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解剖室的经历至今已有一年了，我也已完全康复，尽管那次的昏迷既难以治愈，又令人恐惧。整整花了一个月，我的手指和脚趾才能灵活地动弹。我还不能弹钢琴，当然我一直就没会过，这只是说笑而已，我对此没什么好愧疚的。在我那段不幸经历以后的头三个月里，我从插科打诨中体会到理智和某种形式的精神失常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却难以逾越。除非你真正感受到马上插入你肚皮的用来做尸检的大剪刀，那锋利的刀尖，否则你不会明白我的意思。
　　最近一次到医院复诊后的两个礼拜左右，一位住在杜旁街的妇女向德里警方抱怨，说隔壁的那所房子里发出“腐烂的恶臭气味”。那幢房子属于一个叫沃尔特·凯拉的单身银行职员。警方发现那所房子是空的……就是说没有人住。在地下室他们发现有六十多条各种各样的蛇，大约有一半都死了——因为没有东西吃，没水喝，但还有很多极富活力，极具危险性。有几条蛇非常罕见。经请教爬行动物专家，他们说有一条蛇属于被认为本世纪中叶就灭绝了的一个种群。
　　凯拉8月22日没有到德里社区银行上班，就是我被蛇咬的第三天，也就是把我的故事登上报纸后的第二天，文章标题是：《昏迷者从恐怖的解剖室里死里逃生》。文章还引用我说过的话，说我曾经被“吓瘫了”。
　　在凯拉的动物园一样的地下室里，每个笼子里都关着一条蛇，只有一个是空的。那个空笼子上没有标签，从我高尔夫球袋里（已经被救护车里的清洁工用来装我的“尸体”，他一直在练习像打高尔夫一样把这个袋子扔到救护车的停车场）钻出的那条蛇后来一直没找到。我血液里的毒素——在清洁工迈克·霍甫的血液里发现了同样的毒素，但程度却轻微的多——已被记录在案，却一直没有被确诊。去年一年我看了大量的各种各样与蛇有关的图片，发现至少有一种据报道已经造成人的全身麻痹。“秘鲁非洲树蛇”，这种令人作呕的毒蛇被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就灭绝了。杜旁街距德里市政高尔夫球场不到半英里，两地之间大部分是矮小的灌木丛和空地。
　　再记上最后一笔。我和凯蒂·阿伦已约会四个月了。从1994年11月至1995年2月，因为我性无能，经双方同意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