿，晚上要和父亲喝一场。二哥更健谈些，几杯酒下来，打开了话匣子。
　　1991年、1992年的时候在河北、安阳都干过，咱没技术，年龄也大，只能出苦力，挣不来啥钱。小柱（大哥二哥的小弟）、咱们韩家几个人在河北邢台铁厂那儿干活，我就去了。是翻砂，环境差得很。一堆堆铁在地上烧，铁末子乱飞，我们用铁锨扒拉，又烤又烧，每个人都像鬼娃儿一样，嗓子成天像被烤煳了一样，受罪得很。我忘了我是干一个月还是不到，反正没拿到钱。我给小柱说，走，咱必须得走，这活干不成，到最后非死人不行。厂里坏得很，去之前还得先押两百块钱，工资也是好几个月结一次，就是防止你提前跑。最后，我和小柱走了，押那个钱也不要了。韩家几个娃儿还在那儿干了一段，后来也走了。
　　小柱还在安阳那个啥刨光厂干过，也是铁末子满屋飞，噪声大得很。就是把自行车、手电筒打磨成光哩。声音一直响，刺耳刺心，我听着头都晕。在那个厂里，小柱一直流鼻血。小柱十几岁都出门，受住亏了。
　　1993年阴历六月，我来西安。在健康路“蹬脚”（拉人），拉货，当时是人力三轮车，六百六十块买的新车，利民牌。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替出摊的摊贩装货拉货，咱租的房子离人家出摊的地方三里地，过三府湾，到健康路二里多地，单趟六七里地。然后再回来，再出一家。一早晨帮人家出四五个摊，晚上再帮人家收摊，来来回回，百十里地，挣八九块钱。一车货都是七八百斤、千把斤。我是捡轻省的，再轻省也有三百斤。租的房子最多十个平方米。咱们梁家年娃儿当时还在这儿，我们在一块儿干。住的地方脏哩很，都是收破烂的，烧那个电线乌烟瘴气的，难闻死了，见天早晨三四点钟都烧东西。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一天挣五块钱，一个月挣二百块钱都行。干有两年，慢慢一次涨到两块、三块，后来，一天能挣一二十块钱，那时候不出税，但是，没有牌照，出来得晚了，被看见了，二话不说，罚三十块。把车子收了，在煤厂里搁着，在治安办开个票，先罚二十五元，到停车场再交五块钱。经常被罚，票刚开罢，出来又罚。都是派出所下面的合同警干的事儿。后来又出了一个事儿，三府湾村子不让俺们这些三轮车走了，那是必经之路，必须得从那儿过，人家要俺们办通行证，也是想要钱。有一次，我送红伟回家，刚从车站回来，三府湾村里治安办的人从厕所出来，提着裤子把我叫住了，罚我六十元，要我办证。你说，邪得很，估计他是专在厕所盯人，也不嫌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