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北影厂的放映室里，当时正在放《大撒把》的样片，夏刚导演问我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就是女主角演得差点。夏刚说：女主角就坐在你的后面。我回过头去，在黑暗中借着银幕反射的光线看见了徐帆。还有一次，是在《大撒把》剧组的停机饭上。我和葛优共同认识的一个画画儿的朋友想让我们给他介绍一个女友，葛优拉我过去，借机向徐帆吹嘘一番朋友的诸多优越之处。我对她说：此人是我的战友，人品端正，家有小楼一座，虽是高干子弟，却为人随和通情达理，画画儿的收入也很丰厚。徐帆笑答：谈恋爱的事得自己认识，别人不能代包，谢谢你们的好意，往后就别再操这份心了。
　　至此之后再也没见过徐帆。那天也是兴致所至，绝无事先预谋。事后我问过她多次，她说：一听声音，脑子里“喯”就跳出了我的名字。她的回答不能令我信服。茫茫人海，我又不是“唐老鸭”，她怎么能一听声音就不打喯儿地说出我的名字呢？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兹当是上帝的召唤吧。
　　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γ米γ花γ在γ线γ书γ库γ book.mihua.net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贴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沙发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是，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是，肥皂特别容易杀眼睛；第三是，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是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肯答应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要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有适量的储备，柴米油盐绝不可能发生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事情。每逢下雨，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箱里。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把握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买回几捧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迷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徐老师还好唱口昆曲，常常于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拖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得井井有条。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我父母两侧的墓碑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个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三炷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祭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