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一定要去。不过……嗯，我会说实话。我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作了安排。他们很高兴欢迎你去，欢迎我们去。什么时候都行。我只需要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们动身了。我会和你一起去。如果你觉得痛苦或者不舒服，我们可以离开。会没事的。我答应你。”
　　“你觉得这可能会帮我好起来吗？真的？”
　　“我不知道。”他说，“不过有可能。”
　　“什么时候？你想什么时候去？”
　　他停下了脚步。我意识到停在我们旁边的车一定是他的。
　　“今天。”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今天去。”接着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不一定要去。纳什医生没有强迫我同意去。可是，尽管我不记得这样做了——实际上记不起的东西太多了——我一定是答应了。
　　路途不长，我们沉默着。我什么也想不到，想不到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感觉。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干干净净。我把日志从包皮里拿出来——也不管我已经告诉纳什医生没有带——开始写最新的记录。我想把我们谈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我静悄悄地记者，几乎不假思索。停下车穿过有消毒水味道的走廊时我们没有说话，走廊闻起来像陈咖啡和新鲜涂料混杂在一起发出的气味。人们坐在轮椅上、吊着输液瓶从我们身边经过。墙壁上的海报有些脱落。头顶上的灯闪烁着发出嗡嗡声。我脑子里只有在这里度过的7年。那感觉像一生一般漫长，可是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
　　我们在一扇双层门外停了下来。“费舍尔病房”。纳什医生按下墙上对讲机的一个按钮，对着它小声说了几句话。他错了，门打开的时候我想。我没有挺过那场袭击。打开那扇旅馆房间门的克里斯、卢卡斯已经死了。
　　又是一扇双层门。“你没事吧，克丽丝？”他说。这时第一扇门在身后关上，把我们封在了两扇门之间。我没有回答。“这是安全病房区。”我突然确信身后的门是永远关闭了，我再也出不去了。
　　我吞了一口唾沫。“我知道了。”我说。里层的门正在打开，我不知道会在门后面看见什么，也简直不敢相信我曾经在这里待过。
　　“准备好了吗？”他说。
　　一道长长的走廊。我们经过时，走廊的两侧开着一些门，我可以看到门后是带玻璃窗户的房间。每间屋子里有一张床，有的迭了被子有的没有，有的有人睡，大多数却是空的。“这里的病人病因多种多样。”纳什医生说，“有很多是精神分裂，不过也有双相障碍、急性焦虑、抑郁的。”
　　我看着一个窗口。一个女孩正坐在床上，赤身裸体地盯着电视。另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个男人，前后摇晃着，用两只胳膊抱着自己，似乎在抵御寒冷。

　　“他们都被锁起来了吗？”我说。
　　“这里的病人都是根据《精神健康法》关起来的，也叫做隔离。把他们放在这儿是为他们好，虽然违反了他们的意愿。”
　　“为了他们自己好？”
　　“是的。他们要么会给自己带来危险，要么会威胁到别人，必须把他们放在安全的地方。”
　　我们继续向前走。我经过一个女人的房间时她抬头看了看，尽管我们对上了目光，可是她的眼睛里却没有什么表情，相反她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眼睛一直看着我，当我向后缩了一缩时她又扇了自己一耳光。一幕图像从我的面前闪过——小时候去参观动物园时看见一只老虎在它的笼子里走来走去——我把幻觉赶开继续向前走，下定决定左右两边都不看。
　　“他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儿来？”我说。
　　“在此之前你被安置在普通病房里，跟其他人一样有张床位，那时有些周末你会在家里过，根本在一起，可是你变得越来越难管了。”
　　“难管？”
　　“你会走丢。本不得不把屋子的大门锁起来。有几次你变得歇斯底里，坚信他伤了你，你是被强行锁起来的。当你回到病房后好了一阵子，可是后来你在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行为。”
　　“所以他们必须找到办法把我关起来。”我说。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护理站。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一台计算机上输入东西。我们走过去，他抬起头说医生马上就来。他请我们坐下，我瞄了瞄他的脸——歪鼻子、金色耳钉——希望能有些线索找到一丝熟悉的感觉。什么也没有。这个病房似乎完全是陌生的。
　　“对了。”纳什医生说，“有一次你失踪了大概4个半小时。警察找到了你，在一条运河旁，你的身上只穿着睡衣和袍子。本不得不去警局接你。你不肯跟任何一个护士走，他们没有选择。”
　　他告诉我那以后本马上着手张罗给我换病房。“他认为精神科病房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他是对的，真的。你对你自己活着其他人都没有危险，整天跟病情比你严重的病人在一起甚至可能让你的情况变得更糟。他写信给医生、医院院长、你的下院议员，可是没有别的去处。”
　　“接着，”他说，“有个给脑部受重伤的人开设的住宿中西成立了。他努力游说，有人对你进行了评估而且认定合适，不过费用成了问题。本不得不暂时离职来照顾你，因为付不起钱，但他没有放弃。显然他威胁要把你的故事向媒体公布，于是就此开了一些会议、有了一些申诉，不过最后他们同意支付费用，你作为一个病人进入了中心，政府同意只要你还没有完全康复便会为你支付住院期间的费用。你是在大约10年前搬到那里的。”

　　我想到了我的丈夫，努力想象他写一封封信、四处张罗、拉起声势。似乎并不可能。今天早上我遇见的男人似乎非常谦恭。不是软弱，而是随和。他不像那种兴风作浪的人。
　　我不是唯一一个被我的伤改变了个性的人，我想。
　　“中心相当小。”纳什医生说，“只是在康复中心的一些房间，住户并不多。很多人来帮着照顾你，在那儿你多了一些独立性，处境很安全，情形也改善了。”
　　“但我没有跟本住在一起？”
　　“没有。他住在家里。他需要继续工作，他没有办法兼顾照顾你和工作两样事情。他决定——”
　　一幕回忆突然闪现，把我拖回了过去。一切都略微有点模糊，笼罩着一层雾，图像亮得耀眼，我几乎想要把目光挪开。我看见我自己走过跟这里同样的走廊，被人领回一个房间里，我隐约知道这间屋子是我的。我穿着拖鞋和一件后背系扣的蓝色长袍，跟我在一起的是个黑皮肤女人，穿着制服。“去吧，亲爱的，”她对我说，“看看谁来看你了！”她放开了我的手，领着我向床边走去。
　　床边坐着一群陌生人，看着我。我看到一个黑发男人和一个戴贝雷帽的女人，却看不清他们的脸。我没有进对房间，我想说。弄错了。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个孩子——大概四五岁——站了起来。刚才他一直坐在床边上。他向我跑过来，喊着“妈咪”，我发现他在跟我说话，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他是谁。亚当。我蹲下身，他扑进我的怀里，我抱着他吻了他的头顶，接着站了起来。“你们是谁？”我对床边那群人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那个男人的表情突然变得悲伤起来。戴贝雷帽的女人站起来说：“克丽丝，克里斯。是我。你直到我是谁，不是吗？”她向我走过来，我发现她也在哭。
　　“不。”我说，“不！滚出去！滚出去！”我转身离开房间，可是屋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站在我背后——我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到那儿的，我开始哭了起来。我跌坐在地板上，可是那个小孩还在，抱着我的膝盖。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一直在叫我妈咪，叫了一遍又一遍。妈咪，妈咪，妈咪，而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不知道他是谁，或者为什么抱着我……一只手碰了碰我的胳膊。我赶紧往后缩，仿佛它刺痛了我。有人在说话。“克丽丝？你没事吧？威尔逊医生来了。”
　　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一个身穿白色外套的女人站在我们的面前。“纳什医生。”她说着握了握他的手，然后向我转过身来。“克丽丝？”
　　“是的。”我说。“很高兴见到你。”她说，“我是希拉里、威尔逊。”我握住了她的手。她比我的年纪稍大一些：头发开始发白，脖子上吊着一副系在金链上的半月形眼镜。“你好。”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确信以前曾经见过她。她向着走廊点点头。“我们走吧！”

　　她的办公室宽阔，摆着一排排书，堆着不少盒子，纸从盒子里摊了出来。她坐到一张办公桌后面，指了指桌子对面的两张椅子，我和纳什医生坐了下去。我看着她从办公桌上一堆文件里取出一个卷宗打开。“现在，亲爱的，”她说，“让我们来看看。”
　　我的形象凝固了，我认识她。躺在扫描仪里的时候我见过她的照片，虽然那时我没有认出她，但现在我认出来了。我来过这里，来过很多次，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就在这把椅子或者类似的一张椅子里，看着她一边优雅地举着眼镜透过镜片读着，一边在档案上做笔记。
　　“我以前见过你……”我说，“我记得……”纳什医生扭头看看我，又看看威尔逊医生。
　　“是的。”她说，“是的，你见过我。不过不是太频繁。”她解释说我搬出去时她才开始在这里工作不久，而且最初我甚至都不是她的病人。“当然你记得我非常令人高兴，”她说，“你住在这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纳什医生向前靠了靠，说如果看看我以前住的房间可能会有些帮助。她点点头，眯着眼睛查看着档案，过了一分钟她说她不知道是哪一间。“有可能你轮着换了不少房间。”她说，“很多病人都这样。我们能不能问问你的丈夫？档案上说他和你的儿子几乎每天都来看你。”
　　今天早上我已经读过关于亚当的事情，在听到他的名字时我感到一阵开心，同时心里也觉得有点宽慰：他越长越大时我还是见过好几次的。可是我摇了摇头。“不。”我说，“我宁愿不给本打电话。”
　　威尔逊医生没有坚持：“你的一个叫克莱尔的朋友似乎也常来。问她怎么样？”
　　我摇摇头：“我们没有联系了。”
　　“啊。”她说，“真遗憾，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当时的情形。”她瞄了瞄她的笔记，握起了两只手，“你的治疗主要是由一名精神科顾问医生主持的。你接受过催眠，不过恐怕效果有限，而且不能持久。”她又继续读档案。“你接受的药物治疗不多，有时候会有镇静剂，不过主要用于帮助你入睡——这里有些时候很嘈杂，你应该可以想象。”她说。
　　我想起了刚才我想象中的号叫，好奇我自己是否一度是那副摸样。“当时我是什么样子？”我说，“我开心吗？”
　　她露出了微笑。“总的来说，是的。你人缘不错，似乎跟一个护士特别要好。”
　　“她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