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金贮藏的变动
　　关于紧迫时期银行券的贮藏，应当指出，社会最原始状态下不安定时期出现过的贮藏贵金属的现象，在这里重新出现了。1844年法令的效果之所以令人注意，是因为它想把国内一切现有的贵金属转化为流通手段。它企图把金的流出和流通手段的收缩，金的流入和流通手段的膨胀等同起来。但这个法令实行的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除了我们下面就要说到的唯一的例外，英格兰银行的流通券数额，自1844年以来，从未达到它有权发行的最高限额。另一方面，1857年的危机又证明，这个最高限额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够的。从1857年11月13日至30日，流通中超过这个最高限额的银行券，每日平均达488830镑(银行法，1858年第XI页)。当时，法定的最高限额为14475000镑加上银行地库内贮藏的金属总额。
　　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必须指出：
　　第一，要区别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在俄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发生影响以前，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初以来，供给一直只够补偿铸币的磨损，满足对奢侈品的一般需求，以及对亚洲的银的输出。
　　但是，从那个时期以来，随着美洲和欧洲对亚洲的贸易的增长，首先是对亚洲的银的输出大大地增加了。从欧洲输出的银，大部分是用追加的金来补偿的。其次，一部分新输入的金，为国内的货币流通所吸收。据估计，到1857年为止，英国的国内流通中增加的金大约已有3000万镑。【威·纽马奇的下述证词，说明了这件事在货币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影响：[银行法，1857年](第1509号)“将近1853年底，公众产生了严重的不安；9月，英格兰银行先后三次提高它的贴现率……lO月初……公众表现十分忧虑和惊慌。但11月底以前，这种不安，这种惊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下来，后来因为有500万镑贵金属从澳大利亚输入，所以几乎完全消除了。1854年秋，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时在10月和11月输入了大约600万镑贵金属。1855年秋(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紧张和不安的时期)，又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大约有800万镑贵金属在9月、10月和11月之间流入。1856年底，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总之，我完全可以根据委员会几乎每一个委员的经验来证实，每当金融紧迫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运金船的到达，看成一种自然的圆满的补救手段。”】此外，自1844年以来，欧洲和北美所有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平均水平都提高了。国内货币流通的增加，同时导致以下的结果：在恐慌以后，在随之而来的消沉时期，银行准备金已经由于大量金铸币从国内流通中被排出并停滞下来，而更快地增加起来。最后，自从新金矿发现以来，用于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由于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
　　第二，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流来流去；同一个国家不断地把金银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金银输出。因为这种只是摆来摆去并且往往平行的运动，大部分会互相中和，所以只有占优势的朝这一个方向或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才能最后决定流出还是流入。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在考虑这种现象的结果时，就忽视了这两种运动的连续性和大体上平行的进程。人们总只是这样理解，好象贵金属的输入过多和输出过多，只是商品输入和输出比例的结果和表现，其实它同时还是和商品交易无关的贵金属本身输入和输出比例的表现。
　　第三，输入超过输出以及相反的现象，大体说来，可以用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增加或减少来测量。这个尺度准确到什么程度，当然首先取决于整个银行业务已集中到什么程度。因为所谓国家银行的贵金属贮藏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一国的金属贮藏，就是取决于这一点。但是，假定情况真是这样，这个尺度也并不准确，因为在一定情况下，追加的输入可以由于国内的流通或用于制造奢侈品的金银的增加而被吸收掉；其次，因为没有追加的输入，也会为了国内的流通而取出金铸币，这样，虽然没有同时增加输出，金属贮藏仍会减少。
　　第四，如果减少的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以致减少竟表现为运动的趋势，并且银行的金属准备下降到显著地低于中等水平，几乎达到这个准备的平均最低限度，那末，金属的输出就会采取流出(drain)的形式。而这个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规定的，因为它是由有关银行券等等的兑现保证的立法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规定的。关于这种流出在英国能够达到的数量界限，纽马奇在《银行法》(1857年)的证词(第1494号)中曾说：
　　“按经验判断，对外贸易的任何一种变动所引起的金属流出，都未必能超过300万镑或400万镑。”
　　1847年，英格兰银行10月23日金准备的最低水平，和1846年12月26日相比，减少5198156镑，而和1846年(8月29日)的最高水平相比，减少6453748镑。
　　第五，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这种用途决不能单独调节金属贮藏量，因为后者可以仅仅由于国内外营业的萎缩而增大)有三个方面：1．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也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2．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3．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这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因此，这种金属准备会受到涉及这三种职能中任何一种职能的事情的影响；就是说，作为国际基金，它会受支付差额的影响，而不管这种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不管这种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关系如何；作为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它会受这种流通的扩大或收缩的影响。第三种职能，即作为保证金的职能，虽然不决定金属准备的独立运动，但有双重的影响，如果发行银行券是为了在国内流通中代替金属货币(在以银作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也代替银币)，第二项中所说的准备金的职能就会丧失。而用在这上面的一部分贵金属，就会长期流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国内流通而取出金属铸币；同时，也不能由于一部分流通的金属铸币的停滞而暂时增加金属准备。其次，如果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那末，这种现象就会以独特的方式对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结果发生影响；它会对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的那部分贮藏，或对银行在另外时期作为无用的东西打算脱手的那部分贮藏发生影响。在纯粹是金属流通和银行业集中的地方，银行还会把它的金属贮藏看作是支付存款的保证，而在金属流出时，就可能发生象1857年在汉堡所发生的那样的恐慌。
　　第六，除了1837年也许是个例外，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转变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
　　1825年，现实的崩溃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经停止以后发生的。1839年金流出的现象发生了，但没有引起崩溃。1847年金的流出是在4月停止的，崩溃却在10月才发生。1857年金向国外的流出从11月初起就停止了，但崩溃到11月较晚的时候才发生。
　　这种情况在1847年危机中表现得特别清楚。那时，金的流出在引起了一个比较轻微的先兆危机以后，已于4月停止，然后到10月才爆发真正的商业危机。
　　以下的证词，是在1848年上院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上提出的。这个证词到1857年才初次印行(引用时也题为：商业危机，1848——1857)。
　　图克的证词。
　　“1847年4月，紧迫情况发生了，严格说来，等于一次恐慌，但历时较短，并且没有同时发生任何重大的商业破产。10月，紧迫情况比4月的任何时候都厉害得多，商业破产事件之多几乎达到了空前的数目。”(第2996号)——“4月间，汇兑率，特别是对美国的汇兑率，使我们不得不输出大量的金，以便对非常大量的进口货进行支付；只是通过非常艰巨的努力，银行才制止了金的流出，并提高了汇兑率。”(第2997号)——“10月，汇兑率对英国有利。”(第2998号)——“汇兑率的转变在4月的第三个星期已经开始。”(第3000号)——“7月和8月，汇兑率忽高忽低；从8月初起，它始终对英国有利。”(第3001号)——8月间金的流出，“是由于国内流通的需求造成的”[第3003号]。
　　英格兰银行总裁詹·莫利斯指出：虽然自1847年8月以来，汇兑率已对英国有利，因此已经有金输入，但银行的金属准备还是在减少。
　　“由于国内的需求，已经有220万镑金从银行流入国内。”(第137号)——这神情况，一方面要由铁路建筑工人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要由“危机时期银行家都想握有自己的金准备的愿望”来说明。(第147号)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帕麦尔(他从1811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第684号)“从1847年4月中到暂停执行1844年银行法的那一天止，整个期间的汇兑率都对英国有利。”
　　因此，在1847年4月曾引起一次独立的货币恐慌的金属流出，在这里和往常一样，不过是危机的前奏，并且在危机爆发以前已经扭转。1839年，在营业严重不振时，为了支付谷物等等的款项，金属大量流出，但没有引起危机和货币恐慌。
　　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机结束，金和银——撇开新开采的贵金属从产地流入的现象不说——就会按金银在平衡状态下在各国形成特别贮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各国的相对储藏量，是由各国在世界市场上所起的作用决定的。贵金属会从存额超过正常水平的国家流到别的国家去；这种流出和流入的运动，不过是恢复金属贮藏在各国之间原来的分配。但是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各种条件的作用进行的，这些条件，我们在研究汇兑率时将会提到。一旦恢复正常的分配，从这时起，先是会出现增长，然后又会流出。{最后一句话，显然只适用于作为世界货币市场中心的英国。——弗·恩·}
　　第八，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情况再次接近危机的预兆。【在纽马奇看来，金流出可以有三个原因。1．由于纯贸易上的原因，即由于输入超过输出，1836年到1844年间的情形，以及1847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主要是田于大量谷物的输入；2．为了筹集资金，以便把英国资本投到国外，例如1857年，对印度铁路的投资；3．用于国外的绝对支出，如1853年和1854年用于东方战争的支出。】
　　第九，支付差额对亚洲来说可能是顺差，而对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逆差。【(第1918号)纽马奇：“如果您把印度和中国合在一起，如果您考虑到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易，考虑到更为重要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易，——而在这种情况下，营业是三角形的，结算是通过我们的中介进行的，——……那末，说贸易差额不仅对英国是逆差，并且对法国和美国也是逆差，看来是正确的。”——(银行法，1857年)】
　　贵金属的输入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首先是在利息率低微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尾随危机之后，并且反映生产的缩小；然后是在利息率提高但尚未达到平均水平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本回流容易实现，商业信用的规模很大，因而对借贷资本的需求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大。在借贷资本相对地说是富裕的这两个阶段，处于金银形式，即处于首先只能作为借贷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的过剩资本的回流，必然大大影响利息率，因而影响全部营业的调子。
　　另一方面，只要回流不畅，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单靠信用来维持，就是说，只要对借贷资本已有极为强烈的需求，利息率因此至少已达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贵金属不断的大量输出就会发生。在这些正是通过贵金属的流出反映出来的情况下，资本在直接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存在的形式上的不断提取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显著加强。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会限制信用业务，反而使它扩大，使它的一切辅助手段过分膨胀。因此，这个时期发生在崩溃的前夕。
　　纽马奇被问道(银行法，1857年)：
　　(第1520号)“这么说来，流通汇票额，会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增加吗？——好象是这样。”——(第1522号)“在平静的通常时期，总账就是现实的交换工具；但在发生困难时，例如在我以上所说的情况下，银行的贴现率就会提高……这时，交易自然变为开汇票；这种汇票不仅更适合充当已经完成的交易的合法证据，而且也更便于进一步的购买，特别是作为信用手段来获得资本。”
　　此外，只要银行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提高它的贴现率，——同时，银行很可能会限制它所贴现的汇票的有效期，——那就会产生普通的担心，担心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因此，每一个人，而首先是信用骑士，都企图把未来的东西拿去贴现，并且要在一定的时刻，支配尽可能多的信用手段。因此，根据以上所叙述的各种理由，可以得出：输入或输出的贵金属量，不单纯是作为量发生影响。它之所以发生影响，一方面，因为贵金属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有它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因为它的作用，象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方面下坠。它之所以发生影响，因为它是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在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起决定的作用。没有这些理由，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说500万镑到800万镑的金的流出(而根据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界限)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的这种少量的增减，即使和在英国流通中平均有的7000万镑金相比，也是很小的，而在英国那样的生产规模中，它实际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魏格林的可笑的回答。他说，流出500万镑金就是减少500万镑资本。他要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在现实产业资本无限地涨价或贬值、膨胀或收缩时不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同样可笑的是，他还企图直接把这些现象解释为现实资本(即资本的物质要素)量膨胀或收缩的象征。】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在生产不够发达的阶段，货币贮藏少于或多于它的平均标准，相对地说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即使金流出的数量非常可观，但只要这不是发生在产业周期的危机时期，相对地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以上的说明中，我们把由于农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贵金属的流出撇开不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平衡突然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表现就是金的流出)所产生的影响，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样的破坏越是发生在生产正全力进行的时期，影响就越大。
　　其次，我们也把金属贮藏作为银行券兑现保证和作为整个信用制度枢纽的职能撇开不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纽马奇(银行法，1857年)：(第1364号)“英格兰银行的金属准备，实际上……是中央准备金或中央金属贮藏，国家的全部营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它是国家全部营业的枢纽；国内所有其他银行，都把英格兰银行看作中央的贮藏库或它们取得硬币准备的蓄水池；外汇率总是恰好对这个贮藏库和蓄水池发生影响。”】我在第一卷第三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图克和劳埃德—奥维尔斯顿都承认，必须让现实财富作出最大的牺牲，以便在危机时期维持住这个金属的基础。争论的中心不过是数量多一些或少一些的问题，以及怎样更合理地对待不可避免的现象的问题。【“因此，实际上，图克和劳埃德两人都主张用提高利息率，减少资本贷放，及早限制信用的办法，来消除对金的过度需求。不过劳埃德凭他的幻想，作出了烦琐的甚至危险的{法律}限制和规定。”(《经济学家》1847年[12月11日]第1418页)】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启蒙经济学专门考察“资本”时，它是极为轻视金和银的，把它们看作是资本的事实上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处的形式。一当讨论到银行制度，一切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但是，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式的区别何在呢？不在于价值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在于它们是财富的>b>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社会的财富，只是作为私有者个人的财富存在的。它之所以表现为社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互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们只有用货币作媒介，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只是由于用货币作媒介，个人的财富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体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弗·恩·}因此，财富的这个社会存在，就表现为彼岸的东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品，商品。只要生产在进行，这一点就会被人忘记。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您完全同意，除了提高利息率，就没有别的途径可以缓和对金的需求吗？”——查普曼{一家大票据经纪人商行奥维伦一葛尼公司的股东}说：“这是我的意见。如果我们的金下降到一定点，那末，我们最好是立即把警钟敲起来，并且说：我们是在走下坡路，凡是把金弄到外国去的，都必须由他自己承担风险。”(银行法，1857年证词第5057号)】
　　因此，在金流出的影响下，生产作为社会生产而实际上不受社会监督这一事实，将在下述形式中尖锐地表现出来：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和以前的以商品交易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1．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碰到这个限制。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
　　II．汇兑率
　　{众所周知，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开出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由英国向德国开出汇票来支付，而是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变得合算了。这就是典型的过程。
　　如果贵金属的这种输出的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英国的银行准备金就会被动用，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英国货币市场就必然会采取保护措施。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保护措施，主要就是提高利息率。在金大量流出时，货币市场通常会出现困难，就是说，对货币形式的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它的供给，因此，较高的利息率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英格兰银行所定的贴现率会适应于这种情况，并在市场上通行。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金属的流出不是由于普通的营业关系，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借款给外国，向国外投资等等)引起的，伦敦的货币市场本身，没有任何理由要实际提高利息率；于是，英格兰银行就会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大量借款，如通常所说，首先“使货币短缺”，以便人为地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好象利息的提高是有理的，或者必要的。这种手法对英格兰银行来说，是一年比一年更难实行了。——弗·恩·}
　　利息率的这种提高是怎样影响汇兑率的，这从下面几段向1857年银行法下院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引用时题为：银行法，或银行委员会，1857年)中可以看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第2176号)“营业困难时……有价证券的价格会显著下跌……外国人将托人在英国这里购买铁路股票，英国人也会把他们持有的外国铁路股票在国外出售……以便相应地制止金的输出。”——(第2182号)“各国利息率的平衡和商业气压的平衡，通常要由银行家和证券商人这样一个富有的大阶级来实现。这个阶级……总是窥伺时机，购进那种价格看涨的有价证券……而最适合他们购买有价证券的地方，就是那些把金送到外国去的地方。”——(第2183号)“这种投资在1847年曾大规模地进行，这足以减少金的流出。”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约·盖·哈伯德(他从1838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第2545号)“大量的欧洲有价证券……在欧洲一切不同的货币市场上流通。这种证券只要在一个市场上跌价1％或2％，就会立即被人买去，送到它的价值还维持原状的市场上去。”——(第2565号)“外国不是对英国商人负有大量的债务吗？——为数很大。”——(第2566号)“因此，单是这种债务的收回，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会有非常大量的资本积累吗？——1847年，我们最后就是由于结清了美国和俄国从前对英国所负的好几百万债款，才恢复了我们的地位。”
　　(英国对美俄两国，也同时负有“好几百万”的谷物债款，但它也成功地通过英国债务人的破产，“结清”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见1857年的银行法报告，第三十章第31页。必须重视这种债务安排的设计。)
　　(第2572号)“1847年，英国和彼得堡之间的汇兑率很高。政府指令银行发行银行券可以不受{金准备以外的}1400万镑限额的约束时，条件是贴现率必须维持8％。那时候，按照当时的贴现率来说，把金从彼得堡运到伦敦，并在金运到时，在为所出售的金而开出的以三个月为期的汇票到期以前，按8％利息把它贷出去，也是一种有利的营业。”——(第2573号)“在一切同金有关的交易上，有许多点要考虑到。这里是指汇兑率和人们在{凭金开出的}汇票到期以前投放货币能够得到的利息率。”
　　对亚洲的汇兑率
　　下述各点是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它们表明，当英国对亚洲的汇兑率处于不利地位时，它怎样必然从那些由亚洲输入商品、但要由英国作媒介来进行支付的国家取得补偿。另一方面，还因为威尔逊先生在这里，再一次作了愚蠢的尝试，企图把贵金属的输出对汇兑率的彭响和一般资本的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等同起来；在这两个场合所说的，都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而是以投资为目的的输出。首先，不言而喻，为了在印度建筑铁路而投入的上千万镑，不管是用贵金属还是用铁轨输往印度，都只是同量资本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不同形式；而且，这样一种转移不会进入普通的商业计算，对于这种转移，输出国除了期待以后每年由这些铁路的营业进款中得到收入以外，不会期望得到任何其他的收入。如果这种输出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进行的，那就虽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至少在以前所说的情况下，一定会直接影响贵金属输出国的货币市场，从而影响其利息率，因为这是贵金属，而贵金属直接是借贷的货币资本，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它也会直接影响汇兑率。贵金属被输出，只是因为伦敦货币市场上供给的例如对印度开出的汇票不能满足对这种额外汇款的需求，并且只是以此为限。这就是说，对向印度开出的汇票的需求超过供给，汇兑率因此暂时变得对英国不利，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对印度负有债务，而是因为它要把异常大的金额输送到印度去。如果这样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现象持续下去，就会使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因为它间接增加印度对欧洲商品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是用铁轨等等的形式输出，就不会对汇兑率发生任何影响，因为印度用不着对此付款。由于同一原因，它也不应该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威尔逊企图证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说什么这种额外的支出似乎会引起对贷款的额外需求，因此影响利息率。这是可能的；但如果认为在一切情况下都必然是这样，那就完全错了。不管这些铁轨运到哪里，铺在哪里，是在英国的土地上，还是在印度的土地上，都只是表示英国的生产在一定领域内的一定的扩大。认为不提高利息率，甚至在极为广泛的界限内，扩大生产也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贷款可能增加，就是说，有信用活动的营业总额可能增长；但这种信用活动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增加。四十年代在英国出现铁路热时，情况确实是这样。利息率并没有提高。而且很明显，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现实资本，在这里也就是商品，那末不管这些商品是供输出还是供国内消费，货币市场所受的影响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有当英国的国外投资限制了英国的商业输出(对这种输出必须支付，因而会产生货币的回流)，或者这种投资总的说来已经是信用过度膨胀或欺诈活动开始的象征时，才会出现区别。
　　以下是威尔逊问，纽马奇答。
　　(第1786号)“至于东亚对银的需求，您以前曾说，您认为，尽管有大量金属贮藏不断输往东亚，英国对印度的汇兑率，仍然对英国有利。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根据呢？——当然有……我发现，1851年，联合王国向印度输出的实际价值是742万镑；此外，还要加上印度大厦的汇票，即东印度公司作为本公司经费从印度取来的基金。这种汇票在那年是320万镑；所以，由联合王国输出到印度的总额是1062万镑。1855年……出口商品的实际价值增加到1035万镑；印度大厦的汇票为370万镑；所以，输出总额为1405万镑。就1851年来说，我相信，我们无法确定英国从印度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但1854年和1855年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却可以确定。1855年，英国从印度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总额是1267万镑，而这个总额和1405万镑相比，在两国的直接贸易中，出现一个有利于英国的差额，计138万镑。”
　　威尔逊指出，汇兑率也受间接贸易的影响。例如，印度向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出口，是用向伦敦开出的汇票来支付的，因此，这种出口对汇兑率发生的影响，和印度向英国直接出口商品完全一样。其次，如果把印度和中国合起来计算，对英国来说就是逆差，因为中国必须为购买鸦片不断向印度进行大量支付，英国又必须向中国支付。这个金额就是这样迂回地流到印度的。(第1787、1788号)

　　(第1791号)威尔逊问道：汇兑率所受的影响，会不会由于资本“以铁轨和机车的形式输出，或者以金属货币的形式输出”而有所不同。纽马奇对此作了完全正确的回答：近几年为建筑铁路而输送到印度的1200万镑，已经用来购买印度按规定期限应支付给英国的年金。
　　“至于说贵金属市场所受的直接影响，那末，这l 200万镑的投资，只有在必须输出金属进行现实的货币投资时，才会发生这样的影响。”
　　(第1797号)(魏格林问：)“如果这种铁＜轨＞投有带来任何货币回流，我们怎么能说，它会影响汇兑率呢？——我不相信，以商品形式输出的那部分投资，会影响汇兑率的状况……我们可以断然说，两国间的汇兑率状况，受到一国提供的债券或汇票的数量和另一国向它提供的债券或汇票的数量之间的比例的影响；这是关于汇兑率的合理的理论。至于这1200万镑的输出，那末，这1200万镑首先要在英国筹集；现在，如果营业的状况是这样的，即这1200万镑全部要以硬币形式投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这种突然的需求就会强烈地影响银的价格和汇兑率，这就象东印度公司明天宣布把它的汇票由300万镑增加到1200万镑一样。然而，这1200万镑的半数，已经用来购买英国商品……铁轨、木材以及其他材料……这是英国资本投在英国本国，以便购买某些向印度输出的商品，而事情也就到此结束。”——(第1798号)(魏格林：)“但是，铁路建筑所需要的铁和木材等商品的生产，还要消费许多外国商品，而这会影响汇兑率吗？——当然会。”
　　威尔逊认为，铁大部分是代表劳动，而为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则大部分代表进口商品(第1799号)，接着又问道：
　　(第180l号)“但是一般说来：如果要靠消费这些进口商品才能生产出来的商品是按这样的方式输出的，即我们既不能以产品形式，也不能以别的形式得到回头货，这不会使汇兑率对我们不利吗？——这个原理正好是铁路大投资时期{1845年}在英国出现的”。“在接连三年、四年或五年内，你们把3000万镑投在铁路上，并且几乎全部用在工资上。你们在三年期间，在铁路建筑、机车制造、车辆制造、车站建筑上维持的人数，比所有工厂区合起来还要多。这些人……用他们的工资购买茶叶、砂糖、酒及其他外国商品；这些商品都必须进口；但在进行这种大量支出时，无疑地，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汇兑率，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干扰。贵金属没有流出，反而流入了。”
　　(第1802号)威尔逊认为，在英国和印度之间贸易差额彼此抵销和汇兑率保持平价时，铁和机车的额外输出“必然影响对印度的汇兑率”。纽马奇不认为是这样，因为铁轨是作为投资输出的，而印度并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这些铁轨进行支付；纽马奇还说：
　　“我同意这样一个原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对所有同它通商的国家的汇兑率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对一个国家的不利的汇兑率，必然是对另一个国家的有利的汇兑率。”
　　对此，威尔逊向他提出了下面这个庸俗的见解：
　　(第1803号)“不论资本是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输出，不都同样是资本的转移吗？——如果是说债务，那确实是这样。”——(第1804号)“因此，不管您是输出贵金属，还是输出商品，印度建筑铁路对英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不是一样吗，不是和全部用贵金属输出一样，会提高资本的价值吗？”
　　如果铁的价格没有提高，那末，无论如何都会证明，铁轨内包含的“资本”的“价值”并没有增加。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货币资本的价值，在于利息率。威尔逊想把货币资本和一般资本混为一谈。简单的事实首先是，在英国，曾认购了1200万镑印度铁路股票。这是一件和汇兑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至于这1200万镑怎样使用，对货币市场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货币市场情况良好，这就根本不会影响货币市场，就象1844年和1845年认购英国铁路股票没有影响货币市场一样。如果货币市场出现某些困难，利息率固然会因此受到影响，但也只是使利息率提高，而按照威尔逊的理论，这必然使汇兑率对英国有利，就是说，必然会阻止贵金属输出(即使不是向印度输出，也是向别的国家输出)的趋势。威尔逊先生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上。在回答第1862号的问题时，说受到影响的是汇兑率；在第1804号的问题中，说受到影响的是“资本的价值”，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利息率会影响汇兑率，汇兑率也会影响利息率，但汇兑率变动时，利息率可以不变，利息率变动时，汇兑率也可以不变。威尔逊不理解，在资本向外国输送时，输送的形式本身，已造成这样不同的影响；就是说，他不理解，资本的不同形式，首先是资本的货币形式会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这是和启蒙经济学家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纽马奇对威尔逊的答复是片面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指出，后者已经非常突然地并且毫无理由地由汇兑率跳到了利息率。纽马奇在回答第1804号的那个问题时，没有把握地含糊其辞地说：
　　“毫无疑问，如果要筹款1200万镑，这1200万镑是以贵金属形式还是以材料形式送出，在我们考察一般利息率时，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但是，是一个美妙的过渡，目的是要说出恰恰相反的话＞我相信，这并不完全是不重要的＜它不重要，但又不是不重要＞，因为在一种情况下，会有600万镑立即流回，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却不会这样迅速地流回。因此，这600万镑是在国内支出，还是全部都输出，是会有些＜多么明确啊！＞区别的。”
　　说600万镑会立即流回，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600万镑是在英国支出，那末，它们就会以铁轨、机车等形式存在，这些铁轨、机车等要送到印度去，但不会再从那里流回，并且它们的价值只能分期偿还，就是说只能非常缓慢地流回，而600万镑贵金属也许会非常迅速地以实物形式流回。如果这600万镑在工资上支出，那末，它们就被消费掉了；但是用来预付工资的货币，照旧在国内流通，或者形成准备金。生产铁轨的资本家的利润和600万镑中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也是这样。因此，纽马奇用“流回”这种含混不清的说法，只是为了避免直说：货币仍然留在国内，并且只要这些货币执行借贷货币资本的职能，对货币市场来说(撇开流通可能吸收较多的硬币不说)就只有以下区别：它将由A支付，而不是由B支付。这种以商品形式而不是以贵金属形式把资本转移到外国去的投资，只有当这种出口商品的生产需要其他外国商品的额外进口时，才会影响汇兑率(并不影响对得到投资的那个国家的汇兑率)。这时，这种生产不是用来抵销这种额外进口的。但是，同样的情况，在每一次以信用方式输出时都会发生，而无论它是作为投资，还是为了普通商业的目的。此外，这种额外进口也可以通过反作用，例如在殖民地或美国方面，引起对英国商品的额外需求。
　　纽马奇以前[第1786号]曾说过，由于有东印度公司的汇票，英国对印度的出口已大于进口。查理·伍德爵士曾就这点对他进行反复盘问。英国对印度的出口之所以超过进口，实际上是由于英国没有对从印度来的进口支付等价物所引起的：东印度公司(现在是东印度政府)的汇票，成了从印度征收的贡赋。例如1855年，英国从印度的进口是1267万镑；英国向印度的出口是1035万镑。因此印度有顺差225万镑。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这225万镑就必须以某种形式汇往印度。但这时，印度大厦提出了要求。它宣称，它能对印度各管区开出总额达325万镑的汇票＜这个总额是为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各种费用并为支付给股东的股息而征收的＞。这个数额不但抵销了225万镑的贸易差额，而且还提供了100万镑的余额。”(第1917号)
　　(第1922号)(伍德：)“因此，印度大厦的这种汇票的影响不是增加对印度的输出，而是相应地减少这种输出吗？”
　　(应当说：减少了下面这种必要性，即从印度的输入，必须用同等数额的向印度的输出来弥补。)纽马奇先生对此作了如下的解释：英国人为这370万镑，向印度输出了一种“德政”(第1925号)。曾任印度事务大臣、对于这种由英国输出到印度的“德政”十分熟悉的伍德，正确而挖苦地说(第1926号)：
　　“这样，正如您所说的，印度大厦汇票所引起的输出，不是商品的输出，而是德政的输出了。”
　　因为英国“用这种方式”为了“德政”和国外投资而输出了许多东西，——因此得到了一种完全和普通营业无关的输入品作为贡赋，即部分地作为输出“德政”的报偿，部分地作为在殖民地或其他地方投资的收入，也就是作为无须支付任何等价物的贡赋，——所以很清楚，如果英国不作相应的输出，只是吃光这种贡赋，汇兑率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此也很清楚，如果英国不把这种贡赋投在英国，而是生产地或非生产地把它再投到国外，例如，英国凭这种贡赋向克里木输出军需品，那末，汇兑率也不会受到影响。并且，只要来自国外的输入品列入英国的收入，——当然，这种输入品必须得到支付，或者是作为无须等价物的贡赋，或者是通过同这种无偿的贡赋的交换，或者是通过普通的贸易往来而得到支付，——英国就可以或者把它消费掉，或者把它作为资本重新投入营业。但无论如何，汇兑率都不会受到影响，而聪明的威尔逊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不论收入的一部分是由本国产品还是由外国产品形成(不过后一种情况要以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交换为前提)，这种收入的消费(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都丝毫不会改变汇兑率，虽然它会改变生产的规模。我们要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下面的问题。
　　(第1934号)伍德问他说，把军用物资运往克里木，是怎样影响对土耳其的汇兑率的。纽马奇回答说：
　　“我不理解，单是输出军用物资，怎么必然会影响汇兑率，不过输出贵金属确实会影响汇兑率。”
　　可见，在这里，他把货币形式的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区分开了。但接着威尔逊问道：
　　(第1935号)“如果您大量输出某种商品，但没有相应的输入”，
　　(威尔逊先生忘记了，英国进行了非常大量的输入，而除了输出“德政”或以前为投资而输出资本以外，从来没有任何相应的输出；无论如何，这不是那种列入通常贸易活动的输入。但这种输入的物品会再用来交换比如说美国产品，至于又把美国产品输出，而没有相应的输入，那末，这丝毫不会改变以下的事实：这种输入品的价值可以被消费掉，而无须有任何等价物的外流。这种输入在没有相应的输出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因此，它也可以在不列入贸易差额的情况下被消费掉。)
　　“这样，您就无须偿还由于输入而欠下的外债。”
　　(但是，如果您例如通过国外信贷，已经事先对这种输入进行了支付，那也就不会因此欠债了，这个问题和国际差额根本无关；问题在于生产的支出还是非生产的支出，而不管这样消费的产品是本国的产品还是外国的产品。)
　　“于是您必然会通过这种交易影响汇兑率，这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因为您的输出没有相应的输入，所以没有外债要偿还。——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正确的。”
　　威尔逊的说法就在于，凡是没有相应输入的输出，同时都是没有相应输出的输入，因为有外国的即进口的商品参加出口商品的生产。这里是假定，每一种这样的输出，都是以未支付的输入为基础的，或者都会产生未支付的输入，——因而产生外债。这个假定是错误的，即使把下述两种情况撇开不说：1．英国有各种不支付任何等价物的、无偿的输入；例如从印度输入的一部分物品就是这样。英国可以用这些输入品交换美国的输入品，并且在没有相应输入的情况下把后者输出；无论如何，就价值方面来说，英国输出的都不过是它白白得到的东西。2．英国可能已对形成追加资本的输入品，例如美国的输入品进行了支付；如果英国把它们非生产地消费掉，例如作为军用物资，那就不会形成对美国的债务，也不会影响对美国的汇兑率。纽马奇在第1934号和1935号是自相矛盾的，而关于这一点，伍德在第1938号提出的问题中已经指出了：
　　“如果制造那些我们用以输出而没有相应的回流的物品＜军事开支＞所使用的商品中，没有任何部分是从这些物品所输往的国家来的，这又怎么会影响对这个国家的汇兑率呢？假定和土耳其的贸易处于通常的平衡状态，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汇兑率，又怎么会因为向克里木输出军用物资而受到影响呢？”
　　在这里，纽马奇失去了冷静；他忘记了，他在第1934号已正确地回答了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且说：
　　“在我看来，我们已谈完了实际的问题，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高深的形而上学的讨论的领域。”
　　{威尔逊对于他的主张———资本每一次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而不管这种转移是以贵金属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进行的，汇兑率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另一种解释。威尔逊当然知道，影响汇兑率的是利息率，特别是与互相的汇兑率有关的那两个国家之间的现行利息率的比例。如果他能证明，资本的过剩，首先是各种商品(包括贵金属在内)的过剩，也对利息率的决定发生影响，他就向他的目标接近了一步；要是这样，这个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向另一个国家的转移，就必然会在两国按相反的方向改变利息率，而这样一来，也就间接地改变两国之间的汇兑率。——弗·恩·}
　　他在当时由他编辑的《经济学家》(1847年第574页)上写道：

　　“很清楚，各种商品(包括贵金属在内)的大量储存所表示的资本过剩，不仅必然引起一般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且必然引起作为资本的使用报酬的利息率的下降(1)。如果我们手里的存货足以在今后二年内供应本国，那末，和存货刚够供应两个月相比，我们就能按低得多的利息率，获得对这些商品的在一定期间的支配权(2)。一切货币借贷，不论以什么形式进行，都不过是商品支配权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移。因此，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必然低，商品不足，货币利息就必然高(3)。如果商品较富裕，和买者的人数相比，卖者的人数就会增加；并且按照商品量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程度，必然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保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在这种情况下，和有把握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把全部存货出售的时候不同，商品所有者会按较低的条件，用延期付款或赊卖的办法出售商品(4)。”
　　关于第(1)点，必须指出，贵金属可以在生产缩减的同时大量流入。危机过去以后那个时期的情况，就总是这样。在下一阶段，贵金属也可以从主要生产贵金属的国家流入；其他商品的输入，在这个时期通常由输出来平衡。在这两个阶段内，利息率是低的，并且只是慢慢地提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了。这种低利息率，没有“各种商品的大量储存”的任何影响，也到处可以得到说明。而这种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例如，棉花的价格低廉，使纺纱业者等等有可能获得高利润。可是利息率为什么低呢？当然不是因为用借入的资本能够获得的利润高。而只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没有按这个利润增长的比例增长；就是说，只是因为借贷资本具有不同于产业资本的运动。《经济学家》所要证明的事情却正好相反：它要证明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是一致的。
　　关于第(2)点，如果我们退一步说这个荒谬的假定——有供应今后两年需要的存货——还有某种意义，那末，这个论点就是以商品市场发生过剩为前提的。这样就会引起价格下降。现在为一包棉花支付的货币比以前少了。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购买一包棉花所需的货币可以更便宜地弄到。这要看货币市场的状况。如果货币可以更便宜地弄到，那也只是因为商业信用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它对于银行信用的需要比平常少。充斥市场的商品，或是生活资料，或是生产资料。二者的价格低廉，都会提高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如果不是因为产业资本的充裕和对贷款的需求互相对立(不是互相一致)，那价格低廉为什么会减低利息呢？情况是这样，商人和产业家能够更容易地彼此提供信用；因为商业信用易于获得，所以产业家和商人都只需要较少的银行信用；因此，利息率可以降低。这个低利息率和贵金属的流入无关，虽然这两种现象可以并行，而且造成输入品价格低廉的原因，也可以造成输入的贵金属的过剩。如果进口市场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剩，这会证明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已经减少。这种需求的减少，在价格低廉时，只能解释成是国内工业生产缩减的结果；不过，这种缩减在价格低廉的输入过多时，又是不能解释的。这些荒谬的东西，无非是为了证明，价格的下降等于利息的下降。二者可以同时并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只是表现产业资本运动方向和借贷货币资本运动方向的对立，而不是表现二者方向的一致。
　　关于第(3)点，为什么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会低这个问题，即使有了这种进一步的说明，也还是难于理解。如果商品便宜，为了购买一定量商品，我需要比如说1000镑，而不是以前的2000镑。但也许现在我花了2000镑，用来购买比以前多一倍的商品，并且通过也许我必须借来的同量资本的预付，来扩大我的营业。现在我和以前一样，购买2000镑的商品。因此，即使我对商品市场的需求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增加，我对货币市场的需求仍然不变。但如果对商品市场的需求减少，就是说，如果生产不是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扩大，——而这和《经济学家》所谈的全部规律相矛盾，——那末，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就会减少，虽然利润会增加。但这种利润的增加，会引起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并且，商品价格的低廉，可以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需求不足。这时，利息率低，是由于生产萎缩，而不是由于商品便宜，商品便宜只是生产萎缩的表现。或是因为供给大大超过需求。这可以是由于市场商品过剩等等造成的，而市场商品过剩会导致危机，并在危机时期和高利息率结合在一起。或是因为商品价值已经下降，以致同样的需求可以按较低的价格得到满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利息率为什么会下降呢？是因为利润增加了吗？如果因为现在获得同量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所需要的货币资本比较少，那末，这只是证明，利润和利息互成反比。因此，在任何场合，《经济学家》的一般论点都是错误的。商品的货币价格低和利息率低，不是必然连在一起的。否则，在产品的货币价格最低的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利息率也应该最低；而在农产品的货币价格最高的那些最富有的国家，利息率也应该最高。《经济学家》一般地说也承认，如果货币的价值下降，这就不会影响利息率。100镑仍然带来105镑；如果100镑所值较少，5镑利息所值也较少。这个比率不受原来金额增值或贬值的影响。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一定量的商品等于一定额的货币。如果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提高了，它就等于一个较大的货币额；如果它的价值下降了，结果也就相反。如果它＝2000，5%就＝100；如果它＝1000，5%就＝50。但是这丝毫不会改变利息率。在这里只有一点是对的：既然购买同量商品以前只需要1000镑，现在需要2000镑，因此需要更多的贷款。但这一点在这里不过表明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因为利润随着不变资本要素和可变资本要素的便宜而增长，而利息则随着下降。不过，相反的情形也能发生，并且经常发生。例如，棉花可以因为对棉纱和棉布没有需求而变得便宜；它也可以因为棉纺织业的大量利润对棉花产生大量需求而相对变得昂贵。另一方面，产业家的利润又可以正好因为棉花的价格低廉而提高。哈伯德的统计表证明，利息率和商品价格各自进行着完全独立的运动；而利息率的运动同金属贮藏和汇兑率的运动却正好是互相适应的。《经济学家》写道：
　　“因此，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必然低。”
　　但在危机时期情况正好相反；商品过剩，不能转化为货币，因此利息率高。在周期的另一个阶段，对商品的需求大，因此回流迅速，但同时商品价格提高，而由于回流迅速，利息率较低。“它们＜商品＞不足，货币利息就必然高”。但是，在危机以后的松弛时期情况又正好相反。商品不足，——绝对地说，不是同需求相对来说——，而利息率是低的。
　　关于第(4)点。在市场商品过剩时，和现有存货预期可以迅速卖完时相比，商品所有者——如果他能出售——将廉价抛售商品，这是十分明显的。但利息率为什么会因此下降，却不是很清楚的。
　　如果市场上进口商品过剩，利息率可能提高，因为所有者不愿把商品倾销到市场上，而对借贷资本有更大的需求。但利息率也可能下降，因为商业信用活跃，对银行信用的需求就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
　　《经济学家》提到利息率的提高和货币市场所受的其他压力对1847年汇兑率的迅速影响。但是不要忘记，尽管汇兑率有了转变，一直到4月底，金还是继续外流；只是到5月初，才有转变。
　　1847年1月1日，银行的金属贮藏为15066691镑；利息率为3 1/2％；三个月期的汇兑率，对巴黎为25.75；对汉堡为13.10；对阿姆斯特丹为12.3 1/4。3月5日，金属贮藏减少到11595535镑；贴现率提高到4％；汇兑率对巴黎跌到25.67 1/2，对汉堡跌到13.9 1/4，对阿姆斯特丹跌到12.2 1/2。金继续外流。见下表：(略)
　　1847年，英国输出的贵金属总额为8602597镑。其中：
　　向美国输出……………………………………3226411镑
　　向法国输出……………………………………2479892镑
　　向汉萨各城市输出……………………………95878l镑
　　向荷兰输出……………………………………247743镑
　　尽管3月底汇兑率有了转变，金的外流还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也许是流向美国。
　　{《经济学家》1847年第954页中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利息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迫，在纠正不利的汇兑率，并使金的流动发生转向方面起了多么迅速和显著的作用，结果金又流回英国。这种作用的发生，和支付差额完全无关。较高的利息率，使英国和外国的有价证券价格跌落，并由此造成了外国人大量购买有价证券的局面。这种情况增加了由英国开出的汇票的金额。但是另一方面，在利息率高时，获得货币非常困难，以致在汇票金额增大时，对这种汇票的需求却减少了。由于同样原因，对外国商品的定单取消了，英国人在外国有价证券上的投资实现了，货币又被送回英国进行投资。于是，例如在5月10日的《里约热内卢物价通报》上，我们看到：{对英国的}汇兑率发生了新的跌落，这主要是因为英国人大量出售{巴西}公债所得的金额的汇寄对市场形成了压力而引起的。英国利息率极低时投在外国各种有价证券上的英国资本，因此会在利息率提高时重新流回。”
　　英国的贸易差额
　　单是印度就要为“德政”，为英国资本的利息和股息等等，向英国支付约500万镑的贡赋，这里还不包括每年寄回的汇款，其中部分是官吏积蓄的薪俸，部分是英国商人为在英国投资而寄回的一部分利润。每个英国殖民地，都由于同样的原因，不断地寄回大量汇款。澳大利亚、西印度、加拿大等处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用英国资本设立的，股息也必须付给英国。英国还拥有许多外国的国债券，即欧洲的、北美洲的和南美洲的国债券，从中都有利息可得。此外，英国还参与外国铁路、运河、矿山等事业，也有相应的股息。而所有这些项目的汇款，几乎完全是以超过英国输出额的产品的形式得到的。另一方面，因外国人持有英国有价证券和英国人居留国外需要消费而从英国流到国外的金额，对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
　　当问题只限于贸易差额和汇兑率时，它“在任何一定的时候，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通常……英国对它的输出品提供长期的信用，而对输入品则用现金来支付。有的时候，这种习惯上的区别对汇兑率发生重大的影响。在我国输出大大增加时，如1850年，英国的投资就持续地增加……这样，1849年出口商品得到的款项，可能到1850年才汇回来。但是如果1850年的输出额超过1849年的输出额600万镑，实际的结果就必然是，这一年流出国外的货币比同年流回的要多；并且也就是以这种方式对汇兑率和利息率发生影响。但是，当我们的营业在危机中受到挫折，我们的输出大为减少时，因前几年输出较多而得到的到期汇款，就会大大超过我们输入物品的价值；汇兑率相应地变得对我们有利，资本迅速地在国内积累起来，利息率下降”(《经济学家》1851年1月11日)。
　　外汇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变化：
　　1．一时的支付差额。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支出，如战时的支出等等，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
　　2．一国货币的贬值。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在这里汇兑率的变化纯粹是名义上的。如果现在1镑只代表从前代表的货币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会算作25法郎，而只算作12.5法郎了。
　　3．如果一国用银，一国用金作“货币”，那末，在谈到这两国之间的汇兑率时，这种汇兑率就取决于这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显然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例如1850年的汇兑率就是这样：它对英国来说是不利的，虽然那时英国的输出大大增加了。不过当时并没有发生金的外流。这是银价值和金价值相比突然提高的结果。(见《经济学家》1850年11月30日)
　　1英镑的汇兑率平价，对巴黎为25法郎20生丁；对汉堡为13银行马克10 1/2先令；对阿姆斯特丹为11佛罗伦97分。只要对巴黎的汇兑率超过25.20，它就会相应地有利于对法国欠债的英国人，或有利于购买法国商品的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英国人都可以用较少的英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那些遥远的不易获得贵金属的国家来说，如果汇票短缺，不够应付汇回英国的汇款，那末，自然的结果就是提高各种通常向英国输出的产品的价格，因为对这些用来代替汇票送往英国的产品，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在印度，情况往往就是这样。
　　当英国货币大量过剩，利息率低落，有价证券的价格提高时，不利的汇兑率，甚至金的外流就可能发生。
　　在1848年，英国从印度得到了大量的银，因为可靠的汇票不多，而普通的汇票由于1847年的危机和印度商业的大失信用而不受欢迎。这全部的银刚到英国，就流向大陆去了，在那里，革命到处引起贮藏货币的现象。这些银在1850年大部分又流回印度，因为当时汇兑率的状况，使这种做法有利。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