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头两天我读了王小波的《红拂夜奔》。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确有红拂此人，甚至对李靖与虬髯公也一无所知。这么说很有可能会招来知情人的耻笑。事实上我对历史基本上是知之甚少，并且我看书的速度也是相当的慢。我突然喜欢使用“相当”这个词。王小波在《红拂夜奔》里这样描写一个女人的大腿：“那女孩不错，夏天的晚上在校园穿一条白色的运动短裤，露出的腿相当美好。”当然，到底是不是大腿已无从考证，但从“运动短裤”来看，至少应该是包皮含大腿部分的。很多人由此推断我是因为这喜欢上“相当”这个词的，这也并不是全无道理。如果我说我更喜欢这种表述方式，更多的人便会认为我是一个虚伪之徒。事情往往是越澄清越糊涂，在此也毫不例外。假如我再引另一处例子以示清白（事实上我实在懒得再为这两个字劳神），那我真的是百口难辨并且虚伪之徒中间必定要加上无耻二字了。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人们却往往以因果关系为由，试图把所有的事情搞得一清二楚。而据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写到这里，或许她会站出来说：少废话，你屁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要放什么屁！这个时候，我肯定也会反击她：废话，那一定是响屁！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这篇文章我是必须事先拿给她看的。至于原因可以有以下几点：怕，尊重，在乎，爱，甚至窝囊抑或智慧，等等。我突然发觉写字的时候也要顾虑重重是件相当麻烦的事（我再次使用了“相当”，下次注意！）。——或许就凭这句话便足以引起一场战争。又兴许由于我的坦诚，也会相安无事。但我对此毫无把握。经验告诉我，还是把事情想得坏一点的好。比如某个导演拍了一部疑似地下电影的片子，在送去电影局审查之后，他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做好地下发行的一切准备。我的情况也是一样，在审查通过之前，我不准备在任何地方发表这篇文章。这个话题也许最多只能说到这里，我还是说说《红拂夜奔》这本书吧。
　　在我看来（我发现写小说之前最好把所有你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说拿出来读一遍，然后马上动笔；我不认为这是抄袭，虽然她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过，不要总是迷信权威；王小波可以在小说里明说“本书这一部分受到了乔治•奥威尔的经典之作《1984》的影响……”，又在另一处说明“本章的内容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并且进一步解释“这位大师的人格和作者极为近似”，那么我怎么就不可以在看完《红拂夜奔》之后心怀对大师的崇敬而学习使用王小波的风格？据我所知，我现在已经很受用这种风格了），如果一本小说在读完之后不能引发你的思考，它就不是一部好的小说。我这个人虽然有时候也很虚伪，但这两天格外的谦虚，此刻也不例外。我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你：我用两天的时间来读这本书（中间除了吃饭睡觉看电视还赴了一次约会，我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约会，所以光是来回坐公交车的时间我就读了本书六分之一的内容），这个速度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相当慢的（下次注意并不代表下次不犯，同理，下次不犯也不代表下次一定不犯，很多人做错事都屡教不改，我这仅仅是写字时的措词问题罢了，无关乎他人的安危）——他们往往受过专门的训练，完全可以做到一目十行——很不幸，我从来不具备这种本领；想想自己对那些可以很好地锻炼阅读速度的书也丝毫不感兴趣，这倒也无关紧要，但让我不能忍受的是，读完这本书我思考了半天愣是没思考明白它的意思。好在这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这真是一本好小说，好的小说往往叫人不是一看就能明白；第二我有些不大愿意承认——我可能的确是有些愚钝。对于这两点，我只有证明第一点才能推翻第二点。也就是说，我只有证明出这本书到底好在哪里，才能证明出我还没有愚蠢到家，这便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任务。我要说明一下：这总比证明费尔马定理要简单得多。

　　王小波在书的最后写道：“我的书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有人告诉我，不能这样写书……像这种怪诞的故事应该有一个寓意，否则就看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一点都不怪诞。我不过是写了我的生活——当然这个生活有真实和想象两个部分，但是别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吧。生活能有什么寓意？在它里面能有一些指望就好了。对于我来说……如果需要寓意，这就是一个，明确说出来就是：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便是本书的真正意思。如果非要说一本书有什么意思的话。根据我所掌握的知识（我实在不愿意用“知识”这个词，但我总得设法减少“据我所知”在本文中的利用率——需要说明一下，“据我所知”应该是《红拂夜奔》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句式——否则有人便会据此指控我严重模仿王小波，虽然我认为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比那个女孩的腿要美好得多），“指望”这个词有点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的意思。甚至岂止是“有点”，或许是完全。我认为，书中人物李靖、红拂、虬髯公、王二还有本书作者王小波（事实上前四个人物每个人身上都有王小波的影子）通通受不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力图寻求一种别处的生活，哪怕不惜生命（这在红拂身上表现得最为贴切）也要让生活有所“指望”。这便是红拂夜奔及后来红拂自杀的原因，也是李靖“想入非非”及后来装疯卖傻的原因，至于虬髯公最后变成了一只扁平的怪物，王二变成了数学“人瑞”，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了。

　　王小波在他所有文章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恐怕就是：那年我去（在）云南插队。前边的状语有时候换成具体的年份，有时候说成“我年轻的时候”，或者干脆说“我年轻时”、“我X岁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曾经去云南插过队。“插队”这个词如果分开来说可能会引起某些误会，比如说“插过队”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就很有可能被误解成排队买比萨时的不道德行为。幸好我的文章不是写给他们这些人看的，我相信王小波也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王小波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什么？我手头没有辞海，网也上不了，所以我最好保持沉默。就像我不知道有关红拂的史事也并不急于查证，这件事除了上不了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关于红拂的事在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王小波也没想让我们计较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他没这么低能，我想我也是。所以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到底如何界定，那可能仅仅是“领导上”的事。最多也是某些文学批评家的事，而那些搞文学批评的人，说到底倒是很具备“领导上”的素质。所以我决定，即便等我交上网费，我也坚决不查知识分子划分的标准与红拂夜奔史事的真伪。那毕竟不是贻笑大方这么简单的事。终于，我该说说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的事情了。你们也许会很失望，我个人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很有可能达不到你们预期的目的：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标准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王二（王小波直接投射到小说中的影子）证出了费尔马定理，而是因为他绞尽脑汁用十年时间证出了费尔马定理却又发现这其实是一件很没意思的事情，正如李卫公倾半生精力建造长安城最后却被困其中，这个时候他们都不如红拂勇敢（他们除了睡觉就只会装疯癫）——知识分子在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做一件事的价值之前往往不够勇敢（很不幸，照这样我也疑似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了；我不敢再说我相信这世上每个人的心地都是善良的，否则非如二战中那个犹太小姑娘死得一般惨烈，而为了避免以那种悲惨的方式证明自己是错了，我隆重引用王小波《红拂夜奔》的最后一句话来概括真正的知识分子——幸好我还不打算做纯种的知识分子——对未来生活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何况是有前车之鉴；而红拂不，她坚决要自杀。至于红拂到底有没有死成，这是我后面紧接着要说的事，但仅就其死前对死这件事的决心来看，就很值得知识分子们感慨上一阵子，所以王小波写了《红拂夜奔》这本书。而对于红拂最后到底是“仙去”了，还是做了她女儿开的妓院中的一名妓十女，就连王小波都无从考证，所以我也只能让你失望了。反正这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关键问题。本书所要探讨的关键问题是：无论知识分子能否断定生活本身是有趣还是无趣，作者的愿望都是——这至少应当是一本有趣的书。王小波在这本书的序中写道：“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就本书而言，我认为它存在的理由正是它所达到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