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似乎都是这样：一旦过了某个年龄，就极其恼怒地变得支支吾吾起来。这种支吾不仅令别人恼怒，同样也让自己恼怒，尤其是那些要用自己的支吾去理解别人的支吾的时候。北京话里有个更准确的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状况就是“拧巴”，巨大巨大的拧巴，还可以叫“巨拧”。单单“拧”一个字已经形容得很直白了——别扭而拗口的纠结。不过这种“拧”倒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恰恰相反，大部分时候，不拧着一点儿，我们反倒觉得哪里不对劲了，哪里不安了，冥冥之中犯错误了——实际上也的确犯了错误——实际上一个赤裸直面世界的人真是太危险了，他不拧巴，也不支吾，带着一种既嘲讽又天真的坦率；出于善良敏感而非麻木不仁他什么都承认，他什么都不打算保留，他不藏不掖地让一切危险向自己敞开，把自己曝光在任何一种可能到来的爱情面前。这在正常人看来多少有些可笑，甚至是某种不怀好意的挑衅。阿兰说：贱这个字眼，在英文里就是easy。他为自己是如此easy感到幸福。这还不够挑衅的么？阿兰还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个主题，而他的就是同性恋。碰巧小史那时也有一个主题，那主题就是反对同性恋。绝顶浪漫。浪漫的本质就在于情人之间对彼此的生命本位构成严重威胁：挑战，针锋相对，而非柔顺或温情脉脉。从这个意义上讲浪漫是反爱情的，至少它并不广博，并不宽厚，也并不闪耀明亮的希望；相反，它热切而尖锐，渴望死而非渴望生。它一头猛子扎下去，浑然不觉自己扎入的是怎样的绝望。《东宫西宫》里王小波这样写：“最大的美丽就是：活在世界上，供羞辱，供摧残”。

　　你必然知道这样一种痛觉会激发多么恶毒的爱怜。
　　王小波的爱情小说总是尤为动情。早年读他的《地久天长》，讲两男一女的下乡知青间纯净而美好的情愫，结尾大概是有些煽风点火，竟然惹得人边读边哭了起来。当然他的写作风格到后来渐渐娴熟起来，反讽，幽默，出其不意的想象力，以及对生命深刻的关怀，使得他能在灰色现实的每个蒙灰边缘开启出一片片奇异之域。“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而这制止本身就是一种威胁：有趣对无趣的威胁，开放对封闭的威胁，又或者说，丰盈对枯竭，活泼对乏味，细腻对麻木的毫不留情的浪漫。毫不留情，又绝不妥协。王小波喜欢用安徒生《光荣的荆棘路》的比喻，他很清楚对待我们现在身处的这样一种现实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浪漫。烧灼的浪漫。“当小史问阿兰他是怎样一种同性恋法时，他却一声不吭了。时隔一年之久，小史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阿兰的书，他当然能够明白，阿兰之所以不回答自己是怎样一种同性恋法，是因为他爱他。他就是这样一种同性恋法”。
　　在《他们的世界》的跋中王小波这样写：“同性恋研究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于是就有这样一位警察小史，每天值夜班时都要在公园里捉一个同性恋来做伴。小史当然不会有浪漫这种花哨的念头，他就是要为夜班寻些乐子，他虽然心眼并不坏，但至少也不仁慈，至少没有仁慈到有过理解别人以及理解自己的试图。但是——“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于是又有了阿兰的出现。阿兰的打动人心不在于他的同性恋身份，而在于他对爱情真诚的绝望。在这里我们纯然抛开性爱的技术性区别，抛开九十年代至今同性恋群体一直遭受的无法摆脱的歧视，单单就人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这种向往如何一点点被活活撕碎，便足以与阿兰产生强烈而普遍的共鸣。他渴求爱，却被爱所渴求的对象伤害。他尤其被他们这一整个集体伤害。“一种爱情假如全无理由的话，就会受惩罚；假如有理由的话，也许会被原谅；这是派出所里的逻辑。公园里却不是这样，那里所有的爱情都没有理由，而且总是被原谅，因而也就不成其为爱情。这正是阿兰绝望的原因。”

　　相比小说，张元改编的电影就不免显得单薄而缺乏力量了。镜头本身干扰了镜头所对准的对象，以至于落入“人文关怀”的温情主义老圈套。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种甜腻的文学环境中，王小波却始终拥有一股清冽的吸引力。事实上，若我近年见到最热爱体贴生命的小说家，最时刻热爱而不被迷惑的心，最充满纳闷与智慧的大脑袋，那决然非他莫数。珍贵的是，他的小说天赋并不拘泥于个人情感的发泄，而是始终积极与现实对话，并不厌其烦地为现实寻找一种又一种的可能性。“美丽是招之即来的东西”，他太让他惊讶了，他让他惊讶不是因为他变态，他奇思异想，他给他讲的只有精十液味道，完全与爱无关的故事，而是：“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这就是说，没有人承认自己贱。”他更想不到，正是这样一个阿兰，这样一个被羞辱过，背叛过，耻笑过的阿兰，使自己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同性恋者。这样一种接近虐恋的关系的结果，使他们终于在命运上汇集成一点，被一种共同的爱所攫住，也被一种共同的绝望笼罩。现在他能够理解他了，而他们却共同地被社会拒斥在外。浪漫从单纯阿兰与小史的关系，转移到阿兰、小史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羔羊一样祭祀的爱。在这里，于小说人物的特殊身份之外，王小波指向的，也是同样盘踞于我们每个人头顶的团团阴云，同样对在适应现代性过程中必经痛苦的无能为力，同样对成长与经受的特殊时代的无所适从，以及同样拥有的庸俗的“日常之恶”可能对“美”造成的杀伤与破坏。

　　我常常忘记小波已经去世的这一事实（这样数来，竟然已经整整十年），恐怕也是因为他尖锐的批评与反抗的对象实在太“当下”了，除非他还活着，否则真是“鬼斧神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又不得不说，排除王小波作为一个作家敏锐的超前直觉之外，之所以当年为他所感受的问题今日依然困绕着我们，恐怕也是这十年来，整个社会虽然迅速地又腾飞又崛起，却在人性最基本与普遍的层面上，仍然对那些普遍性困境支支吾吾，视而不见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