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疑古玄同先生
　　疑古玄同先生在《新青年》上著论，以为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枪毙的了，那时胡适之先生同他订约，说“到你四十岁生日，我将赠你一首新诗，题曰手枪。”
　　这件事，在爱讲故事的人看来，可以借端引出另一件故事。
　　革命未成以先，蔡孑民先生有一位老朋友薛朗轩先生，他和蔡先生打赌：“革命是一定不会成功的；如果成功，我情愿输给你一个头。”民国初元，蔡先生辞官回籍，薛先生战战兢兢的同他谈了几句天，出去便告人说，“真险呀！蔡先生说‘旧事我们不必重提了’，这明明是向我索头的意思！”
　　胡先生的《手枪》诗未必能打死钱先生。但是钱先生到四十岁而竟不自枪毙，显与他前数年的主张矛盾了。胡先生乃用“以子之枪，贺子之生”的办法，只要钱先生不像薛先生一样，把赠诗认为“这明明是向我索命的意思”，那么这个办法倒是有些幽默的。
　　上面我说了这许多“钱先生”，论理应该向疑古玄同先生道歉，因为他早在《废话的废话》里宣告，他已经不姓钱了。
　　我们也可以说，钱先生虽尚未到不惑之年，却已自己执行了枪毙，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呱呱堕地的疑古玄同先生，而没有常被人误认为姓田的钱玄同先生了。
　　——虽然疑古先生也说，如果有些“吃方肉”的先生们硬要派他姓钱，他也自然没法；所以他说“疑古玄同”是学问的，艺术的，趣味的，而“钱玄同”是“方肉的”。
　　随着疑古玄同先生的呱呱堕地而来，仿佛怡红公子之有通灵玉似的，疑古先生有他的一项新主张，就是“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自然，他有新主张只要主张着好了，断不会自定这样的标语的。我应该附带声明：也和胡先生赠他手枪诗一样，这标语是沉尹默先生给他的赠品。
　　疑古先生有许多主张为新少年们所不易了解的，例如对于阴阳历的问题和对于满清与民国的问题。新少年们是这样想：阳历，不成问题，是民国的正朔，阴历却渐渐就要被忘却了；民国，自然刻刻有危险，但那是外来的暴力，内部的复辟之类大抵是不曾发生的了，即使发生也是顷刻之间可以平定的了。而疑古先生是亲见旧思想之猖獗和新民国之缔造的人，所以阳历元旦一定要贺年，对于遗老一定要称民国为我朝，这种行动固然可给旧人物以许多不快，而在新少年看了却反要惊异的。同样，他在公园里散步，如果一看而知大体都是现代人，那便照常的散步就是了，如果忽然来一个弯腰曲背的，而又自以为对维持纲常名教的责任的老年人，那他非立刻挺胸突肚，开正步走，以表示其为新民国的少年不可。他如果真是新民国的少年，对于这种旧事物，旧思想，旧制度，一定都忽略过了，而疑古先生却比什么人都看得清楚，一方面可以见他究竟还是旧时代末梢的人物，一方面也可以见他更是新时代缔造的急先锋了。
　　疑古先生所致力的学问是再专门不过的，与人生日用可以说是绝少关系，但在这学问中也要表示他那极端的思想。他在最近的将来，大抵要发表他研究龟甲与钟鼎的结果了，但他已经说过，那本书用白话做是不消说，但一定是排印的，洋纸的，横行的，毛边的，而且由他那新近所主张的杂糅的文体，——就是文言也要，白话也要，外国文也要，典丽的字眼也要，秽亵的字眼也要，总而言之是他所谓“粤若稽古王八蛋，奉天承运放狗屁”的文体的。还有，他的藏书中，如有宋元明版书，或清朝精印的善本书，一定打上一个橡皮图章，刻着俗不可耐的“玄同”两个字，而考古学家马叔平教授所刻的图章一定打在洋装的新书上；对于后者，他说，好图章应该打在好书上，对于前者，他却说，用现代人通用的橡皮图章打在古书上是表示他看得起古书的意思。
　　他时时刻刻防备旧势力的发展，时时刻刻担心新势力之薄弱，所以他的目标几乎完全是对付旧势力的，最先的一步功夫就是把旧训成俗所早经安排妥当了的东西压根儿捣乱，这就完成了沉先生送他的标语“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
　　今天是疑古先生吃粽子的日子，他本来预定在本刊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吃粽子》；不幸他忽然手痛，不能执笔，这个好题目便留给了我，但我拿了好题目却做不出好文章，所以只能“以夫子之粽子还献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