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从巴黎回到家里后不久，母亲得了重玻同以往一样，几位医生的诊断各说不一：有的认为是盲肠炎，有的说是副肠热病，有的认为是胆结石，还有其他几种诊断。曾有好几次，她都差一点被推上了手术台。治疗对她没有起色——她的病频频发作，各种手术方案悬而未决。
　　她终于对为她诊治的医护人员失去了耐心，她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最好还是摆脱这些医生的摆布。”
　　她后来设法找到一名通常被人们称作会作人情的医生，尔后宣布说那位医生建议她去阳光充沛、气候温暖干燥的地区疗养。“我们今年冬天去埃及。”母亲通知我说。
　　我们再次将邸宅出租了。幸亏那时去国外旅行的费用相当低，仅阿什菲尔德的高额租金就足以支付旅居国外的开销了。
　　此时，我已经作好了步人社交界的准备，头发已经挽起，高高地盘在脑后。把发网罩在发髻上。在那个时代，这种希腊发式意味着女子已进入成年。这样的打扮极为和谐，尤其是配上晚礼服。我的头发留得很长一一长得过了臀部。这对—个女子来说是——种荣耀，其结果，长发总是散落下来，叫人对它无能为力。为此，美容师设计出一种假发罩——一个大的假发罩。先将自己的头发紧贴头皮固定住，然后把假发髻别在上面。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初涉社交界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如果家境富裕的话，作母亲的一般要为女儿举办一个舞会。
　　而且理所当然地该在社交忙季去伦敦住上一段时间。邀请来跳舞的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应邀去参加的也都是自己朋友举办的舞会。要想邀请到足够的男舞伴是件不太容易的事。不过这毕竟是一些非正式的家庭舞会。或者你还可以邀上一大群朋友去参加慈善捐助舞会。
　　然而，这些当时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麦琪初次步入社交界时去了趟纽约，参加那里的宴会和舞会。当时父亲出不起钱供她去伦敦参加社交忙季的活动①。如今对我来说就更是不可能的了。母亲为此焦虑不安，这是女儿生来就应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女儿已经由一个学校里的黄毛丫头出落成一位妙龄女子了，理应像蝴蝶一样自由飞翔．飞到姑娘和小伙子们中间。总之，作母亲的应该为她创造寻求合适配偶的良机——
　　①伦敦的社交忙季：每年初夏，伦敦的社交活动最频繁，故称为忙季。——译注。
　　由于家境不好，母亲心里明白，让我按常规步入社交界是有困难的。她之所以选择开罗作为她的疗养地，主要是为我着想。开罗的确对我很适宜。我生性腼腆，不善交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使我渐渐熟悉舞会，习惯与青年男子交谈及其他一些社交方式，把社交看作日常的事情。
　　在姑娘们的眼里，开罗是一个美妙的梦。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我每星期参加五次舞会。舞会分别在几家大旅店中轮流举行。开罗驻有五个团的军队。每天都有马球比赛。住在这些不很豪华的旅店里．生活费用比较低廉，所以可以尽情地享受这里的娱乐。冬季旦游人纷至杏来，多是母女同行。我起初显得怯生，在许多方面——直忸怩。但却非常爱跳舞，而且跳得也好。我喜欢跟青年男子相处，不久极发现他们也喜欢我，所以，一切都一帆风顺。此时，我年方十七——开罗本身对我毫无意义一一十八到二十一岁的妙龄女子除了青年男子，极少他顾，这是合乎情理的，无可厚非。
　　然而，在开罗时，我的春情并未萌动。要做的事情太多。
　　每日的交往应酬不暇，还有许多讨人喜欢，风度翩翩的小伙子。能使我动情的都是一些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们不时地走上前来，友善地邀请我跳舞，像对待小姑娘那样逗弄我，但仅此而已。根据社交习规，每个晚上至多与同一男子跳两次，否则陪娘那敏锐的目光就会盯上你。
　　一位年轻的叫特里劳尼的康沃尔郡人和他的好友是我的主要舞伴。他们都在第十六步兵团服役。有位年龄稍大一些的上尉叫克雷克，他已与一位漂亮的美国姑娘订了婚。
　　一天晚上，我跟他跳完一个舞后，他把我送到母亲面前对她说：“这是您的女儿吧，她学会了跳舞，而且跳得非常好，不过您还得教会她说话。”我跳舞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难怪他责备我。
　　我很快就成了马球迷，每天下午的比赛逢场必到。母亲为了开拓我的视野，偶然带我去博物馆参观、她还提议我们俩顺尼罗河而上，到卢克苏尔游览名胜。我满眼泪花，激烈地反对：“不，妈妈，不去，我们别现在去那里。星期一要举行化妆舞会，我还答应人家星期二去卡纳克野餐……”我罗列出一大堆借口。在当时，古代奇观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事情。
　　幸亏母亲没有硬拽着我去。卢克苏尔、卡纳克等埃及名胜，引起我强烈的兴趣还是大约二十年后的事了。在当时，我要是带着这种兴味索然的眼光去游览这些名胜，岂不是对伟大艺术的亵渎。
　　埃及之行对我大有稗益。有些事情可以一举多得。现在看来，那年冬天住在埃及解决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母亲当时陷入无力支付女儿进行社交活动费用的窘境，她竞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克服了自己的局促。用当时的话说，“我懂得了怎样举止得体。”如今的生活方式与从前已经大不相同，所以在此对过去的行为规范作出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埃及之行使我获益匪浅。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方式能使我如此快地克服了生来就有的笨拙。这三个月对一个姑娘来说自然是绝妙无比的。我结识了至少有二三十个青年男子，只是由于我年龄还小，只顾尽情享乐而没有爱上任何人。我虽然也曾向两位古铜色脸膛的中年上校递送秋波，但是他们却已被俏丽的少妇们—他人之妻——迷转，对我们这些不会卖弄风韵的姑娘们并不感兴趣。我曾受到一个一本正经的澳大利亚年轻伯爵的困扰。他总是盯住我不放。我尽量回避他，但他总能在人群中找到我，邀请我跳华尔兹舞。我说过我是不喜欢跳华尔兹的。这位伯爵跳的是难度最大的一种华尔兹——以高速度的长时间左旋为主。每次都转得我头晕眼花，总感到自己要摔倒在地。在希基小姐的舞步学习班里，左旋步并不受欢迎，所以我也缺乏这种舞步的训练。
　　我新结识的朋友中，大多是年轻的中尉和少尉。我们之间的友情是亲密的，但并非认真的。我观看他们赛马球，他们受挫时为他们鼓劲加油，得胜时，为他们欢呼喝彩。他们也在我面前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的强悍。我发觉要想跟年龄稍大一些的男人搭上话是困难的。他们的名字如今大多已被遗忘了。只记得当时有一位叫海勃德的上尉，他常邀请我跳舞。在我们母女俩乘坐的从开罗到威尼斯的轮船上，母亲若无其事地对我说：“你知道吧？海勃德上尉想跟你结婚。”
　　“什么？”我万分惊讶，“他从未向我求过婚，也未跟我提起过这事。”
　　“是的，可他对我说了。”母亲答道。
　　“对您说了？”我诧异地问道。
　　“是的，他说他非常爱你。问我是否认为你还太年轻。他说，也许他不该直接向你提起这门亲事。”
　　“那您是怎么答复他的呢？”我问。
　　“我告诉他，我敢肯定你不爱他，最好还是放弃此念。”
　　“唉呀，妈妈！”我忿忿地嚷道，“您真不该说这些！”
　　母亲骇异地望着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说你爱他吗？你会考虑嫁给他吗？”“不，当然不是了。”我说，“我压根就没想要嫁给他，我不爱他。可是我想，妈妈，您该让我来给自己的求婚者作出答复。”
　　母亲为之一震，接着，她爽快地承认自己错了。“要知道。我当姑娘的时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是的，人们喜欢让人直接向自己求婚。”
　　为此我怄气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渴望体验到别人向我求婚的滋味。海勃德上尉是个英俊的男子，不讨人嫌，舞跳得也不错而且富有。可惜我没能想到要嫁给他。事情往往是这样：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你。而你并不喜欢他，他马上会变得乖顺可笑——男人们坠人情网时，总是设法让自己看上去像一只生病的绵羊。假如姑娘喜欢上这个小伙子，看见他这样就会受宠若惊，而且在他面前按按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要是她不喜欢他，就不会容他在自己的心里有片刻停留。生活就是如此不公正。恋爱中的女人看上去比以往好看十倍：两眼炯炯有神。双颊泛着红晕，连头发都放出异样的光彩。她们的谈吐也变得措词巧妙．情趣横溢。
　　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求婚，对此感到大为不满意。第二次求婚来自于一位六英尺五寸高的年轻人。我十分喜欢他，我们曾是好朋友。他更明智些，并不想通过母亲向我求婚，这使我很高兴。他设法与我们乘同一班由亚历山大港到威尼斯的客轮。很遗憾，当时我对他仅仅是抱有好感。我们曾在短时间里有通信来往，后来他被派往印度。我要是再过几年以后还能见到他的话，也许会认真考虑他的求婚。
　　2
　　我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会使人感到我和我周围的人都相当富有。如今，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这些乐趣。其实，我的朋友几乎都出身于中等收入的家庭，家中大多没有马车．更不会有当时刚问世不久的汽车或摩托车。这些只有富翁家里才配备得起。
　　青年女子的晚礼服通常不超过三件、而且一穿就是几年，每过一个季节就得花上一先今买一瓶帽子油，把帽子重刷一遍。我们步行去参加社交聚会、游园会和打网球。如果是去乡下参加晚上举行的舞会，倒是可以租一辆马车。在托基，人们不常举办家庭舞会，圣诞节和复活节期间例外。八月间，人们多喜欢留客人住下，结伴去参加赛船会上举办的舞会，或者在当地某间大房子里举办的舞会。
　　乡下的邸宅里也举行聚会，我头一次去沃里克郡几位友人那里作客还有些拘束不安。他们都嗜好狩猎。康斯坦斯，莱斯顿·帕特里克太太自己不打猎，只是赶着一辆小马车往来于各个集合地点。我也陪她同行。母亲严格禁止我骑马。“你骑马的技术不高，”她说，“万一把人家珍贵的马摔伤了，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而，也没有谁邀请我乘他们的坐骑，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顾虑。
　　罗尔斯顿·帕特里克一家待我十分友善，他们称我“小桃花”，也许是因为我总爱穿一件粉红色的晚礼服。罗宾动不动就逗“小桃花”，这时康斯坦斯太太就像保护人似地悄悄向我使眼色，为我出主意。他们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她才三四岁。我在那儿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跟她一起玩耍。康斯坦斯生来就爱为人作媒，我现在才意识到、在我几次拜访她们期间，她给我介绍了几位适龄的好小伙子。我时而也偷偷地骑马。记得有一天我跟罗宾的两个朋友在外面骑马，由于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还没有骑马的习惯，身上仍穿着粉色的长裙，头发又没有扎紧，仍旧像当时所有的姑娘那样戴着假发。回来时，我骑着马穿过街道，头发完全散开了。假发不时地掉落在地上，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跳下马走回去拾起来。
　　记得帕克莱利先生和太大在他们租赁的一幢乡下别墅里举行过一个大型的家庭舞会——帕克菜利先生被人们称作“蔗糖大王”。我们在开罗的时候曾经遇见过帕克菜利太太。她当时大概已经五六十岁了，但如果离得稍远一点看，她就像一位二十五岁的美丽少妇。
　　在那里，有一位小伙子颇得我的好感——后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尽管他没有特别注意到我，我曾企望能与他进一步相互了解。与此同时，我受到了另一位士兵的纠缠。他似乎总是跟在我的身前身后，在打网球和板球，或者其他活动中，死皮赖脸地要我跟他结伴。日复一日，我对他愈来愈恼恨，可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老是不断地问我是否读过某某著作，主动提出寄给我一些书籍，问我去不去伦敦，想不想去看马球比赛。我那一连串的否定的回答对他丝毫不起作用。我离开帕克莱利别墅的那天，不得不赶早班火车，因为要在伦敦转车，以便赶另一班火车去德文郡。吃过早餐，帕克莱利太太对我说，“那位先生打算用车送你去火车站。”
　　幸亏去火车站的路不长，我真希望能乘帕克莱利的车去车站，她自己的车够得上一个车队。我猜想一定是S先生主动向女主人提出送我，使她以为这也是我的意愿。她对我的心思毫无察觉。我们来到车站，去伦敦的快车进了站，S先生把我安顿在一个空着的二等车厢的角落里。我客气地向他道别，心中如释重负。可就在列车启动的瞬间，他突然抓住了扶手，拉开车门跳上车来，把门关上了。“我打算去伦敦。”他说。我惊骇得目瞪口呆。
　　“可您没有带行李呀：”
　　“是的，是的，这没关系。”他在我的对面落座，上身前倾，双手搭放在膝上，贪婪地盯着我。“我原想过些时候去伦敦拜见您，可我无法等待，不得不现在就告诉您，我爱您爱得发疯了，您一定得跟我结婚。自从那次晚餐我第一眼瞧见您，我就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您正是我所追求的女子。”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得以打断他那滔滔不绝的表白，冷冰冰地对他说：“我确信您是位好人，先生，我很感激您对我的一片真心，可是我不得不告诉您，我的答复是否定的。”
　　他又坚持了大约五分钟，最后退一步，劝我暂且不谈结婚一事，保持我们的友谊．可以再见面。我说我认为我们最好不再见面。我是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的。话说得非常肯定，他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他仰靠在长椅子上，脸上流露出惆怅和沮丧。可以想象得出，这哪是向姑娘求婚的场合，谈话陷入了僵局。就这样，两人默然无语地在这空荡荡的车厢里坐了至少两个时辰。

　　3
　　我们有一位叫梅的美国朋友定期到伦敦来。她是我的教母莎利文太太的侄女。梅酷爱绘画、音乐等各类艺术，她是一个饱尝苦恼的好人——一长期患甲状腺肿大。在她年轻的时候，甲状腺肿大还是不治之症：手术被认为是很危险的。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差不多四十岁了。有一年，梅来伦敦时告诉我母亲，说她将去瑞士的一个诊所作手术。
　　后来，梅从瑞土来信，说手术成功了．她已经离开诊所，正在意大利、住在佛罗伦萨附近费埃索勒的公寓里‘她要在那儿疗养个把月，然后再回瑞士复查。信中问母亲能否让我去她那儿住．游览佛罗伦萨，参观那里的艺术和建筑。母亲欣然同意，安排了我的行程。
　　母亲找到了与我乘同一趟火车旅行的母女俩人，将我托付给她们。我们一同上路了。
　　梅的女佣斯坦葛尔赶到佛罗伦萨车站接我。二人一起乘电车到达费埃索勒。那儿的景致出奇地美丽，时值杏花和桃花蓓蕾初绽，片片白云和粉霞挂满了枝头。梅的别墅就掩映在这万花丛中。她容光焕发地迎了出来。我从未见过如此热情的女人。奇怪的是她的额下并没有显露出松弛下来的囊袋状皮肤。
　　梅万分高兴，她想方设法让我在意大利过得舒适愉快。
　　我每日都去佛罗伦萨参观游览。有时是斯坦葛尔跟我同去，但更多的时候是由梅约好的一位意大利姑娘到费埃索勒来，陪我游览。在意大利，青年女子外出比在法国更需有人小心地陪伴，在电车上，我确也受尽了热情奔放的小伙子们在我身上拧捏之苦——相当痛。我光顾了许许多多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我还是像从前那样贪嘴，每日所期待的只是乘电车回费埃索勒之前，在茶点铺中的一顿美餐。
　　梅在后来的几天里，也曾几度亲自陪我朝觐那些艺术之宫。我还清楚记得，就在我临回英国的那一天，梅执意拉我去观赏一幅刚清理出来的圣·凯瑟琳的佳作。我想不起来它被存放在哪个美术馆了。梅和我心急火燎地挨个大厅寻找着。我对圣·凯瑟琳全然没有兴趣。那一个个圣人，一幅幅象征图案，还有令人不快的死法让我打心眼里厌倦。我也看腻了自鸣得意的蒙娜丽莎，尤其是拉斐尔的作品。如今说出来，我确为自己对绘画艺术的鄙薄和无知而感到羞耻。
　　不过我还是喜欢有些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东跑西窜地寻找着圣·凯瑟琳的那幅画，我心里直担心，生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茶点铺最后一次享用那绝美的巧克力奶油蛋糕。我不住地说：“看不到没有关系，梅，真的，没关系。别再费心了，我已经观赏过不少圣·凯瑟琳的作品了。”
　　“可是这一幅，亲爱的阿加莎，这一幅可是精品，你一会儿看到它就会意识到要错过这个机会该是多么的遗憾。”
　　我知道自己是不会感到惋惜的，但却耻于对梅这样讲。
　　不过，还算我运气好，有人告诉我们这幅杰作还要再等几个星期才能挂出展览。我们刚好还有时间在赶火车之前去饱餐一顿巧克力奶油蛋糕——梅滔滔不绝地称道着这里的珍贵名画，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蛋糕和冰镇咖啡。此时，我一定完全换了一副模样，看上去像一只眯眼鼓腮的猪，一反平日里温文尔雅，眉清目秀的仪容。不过，我也为听不进梅的艺术评价而羞愧。
　　4
　　人一生中的朋友可分为两类：一类出现在生活环境中，与你共事。他们就像旧时的丝带舞那样在你的周围形成一个旋转的圈子，你也就是他们圈子中的一分子，进进出出。
　　有些人你记住了，有些人被忘却了。
　　另一类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朋友——为数不多——共同的志趣把双方维系在一起，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这种友谊会终生不衰。这样的挚友我结交了七八个。绝大部分都是男子，我的女友们通常都仅仅属于前一类。
　　与我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女友是艾琳·莫里斯，她与我们家是世交，我几乎在很小的时候就与她相识了，但直到十九岁时才真正地了解她，真正能跟她“情投意合”，因为她比我年长几岁。她跟五位老处女一起住在海滨的一幢大房子里。她的思想象男人一样明晰，而不像女人。艾琳相貌平平，但才思过人，博闻强记。她是我遇见的第一位能与之交流思想的密友，也是我所认识的几位看问题最少主观色彩的人之一。她的言谈中极少掺杂着个人的情感成汾。我认识她许多年了，但却对她个人的生活了解甚少。我们从不谈个人间的私事。但每次见面总要探讨某些问题，开怀畅谈很长时间。她擅长写诗，也精通音乐。记得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尤其是它的曲子，遗憾的是歌词相当荒唐可笑。当我向艾琳谈及此歌时，她表示愿意试着为这首歌重新填词。我觉得，她填的词为这首歌大添光彩。
　　我也写诗——大概在我那个时代，人们都时兴写诗。我早期的诗歌作品水平低劣得令人难以置信，缺乏文学的才气。到了十七八岁时，我的诗技有所长进。我以哈里奎恩传奇为题材写了一组诗歌，其中有《哈里奎恩之歌》和《科伦巴安之歌》。我把这两首诗寄到《诗评》杂志，当我荣获了一枚金币的奖金时真是欣喜万分。后来我又几度获奖，并在《诗评》上发表一部分诗作。我为自己的成功洋洋自得。我断断续续地写了许多诗。每每产生创作冲动，就即刻把萦绕在脑际的感受写下来。我当时并没有雄心壮志，能偶尔在《诗评》上获奖就是我最大奢求。
　　我有时也试着为自己的诗谱曲，所作的曲子质量都不高，其中有一支简单的叙事曲，写得还算不错；一支曲调平平，标题奇特的华尔兹舞曲：《相伴一时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此为名。我自己为创作出这样的一支曲子而自豪，因为一个乐队一一乔埃斯乐队在大多数舞会上都演奏了这支舞曲，而且也曾被列为他们专场演奏中的一个节目。如今听来，我觉得这支华尔兹舞曲写得极为粗拙。我本不喜欢华尔兹舞，我想不出自己为什么竞写出这样的曲子。
　　有人发明了一种新的花样。我记不得是在《风流寡妇》还是在《卢森堡宫廷舞》中，一对舞伴双双旋上了楼梯又旋转下来。我曾跟邻居的一位小伙子麦克斯·麦勒练习这种舞。麦克斯·麦勒当时是伊顿公学的学生，比我小三岁。他的父亲患严重的肺结核，吃住都在院中一个露天小棚子里。
　　麦克斯是他家独生子。他像爱一位成年女子那样深深地爱上了我，常在我面前煊耀自己。他母亲告诉我，他常身着猎装，足蹬猎人的靴子，用汽枪打麻雀。他开始爱清洁了（这对他来说是破天荒的事。他的母亲这些年来一直为他那脏手黑脖子操心）．买了几条淡紫色的领带，处处表现得像个大人。我们一起练习跳舞。他家楼梯的台阶又宽又矮，比我们家的更合适，我们常在他家里练习。是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不知道，只记得重重地摔了不少跤．但仍然刻苦练习。
　　5
　　一个令人不快的冬日．我患流行性感冒刚好仍卧床休息。几天来我烦躁不安，已经读了许多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玩一种牌戏，消磨时光。母亲进来看望我。
　　“你干嘛不写小说？”她建议道。
　　“写小说？”我有点惊异。
　　“是的，”母亲说，“像麦琪那样写小说。”
　　“我恐怕不行。”
　　“为什么不行？”她问。
　　我似乎说不出不行的原因．除了……
　　“你并不知道自己行不行。你还没有试过。”母亲说道。
　　说着，母亲像以往一样忽然走了出去，五分钟后手里拿着一个练习簿进来了。“本子开头几页上记着要洗衣服的清单，后面还没有使用过，你现在可以用它写你的小说了。”
　　要是母亲建议做什么事情，别人几乎总得照办。我坐在床上，开始小说的构思。
　　我记不清用了多长时间－－好像时间不长，大概是在第二天傍晚就写完了；最初是在主题遴选上踌躇再三，一一否定，后来终于兴致勃勃地动起笔来，写的速度极仪。写作极耗费人的精力，虽然对我的康复毫无助益，但却振奋了精神。
　　“我去把麦琪那台旧打字机找出来，你就可以把它打出来。”母亲说。就在昨天，我重读了这篇名叫《丽人之屋》的小说，我认为总的来说还算不错。这是我第一篇透露出一丝灵气的作品。写作技巧自然还很不成熟，能看出我在前一星期里所读作品的痕迹。这是人们初学写作时在所难免的。我当时显然在读劳论斯的作品。他的《羽蛇》、《儿子与情人》、《白孔雀》等几部作品都是我那时最爱读的。我还读了某位叫埃弗拉德·科茨夫人的作品，对她的写作风格倍加推祟。
　　我的第—个小说能写成这样还是难能可贵的，只是让人读后难以确切了解作者所云。尽管写作风格是笨拙的模仿，但至少小说本身显示出丰富的想象力。
　　随后，我又写了另外几个短篇小说－－《羽翼的召唤》、《孤独的上帝》（两篇都受《漂亮的废话之城》这部充满悔恨之情的小说的影响）．还写了《聋子太太与局促不安的男人的对白》和一个关于神降会①的恐怖小说——
　　①神降会又称复话节。－－译注。
　　（许多年后，我重写了这个小说）。我用麦琪的帝国牌打字机把它们全部打了出来，抱着一线希望分别寄给了几家杂志社。我绞尽脑汁臆造了几个笔名。麦琪用过莫斯廷·米勒的笔名，我就用麦克·米勒，后又改为纳撒尼尔·米勒（这是祖父的名字）。我当时并不抱有成功的奢望，事实上也没能取得成功。所有投出的稿件都退了回来，里面照例夹着一张字条：”很抱歉……”我把稿子重新包好。又寄往另外一家杂志社。
　　我曾试着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无所顾忌地动了笔。故事以开罗为背景。我分别构思了两个情节线索，开始时我确定不了选择哪一个。后来，就随意选用了一个。在开罗的时候，我们常在旅馆的餐厅里看见三位常客坐在那里，他们为我提供了一条线索，三人中有一位是娇媚的姑娘——在我的眼里，她已经算不上是姑娘了，因为她看上去已近三十岁——每天晚上舞会结束后，她就跟两个男子一起到餐厅来吃夜宵。二位男子中，一位是第六十步兵团的上尉，腰宽体胖，头发乌黑。另一位是高个头的英俊小伙子，在禁卫骑兵团中服役，大概要比那位女子小一两岁。他们分坐在她的两旁，她不时地跟他们打情骂俏。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不了解他们，只是听到有人说，“她迟早要在这两个人中作出抉择。”这些足以启迪我的形象思维。假如我对他们了解得更多些．也许也就不愿意写他们了。我根据想象创造出一个美妙的故事，也许，故事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他们的言谈举止，及其他方面都与现实生活中的三个原型迥异。写了一段时间后，我感到不满意，就改用另一条故事线索。它的基调要比前一个更轻松些，刻划出一组有趣的人物形象。可是，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故事中的女主人写成了聋子。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盲人的趣闻很好写，而写聋子却并非易事，因为我不久就发现，在描述她的心理活动以及人们对她的看法和品评时，无法让她用言语作出反应。
　　书中对这位梅兰妮的描述十分平淡乏味，结果写作半途而废。
　　我又转回到第一条线索上，发觉它不够写一部长篇的，最后。我决定将两条线索合二为一。既然两个故事都是以开罗为背景，为什么不能捏合到一起呢？我按照这两条线索终于写出了足够长的一部小说。书中的情节极其繁乱，我不得不唐突地从一组人物淬然跳到另一组人物，有时把本不应该混在一起的人物撮合到了一块。我给这部小说取名为《白雪覆盖的荒漠》。至于为什么以此为名．我自己也不知道。
　　母亲建议我去请教伊登·菲尔波茨．也许他能给我些指点和帮助。在当时，伊登·菲尔波茨名声大噪。他创作的以达特穆尔为背景的一系列小说颇受欢迎。他碰巧住在我们的邻近，是我们家的朋友。我开始感到难为情，后来还是同意去了。伊登·菲尔波茨相貌不凡。面孔不同于常人，倒是更像一个农牧神，长长的细眼在眼角处向上挑起。他患有严重的痛风，我们去他那儿时常看见他坐在那里，一只脚被许多道绷带固定在一只板凳上。他厌恶社交，极少出门。事实上，他不喜欢见人。他的妻子与他截然相反，极擅社交。结识许多朋友，是位妩媚动人的女子。伊登·菲利波茨很喜欢我的父亲和母亲，因为他们很少用社交邀请来打扰他，只是时常去观赏他庭院中的名贵植物和灌木。他答应一定要通读我的作品。
　　我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他完全可以信口作出一些公正的批评，这很有可能会使我灰心丧气，一辈子也不想再提笔写作。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打算给我一些指教。
　　他清楚地意识到我生性顺腆，不擅言谈，所以用书信的方式向我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您的作品有些部分写得还是很不错的。您很善写人物的对话，但对话的语言应保持自然、流畅。略去小说中所有道德说教，您太喜欢使用说教了，没有比这些冗赘的说教更让人读来枯燥乏味的了。让您笔下的人物自己去表现自己，而不要淬然插进评注．不要指点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或者向读者解释人物话语的用意。读者自己可以作出评判。书中有两条线索，而不是一条，这是初学写作者易犯的错误。您很快就会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写—封信把您介绍给我的出版代理人休斯·梅西。他会对您的作品加以评论，并告诉您这部小说的出版可能性有多大。恐怕第一部小说就能发表是不那么容易的，为此，您不必沮丧失望。我愿向您推荐一个阅读书目，我想它会对您有所助益的。请读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它可以大大增加您的词汇量，书中运用许多有趣的词汇。您还可以读读杰佛利的《我一生的故事》，他对大自然的感受和描写手法可供借鉴……”其余书籍的名字我记不得了。记得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叫《皮里的骄傲》，写的是一把茶壶的故事。还有一部我极不喜欢读的罗斯金的作品和另外一两本书。我不知道读了这些书籍后我的写作有了多大的长进，不过，我还是十分欣赏德·昆西的作品和那些短篇小说。

　　后来我去伦敦拜访了休斯·梅西。那时老休斯还健在，是他接待了我。他身材魁伟，肤色黝黑，使我感到可怖。
　　“嗯，”他瞧一眼手稿封面上《白雪覆盖的荒漠》几个字，说道：“嗯，书名的寓意很深．能使人联想到缓缓焚烧的火焰。”
　　我显得更加局促，他的想象远不是我要描写的内容。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了这一个书名，显然不是受我当时读的某部作品的影响。也许我的用意是，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像荒漠那布满尘埃的颜面上的一层白雪一样浅保它悄然逝去，不留痕迹。然而当小说写到结尾处时，书中的这一主题已而目全非了，不过它的确曾经是我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休斯·梅西把手稿留在他那里．几个月后退了回来，说他安排出版这部小说的可能性不大，建议我打消对它所抱的希望，着手再写一部。
　　我生来就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所以就轻易地放弃了这部小说。不再做任何努力。我仍然写点诗，从中得到些乐趣。我大概又写了一两个短篇小说，寄给几家杂志社。做好了退稿的思想准备。小说像以往一样被退了回来。
　　我已经不再认真刻苦地学习音乐了、只是每天练习几个小时钢琴．以便维持原有的水平，也没有上什么音乐课。
　　在伦敦的时候，有时间我就去弗朗西斯·科贝那里学习演唱。他是一位匈牙利作曲家，结我上声乐课，教会我一些由他谱曲的美妙动听的匈牙利歌曲。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谈吐优雅。我还拜另一位老师学习英国民歌的演唱技法。她就住在雷根特运河，人称小威尼斯的地方。那块土地一直令我神往。我经常在当地的音乐会上演唱。按照那时的习惯，我每次应邀赴晚宴总要带着“节目”去。那时候还没有广播。
　　没有录音机。没有立体声电唱机，完全依靠人们的即兴表演。表演者有的水平很高，有的水平一般，有的就相当糟糕。
　　为人伴奏是我的拿手好戏，又因为我能读谱，所以经常充任演唱者的钢琴伴奏。
　　每天晚上入睡之前，一种强烈的热望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梦想着有一天会在真正的舞台上演出、不管怎样。
　　头脑中浮现出这样的幻想并无害处。我常扪心自问，将来能成为一名歌唱家吗？这是可能的吗？现实的回答却是否定的。一位住在美国的朋友来到伦敦。她与纽约的都市大歌剧院有些关系。一天。她热心地前来听我唱歌。我为她唱了各种咏叹调、接着，她又让我唱了一些音阶、琶音和练习曲。
　　她对我说：“您的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您刚才唱的练习曲告诉我，您会成为音乐会上的优秀歌手，而且也应该唱得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您的嗓子还不足以唱歌剧，永远也不会成为优秀的歌剧演员。”
　　那深藏于心底的在音乐方面有所成就的幻想就到此破灭了。我不怀有成为一名优秀歌手的雄心。那毕竟也不是一件易事。青年女子投身于音乐事业在当时并不受到鼓励。倘若真有从事歌剧演唱的可能，我一定会为之奋斗的。但这样的特惠只被赐予极少数生就一付好嗓子的人。明知自己充其量也是个二流人物，却依旧为自己所渴望成名的事业而执勒地奋斗，没有比这种无望的追求更能毁灭人的生活热情了。就这样、我抛弃了这一幻想。直截了当地告诉母亲，不必再为我的音乐课破费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演唱。但没有继续学习声乐的必要。实际上，我从未对自己理想的实现抱着确信无疑的态度——胸怀某种理想，并从理想的奋斗之中获得乐趣是件好事。只要不对之期望过高。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阅读梅·辛克莱的作品，她的小说对我影响很深，而且今天读来仍旧能深深地打动我。
　　我认为她是最具有独创性、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我不禁预感到将来有一天会再度出现梅·辛克莱热，她的作品也将会再版。我至今认为她的《迷宫》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我也很爱读《神火》。我认为《塔斯克·杰万斯》是一部名著。她的短篇小说《水晶中的瑕疵》给我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也许是因为我当时正热衷于写心理小说，它促成我写了一篇手法类似的作品。取名为《梦幻》（这篇小说许多年以后与其他一些短篇辑为一集出版）。我圭今还喜欢这篇小说。
　　这时候，我已经常写写小说了。创作取代了绣制坐垫和临摹德累斯顿瓷上的花卉图案。也许有人认为把两者联系起来有失文学创作的价值，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创作的欲望不仅可以通过著书立说、小说创作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刺绣、烹制别有风味的菜看、绘画、即刻、作曲等多种形式体现出来。它们的区别仅在于人们只在某个具体的方面有所擅长。”
　　我对自己创作的圆舞曲毫无骄傲之感，但对自己的一两件刺绣却颇为得意，它们也算得上精品。至于写小说，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过，一件作品完成之后，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估量出它的价值。
　　当我开始动笔写一个小说时，头脑中闪烁着思想的火花，满怀着希望。充满了自信（这是我一生中最为自信的时刻）。假如你此时还是那么谦卑的话，那你永远也写不出东西来。所以，必须有这样一个美妙的时刻，你已酿成了某种思想，知道如何表现出来，勿勿提起笔来，即刻兴致勃勃地在草稿本上写起来。一个个难题不期而遇，无从解决。使你渐渐地失去了信心，最后几经周折终于多少遵循着原定目标完成整篇小说，但却发现写得极其槽糕。两个月之后，我又会感到这个小说写得也许还不错。
　　在这段时间里，我曾两次险些结了婚。我之所以称之为“险些”是因为如今想来，我深信，不管这两桩婚事成全了哪一桩，都势必酿成祸患。
　　此后不久，里吉·露西从香港休假回来了。我虽与露西姐妹结识多年，却从未见过她们的大哥里吉。他是炮兵少校，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他生性腼腆，喜欢独处，深居简出，爱好打高尔夫球，但不喜欢跳舞和社交聚会。他不像普通人那样长着黄头发、蓝眼睛，而是黑色的头发、黄色的眼睛。他们是和睦的—家，兄弟姐妹之间情同手足。我们相约去达特穆尔，露西他们还像以往那样慢慢腾腾，错过了电车，又记错了车次，没赶上火车，在牛顿艾博特转车时又因没有上去车，只好改变原计划去了别的地方……里吉主动提出辅导我打高尔夫球。我打得极差，许多青年男子都曾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遗憾的是。我没有体育方面的天赋。更使人气恼的是，我不论玩什么，初学的时候都显得很有发展前途，但后来都不成器。为此，我常出乖露丑。
　　我意识到。一个人要是天生就没有打球的意识就永远也打不好球。
　　尽管我如此笨拙，里吉却颇有耐心，而且对他的学生是否有所长进毫不介意。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闲荡着，想打到什么时候就打到什么时候，然后到露西家用茶点，一边唱歌，一边等着把已经凉了的面包烤热。这是一种节奏慵懒而又愉快的生活。大家都过得恰然自得，从不吝惜时间。没有忧愁，没有惊慌。要是我没错的话。我可以肯定露西一家无—人得过十二指肠溃疡，冠心病或者高血压。
　　一天，我和里吉冒着酷暑打高尔夫球，玩了几轮之后，在他的建议下我们走到板墙根下纳凉。他取出烟斗、不紧不但地吸着。我们像往常一样，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没说上两句就停下来，一阵缄默之后，又转换了话题、我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跟里吉在一起聊天，我从不感到自己反应迟钝，或者无话可说。
　　他吸了几口烟之后，若有所思地对我说：“阿加莎，您已经回绝不少求婚者了吧？您也可以拒绝我，在什么时候都行。”
　　我疑惑地望着他，没有完全明白话中的含意。
　　“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晓得我想跟您结婚，大概您已经觉察出来了。但我还是讲出来好。我不会强人所难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着急。”——露西家的口头禅很自然地脱口而出——“您还很年轻，现在就让婚姻来束缚您的手脚是不对的。”
　　我忿忿地反驳他，说我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年轻。
　　“不，阿琪，跟我比起来，你还年轻。”我曾告诫过他不要称呼我的小名，可他常常忘却了这一点，对露西一家来说，兄弟姐妹之间称小名是很自然的事。“不过，你考虑一下，”里吉继续说道，“只要在心里记着我就行，假如以后碰不到更合适的男人，那就嫁给我吧。我等着你。”
　　我当即回答他，说我无须考虑，心甘情愿跟他结婚。
　　就这样，我跟里吉订下了终身。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订婚，而是一种心照不宣，双方家里心中有数，但并未大肆声张，也没有履行什么手续，没有通知亲朋好友，不过大多数人也已经有所耳闻。
　　“我想不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现在结婚。”我埋怨里吉道，“你为何不早点向我提出来，我也好有些准备。”
　　“是的，你应该找一些女傧相陪伴，举行一个隆重的结婚仪式，享受应有的待遇。可是，我毕竟做梦也没有过要你即刻跟我结婚的奢望。应该给予你择偶的机会。”
　　我曾对此忿忿不已。差一点跟他吵翻了。我对他说，他拒绝了我马上跟他结婚的提议，这没有什么值得他飘飘然的。里吉却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所爱的人必须得到她应有的权益。他始终持狭隘的观念，主张我应该嫁给有钱有势的人，享有世间的一切。尽管我们之间少不了一些口角，但彼此都很幸福。露西姐妹都为我们高兴，说：“我们觉察到里吉一直对你有好感，他从未这样深情地注视过跟我们来往的别的女孩子。不过，也不必着急，最好还是有充分的时间仔细地权衡一下。”
　　我曾一度颇为欣赏露西一家人这种做任何事都从容不迫的态度。可在这件事上却对此感到疑虑。依照浪漫的天性，我期望着里吉说出他无法等到两年之后，一定要立即结婚的热烈言辞。遗憾的是，里吉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心急的话语。他是一个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对于自己和自己的祈求缺乏自信。
　　我们俩人的定婚使母亲感到欣慰。她说：“我一直喜欢里吉，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他一定会使你幸福的。
　　他和蔼、宽容，永远也不会催促你，或者让你苦恼。你们将来虽不会十分富有，但也够得上富足，他起码也是个少校了——你们俩会生活得美满的。你不是那种看重钱财的人，对各种社交和豪华显赫的生活又不太感兴趣。所以，你们会美满幸福的。”
　　6
　　母亲的视力每况愈下，越来越槽，大家为此忧心忡忡。
　　此时，她阅读已经十分吃力了，即使在光亮处看物体也有困难，眼镜也无济于事。仍然住在伊灵的姨婆也处于半失明的状态，看东西模模糊糊。她像许多老人一样，变得愈来愈疑心重重，无论是对佣人，还是前来为她修理管道、调钢琴的人都产生怀疑。我至今记得她经常从桌子的另一边探过身子来，对我或姐姐悄悄长“嘘”一声，“小心点，你的手提包呢？”“在我的房间里，姨婆。”
　　“是你把它放在那儿的吗？不该把它放在那儿。我刚才听见楼上有人。”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对吧？”
　　“你可不知道，亲爱的，你还不了解这儿的情况。去上楼把它取下来。”
　　大概就在这时，我跟麦琪探讨了侦探小说，这对我后来的写作生涯大有稗益。我们当时在读一些侦探小说。我们阅读了由当时一位崭露头角的作家盖斯顿·拉卢写的《黄屋之谜》。书中的侦探是——位叫胡勒达比耶的年轻英俊的记者。书中故事的思巧妙，结构紧凑，悬念迭起。有些人认为故事情节发展不合逻辑，另一些人也似乎有同感。其实不然，我们可以从故事中发现一条若隐若现的纤细而精巧的线索。
　　我和麦琪讨论了多次。彼此交换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致认为这是——部优秀的侦探小说。我们俩成了侦探小说的行家：在我很小的时候，麦琪就给我讲述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将我引入侦探小说王国的大门。从此，我紧随她在侦探小说王国中游历。后来又读了保尔·贝克的优秀的侦探小说集，《马克·休夷特纪事》，直至《黄屋之谜》。这些小说激发了我的热情，我向麦琪表示我想写侦探小说。

　　“我看，你恐怕写不了。”麦琪断言道，“侦探小说极不好写。我也曾有过这种愿望。”
　　“我想试试看。”
　　“我打赌你写不了。”麦琪说。
　　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打这个赌也不是认真的，因为谁也没有下赌注——可是话却已经出了口。从那时起，我就发誓将来一定要写一个侦探小说。当时只是抱定了决心，仅此而已。我并没有立刻动笔，只是心中播下了这颗理想的种子。它是在很久以后才真正萌发、开花、结果的。种子已经播下——将来总有一天．我也要写侦探小说。
　　7
　　里吉和我经常通信，我告诉他当地的新闻，尽我最大的努力把信写得好一些——写信一直是我的一个弱点。可爱的里吉见信如见其人，信写得总是那样亲切、中肯。他不厌其烦地劝我多出去走走。
　　人们时常举办舞会，我通常都不去参加，因为我们没有汽车，所以应邀去一两英里之外参加舞会是不现实的。雇用马车和汽车的费用很高、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我们一般不乘坐，有的舞会因女子不够，也会盛情邀情。专车接送，或者在那儿过夜。
　　在楚德雷夫的克利夫德将举办一个大型舞会，主人邀请埃克塞特的驻军参加，并询问他们的朋友是否能邀请到一些姑娘。我们家的老朋友，特拉弗斯退役后就驻在楚德雷夫，他建议邀请我参加。特拉弗斯的妻子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到他们家住一夜，第二天参加舞会。我欣然接受了这一盛情邀请。
　　与此同时，我收到了一位叫亚瑟·格里菲思的朋友来信。他的父亲是当地的牧师，他在军中服役——是个炮手。
　　我们俩是好友。亚瑟信中说他的部队此时正在埃克塞特驻防。遗憾的是这次他不能够应邀赶来参加舞会，为此，他感到惋惜，他真心希望能再次跟我跳舞。“不过，”他写道，“在参加跳舞的军人中有一位叫克里斯蒂的，你找找他好吗？他的舞跳得很好。”
　　舞会开始不久，克里斯蒂就与我相遇了。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高个子，一头卷发，鼻子有趣地向上翘着，看上去颇为自信。主人将他介绍给我，我们跳了两个舞。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格里菲斯介绍他来找我。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他舞步娴熟，我又跟他跳了几个舞。那天晚上，我尽兴而归。
　　大约在一星期或十天以后的一天，我在我们家对过的梅勒家里喝茶，母亲打来电话：“快点回来好吗，阿加莎？这儿有位小伙子在等你。我不认识他，也从未见过。我请他用茶。看样子他要一直呆下去，等到你回来。”
　　我悻悻而归，感到扫兴。我猜想来者一定是一位讨人嫌的海军少尉，他曾要我读他写的诗。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我走进客厅，看到一位年轻人如释重负地站起身来。他脸色微红，显出有些尴尬，不得不做一番解释。他没有因为见到了我而感到兴奋，大概以为我记不得他了。不过，我还是记起了他，尽管他的到来使我感到惊诧。我从未料到还会再次见到格里菲思的朋友克里斯蒂。他含糊其词地解释说，他不得不乘摩托车到托基来，他觉得最好还是来看看我。他只字未提如何费了一番周折才从亚瑟·格里菲思那儿弄到了我的地址。不一会，谈话的气氛就变得融洽了一些。母亲因我的到来轻松了许多。阿尔奇·克里斯蒂经过一番令人难堪的解释后，变得高兴起来。我也有些自鸣得意。
　　谈话间天色渐晚。母亲向我发出妇女们特有的暗示，征询我是否留这位不速之客用晚餐，要是留他用晚餐，该招待他什么。圣诞节刚过，食品贮藏室里还有冷火鸡。母亲看到我做出了肯定的暗示后，就问阿尔奇是否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便饭。他毫不迟疑地欣然接受。我们一道吃了冷火鸡、沙拉、奶酪及其他一些东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随后，阿尔奇骑上他的摩托车，一溜烟地赶回埃克塞特。
　　后来的十多天里，他经常不期而至。阿尔奇对自己的一切都不隐瞒，他告诉我他如何迫切期望转到新组建的空军服役。为此我感到震惊，人们都害怕飞行。但阿尔奇却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他认为空军是有发展前途的军种，将来一旦发生战争，首先需要的是空军。他并不是酷爱飞行才要求进空军，而是因为那儿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在陆军是没有多大发展前途的。炮兵晋升得太缓慢。他试图抹掉我心目中飞行的浪漫色彩，但却没有做到这点。我那充满幻想的浪漫天性第一次与他那理智的实用主义处世哲学相抵触。一九一二年，仍是一个情感多于理智的世界。青年女子对小伙子们充满浪漫的幻想，小伙子们心目中的姑娘也被理想化了。
　　从我外祖母那个时代以来一直如此。
　　我跟阿尔奇对待各种事情的反应迥然不同。从俩人一开始接触，这种彼此间的“陌生”的新奇感就强烈地吸引住对方。
　　那年元旦，我邀他一道参加新年舞会。整个晚上他都表现出异常，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话。我们一起跳舞的有四个人或六个人。每次我跟他跳完一支曲子下来，坐下休息时，他都缄默不语。我跟他搭话，他也只是语无伦次地应酬。我迷惑不解，仔细瞧了他一两次，不知他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他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
　　我的感觉迟钝，这时我本应领悟到当身边的男子像绵羊一样谦卑恭顺、反应迟钝、不能专注地听你讲话时，他一定是堕入了情网，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连自己怎么了也不知道。记得当时我收到了里吉写来的一封信，自言自语道：“过两天再看吧，”说着就把它扔进客厅的柜橱中，直到几个月后才把它找出来。我大概多少也意识到自己感情的变化。
　　我们在新年舞会的第三天去听了一个音乐会。音乐会结束，我们一道回到阿什菲尔德。像往常一样。我俩到学习室里弹钢琴。阿尔奇淬然绝望地告诉我，他过两天就要离开这儿，要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接受飞行训练。他急切地说：“你得跟我结婚，一定得跟我结婚。”他说，从打第一天晚上跟我跳舞他就产生了这一热望。“为了弄到你的地址，为了找到你，我费尽了周折，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我心中只有你，永远不会再有别人了。你一定得嫁给我。”
　　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已经与别人有了婚约。他疯狂地摆动着一只手．表示不管它什么婚约。“婚约又怎么样？你只要把它解除不就行了嘛。”
　　“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够也不可能这样做。”
　　“你当然可以！我没有跟谁订过婚，要是有的话，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解除它。”
　　“可是我不能这样对待他。”
　　“别胡说了。有些事情是得要人去做的。如果你们之间爱得很深的话，那你们干嘛不在他去国外前结婚？”“我们觉得……”我有些迟疑，“最好还是等等再说。”
　　“我就不愿意。也没打算等。”
　　“即使结婚，也还得等几年以后。”我说，“你才是一个少尉。到了空军里地位也不会有什么改观。”
　　“我可是一年也等不得了，就想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内跟你结婚。”
　　“你疯了，”我说，“简直是信口胡说。”
　　我想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后来，他终于冷静了下来，正视现实。这件事对我母亲震动很大。她曾一直为此而担忧，不过仅是担忧而已。她听说阿尔奇将要离开这里去素尔伯里平原，如释重负。可是猛然将她推到既成的事实面前，她懵了。
　　我对母亲说：“很抱歉，妈妈，我不得不告诉您，阿尔奇·克里斯蒂向我求婚了，我想嫁给他，非常地想。”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尽管阿尔奇不情愿这样，母亲仍然固执己见：“你们用什么结婚？”她质问道，“你们二人有钱吗？”我们的经济状况的确槽透了。阿尔奇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只比我年长一岁，没有分文储蓄，全靠自己的微薄的收入和他母亲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点资助。而我却只有祖父遗嘱中的每年一百英镑的固定收入。至少要等好几年，阿尔奇才能有经济能力建立家庭。
　　他临行前痛苦地对我说：“你母亲让我面对现实。我认为其他都无所谓！不管怎样，反正我们得结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认为我们目前还不能够结婚。我将为此不惜一切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到了空军情况会好些的……只是在空军里也跟在陆军里一样，不鼓励年轻军人早结婚。”我们彼此望着，我们都还年轻，却也深深陷入两情缱绻的热恋之中。
　　我们的婚约维持了一年半。这期间俩人的感情波动很大，忽冷忽热，内心中充满着愁苦，因为彼此都感到我们所追求的乃是某种永远不可及得的幻影。
　　我拖延了近一个月没给里吉写信，主要出于负疚之感，也多少因为我难以使自己相信眼前突然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也许我很快就会从梦幻中清醒过来，回到我的过去。
　　尽管如此地歉疚和感伤，给里吉的信终究要写的，更糟糕的是里吉对我表示同情和宽容。他劝我不要为此而苦恼，他相信这不是我的过错；这类事情屡有发生，在所难免。
　　我们的境况槽得不能再糟了，穷得叮当响。此时家里又遭受了一个经济上的打击。曾与我祖父合股的纽约H．B．查夫林公司突然破产了。这意味着母亲每年惟一的收入完全断绝了。姨婆情况不同，比较幸运。她的钱也曾留在查夫林的股份中。公司的股东之一，贝里先生一直为她的资产而担忧操心。作为纳瑟尼尔，米勒的遗婿的代理人，他觉得应该对她负责。姨婆需要用钱时，只要给他写封信，贝里先生就会汇寄现金来。一天，贝里忽然向她提出建议，请求允许将她的资本投入别的股份公司中，姨婆感到忧伤和不安。
　　“您是说，要我把钱从查夫林公司的股份中抽出来吗：”贝里先生闪烁其词地对她说：“您得亲自督管您的投资，您生在英国，又居住在英国，但又是美国人的遗妻，目前的状况是欠妥的。”他罗列的几条理由其实都是些借口。姨婆同意了他的建议。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女人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都会全盘接受任何她们所信赖的人的忠告。贝里先生恳求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办理。保证能让她得到几乎和以前同等的收入。姨婆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就这样，H．B·查夫林公司倒闭时，她的资金已平安转移，得以幸免。那时，贝里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为合作者的遗孀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同时也没有泄露出公司缺乏偿还能力的隐私。公司里的年轻人好大喜功，使企业出现表面兴盛的假象，实际上却搞过了头，在全国各地开办了太多的分公司，在推销方面耗资巨量。不管是什么原因，公司以彻底破产而告终。公司的破产对我和阿尔奇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属于我的那每年一百镑固定收人，不得不与母亲共用。麦琪无疑也会提供一点援助。如果卖掉阿什菲尔德邸宅，母亲的生活还勉强能有保障。
　　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槽。约翰·查夫林先生从美国写信给我母亲，深表了他的歉疚，并说她每年可指望得到三百英镑的进款。这笔钱不是归原公司所有，而是从他个人的资产中抽出来的。这笔款子将一直供养到她的终年。但是，这仅仅解除了我们眼前的忧虑，母亲一旦去世，进款也就终正，惟一可指望的就只有那一百英镑的收入和阿什菲尔德邸宅。我写信给阿尔奇说我不能期望嫁给他了，我们应该彼此忘记。阿尔奇执意不肯。他要想方设法挣一笔钱，以用于结婚，甚至足以供养我母亲。他使我增强了信心，获得了希望。我们再次恢复了婚约。
　　阿尔奇向他母亲透露了我们订婚的消息，井像每个年轻小伙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的女友那样将我大加称颂一番。佩格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儿子。但不管她怎样为此而对我产生疑虑，她还是分外热情地款待了我，可以说是满腔热忱。她声称她非常喜欢我，对我非常满意——我正是她期望儿子能够找到的那种女子，等等，等等。我根本不相信她的话。其实她认为儿子还年轻，不是结婚的时候。她并没有挑剔我——那对我来说会是更糟心的了。不管怎么说，她确信我们的婚约将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所以她待我很亲切，我对此微感尴尬。阿尔奇对他母亲怎么看我和我对她的看法并不太感兴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孤芳自赏，从不关心别人如何评论他或者他的亲属。他脑子里只有他个人的意愿。
　　一九一三年，人们似乎没有料到战争即将爆发。有关要打仗的话人们已听了多年，根本不会引起注意。与别人打仗被认为是疯狂之举。至于西北部边境或海外发生的冲突，那是另一码事了。
　　某位大公在塞尔维亚遇刺的消息传来，人们都觉得事情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与我们毫不相干。在巴尔干半岛，刺杀事件时有发生，人们也司空见惯了。至于此次刺杀案会波及到英伦三岛，那是不可思议的。我所说的不只是当时我一个人的感觉，绝大多数人也都这样想。刺杀事件发生后不久，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风云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顷刻间恐战的流言甚器尘上，但这毕竟只是报章的宣传。文明发达的国家是不会进行战争的。况且已经多年不见战火硝烟了，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了。
　　人民，实际上每一个人，除了几位高级部长大臣和外交部上层人物以外，都没有将会发生战争的思想准备。人们把有关战争的传闻权当政客们的肆意捏造。然而，就在一天早晨，战争猝然爆发了。
　　英国进入了战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