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
　　我曾是个女孩，后来成了一个女人，一位妻子，如今是两个小女孩儿的母亲；我拥有中国血统、美国国籍。我的母亲和父亲分别在宁波和南昌出生长大，他们各自移居台湾，又都到美国读书。他们在波士顿相遇并结合。我出生在美国东海岸，离华盛顿不远的地方。
　　我成长的背景就是这样亦中亦美，但我的家庭中国味儿十足。我的父母总是担心我和弟弟受到美国文化不道德一面的浸染，对我们格外庇护。他们不在家里摆电视，不主张我们跟美国孩子一起玩，只要我们离开学校就一定要老实呆在家里。我们严格地只跟华人移民社区的人交往。
　　我的父母挣钱不多，所以为了让我跟弟弟能够在一个好的学区上学，他们做出了牺牲，省吃俭用买了那里的房子。而这就意味着，我跟弟弟成了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学校里面的穷孩子。
　　小时候，我害羞得不得了。在学校我几乎不怎么讲话，因为我的英文很烂。那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中国在世界的眼中是个贫穷落后、庞大单调的怪物，而这一形象也反映在了我的身上：我是个沉默寡言、衣着寒酸、戴着瓶底儿厚眼镜的、怪模怪样的中国小姑娘。
　　我的老师都是白人。他们都不懂中文，所以也就不知道我会讲中文。在他们眼中，我不会说英文，就等于：这孩子不会说话就这么简单。于是，我被转到了有“特殊需求”的班级里，跟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们在一起。后来我的英语水平提高了，于是被送回了正常班。但社交生活对我来说仍是艰涩无比。
　　别的孩子总冲我喊一些充满了种族歧视的话语：“中国佬，滚回中国去！”“嘿，细长眼儿，"ching ching ling long"（中文在他们听来就是这些个怪音）！”而由于不看电视、不听流行乐，我根本不了解别的孩子们在关注什么，所以即便我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随听随懂的程度，我仍然跟不上正常的社会交往节奏。最困窘的是别的孩子开玩笑的时候。好不容易当我知道怎么正确回应的时候，也总是慢了一分钟。
　　那些年啊，我想当个白人的渴望比什么都强烈。当然，这不是肤色的问题，而是做一个白人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那时想，只要我是个白人，我会是漂亮的、富有的，或者至少我会是个正常人，其他孩子或许就会喜欢我了。那时要是有微博这种东西，我肯定会在我们学校每个孩子的微博上，每天都写上一句 “羡慕嫉妒恨”。
　　我父亲实在是个好心人。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他的业余时间都在帮助中国移民在美国安顿下来。我们的周末都用在帮助他的新朋友寻找住处、学开车这类事情上。
　　在父亲的职业生涯中，三十多年间他始终只是一个为政府工作的初级工程师，尽管他拿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并且是部门里工作最努力的人。他每天早早到办公室，晚上和周末也把工作带回家做。出差的时候，为了给政府节省开支，他不跟同事一起住三星级酒店，而是住在附近的一星或两星酒店。
　　在我十二、三岁的一个晚上，父亲说：“今晚是我们部门的年度圣诞晚会”。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加。他说：“因为在那种场合，我从来不知道该跟人说啥。”
　　那一刻简直如醍醐灌顶。我突然意识到，我父亲在事业上永远也不会获得他应该获得的成功，而这与他不懂得如何与白人打交道是有关系的。我下定决心，要学得多一些，搞清楚这个社会如何运转，弄明白自己怎样做才能出人头地。
　　这个学习的历程将我一路带入了美国社会的深处，甚至进入了政界。如今，作为公司的猎头，我看到中国的尖子生们进入全球化企业，但却止步于初级的职位；看到他们从“书虫”变成了“工蜂”之后，就再也无法继续蜕变的历程。看到他们那样努力却得不到认可，总让我一再想起我父亲和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