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兴哥为什么不去认，大家的看法倒非常一致。一旦认了，军哥就要被销户。作为户主的兴哥，要遭受两重损失：第一，军哥的低保不能再向国家要了；第二，军哥的地他也不能种了，一亩地呢。现在，军哥虽然不见人影，但也没有人能证明他死亡，国家就不能随便销户，兴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种弟弟的地，吃弟弟的低保了。
　　我回梁庄的时候，军哥的尸体刚刚火化，关于这件事的闲言碎语正在村庄秘密流传。梁庄人对兴哥的行为很是看不惯，有责备之意，但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道德评价。是兴哥太穷了？他和军哥在村庄都太微不足道了？抑或是他那未老先衰的花白头发，他孤苦一人的生活让梁庄人的同情大于批判？不管怎样，这仍然是本埠新闻里的重要事件。梁庄人边重复地说了多遍的观点，边摇晃着脑袋，表示着不可思议。
　　在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兴哥拒认军哥只是梁庄的小闲话，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闲话。小闲话只是个引子，是戏剧里的丑角，是一部小说的过渡，是草蛇灰线，最后拉扯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目标和指向。
　　建昆婶的小儿子红伟的房子就盖在梁庄新老公路的交叉口，这个交叉口是进出梁庄的主要通道。红伟前几年从深圳回来，盖了房子，又贷款买了一台货车，搞起了运输。红伟好客，村里人，或是邻村去吴镇赶集的熟人来回的时候都会到他家坐下喝会儿茶，聊聊天，说会儿闲话。也因此，以他家为中心，辐射周边几家，成了梁庄新闻的传播中心。
　　我回村庄的时候，一群人正坐在红伟家的大门口，两张小桌子，一桌在打牌，另一桌在喝茶，七八个小孩子各自一堆儿散落在周边的沙堆旁玩耍。红伟在他那辆大货车下，叮叮当当地修补。
　　初看到我，大家仍然是一脸的怔忡，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我打招呼。在接触到他们眼神的一瞬间，我发现，他们对我还是陌生的，就好像我不是梁庄的闺女，好像我从不曾回来过、从来都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过交集。
　　或许，事实也是如此。2008年和2009年那几个月的村庄生活，即使在我，也很遥远且模糊了。对于梁庄的乡亲们而言，那几个月甚至连涟漪都没有泛起，因为这样的来来去去太多了，政治、经济、亲人，都是自管自地来了又走，走了再来。
　　一刹那的陌生之后，我这些哥、叔、婶、嫂、爷的表情马上变得丰富起来，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和我开起玩笑来。人群逐渐围拢过来，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嫂子、婶子、奶奶，看着我，不断地感叹，又一次提到我早已去世的母亲，慨叹“麦女儿”人有多好，如果活着该多有福气。麦女儿，我母亲的名字，她那一辈的梁庄人都这样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