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眼目睹大战场面的头天晚上，我们竟然宿在了撤退第一夜宿过的地方。
　　还是那个小院落，还是那个小厢房，还是那副盛着老太太的棺材。不同的是，小村里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了。那三间住过鲁立人和县府官员的正房也成了一堆破砖烂瓦。我们进村时是傍晚，夕阳如血，街上密匝匝地摆着残缺不全的尸首。
　　有二十几具比较完整的尸首摆在一块空地上，排列得十分整齐，好像有一根线串着他们。这里的空气焦燥，有几棵树像被雷电劈了，枝干成了焦炭。咣啷！拉车的大姐踢着了一顶被打穿的钢盔。我跌了一跤，因为我踩转了遍地的黄铜弹壳。
　　弹壳还是热的。燃烧胶皮的味道又浓又烈，火药的味道刺鼻子。一根黑色的炮管从一堆乱砖头中孤傲地伸出去，直指向已有寒星颤抖的黄昏的天空。村子里一片死寂，我们一家，像行走在传说中的地狱里。连日来，跟随着我们返乡的难民愈来愈少，最后终于全部消失，只余下我们。母亲执拗地把我们带了回来，明天，我们就要穿过蛟龙河北岸的盐碱荒原，越过蛟龙河，回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
　　回家，家。
　　在满目的废墟中，只有那两间小厢房孤立着，好像是为了我们而存在。我们扒开堵住门口的断梁残檩，推开门，一眼看到那口棺材，才知道经过了十几个日夜后，又回到了第一夜的地方。母亲言简意赅地说：“天意！”
　　这天夜里发生的事与第二天的事情相比，轻飘飘如一根鸟毛，但这根鸟毛有着神秘的色彩，使我无法忘记。不去说夜里隆隆的炮声了吧？明天的炮更多。
　　也不去提那些亮着彩灯在夜空中飞行的双翅膀飞艇了，明天会看得更清。单说这棺材。在司马库统治高密东北乡的时代，我和司马粮，以村中最显赫的儿子和最威风的小舅子的身份，拜访过黄天福的棺材铺。棺材铺前店后厂，在混乱的年代里生意格外兴隆。十几个木匠，在宽敞的后院工棚里，劈劈啪啪地对着木头开战。工棚中长年拢着一堆火，烘烤着板材。松油的气味、熬化鳔胶的气味，锯条与木头剧烈摩擦的气味，馨香扑鼻，由鼻人脑，让我浮想联翩。粗大的圆木，破解成板材、烘干定形，刨子推刨，嚓啦啦啦，嚓啦啦啦，卷曲的刨花盛开在地上。黄天福殷勤地陪我们参观，先参观工厂，让我们了解了制做棺材的每一道工序。然后带我们参观成品。有供穷人使用的柳木薄皮棺，有供没结婚即死去的大闺女使用的长方形齐头棺，有供未成年儿童使用的板皮匣子，有供中等富裕人家使用的二寸板杨木棺，最名贵、最沉重、最坚固的是用四块巨大的柏木制成的、挂着黄缎里子的“四独棺”。三姐鸟仙使用的就是“四独棺”。那是一个朱红色的庞然大物，高高翘起的棺首宛若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头。凭着丰富的有关棺材的知识，我知道了老太太的棺材是二寸板杨木棺，而且很可能是黄记棺材铺的产品。棺材的盖子，在木匠们的术语里叫做“材天”，材天和棺材的接合部，要求严丝合缝，连根针尖也不允许插进去。铁匠的功夫在淬火上，木匠的功夫在合缝上。这老太太的棺材很可能是黄记棺材铺的学徒制做，“材天”与棺体，闪开一条大缝子，别说针尖，连小耗子都能钻进去。
　　那个自动地跳进棺材的老太太，是否还躺在里边呢？我们借着远方炮弹出膛时的闪光，禁不住地都把目光投向那道缝隙，生怕出现奇迹，但又盼望着出现奇迹。许多关于死人起尸成野鬼的传说，越是不敢想，越是从记忆库里有声有色地闪出来，连一个细节也不漏过。母亲说：“睡吧，不要胡思乱想，什么都不要想。”她似乎猜到了我们的心思。她把那杆大枪放在“材天”上，说：“娘活了半辈子，捉摸出了几个道理：天堂再好，比不上家中的三间破屋；孤神野鬼，怕得是正直的人。孩子们，睡吧，明晚这时候，咱就睡在自家的炕头上了。”
　　我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没有一丝一毫的睡意。母亲搂着鲁胜利，倚靠在墙壁上，打着不均匀的呼噜，在呼噜中间，穿插着痛苦的呻吟。八姐睡梦中也拽着母亲的衣角，她有梦中磨牙的习惯，咯咯吱吱，仿佛耗子啃箱底。大姐躺在一堆乱草上，头枕着两块砖头，沙枣花和大哑、二哑，都把脑袋扎在她的腋窝里，像一窝猫。我的头紧挨着奶羊的脖子，听着草在它喉咙里滚动的声音。厢屋的门破了几个大窟窿，与这个季节颇不相称的热乎乎的风，从门洞里灌进来。断壁残垣，散发着刚出窑的新砖的气息。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身上闪烁着星光，在废墟里走动着，踩得瓦砾哗啦响。我不敢叫醒母亲，她实在是太劳累了。我也不愿叫醒大姐，因为她也非常劳累。我只好揪着我的羊胡子，把它揪醒，希望它能给我壮胆，但是它睁了一下眼，立即又把眼睛闭上了。那个庞然大物还在废墟上折腾着，并且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村子里突起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怪声，然后是杂沓的脚步声，铁器碰撞的声音、皮鞭呼啸的声音、烧红的铁器烙在皮肤上的声音，伴随着声音的，是脚臭与尘土的气味、红色铁锈的气味、猩红血浆的气味、烧糊皮肉的气味。一只红眼睛的小老鼠在棺材盖子上跑。它像顽童一样沿着那枝枪柄弯曲的大枪跑。可怕的事情跟随着小老鼠的尾巴发生了：棺材里传出来细微的声响，仿佛那个死老太太用她枯干的手摸索着寿衣的花边，继而是悠长的叹息和梦呓般的絮叨：憋死俺啦……杀千刀的……憋死俺啦……然后是拳打脚踢棺材盖子的“嘭嘭”声。这声音那么大，那么沉重，但母亲竟然听不到，她照旧在呼噜中呻吟；大姐也听不到，她睡觉时无声无息，好像一根黑木头。孩子们在睡梦中吧嗒着嘴，仿佛在咀嚼着什么好东西。我想拽羊胡子，但双手麻木，无论用多大力气也举不起来。我想喊叫，但喉咙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扼住了。我只好在万分恐怖中，看着听着棺材里的鬼变。慢慢地，在吱吱嘎嘎的声响里，棺材盖子被顶了起来，两只绿光闪烁的手，撑着棺材盖子，那两条因肥大的衣袖褪下而露出来的黑胳膊，像铁棍一样坚硬。棺材盖越起越高，那鬼也慢慢地翘起脖子和头，猛然地坐了起来。棺材盖子滑到棺材的小头，与棺材形成一个夹角，仿佛一个庞大的鼠夹子。她坐在棺材里，脸上也是绿光闪烁。根本不是那个脸如核桃皮的老太太，而是一个模样酷似跳崖跌死的三姐鸟仙的少妇。她的衣服由无数片鳞片——抑或是羽毛——连缀而成，银光夺目，放出冷气，叮叮咚咚地响着。

　　她坐着休息了一会儿，就用双手扶持着棺材的两边，慢慢地站立起来。她举腿迈出棺材时，借助她衣服的光辉，我看到她修长的小腿上布满了伤痕。她的腿是典型的起尸女鬼的腿，因为起尸女鬼都极善奔跑，而非有这样的修长结实的小腿是跑不快的。她果然有十根长长的像鹰爪一样的指甲，像传说中的起尸鬼一样；她的脸狰狞可怖，牙白如雪，锋利似锥。她走出棺材了。她弯着腰，逐个打量着睡梦中的人，好像要辨别她要找的亲人或者仇敌。她的双眼射出两道绿光，射到母亲们脸上时，便聚成两个葡萄大的圆点，上下左右地移动。她走到我身边了。我赶紧闭上眼睛。从她那件奇特衣裙里散出的味道，是揉烂了葡萄藤蔓的味道，酸溜溜的，甜丝丝的，说不上好闻难闻。她嘴里的潮湿的冷气喷到了我的险上，我感到周身凉透了，连一点热气儿都没有了，像一条冻成了冰棍的鱼。她的手指把我从头到脚、然后又从脚到头地抚摸着，那些尖利的指甲划着我的皮肤，造成的感觉无法表述。我猜想着，接下来她就该豁开我的胸膛，摘出我的心肝，像吃脆梨一样，喀嗤喀嗤地咬着吃了。吃完了我的心肝，她就会咬断我脖子上最粗的血管，贴上她的像水蛭一样的嘴，把我身上的血全部吸干净，使我变成一个枯干的人，像马粪纸糊成的，划一根洋火便能点着。我不能等死，于是我感到我猛地跳了起来，手脚突然获得了解放，浑身都是力气。我把那女鬼推到一边，还对着她的鼻子捣了一拳，连她鼻子上的脆骨断裂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并且牢牢记住了。
　　我撞开门，跑了出去，沿着街道，踩着那些尸首，飞一样奔跑。在我身后，她大声叫骂着追赶上来。她的指尖不时地搔着我的肩膀和脊背。我不敢回头，回头就会被她咬住喉咙，只有快跑，快，再快些，我的脚几乎不点地了，迎面扑来的风灌得我快要窒息了，砂子打疼了我的脸。但她的指爪仍然在搔着我。我突然想起了关于起尸鬼的故事中，那个小男孩制胜的秘诀：对着大树跑，然后急转弯。因为起尸鬼是不会转弯的。一棵青冈树在月牙下，像个蓬头的巨人，我对着它飞奔过去，几乎要碰到树干时，我突然将身子一歪，急转到一侧，我看到，那起尸女鬼猛抱住了那棵树，她的手指，滋滋响着，插进了坚硬如铁的树干里……
　　我筋疲力尽地摸回来，街上流淌的鲜血把我的脚湿透了。成群结队的像小猪崽那么大的吸血蜘蛛在废墟上爬动着，它们几乎拖不动沉重的肚子，粘稠的、混合着人血的粉红丝线从它们屁眼里不自觉地流淌出来，把爬行过的地方弄得无法落脚，无法落脚也得落脚。那些胶水状的东西，粘在脚足板上，拉着长长的丝儿，缠绕在脚脖子上，缠绕在小路上，使我的双腿，变成了两支很大的棉花糖天亮后，我急于向母亲诉说夜间的事，但母亲显得很焦躁，根本不容我张口。
　　她匆匆忙忙地把孩子和行李搬上车，当然没忘了那支大枪。我寻找着那些蜘蛛，但一个也找不到。我知道它们都钻到废墟里去了，只要搬动破砖烂瓦，就会发现它们。它们屙在烂砖碎坯上的粉红色的丝线犹在，在冬天的朝阳下，它们的名字是美丽。我捡起一根牛骨头，挑起一缕粉红的蛛丝。我把牛骨头当成绕线的轴子，不停地纠缠，变成一大团透明、粘稠的像鳔胶一样的东西。我拖着它一直走出村庄，在我的身后出现了一条粉红色的丝绸之路。
　　道路上忽然人如穿梭，都是穿军装的兵，不穿军装的腰里也扎着牛皮带，屁十股上挂着木柄手榴弹。路上散着一些绿屁十股子弹壳，路边的沟渠里，有肚子破裂淌出花花肠子的死马，还有一堆堆的炮弹壳。母亲突然抓起了那支大枪，扔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一个挑着两个沉重木匣子的男人惊讶地看着我们。他放下担子，下沟去捡起了那支枪。这时我看到了那棵孤独的青冈树。树犹在，起尸鬼不在了，树皮上有一些破烂处，那就是她的利爪抓出来的。她极有可能重归了荆棘丛去做她的逍遥野鬼，她被收尸回家的可能性等于零，因为村子里外，处处都能见到死尸。
　　临近王家丘子时，热气像潮水涌来。好像那村庄是一座冶铁的大炉子。村子上空烟雾腾腾，村头的树上挂着一层黑色的灰，一群群苍蝇不合时宜地从村子里飞出来，从死马的肚肠，飞向死人的脸膛。
　　为了避免麻烦，母亲率我们从村前的小路绕过去。小路被车轮压翻了，我们的车子行走困难。母亲支起车子，从车把上摘下油壶，用一根鹅毛蘸着油，往车轴和轴碗的缝隙里滴注。她的手肿胀得像高粱面饼子一样。“到小树林那边，我们就歇息。”给车轴加好油后，母亲说。鲁胜利、大哑和二哑，这三个乘客，多日来养成了一声不吭的习惯，他们知道坐车是可鄙的，是不劳而走，没脸吭气。注过油的车轴响声流利，能传出很远。路边地里，立着一些枝叶枯干、七倒八断的高粱。高粱的黑穗子上生长过芽苗，有的还苍老地擎着，有的贴在地皮上。
　　走近小树林，我们才发现，这里隐藏着一个炮兵阵地。几十根粗壮的炮筒子，像老鳖伸出的脖子。炮筒上绑着树枝，炮的胶皮大轮子，深深地陷在地里。

　　炮的后边，是一大排木箱子，有的箱子撬开了，露出一个紧挨着一个、显得分外娇贵的黄铜壳大炮弹。炮兵们头上戴着用松树枝扎成的帽子，蹲在树林边缘上，用搪瓷缸子喝水；也有几个站着喝的。士兵们后边，垒起一个土灶，灶上架着一口铸着铁耳朵的大锅。锅里煮着马肉，为什么说是马肉呢？因为有一条带着蹄子的马腿从锅里伸出来，斜指着天，马足腕处的距毛很长，像山羊的胡须，马蹄上月牙型的蹄铁闪闪发光。一个伙夫，把一根松木塞到灶膛里。炊烟如树，直钻到天上去。锅里水声沸腾，冲激得那条可怜的马脚颤抖不止。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跑过来，善意地劝我们回去。母亲用冷傲的态度拒绝了他。母亲说：“老总，如果您硬逼十着俺们回去，俺们也只能回去，另外绕一条路。”
　　“难道你们不怕死吗？”那人无奈地说，“不怕被炮弹炸碎吗？我们这些重炮弹，能把大松树拦腰斩断。”“到了这个地步，”母亲说，“不是我们怕死，而是死怕我们了。”那人闪到一边，说：“我拦住你们，是因为我爱管闲事，好了，你们走吧。”
　　我们终于行走在白色盐碱荒原的边缘上了。在与荒原相接的起伏不定的沙丘上，蝗虫一样的士兵改变了灰白色沙丘的颜色，有一些像兔子一样的小马，拖着滚滚的烟尘，在两座沙丘之间，飞快地跑动着。大概有几百根炊烟；在沙丘之间笔直地竖起，升到被阳光照耀得灿烂夺目的高空，才扩散成絮状，缓慢地连成一片。而我们面前的白色荒原，像一个银色的海，只能望进去一箭远，便被刺人的亮色挡住了视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跟着母亲前行。更准确地说是跟着上官来弟前行。在这次刻骨铭心的旅行中，上官来弟如一头任劳任怨的毛驴一直拉着车子，并且她还能用沉重的大枪熟练地发射子弹，保卫了我们的宿营地。我感到她可亲可敬。她过去的一切，无论是装疯还是卖傻，都是她英雄浪漫曲里不可缺少的响亮的音符。
　　我们渐渐深入了荒原，那条被踩翻的路泥泞不堪，比路外的碱地还要难走。
　　我们走在碱地上，尚未融完的雪一片一片的，像瘌痢头一样。而那些稀疏的枯黄菅草，就形同癞痢头上的毛发。尽管好像危机四伏，但百灵鸟儿照样在晴空里呜叫，一群群草黄色的野兔子，摆开一条弧形的散兵线，发出“哇哇”的叫声，向一只白毛老狐狸发起了进攻。兔子们一定是苦大仇深，进攻时勇往直前。一群面目清秀的野羊，跟在兔子们后边，跑跑停停，搞不清是助战呢还是看热闹。
　　有一个东西在草棵间放光彩，沙枣花跑上去捡起，隔着车子递给我看。是一个铁皮罐头盒子，盒里有几条油炸成金黄色的小鱼。我还给她。她抠出小鱼，递给母亲一条。母亲说：“我不吃，你吃了吧。”沙枣花尖着嘴吃小鱼，像猫一样。坐在篓子里的大哑，伸出了一只肮脏的手，对着沙枣花说：“嗷！”二哑跟着说：“嗷！”
　　一只肮脏的手也伸出来。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方形冬瓜头，眼睛生长得靠上，使额头显得极短，鼻子塌平，人中漫长，嘴巴宽阔，上唇短而上翻，显露着焦黄的牙齿。沙枣花先是看了看母亲，好像要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的目光却散漫地望着远方。沙枣花拣出两条小鱼，分给大哑和二哑。铁皮盒子空了，只余下几点残渣和几滴金黄色的油。她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盒底的油。这时，母亲说：“歇歇吧，再走一会儿，就能望到教堂了。”
　　我仰面朝天躺在碱土上。母亲和大姐脱下鞋子，放在车把和车梁上磕碰着，倒出鞋旮旯里的碱土。她们的脚后跟像烂红薯。鸟儿们突然惊慌地俯冲下来，难道空中有老鹰？不是老鹰，是两架双层翅膀的黑色的大飞艇，从东南方向嗡嗡地飞过来了。它们发出的声音像开动了一千架纺车。它们起初飞得很慢，很高，到了我们头上后，迅速地降低了高度，加快了速度。它们笨头笨脑地，像两头扎上了翅膀的牛犊子，头前飞速地、嗡嗡地转动着的螺旋桨，像一群围着牛头的马蜂。它们肥大的肚皮几乎贴着我们的车梁滑过去，玻璃窗后边那个套着风镜的人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对着我古怪地笑。我感到他的脸很熟，但不及细看，他的脸和他的笑便电一般快捷地闪过去了。他飞过去了，一股激烈的旋风挟带着白色的尘土骤然翻起，那些草梗啦、砂粒啦、兔子屎啦，像密集的子弹打在我们身上。沙枣花手里的罐头盒子不翼而飞。我吐着嘴里的泥土，慌张地跳起来。
　　另一架飞艇，沿着头架飞艇的轨迹，更加蛮横地俯冲下来，从它的肚皮底下，喷吐出两道长长的火舌。子弹钻在我们周围的泥土里，发出扑哧扑哧的闷响，成群的泥块儿，疾速地进溅起来。飞艇拖着三缕黑烟一抖翅膀便到了沙梁上空。那些从翅膀底下吐出的火舌断断续续的，声音像狗叫，沙梁上腾起一簇簇黄色的尘雾。它们在空中玩弄着燕子点水的把戏，莽莽撞撞地扎下来，又冒冒失失地拉上去，拉上去时，窗玻璃银光闪烁，机翅膀上却闪烁着钢蓝色的光芒。沙梁上一片混乱，那些土黄色的士兵在尘雾中蹦跳着，喊叫着。一道道黄色的火舌射向空中，枪声连成一片，像刮风一样。两架飞艇，像受惊的大鸟，歪斜着翅膀向空中钻，它们的声音像疯子唱歌。其个一架飞艇钻着钻着便钻不动了，肚子里蹿出一股浓黑的烟，拖曳着，咕嘟咕嘟的，摇摇晃晃的，打着旋磨儿，一头扎到了荒原里。
　　它的头像犁铧，翻起了一大片泥土，翅膀唿扇着，唿扇了一小会儿，便有一大团火，从它的肚子里，忽喇喇地爆开，成了一个大火球，与此同时，一声巨响，把野兔子都震起来了。另一架飞艇，在很高的地方转了一圈，呜呜地哭着，飞走了。
　　这时我们才看到，大哑的半个脑袋没有了，二哑的肚子上，有一个拳头大的窟窿。他还没有死，还朝着我们翻白眼。母亲抓起一把碱土，按到那个窟窿上，但绿色的汁液和灰白的肠子，像泥鳅一样滋滋有声地钻出来。母亲抓起一把又一把的碱土，往那窟窿上堵，却总是堵不住。二哑的肠子，淌了半篓子。我的羊两条前腿跪在地上，“噢噢”地怪叫着，肚子剧烈地收缩，脊背弓起，一团乱草从它嘴里呕出来。在它的带动下，我与大姐也弓着腰呕吐。母亲垂着两只沾满血泥的手，呆呆地望着那些肠子，她的嘴翕动着，突然张开，喷出一股猩红的液体，然后她就嚎哭起来。

　　后来，从小树林的炮兵阵地那边，黑老鸹般的炮弹，一批紧跟着一批，飞向我们村庄的方向，蓝色的光芒，把树林那儿的天空映成了紫丁香的颜色，太阳灰蒙蒙的，黯然失色。一排炮过去，荒原里就像滚过一阵雷，然后便是炮弹的呼啸，然后就是敲破锣似的弹头爆炸声和一柱柱的白烟腾起。在我们村庄那儿，几排炮过后，从蛟龙河对岸，有更大的炮弹回敬过来，炮弹有的落在小树林里，有的落在荒原上。你来我往的炮弹，像串亲戚一样。灼热的气浪在荒原上涌动。打过一个时辰，小树林里起了大火，炮声没了。我们村子那边，却还有炮弹往这边发射，并且越打越远。沙梁后边，突然又蓝了一片天，成群的大炮弹，吹着口哨，砸在我们村那儿，这个炮群比小树林里那个炮群要大得多，炮弹也厉害。我不是说小树林炮群发射的炮弹像黑老鸹一样吗？沙梁后藏着的炮群发射的炮弹就像一群齐头齐脑的小黑猪，它们“啁啁”地叫着，迈动着小短腿，扭动着小尾巴，你追我赶地落到我们村里去。落地后它们可就不是小黑猪了，是大黑豹、黑老虎、黑野猪，锯齿獠牙，碰到什么咬什么。大炮对射着，飞艇又来了，这会儿一来就是十二架，两架一拨，并着膀飞。这次它们飞得很高，一边飞一边往下下蛋，荒原上出现了很多大窟窿。后来呢？一群坦克从我们村子那边踉踉跄跄地开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那抻着长脖子跑起来嘎啦嘎啦的家伙叫坦克。它们排成横队，在盐碱荒原上撒野。坦克后边，跟着一队队弓着腰的、头戴铁帽子的士兵。他们一边小跑一边对天放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毫无目标，乱放一气。我们跑到一个炮弹坑里去，有的趴着，有的坐着。我们脸色平静，好像并不害怕。
　　坦克肚皮下成串的铁轮子飞快地转动着，铁的履带一环紧迫着另一环，嘎嘎啦啦往前跑。沟沟坎坎它都不再乎，脖子一挺就过去了。它们一边疯跑一边咳嗽、打喷嚏、吐痰，横行霸道不讲理。吐够了痰它就吐火球，吐一个火球它的长脖子就往后缩一下。荒原上那些深沟被它打几个转儿就研平了，有一些土色的小人儿被它碾到泥里去。它们跑过去的地方，地像犁了一遍似的，满目都是新土。
　　它们跑到沙梁跟前了，成群的子弹打得它们啪啪地响，没事儿，枪子儿奈何不了它们。但它们身后那些兵却一片片地栽倒。沙梁上跃出一些人，抱着点燃的高粱秸子，扔到坦克的肚子上，它们被烧得蹦高儿。有的人打着滚滚到它们前边，轰隆几声，几个坦克死了，几个坦克受了伤。沙梁上的兵像皮球，成群结队地滚出来，与那些戴铁帽子的兵打成一堆儿。吱吱哟哟地叫，呜哩哇啦地吼，拳打的，脚踢的，卡脖子的，捏蛋子的，咬指头的，揪耳朵的，抠眼睛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什么法子都使出来了。一个小兵打不过一个大兵，小兵悄悄抓起一把沙子，说：“大哥，论起来咱俩还沾亲呢，俺堂哥的媳妇是您的妹子，你别用枪托子擂我好不好？”大兵说：“算了，饶了你吧，我还到你家喝过一次酒，你家那把锡酒壶做的有机巧，那叫鸳鸯壶。”小兵突然扬起手，把沙子打在大兵脸上。大兵眼被迷住了，小兵偷偷地转到大兵脑后，一手榴弹就把大兵的脑袋砸得葫芦大开瓢。
　　那天的景儿太多了，长十只眼也看不过来，生十张嘴也说不过来。戴铁帽子的一拨跟着一拨往上冲，死人迭成了墙，还是冲不过去。后来又弄来了喷火机，一喷一溜火，把沙梁都烧成了玻璃。飞艇又来了，往下扔大饼、肉包皮皮皮子，还扔花花绿绿的钞票。折腾到黑天落日头，双方都累了，就坐下歇息。歇息了一会，接着打，打得天地都红了，冻土都化了，死野兔子一片一片的，都是给活活吓死的。
　　这一夜四面八方都放枪放炮，照明弹一群群的往天上飞，照得眼都睁不开。
　　天亮时，一群群的铁帽子兵举手投了降。
　　一九四八年元旦早晨，我们一家五口，还有我的羊，小心翼冀地越过冰封的蛟龙河，爬上了蚊龙河大堤，我和沙枣花帮着大姐才把那辆木轮车拉上堤。我们站在堤上，望着河里被炮弹炸得破破烂烂的的冰面，看着从大窟窿里涌上来的河水，听着冰块坼裂的嘎叭声，庆幸没掉到河水里去。太阳照耀着河北的大战场，那里硝烟未散，喊话声、欢呼声、零星的枪声使荒原生机蓬勃。一片片的铁帽子，宛若毒蘑菇。我想起了大哑和二哑，他们兄弟俩被母亲放在一个炮弹坑里，上边连一点土也没覆盖。回头看看我们的村庄吧，我们的村庄并没成为废墟——这真是奇迹——教堂还立着，风磨房还立着，司马库家那一片瓦房倒了一半。最重要的是，我们家的房子还立着，只是在正屋房脊上，被一发臭炮弹砸了一个大窟窿。我们进入家院，互相打量着，像陌生人一样。打量了一阵子，便搂抱在一起，在母亲的领导下，放声恸哭。
　　突然响起来的司马粮的珍贵的哭声把我们的哭声止住了。我们看到了，他像野狸子一样蹲在杏树上，身上披着一张小狗皮。母亲对着他伸出了手。那家伙从树上蹦下来，像一股黑烟，射进了母亲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