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出自同一源头的德国哲学精神，靠了康德和叔本华，如何造成一种可能，通过证明科学苏格拉底主义的界限，来摧毁它的洋洋自得的生活乐趣；又如何通过这一证明，引出了一种无限深刻和严肃的伦理观和艺术观，它可以直接命名为酒神智慧。德国音乐和德国哲学的统一，这奥妙除了向我们指出一种惟有从希腊先例约略领悟其内容的新生活方式，又指出了什么呢？因为对于站在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分界线上的我们来说，希腊楷模还保持着无可估量的价值，一切转变和斗争也在其中显现为经典的富有启示的形式。不过，我们好像是按照相反的顺序经历着类似于希腊人的各重大主要时代，例如，现在似乎是在从亚历山大时代倒退到悲剧时代。同时，我们还感到，在外来入侵势力迫使德国精神长期在一种绝望的野蛮形式中生存，经受他们的形式的奴役之后，悲剧时代的诞生似乎仅意味着德国精神返回自身，幸运地重新发现自身。现在，在它归乡之后，终于可以在一切民族面前高视阔步，无须罗马文明的牵领，向着它生命的源头走去了。它只须善于坚定地向一个民族即希腊人学习，一般来说，能够向希腊人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和出众的优越了。今日我们正经历着悲剧的再生，危险在于既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也不明白它去向何方，我们还有什么时候比今日更需要这些最高明的导师呢？

　　二十
　　但愿有一天，一位铁面无私的法官将做出判断：迄今为止，在哪个时代，在哪些人身上，德国精神最努力地向希腊人学习。如果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认为，这一荣誉理应归于歌德、席勒和文克尔曼文克尔曼(JohannWinckelmann，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对于希腊艺术的普及和新古典主义的兴起有重大影响。的无比高贵的启蒙运动，那么，必须补充指出，从那个时代以来，继启蒙运动的直接影响之后，在同一条路上向文化和希腊人进军的努力却令人不解地日渐衰微了。为了不致根本怀疑德国精神，我们岂不应该从中引出如下结论：在一切关键方面，这些战士同样也未能深入希腊精神的核心，不能在德国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建立持久的情盟？于是，无意中发现这个缺点，也许会使天性真诚的人们感到沮丧，怀疑自己在这样的先驱者之后，在这条文化道路上能否比他们走得更远，最后能否达到目的。所以，我们看到，从那个时代以来，人们在判断希腊人对文化的价值时疑虑重重，混乱不堪。在形形色色学术和非学术营垒里，可以听到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论调。

　　在别的地方，又说些全无用处的漂亮话，用“希腊的和谐”、“希腊的美”、“希腊的乐天”之类聊以塞责。甚至在理应以努力汲取希腊泉源来俾益德国文化为其光荣的那些团体里，在高等教育机关的教师圈子里，至多也只是学会草率和轻松地用希腊人满足自己，往往至于以怀疑论态度放弃希腊理想，或者全然歪曲一切古典研究的真正目的。在那些圈子里，倘若有谁未在精心校勘古籍或繁琐训诂文字的辛劳生涯中耗尽精力，他也许还想在掌握其他古典的同时“历史地”掌握希腊古典，但总是按照今日有教养的编史方法，还带着那么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气。
　　所以，既然高级学术机关的真正文化力量从来不曾像在当代这样低落薄弱，既然“新闻记者”这种被岁月奴役的纸糊奴隶在一切文化问题上都战胜了高级教师，后者只好接受业已常常经历的那种变形，现在也操起记者的语言风格，带着记者的那种“轻松优雅”，像有教养的蝴蝶一样翩翩飞舞，--那么，当代这班有教养人士，目睹那种只能以迄今未被阐明的希腊精神至深根源作类比理解的现象，目睹酒神精神的复苏和悲剧的再生，必将陷于如何痛苦的纷乱呢？

　　从未有过另一个艺术时代，所谓文化与真正的艺术如此疏远和互相嫌恶对立，如同我们当代所目睹的这样。我们明白这样一种羸弱的文化为何仇恨真正的艺术；因为它害怕后者宣判它的末日。可是，整个苏格拉底亚历山大文化类型，既已流于如此纤巧衰弱的极端，如同当代文化这样，它就不应当再苟延残喘了！如果像歌德和席勒这样的英雄尚且不能打开通向希腊魔山的魔门，如果以他们的勇于探索尚且只能止于眷恋遥望，就像歌德的伊菲革涅亚伊菲革涅亚(Iphigenia)，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之女，特洛亚战争前夕，曾被其父献祭，获免后沦落到陶里斯当祭司。从荒凉的陶里斯隔洋遥望家乡那样，那么，这些英雄的后辈们又能希望什么呢，除非魔门从迄今为止一切文化努力尚未触及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突然自动地向他们打开--在悲剧音乐复苏的神秘声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