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生活中和朋友那里所得到的要比我能给予的多得多，这就是我的命运。同理查德、伊丽莎白、纳尔迪尼太太和木匠相处时都是如此。如今我要经历的，是在成熟的年岁，在对自己有了充分估价的情况下，将成为一个不幸的驼背人的瞠目结舌、感激不尽的小学生。假如有朝一日当真到了这样的地步，我早已着手的作品便完成了，可以交卷了，至于书中有益的内容，很少不是我从博比那里学来的。如今，一个对我来说是美好而喜悦的时期开始了。它的内容之丰富，将使我一生享用不尽。我有幸能清楚而深入地观察一个人的了不起的心灵，疾病、孤独、贫困、虐待都只象轻飘飘的浮云在这心灵之下一掠而过。
　　我们用以糟蹋和败坏自己美好而短暂的生活的一切小小的恶习，狂怒、焦躁、猜疑、谎言，使我们变丑的一切令人恶心的龌龊的浓疮，在这个长期忍受深重苦难磨炼的人身上已经根除了。他既非智者也非天使，但他是一个富有理解力和献身精神的人，由于巨大的痛苦和匮乏，他学会了毫不羞愧地自感软弱，并听从上帝的安排。
　　有一次我问他，他的身体完全无力，时时作痛，却始终能忍受，他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这很简单，”他亲切地笑着说，“在我同疾病之间同样进行着一场永久性的战争。我时而打赢这一仗，时而打输另一仗，我们就这样继续较量下去，有时我们双方也歇手，签订停战协定，互相注视着对方，拭目以待，直到有一方又放肆起来，于是又重开战局。”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有判断力，是个优秀的观察家。在这方面，博比也成了我所钦佩的教师。他对自然，尤其对动物兴趣极大，我便经常带他去动物园。我们在那里度过十分美好的时光。没过多少日子，博比就熟悉了每一头动物，又由于我们总带着面包和糖，有些动物也认识了我们，还结下了种种友谊。我们特别喜欢貘，它的优点是爱清洁，这种特点是与它同属的其余动物所不具备的。除此而外，我们觉得它自命不凡，缺少灵性，不友好，不知足，极其贪食。其他动物，尤其是象、鹿、羚羊，甚而至于粗野的北美水牛，在得到了糖以后，总要表示某种感谢，或者信任地望着我们，或者心甘情愿地任我抚摩。貘则毫无表示。我们刚来到它的近处，它就迅捷地出现在栅栏旁，慢慢地把从我们手里得到的东西吃个精光，当它看到不会再扔东西给它时，便不声不响地退回去。我们认为这标志着它的高傲和性格坚强，它既不乞讨准备给它的东西，得到后也不感谢，而是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贡品，以一种对待下属的和气态度接受下来。我们因此把它叫作税吏。博比自己不能喂食，因此我们之间有时也会发生争执，究竟给够了貘呢，还是应该再给它一小块。我们考虑时非常实事求是，还仔细审核，仿佛是在决定国策。有一次，我们已经从貘的笼子前走过去了，可是博比却认为应当再给它一块糖。于是我们便回去。但是已经回到草窝里去的貘傲慢地对我们眨巴着眼睛，不再到栅栏边来。“请您千万原谅，税吏先生！”博比冲着它嚷道，“不过我相信，我们少给了一块糖。”我们接着到大象那里去，它早就等待着了，拖着脚步，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把它的热乎乎的、一吸一动的长鼻子向我们伸过来。博比可以自己喂它，并且怀着孩子般的喜悦看着大象把柔软的长鼻子朝他弯下来，从他摊开的手里取走面包，两只快活的小眼睛机灵而友善地瞟着我们。
　　我同一个管理员商量好，如果我没有时间陪博比，也允许他乘着轮椅呆在动物园里，这样，当我不在的日子里他也可以晒太阳，观看动物。他看到雄狮子如何彬彬有礼地对待它的夫人时尤为感动。母狮刚一躺下，雄狮就不停地顺着一条路线走来走去，既不碰它，也不打扰它，更不从它身上跨过去。他多半在水獭池畔娱乐消遣。他不知疲倦地观察这种好动的动物灵巧的游泳和体操技巧，看得津津有味，心花怒放，而他自己则不能动弹地呆在椅子里，每动一下脑袋或胳膊都十分费劲。有一天，我给博比讲我那两次恋爱，这是那年秋天最美好的日子之一。我们两人已经亲密无间，这两次既不愉快又不光彩的经历我自然也不能再对他保密了。他诚恳而认真地听着，什么也没说。后来他对我讲，他想见一面伊丽莎白，那片白云，并请求我，假如哪天在街上和她邂逅时，我一定得想起这件事。
　　我们没有遇见她。天气又渐渐凉了，我便去找伊丽莎白，请她让那个可怜的驼背高兴这一回。她乐于助人，一口答应，让我到约定的日子去接她，陪她去动物园，博比则坐着轮椅在那里等待。当这位衣着讲究、美丽文雅的太太向这个残废人伸过手去，微微朝他弯下身子时，当可怜的博比喜笑颜开，睁开善良的大眼睛，感激地、几乎是温柔多情地望着她时，我简直无从断定，在这一瞬间，这两个人之中究竟谁更美，更贴近我的心。这位太太讲了几句亲切友好的话，那位残废人炯炯的目光片刻也不离开她，我站在一旁，看到我最心爱的、被生活用鸿沟隔开的这两个人手拉手的这一瞬间，感到惊异不已。那天下午，伊丽莎白是博比的唯一主题，他赞美她的美，她的高雅，她的善良，她的衣裙、黄手套、绿皮鞋，她的步态和目光，她的声音，她的美丽的帽子，我则相反，看到恋人向我的知心朋友布施，感到痛苦而可笑。
　　在这一段日子里，博比读了《绿衣亨利》和《塞尔德维拉的人们》①，并且熟悉了这些书里的世界；这样，我们就靠《施莫勒的潘克拉茨》、《阿尔贝图斯·茨维汉》和《三个正直的制梳匠》而得到了共同的挚友。我一度考虑该不该给他读点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②的书，但把握不定，因为我觉得，迈耶尔的语言过分简练，这种拉丁式的言简意赅博比是不会欣赏的，另外，我也生怕让这宁静中有欢快的眼睛看到历史的深渊。我于是打消此念，给他讲了圣方济格的事迹，让他读默里克③的短篇小说。他对我说，如果不是经常在水獭池边全神贯注地观赏种种如寓言里所描写的水中奇景的话，那末，默里克的关于美丽的劳的故事一多半他不能欣赏，对这番话我感到很新奇——
　　①《塞尔德维拉的人们》也是凯勒所作，中篇小说集，1856年初版，1874年增订版，共十篇（包括下文所述三篇）。
　　②康·费·迈耶尔（1825—1898），瑞士作家，以历史小说见长。
　　③埃杜阿尔德·默里克（1804—1875），德国作家。
　　我们如何渐渐地进入以“你”相称的兄弟般的关系，这个过程颇为有趣。我没有提出过，他更是无从接受，但是，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用“你”来称呼，完全出于自然。有一天，我们偶然察觉了。不禁哈哈大笑，于是就一直这样称呼下去了。
　　初冬来临，我们不能再外出，我又在博比姐夫的起居室里一呆便是一个晚上。我这时才发现，新友谊的获得可不是完全没有牺牲的。木匠一直愁眉苦脸，冷冰冰地爱理不理。久而久之，不仅博比这个无用而累赘的寄食者，甚至我同博比的关系都使他感到讨厌。结果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我整个晚上愉快地同那个瘫痪病人说说笑笑，这位屋主人却气鼓鼓地坐在一旁读报。他同自己的妻子也意见不一了，她往常是百依百顺的，这一回也坚持己见，不答应把博比安置到别处去。我几次想劝他心平气和一些，或者向他提出一些新的建议，可是无从谈起。他甚至变得刻薄了，讥诮我同这个废人的友谊，这使博比日子过得很不愉快。我每天同病人一起呆很长时间，但是房间本来就狭窄，我们两个自然非常碍事，不过我还始终希望木匠会和我们亲近，会慢慢地爱这个病人。最后，我落得个左右为难，任何事情，做也不成，不做也不成，不是得罪了木匠，便是侮慢了博比。我一向反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匆忙做出决定，在苏黎世的时候，理查德就已经把我叫作犹豫者彼得，于是我一连几个星期地观望着，老是担心会失去其中一个或者他们两个的友谊，苦恼得很。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越来越令人不快，我又常去酒店解闷。一天晚上，这种讨厌的情况又惹得我非常生气，我就到一家卖沃州酒的小酒店里，灌了好几升来冲刷恶劣的心情。我好不容易撑着身子走回家去，这是两年以来的头一回。翌日，如同以往狂饮后一样，我神清气爽，便鼓足勇气去木匠家，决心最终结束这出喜剧、我向他建议，他可以把博比交给我来照管；他听了并无反感的表示，考虑了几天以后也当真同意了。
　　我紧接着带着我可怜的驼背迁进新租的寓所。我觉得自己仿佛结了婚，结束了习以为常的单身汉生活，两个人有条有理地过起日子来了。尽管一开始在经济开销上有过几次失败的试验，但还能行。请了一个女佣人天天来打扫、收拾、洗刷。饭食让人送到家来。不久，我们两人一起生活得十分温暖而舒适。我不得不放弃无忧无虑的或近或远的徒步旅行了，当时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有什么可怕。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位朋友静静地呆在身边，甚至使我安心，给我以促进。侍候病人，尤其是给他穿衣脱衣，我可从未做过，起初并不怎么乐意、但是，我的朋友是那么有耐性，又那么感激不尽，使我感到羞愧，便尽力精心服侍他。
　　我很少再去那位教授家，但常去拜访伊丽莎日，不管怎么说，她的家始终对我具有吸引力。我坐在那里，饮茶或者喝上一杯酒，瞧她如何扮演女主人的角色，有时也会突然冒出种种多愁善感的情绪，虽说我一直用嘲笑的态度来对付自己心中一切可能产生的维特式的感情。不过。这种软弱无力的、少年人在爱情上的自私心最终被我击退了。我和她之间真正的关系，大概是一种微妙的、秘而不宜的战争状态，我们见了面很少不不伤和气地斗嘴的。这个聪明的女人，思想敏捷，又脱不了女性的脾气，有点放纵了自己的才思，遇上我这样的性子。既爱慕别人又待人粗暴，倒也还合得来。从根本上说，我们两个都十分尊重对方，所以，在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反倒可以激烈地争吵。我尤感滑稽可笑的是在她面前为独身生活辩护，而不久以前，我还一心想同她结为终生伴侣。我甚至敢拿她丈夫来打趣她。她丈夫是个有为的青年，为有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妻子而自豪。

　　旧日的爱情之火暗暗地在我心中继续燃烧。但已下再是先前那种要吞噬一切的熊熊烈焰，而是安全持久的余烬，它使心灵保持青春，有时在严冬的夜晚还能让无望的老单身汉温暖他的手指。自从博比和我的关系变得亲密无间，并使我真正懂得了一个人恒久地真诚地为人所爱时的心情以来，我可以毫无危险地让我的爱情作为青春的一段时光，作为一篇诗章在我心中永葆其活力。
　　此外，伊丽莎白时时讲些真正女人气的尖酸刻毒的话，这也使我的激情渐渐冷下来，并由衷地为自己的独身生活感到高兴。
　　自从可怜的博比同我一起居住以来，我连伊丽莎白家也越来越懒得去了。我同博比一起读书，翻看旅行照片集和日记，玩多米诺骨牌，为了开心，还养了一只卷毛狗，凭窗观看冬季的降临，天天要交谈好几次，有时严肃有时玩笑。这位病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智的世界观，他带着善意的幽默感实事求是地观察生活，使我每天都有所学和有所获。大雪纷飞，寒冬在窗外展现出它那洁净的美，我们怀着孩子般的快活心情，围炉而坐，陶然忘怀于这种小家陋室的离群生活之中。认识人的本领，我长年以来无处寻觅，这时却信手拈来。博比这位宁静而敏锐的观察者，心中深藏着无数他早年生活环境的图画，只要他讲开了头，便能叙述得栩栩如生。这个残废人一生中认识的人不超过三、四十个，也从未在生活地洪流里沉浮过，尽管如此，他比我更了解生活，因为他已经有了一种习惯。哪怕是最细微、最不足道的，他也要去观察，并在每个人身上找到经历、欢乐和知识的泉源。
　　我们最喜爱的娱乐，一如既往，是兴致勃勃地谈论动物界。动物园我们眼下去不了，便虚构关于那些动物的种种故事和寓言。这多半不是由我们来叙述，而是以对话的形式即兴表演出来的。例如两只鹦鹉谈情说爱，北美水牛家族间的冲突，野猪的晚间叙谈。
　　“您好吗，貂先生？”
　　“多谢，狐狸先生，还凑合。我被捕获后，失去了我的爱妻，这您是知道的。她叫毛刷尾巴，我已经不胜荣幸地告诉过您了。一颗明珠，我向您担保，……”
　　“算了吧，这老掉牙的事情就别再提了，邻居先生，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这颗明珠您已经给我讲过多次了。真是天晓得，相爱毕竟只有一次，所以还念念不忘这点乐趣。”
　　“听我说，狐狸先生，您要是见过我的爱妻，您就会更理解我的。”
　　“当然，当然。她名叫毛刷尾巴，对吗？多美的名字，可以用来抚摩罗！不过，我本来想说什么来着？哦，您一定也注意到了，那些讨厌的麻雀又越闹越欢了。我有那么一条妙计。”
　　“对付麻雀？”
　　“不错，对付麻雀。您听着，我的主意是这样的：咱们放一点面包在栅栏前，自己躺在地上，静等那些小子们下来。咱们要是连一只也抓不到，那真是活见鬼了。您看怎么样？”
　　“妙极了，邻居先生。”
　　“那就劳您驾，放点面包在那儿。……对，好！您不妨把面包再往右边挪一点，这样对咱俩都有利。可惜眼下我什么食物都没有了。行了，就这样。注意啦，咱们现在躺下来，闭上眼睛……嘘，一只麻雀飞来了！”
　　（停顿。）
　　“咦，狐狸先生，怎么一只还没来？”
　　“您真是没耐性！您好象头一回打猎似的！一个猎手必须会等待。等待再等待。好，再来一次！”
　　“咦，面包哪儿去了？”
　　“什么？”
　　“面包不见了。”
　　“不可能！面包呢？真的……不见了！真是天晓得！自然又是该死的风。”
　　“是啊，我也那样想。不过我方才好象听见您吃东西来着。”
　　“什么？我吃东西？吃什么？”
　　“大概是面包。”
　　“您这种猜测显然是侮辱人哪，貂先生。都是邻居么，不中听的话也得忍着点，不过，这话可太过分了。我认为太过分了。您听明白了没有？……说我吃了面包！您究竟是什么意思？您先让我听您那颗明珠的无聊故事，这是第一千次了，随后，我想出了一个好注意，咱们把面包放在外面……”
　　“是我！是我放的面包。”
　　“……咱们把面包放在外面，我躺下，监视着，一切顺当，这时，您又唠叨开了……麻雀自然飞跑了，这次狩猎也就完了。现在，还说我吃了面包！好，瞧我再跟您打交道！”
　　就这样，下午和晚上的时光轻快地过去了。我心情极佳，工作起劲，效率也高，甚至对自己过去老是那么怠惰、厌烦和古板感到奇怪。同理查德相处的好时光也不比这些平静而欢畅的日子更美好。户外雪花飞舞，我们两个加上那条卷毛狗围在炉边，自得其乐。
　　这时，我可爱的博比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干了一件蠢事！踌躇满志的我自然是盲目的，看不到他的病痛比以往更重了。但是他完全出于爱和自制，却装出比以往更愉快。既不抱怨，也从不禁止我吸烟，到了夜里躺下后，自己受苦，轻轻咳嗽、呻吟。有一天，我在他隔壁房里写作直到深夜，他以为我早已上床了，我完全偶然地听到了他在呻吟。我拿着灯突然闯进他的卧室，这可怜人吓得愣住了。我把灯放到一旁，坐到他的床上，开始审问。他起先怎么也不肯说实话，最后才讲了真情。
　　“情况并不那么糟，”他怯生生地说，“只是在做某些动作的时候，有时在呼吸的时候，心里有一种痉挛的感觉。”
　　他连连道歉，病情加重于他简直是犯罪似的！
　　我一早去找医生。这是一个没结冰的晴天。路上，我的担心和忧虑渐消，我甚至想到了圣诞节，考虑拿什么让博比高兴一番。医生还在家里，经我再三催请才一起来了。我们乘坐他的舒适的车子来了，我们上了楼梯，我们进了房间，走到博比身边，开始检查，又摸又敲又听，医生稍稍认真了一点，他的声音稍稍和气了一点，这时，我心中的快活和高兴全都消失了。
　　关节炎，心衰，病情严重——我听着，一一记了下来，并对自己感到吃惊：当医生要求送医院时，我根本就没有表示反对。
　　下午，救护车来了。我从医院回到住处，屋里的气氛叫我难以忍受，卷毛狗挤在我的身边，病人的大椅子已被挪到了一边，旁边的房间已经人去室空了。
　　就这样相爱了一场。这带来了痛苦，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为这痛苦受了许多罪。但是痛苦不痛苦并不重要，只要情投意合的共同生活虽去犹存，只要始终感觉到有生命的一切同我们之间紧密而生动的联系，只要爱不会冷却！如果我还能象那时似的再一次看到圣殿的内部，我愿用我有过的一切欢畅日子，连同所有的热恋以及我的创作计划来换取这个良机。这将使眼睛和心灵辛酸痛苦，高傲自大和自命不凡也将摘除其恶刺，但事后，你是那么平静，那么谦逊，那么成熟，内心世界是那么活跃！
　　当时，我旧日的性格有一部分已经随着金发小阿吉一起死亡了。如今，我眼看着我的驼背——我已把全部的爱赠给了他并同他分享了我的全部生活——在受苦，在慢慢地、慢慢地死去。我天天一起受苦，分担着死亡时恐惧的与神圣的一切。我还是生的艺术的初入门者，却马上要揭开死的艺术的严肃篇章。我曾对自己在巴黎的生活保持缄默，但对这一段时间却不这样。我要大声谈论它，象一个女人谈她从订婚到结婚的这段日子，象一个老人谈他的童年。
　　我看着一个人死去，他过去的一生唯有苦与爱。他感受着死神在他身上的劳作，可我却听到他象孩子似的在戏谑我看到，他的目光如何从万分的痛苦中射出来寻找我，不是为了向我乞求，而是为了鼓励我振作精神，为了让我看到痉挛和痛苦都损害不了的。保留在他身上的珍宝。这时，他的眼睛是那么大，使你不再看到他的枯萎的脸，而只看到他那对大眼睛的光芒。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博比？”
　　“给我讲点什么吧。讲貘好吗？”
　　我讲貘的故事，他闭上眼睛，我尽力象往常那样地说话，因为我一直快哭出声来了。当我以为他不再听我讲，或者已经睡着了时。我随即就不出声了。他却又睁开了眼睛。
　　“后来呢？”
　　我于是接着往下讲，讲貘，讲卷毛狗，讲我的父亲，讲小坏蛋马泰奥·斯皮内利，伊丽莎白白。
　　“是啊，她嫁了个傻小子。就是那样，彼得！”
　　他常常突如其来地开始谈死亡。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彼得。最最艰难的劳作也及不上死亡艰难。但总能经受过去的。”
　　或者说：“经受过了这折磨以后，我可以放声大笑了。处在我这种情况下，死是值得的，我将摆脱这驼背、短腿和瘫痪的腰。换了你，有这样宽的肩膀和健美的腿，那就遗憾了。”
　　在最后几天里，有一次他从微睡中醒来，大声说：
　　“根本没有象神甫所说的那样的天。天要美得多。美得多。”
　　木匠妻子常来，明白事理地表示了她的同情，也愿意帮点忙。木匠则始终没有露面，我感到非常遗憾。

　　“你说呢，”我偶尔问博比，“天上也有貘吗？”
　　“当然有。”他说着还点了点头，“那里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也有羚羊。”
　　圣诞节到了，我们在他的床前小小庆祝了一曲。寒潮装来，天寒地冻，接着又解冻，新雪落在薄冰上，但是我丝毫没有注意到。我听人说，伊丽莎白生了一个男孩，随后就把它忘了。纳尔迪尼来了一封令人捧腹的信，我匆匆读完，就放在了一边。我始终头脑清醒地从我自己和那个病人手里挤出每一个小时，急速地完成我的工作。然后焦急地匆匆跑回医院去，那里是一片令人欣慰的静谧，我在博比的床边坐上半天的时间，四周是梦一般深沉的平和。
　　他在结束生命之前还有短短几天较好的日子。令人奇怪的是，刚刚逝去的时间仿佛在他的记忆中已经消失了，他全然生活在早年的岁月中。有两天之久，他只讲关于他母亲的事。他已经不能长时间地说话了，但是，在几小时之久的间歇里，也能看出他在思念她。
　　“关于我的母亲，我实在对你谈得太少了。”他叹息说，“凡是同她有关的事，你可一桩也别忘记，要不然的话，就再也没有知道她和感激她的人了。彼得，假如人人都有这么一位母亲，那该多好。我永远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她没有把我送进贫民院。”
　　他躺着，吃力地呼吸着。过了一个小时，他又开始说。
　　“在她所有的孩子中间，她最爱我，把我留在了她的身边，直到她去世。几个兄弟都移居外乡了，姐姐嫁给了木匠，而我却在家里坐吃，尽管她是那么贫困，但从未让我为此付出代价。彼得，她十分瘦小，也许比我瘦小得多。她把手伸给我的时候，就象一只很小很小的鸟儿站在我的手上。她去世时，邻居吕蒂曼说，她有一口儿童棺材就够了。”
　　他自己有一口儿童棺材也差不多就够了。他躺在干净的病床上，那么瘦小，简直人都快没了，他的手就象有病的女人的手，又长又细又白，有点蜷曲。他停止想望他母亲时，下一个轮到的便是我。他讲着我，仿佛我没有坐在旁边似的。
　　“他不走运，自然是眼前，但是对他并没有任何损害。他的母亲死得太早了。”
　　“你还认识我吗，博比？”
　　“当然罗，卡门青先生。”他风趣地说着，轻声一笑。
　　“我要是能唱歌该多好。”他紧搂着说。
　　在最后的几天里，他还问：“你说，住医院花费很大吧？可能太贵了。”
　　可是他并不期待任何答复。微微的红晕升起在他苍白的脸上，他闭上眼睛，有片刻的时间他看去象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完了。”护士说。
　　但他再一次睁开眼睛，调皮地望着我，动了动眉毛，仿佛他想对我点点头。我站起来，把手垫到他的左肩下，小心翼翼地扶起他一点儿，这样总使他感觉舒服些。他就这样躺在我的手上，在短促的痛苦中又歪了一下嘴唇，稍稍转动了一下脑袋，仿佛突然受了凉，打了一个寒颤。这就是解脱。
　　“好一点吗，博比？”我还在问。但他已经摆脱了痛苦，在我手上逝去了。那是一月七日，下午一时。傍晚前，我们已把一切料理完毕。瘦小、畸形的躯体躺着，安详，清洁，别无其他变形，直到被人抬走，埋葬。在这两天里，我始终感到惊讶的是，我既不特别悲哀，也不束手无策，并且没有非哭不可的时候。在他生病期间，我已经彻底地感受了别离之情，一无遗留，我的悲痛的外壳摇晃着，缓慢地、轻飘地又升回高空。
　　尽管如此，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应当悄悄离开这个城市，到哪个地方去，尽可能到南方去休息，把我的作品，这件粗制的织物，放到织机上认真地去编织。我还剩下一点钱，于是把我承担的文学评论工作放弃了，并着手准备，初春一到便整装启程。先去阿西西，那个蔬菜店老板娘正期待着我，随后，到一个尽可能安静的山村去踏踏实实地工作。我觉得自己对于生与死已经有了足够的见识，可以指望别人来听我大放厥词了。我快活而焦急地等待三月天的到来。耳朵已经听到了铿锵有力的意大利话，鼻子已经闻到了煨饭、橙子、基安蒂红酒馋人的香味。
　　我的计划挑不出任何毛病，推敲得越久越使我满意。我正预先津津有味地品尝基安蒂红酒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酒店老板尼德格尔在二月间给我来了一封信，文笔美妙，委婉动人，说家乡下了许多场雪，村里牲口和人不是一切如常，尤其是我的父亲令人担忧，总而言之，最好是我寄点钱或者自己口去一趟。我觉得寄钱不合适，而老人家又确实使我担心，我不得不马上动身。在气候恶劣的一天，我回到家乡，风雪交加，群山和房屋全都望不见，好在我闭上眼睛也能找到道路。老卡门青并不象我猜想的那样躺在床上，而是可怜巴巴、畏畏缩缩地坐在炉边的角落里，被邻家一个女人纠缠着，她给他送来了牛奶，正开始耐心地一一数落他的糟糕的生活作风，连我进屋都没听见。
　　“鲁哀格，彼得回来了。”这白发罪人朝我眨了眨左眼。
　　但她不受迷惑，继续对他说教。我坐到一张椅子上，等她消耗尽她的仁爱精神，并发现她的话里有几段我听了也有好处。与此同时，我看着自己的大衣和靴子上的雪渐渐融化，椅子周围先是湿了一片，随后积成了一潭死水。那个女人终于唠叨完了，我们这才举行父子重逢的正式仪式，她也喜气洋洋地参加了。
　　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我顿时想起以前想要照顾他而作的短暂尝试。我当时离开家乡也没能使他回心转意，现在他是每况愈下，还得由我来食这份恶果。
　　你毕竟不能指望一个在壮年时就不是品行优良的模范的怪僻老农，会在年迈多病时变得温柔和顺，万分感动地来观看自家儿子主演的孝子戏。我父亲也无动于衷，而且病愈重愈讨人嫌，我过去使他受过的折磨和苦恼，他如今都一一报复，即使不要利息，也得等价交换；他在我面前活不多，也小心翼翼，但却有许多有效的手腕，不用语言就露出他的不满、刻薄和粗暴。我有时也好奇地想，自己到了老年，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这么恼人而讨厌的怪物。他一如既往地嗜酒如命。我每天给他倒两杯南方的好酒，但他享用时却总是绷着脸，那原因是我倒完酒就把酒瓶放回到空空如也的地窖里去，而且从来不把地窖的钥匙交给他。
　　到了二月底这才有几周晴朗的天气，使山区的冬季变得如此绚丽。白雪皑皑的陡峭高山明净清爽，直插蓝芙蓉般蔚蓝的天空，在透明的空气中仿佛近在咫尺。草场和山坡也覆盖着山区严冬的雪，但是如此清白、透明、香气浓郁，在山谷地带还从未见过。中午，阳光在小土包上欢庆五彩缤纷的节日、在谷地和斜坡上则躺卧着深蓝的阴影。下了数周的大雪之后，空气是如此纯洁，你在阳光下每吸一口气便是一次享受。在较小的山坡上，年轻人沉湎于滑雪运动。午后，你可以看到老年人站在小巷里，舒舒坦坦地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到了夜里冻冰时，屋顶的桷发出喀喀的声响。白茫茫的冰雪覆盖的田野中间，是永不结冰的湖，平静，湛蓝，比在夏天时更美。每天午饭前，我搀扶父亲到门口，看着他把褐色的弯曲成几节的手指伸向美丽温暖的阳光。过了片刻，他便开始咳嗽，连声叫冷。这是他向我要酒喝的花招之一，其实，咳嗽并不厉害，天气也没他说得那么冷。我于是给他一小杯龙胆酒或者苦艾酒。他便富有艺术性地由强到弱渐渐停止了咳嗽，还为他用妙计蒙骗了我而暗暗高兴。饭后，我留他一人在家，扎上绑腿，去爬几小时山，尽兴而归。我带去一只装水果的麻袋，回来时，便坐在上面，从倾斜的雪地里滑回家。
　　我原先打算去阿西西旅行的日子到了，但积雪还有几尺深。才到四月，就下起春雨来了。冰雪融化期来到我们村庄，这是灾难性的，其势迅猛，多年未见。白天黑夜都能听到燥热风的咆哮，远处雪崩的震响，山洪愤怒地奔腾直泻。卷来大块山岩和断裂的树木，扔在我们贫瘠狭长的耕地和种植果树的草地上。燥热风热使我不能入眠，我夜复一夜激动又恐惧地听着狂风哀鸣，雪崩隆隆，狂怒的湖水冲撞湖岸。在这恐怖的春之战斗的令人烦躁的日子里，已经治愈的思恋又一次大发作，使我夜不能寐。我起床，躺在窗台上，于辛酸痛苦之中，对着户外的喧嚣声，喊出我对伊丽莎白倾吐的情话。我曾在可以腑览那位韦尔斯女画家住房的山丘上，对着爱情发狂。自从这个温煦的苏黎世之夜以来，激情还从未如此猛烈，如此不可违抗地主宰过我。我经常觉得，这个美丽的女子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对我微笑，我走近一步，她就后退一步。我所有的念头，不论是怎么产生的，也不论原来要想什么，都不可更变地化为这幅景象，我就象一个受伤的人，老是忍不住要去搔发痒的溃烂的伤口。我自惭不已，这既折磨我自己，又毫无用处，我咒骂燥热风，但除了这许多痛苦以外，还暗暗地怀有一种无言的、暖人的快感，这和我童年时思念漂亮的罗西、温暖的乌云在我头顶上飘去时的那种快感一模一样。
　　我知道没有草药能医治这种病，便尝试着至少做一点工作。我开始构思我的作品，也写了几篇草稿，但不久就看到，现在不是做这件工作的时候。这中间，到处传来了燥热风造成破坏的消息，在本村，灾情也日益扩展。防洪坝垮了一半，一些房屋、谷仓、厩棚遭到严重损坏，从外乡来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怨声载道，遍地灾荒，到处没钱。在这些日子里，使我幸运的是，乡长派人请我到乡议会去，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一个救灾委员会。大家信任我，让我代表本乡到州里去交涉，特别是通过报纸，引起全国的关注，进行募捐。对我来说，这件事来得正是时候，我可以致力于更严肃、更有意义的工作来忘掉我个人的无益的烦恼。我于是就全力以赴了。我四处投函，很快在巴塞尔争取到几个负责募捐的人。如我们所预料的，州里没有钱，只能派若干救灾人员来；我就给各报写呼吁书和报道。信件、汇款、询问的公文源源而来。我除去文书工作以外，还得打通农夫的死脑筋，处理好乡议会的事务。

　　不容偷闲地紧张工作了几个星期，这对我大有益处。事情慢慢地上了正轨，也不再那么需要我了；这时，周围的草场又变绿了，阳光下，无害的蓝色湖水朝冰雪融尽的山坡漫去。对我父亲来说，这些日子又好受多了。我的爱情苦恼也象肮脏的雪崩的残余那样消融了。以前，到了这个季节，我父亲就给他的小船上清漆，母亲从园子里往这边观望，我注视着父亲干活的动作、他的烟斗里的烟，和黄色的蝴蝶。现在已经没有小船可以油漆了，母亲也久已去世，父亲怏怏不乐地蜷缩在这无人照管的屋里。舅父康拉德也使我回想起以往的岁月。我经常背着父亲同他去酒店喝一杯红酒，听他聊天。并开心地笑着回忆他过去的许多计划，但已不再有高傲的神气。现在他不再搞什么新计划了，他也已经老态龙钟了，尽管如此，他的表情，尤其是他的欢笑，还含有某些孩子的或者青年人的气息，我见了心中愉快。我在家里那位老人身边呆不下去的时候，他总给我安慰和消遣。如果我请他去喝酒，他便在我身边急匆匆地走着，生怕跟不上，拚命迈开他的已经变弯曲了的细腿，同我跨一样大的步子。
　　“挂起船帆，康拉德舅舅！”我鼓励着他。而只要一提到船帆，我们就必然会谈起我家的小船。小船已经没了，他一讲起它就象讲起一个他所爱而已经亡故的人，感到十分惋惜。我也心爱这条老家伙，而它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回想它，也细细回想同它有关的一切故事。
　　湖水同以前一样地蓝，阳光照旧灿烂、温暖。我这个老小伙子经常望着黄蝴蝶出神，觉得自己从那时至今似乎根本没有多少变化，似乎自己还能同先前一样舒适地躺在草场上，设计少年的梦想。实际并非如此，我的大部分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我每天洗脸时都能看到，从生锈的洗脸盆里看到我的脑袋，我的高鼻子，我的愁苦的嘴。这个老卡门青更能使我相信岁月的变迁；而假如我想要完全回到现实中来，我只需打开自己屋里潮湿的抽屉，我未来的作品躺在那里酣睡。那是一包日深月久的笔记，和六、七份写在四开纸张上的草稿。但我很少打开这个抽屉。
　　除去照顾老人，我还得修复我家破旧不堪的房子，有一大堆的活要干。地板满是装缝、窟窿，炉灶也坏了，四处漏烟，门全都关不上；爬上阁楼，也就是过去父亲对我进行体罚的地方的梯子，同样十分危险。在动手修理以前，我先得磨斧子，修锯子，借锤子，找钉子，随后，从过去剩下的烂木头堆里找出可用的材料。在修工具和立那块有年头的磨石时，康拉德舅舅还来助我一臂之力，但他年纪太大，胳膊腿都伸不直了，所以帮不了大忙。不得不由我自己来对付不听话的木头，磨破了我的书生的嫩手；用脚踩着摇摇晃晃的磨石，在各处都漏的房顶上爬来爬去，钉钉子，敲锤子，锯木条，刨木板，我那有了点肥肉的喉头上挂下了不少滴汗珠。有时，尤其在烦人地补屋顶的时候，钉腻了，便停下歇一歇，坐直身子，把半天的雪茄又吸着，眼里深邃的蓝天，偷一会儿懒，一想到我父亲现在再也不可能来催促和责骂我时，我心里很快活。邻居从一旁走过，不论是妇女、老人，还是学童，我都用乡亲的口吻同他们聊天，来掩饰我的偷懒。于是，人家便说我是个能听得进好话的人，这个名声渐渐地传开去了。
　　“天气暖和啊，丽丝白！”
　　“是啊，真暖和，彼得。干吗呢？”
　　“补房顶。”
　　“不赖，早该补了。”
　　“是啊，是啊。”
　　“老人在干吗？他也许七十了。”
　　“八十，丽丝白，八十了、要是咱们活到这年纪，你看会怎样？不简单。”
　　“是啊，彼得，我得走了，当家的等着吃饭。一切顺利！”
　　“再见，丽丝白！”
　　她提着用小毛巾包着的盆走了。我朝空中喷了一口烟，望着她的背影思忖着，人人都那么勤奋地忙各自的事情，只有我干了两整天，钉来钉去还是这块木板。不过，房顶毕竟修补完了。父亲特别关心，我没法把他拽上房顶，只好详细讲给他听，每半根木条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夸不得半点四。
　　如今我回顾并思考自己的人生历程和尝试，所能得到的还是那条老经验：鱼儿离不开水，农夫离不开农村，你有天大的本领也不能把尼米康村的卡门青变成大都市和大世界的人，这真使我又高兴又气恼。我已经习惯于把这一条结论看作是正确的，我高兴的是自己笨拙地去猎取世界的幸福，结果违心所愿，仍然回到夹在湖泊与群山之间这个旧日的角落里来了。在这里，我如鱼得水，我的德行与恶习，尤其是恶习，是人所共有的、因袭的。我在外地时，曾经忘记了家乡，差一点把自己当作一个稀奇古怪的人；现在我又看到，在我身上作祟并使我无从顺应外界习俗的，原来就是尼米康精神。这里没有人会把我当作怪人，当我细细打量我的老爸爸和舅舅康拉德时，便觉得自己是酷肖他们的儿子和外甥。我在精神和所谓教养的王国里的几次曲折飞行，正好比我舅舅那次出名的帆船航行，只是我在金钱、精力和美好岁月上所付的代价要比他高。自从我的表兄弟库奥尼给我修短了胡子，自从我又穿着束皮带的裤子和衬衫东奔西跑以来，我在外表上也完全成了本地人；当我成为白发老人的时候，我也将不知不觉地继承我父亲在本村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他扮演的小角色。村里的人只知道我在外地呆了不少年头，我自然也小心翼翼，不告诉他们我在外面干的是多么无价值的职业，并且跌进过多少个水坑；要不然的话，我马上就会受到嘲笑，得到各种各样的外号。我同他们讲德国、意大利或者巴黎时，总要稍稍吹嘘一番，甚至在实话实说的时候，我偶尔也多少怀疑自己所讲的话的真实性。
　　走了这么多的弯路，白费了这么多的岁月，又有什么结果呢？我爱过而且始终还爱着的那个女人，现在在巴塞尔抚养教育她的两个漂亮的孩子。另一个爱过我的女人，已经得到了安慰，并继续做水果，蔬菜和种子生意。父亲呢，我为了他才回到老家来。他既不死也不康复，而是坐在我对面他那张发臭的小床上，望着我。因为我手里捏着地窖的钥匙而嫉妒我。
　　但这并非全部。除了母亲和青年时代那位淹死的朋友以外，我还有金发阿吉和瘦小的驼背博比，他们成了天使，住在天上。我亲身经历了村里的救灾工作，许多房屋修好了，又重建了两道石坝。只要我愿意，我也会当上乡议会的议员。不过那里姓卡门青的人已经太多了。
　　最近，另外一种前途展现在我眼前。我父亲和我喝过若干升韦尔特利纳酒、瓦利斯酒和沃州酒的那家酒店的老板尼德格尔开始走下坡路，他对自己的买卖已经没有兴趣了。这些日子他一直向我叹苦经。最糟糕的是，如果找不到本地的买主，一家外地的酿酒厂将买下他的房地产，那样就倒霉了，尼米康不再有令人舒适愉快的酒店了。将有哪个外地的承租人来经营，他自然宁可卖啤酒而不卖红酒，这样，尼德格尔良好的地窖就会被糟蹋。我获悉此事以后一直坐立不安。我还有一点钱存在巴塞尔的银行里，老尼德格尔也认为我并非最不适当的继承人。问题在于我不想父亲在世的时候当酒店老板。因为这样一来，我再也挡不住老人家去拔酒桶的塞子，再则，我学了一肚子拉丁语和其他学问，末了当上酒店老板，再搞不出什么名堂，那他就胜利了。这可不行，于是，我开始渐渐地有点盼着老人家去世了，倒不是对他不耐烦，而只是为了办成这件好事。
　　最近以来，康拉德舅舅在长年消沉之后又激动地想干一番事情了，我听了也不高兴。他总是把食指衔在嘴里，额头上又有了一道思考的皱纹，在他的小屋里急匆匆地小步踱来踱去，晴天时老是远望湖水。“我看，他又要造船了。”他的老伴岑青纳说。而他也确实是跃跃欲试的样子，多年以来未曾有过，脸上露出胸有成竹的表情，仿佛他确切知道这一回该怎么办了。但我认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只是他的疲倦了的灵魂现在想要一对翅膀，马上要飞到归宿处去了。挂起船帆，老舅！如果他当真到了这一天，尼米康的先生们将经历一次闻所未闻的事件。我已经打定主意，在他的墓前继神甫之后讲几句话，这在此地还从未发生过。我将在悼词中称舅舅为能升天堂的有福者和上帝的宠儿，在这段富有教益的话之后，我要不多不少地给可爱的死者的亲戚来一点刺激，让他们不要马上忘记和原谅我。但愿我的父亲也还能亲身经历这一事件。
　　抽屉里放着我的巨著的头几章。我可以称之为“我的毕生之作”。这听起来太过慷慨激昂，我宁可不这么说；因为我不得不承认，继续并完成这部作品实在是靠不住的事。也许再来一次机会，我将重起炉灶，继续并完成它；到那时，我青年时的渴望便是正确的，我当真成了作家。
　　对我来说。当作家同乡议员或者一道石坝的价值相当，或者稍高一点。可是，抵不上我那已成往事却又永不消失的生活。连同从苗条的罗西·吉尔坦纳到可怜的博比这所有可爱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