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认真画这幅“英格兰”时，我反而不知怎么落笔好了。宇宙果真永是阴阳两面，战争又具有放大作用。我知道在游览上我遭受着不少可憾的损失。但十二个月来，我观看着善与恶、忧与喜的交流，少年的激奋，中年的镇定，一个民族的灵魂各面，如走马灯般晃着，如怒潮般澎湃着。你问我英国好吗？伟大吗？不好吗？我答不出。这没有军舰吨数来得省事。而且，这是怎样一个时代！一颗炸弹丢下来，十二世纪名教堂钟楼顶上的天马坠了地，一辆汽车可震上了屋顶。这是九月二十五日的事。一个叫约翰·雅各布的男子盼着入伍，可是投效无门。他有个糊里糊涂的母亲，糊涂到出生后把他登记为女性。妇人当时不过一时疏忽，但她不久即下了黄泉，如今这遗孤找不到谁作证人，来改回原来的记录。一个裁缝店老板被主顾控告，但他制成的那件值十三基尼的衣服确实埋在炸毁的店里了。法院判主顾手工钱照付。过两天，那原告要求缓付，因为他的家也给炸成了废墟。
　　这是什么时代？这是英雄的时代。一座平民住宅眼看倒下来。十个壮汉用胳膊硬托住了三层楼。让救护队在瓦砾中扶老抱少。一个戏班子巡行了二千五百哩，为军队作义务表演，回程汽车周围落着炸弹，演员们在车里洗着脸上的油彩。空袭既制止不了生育，产婆也戴起钢盔。第一批就是两万顶，一个绰号叫老爹的义勇救护员，上次大战中他是炮兵，可是全须全尾儿由法国凯旋而归。这回他反而丢了只眼睛，是右眼，为了救他的邻舍。英雄不止属于七十高龄的老翁，某城防空壕里，就有一个四岁的管理员。
　　但这个时代还有另外的一面。征兵法案在英国刚一提出，婚姻登记所门前就挤得人山人海。两百八十二个男子想要速成为“已婚人”，以免被军役抽出。这是全民总动员的时代。苏格兰某城市议会有人提议，既然瞎子耳朵特别灵，不能任他们在战争中游手好闲。正好利用他们那敏捷官能监听来袭的敌机。孩子也不得光玩，他们既爱在林间打手棒，东岸某城的战时农业委员会就组织了一个“铲除麻雀团”，农家按只付酬金。北英国的树丛里常满地滚着无人收捡的羊毛。孩子们每捡十五磅，即获一份饽饽钱，毛织业也就多一把原料。全国三分之二的理发匠不久就应征入伍，现有的理发匠正在把手艺传授给各自的媳妇，大批女理发师即将出现。妇女在这战争中，除了维持家小，还做着一切男人能做的事。地道车站的脚0 ，军用车的司机，以至驾飞机，开高射炮。一个牙医生的太太，婚前在伦敦剧坛上颇享有盛誉。市议会出示征求开垃圾车的司机，专收废铁、碎骨或烂纸。她应征了。谁都忙。坐落英国中部森林区的一个大修道院，有修士六十名。地方偏僻得警报达不到，修士们日夜在塔顶轮流守望敌机的来临。什么都忙。连威尔士靠近海岸的一条小河也忙起来。数十年来，除了春天的柳絮，秋天的枯叶外，连个玩具都没航过的小河，警察忽然在河畔贴起一张告示：“此河今后严禁航船，违者重罚。”

　　英国人是个好幽默的民族。在危机中，他们喜欢用幽默来表现镇静、沉着。《泰晤士报》上有读者提议说，上届大战，法境战壕上种的是红罂粟、白菊花，本届他主张马奇诺应遍种玫瑰，以示杀敌不忘自然美。六月二十三日，即法国投降那个晚上，无线电广播完这可怕的新闻，由作家约·勃·普利斯特列作时评。他劈头就说：“昨天我看了个电影。”敦刻尔克撤退那晚，他追忆起他曾乘过的一条小白船。新闻部发言人哈立德·尼科尔森向全国广播征捐书籍，以备军队阅读时说：“未来的冬天，军营中势必无聊，枯燥得可怕。”在战火蔓延中，人们还有着闲情逸致。屋顶为炸弹揭开，屋主说：“这下子谜底揭开了，原来冬天苍蝇藏在那儿。”一个停车的空场落了个炸弹，炸出了个大坑。次晨，有人把碎砖排齐，坑缘上栽了几棵绣球花，旁题“戈林花园”。闲情不难寻。昨天威尔士朋友来信描写巴茂港的初秋，我们曾共看日落潮涨的山头。新近《泰晤士报》上还登了某贵族征求猎伴的新闻。就在纳粹对伦敦狂轰猛炸之际，女钢琴家缪拉·海斯等一批英国音乐家在市中心的国家艺术馆举办起一种“午餐时间音乐会”，入场券只一个先令。大家一边嚼着夹肉面包皮皮，一边站在那里（没有座位）听三重或四重奏的室内乐。我也是经常参加的一个。其实，外面炸弹与高射炮的“交响乐”音量太大了，与其说是去听音乐，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示威运动。

　　太子剧院前，一个耳聋的街头卖艺人为门前排队买票的观客们演奏。警报鸣了，人们四散了，聋子还低首用帽子讨钱。一抬头，人不见了。他丧气地说：“嘿，票卖得可真快呀！”自从陆军部宣布军官禁挂腰刀后，七十六高龄的瓦铁尔先生，英国仅存的制刀剑匠人，也将发生面包皮皮问题。在战争中，你永不知道什么将告缺乏。不久，价值三十五先令以上的结婚戒指将由市上消失了。战时的戒指是划一的，越小，新夫妇越算爱国。但今天又发现缺一样东西，生理试验室里用的蛙大告恐慌。曼彻斯特大学动物学系主任说：对医学生，蛙的用处至广，最宜于研究心脏、肌肉、神经的构造。每年英国医学校的解剖室至少需要十五万只。去冬奇寒，冻死若干只。如今大陆（法、比）来源又断，医学势必受一大打击。
　　这是什么时代？这是慷慨解囊的时代。伯明翰出了一个古怪善人，他沿着几条穷巷按户往信箱里投金镑票，一镑的，十先令的，分别用橡皮筋缠起。在吉姆街、阿思顿街共投了一百二十三镑，在白灵顿社会服务所投了一百十六镑，圣马丁教堂五十六镑。直到今天，没有人能查出这位善人的真名实姓。莱斯特一个老樵夫，每周未把工资中省出的十先令交给红十字会，不等人造问姓氏，抹头就跑。一个伤感的老太婆，一九一八年为了庆祝停战协定，买了一瓶香摈酒。二十多年来她不忍碰那瓶塞，因为瓶上印着：“此酒担保确为大战时在法国兰斯酒窖中所酿，地距德战壕仅一哩。”如今，这瓶宝贝酒她捐给第二次大战的红十字会拍卖了。在这个时代，不但人与人之间有着温暖，人对畜生的爱怜也倍于往常。一个农夫硬要领着一匹栗色牡马进防空壕，警察和纠察员不准，这农夫哀求着：“它曾经是一匹好马，我起誓它是。它见过大场面。”人们围上来。警察更坚决了。这农夫的大粒热泪落了下来：“你们多不讲理，它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呀！”还有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婆，坚持要住在东伦敦炸毁的残屋。楼顶透了天，窗户揭了盖。但她是百多只无家可归的猫儿们的寄母。同她一样，这些猫也留恋着它们成天爬的台阶，攀的屋角，它们熟悉这条街的鼠洞。老太婆每晚特地生起火来，喂完了它们，就带它们烤火。一只只猫舐着周身瓦石的碎碴，望着火焰喵喵叫。遇有警报，她照例躲到楼梯下面，她还有大批客人们也跟了来──它们是五六十只无家可归的灰鸽。它们的家原在教堂，但教堂也一样化为废墟。

　　对于同类，对于小畜生，人尚且变得如此仁慈，至亲的骨肉，恩爱的男女，自更要加重一分。多少母亲在轰炸下，把身子覆在她们儿女身上，情愿代为受难。在人岛拘留中的德、意籍侨民，每月一次准许会见囚在女拘留所的妻子。一个礼拜前，在做苦工之余，一个个便都采起野花来，预备在那甜美的一刹那奉献给自己心爱的人。前天泰晤士河里飘着一具男尸。捞上时发现他那肿胀的背上刺着“我爱娜拉”字样，和一颗用锁链缠起的心。
　　但这个社会也有冷酷的一面。被炸出的房客正0徨在冷清街头，房东还拉长了脸催付房租。爱丁堡一个印刷局老板，因为巨厦里收容了三对难童难母，竟起诉说有碍他独居的自由。而《法学杂志》警告塔桥一个仗义扶贫的地方法官说：“只要合同未满期，无论房子全毁或半毁，房客须照付全租。如系每周合同，自可于周未退租。法律与人情绝不能混为一谈。”
　　我不是说过吗，这是个矛盾的时代，你有什么话可说！比方，下面这案子你怎么判：去年开战前夕，三条德国船载了值一千万镑的英国货。货在伦敦保了险。三条船在海上被英海军包皮皮围，自动沉了两艘，第三条逃回德国，保险商究竟应否负赔偿责任？这案子到一年以后的今日还未判决。案子明显到双方都不须证人，单由法官耗费唇舌。这案子的辩驳书已积逾五十万言。在罗马，古时用来囚基督教徒（令与狮搏）的土牢，如今是法西斯意大利的防空洞了。希腊被侵前，英、美考古学者刚发掘出一批古希腊文化的遗迹。战争爆发，考古老头儿们又赶快把发掘出的玩艺儿埋回土里去了。
　　一九四0年十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