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曹聚仁先生在《自由谈》上论“文人相轻”，引了许多文艺史上的掌故，仿佛“文人相轻”确是“自古而然”的，因此现下的文人也“相轻”似乎是不足为怪了。曹先生的结论，以为“相轻”并不是文坛的恶现象，古今中外的文学是这样才进步了的，只要不是“人身攻击”，是应该有而且必然会有的。这个结论我以为是不能算很妥当的。
　　因为“文人相轻”即使不是“人身攻击”，然究不能说是文坛的好现象。即照曹子桓的说法，“文人相轻”的原因是在“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聚仁先生认这现象可算是一种“批评”，但这种批评的方法究亦不能作为我们的规范的。为什么？因为这种批评的方式在批评学上说是直觉的批评，直觉批评的出发点是主观的感情冲动，这感情冲动的成分是成见，意气，嫉妒，学理的成分往往是极少的，即从曹先生所列举的许多掌故中，几乎没有一条不是直觉批评（要是固然称的上“批评”两字的话）的最好例子。战斗是进步的一种动力，批评是战斗中的一部分，所以一切社会意识形态都是需要批评的，但批评者一定要站在一个社会的立场上，并非是个人任性的“相轻”就可充数的，即所“轻”的确是实实在在，也不过徒见其量狭，于文坛大局是不会有多少帮助的。
　　我们不是常听见人说中国新文坛上还不见产生批评家么？然而“文人相轻”的事实却是我们随手都可拾得一打二打的，要不是我们“故自菲北则呼喊的人将都是无理取闹了！
　　即退一步言，“文人相轻”确是“自古自然”的，然亦不足为现在的我们取法的。夫人类的根性中原有一种嫉妒的气分存在的，这种嫉妒是根源于自我生存，在原始的社会里就是弱肉强食，在进步的社会里则有团体的竞争，胜利者存在而失败者灭亡。不过我们要注意的，这种竞争，是人类文明的结果，原是胜负决定于个人的体力的，到这时已被决于团体之社会基础和历史任务，故个人体力虽强，要是他所属的社会基础是崩溃的，则这人还是要失败的。如章太炎之“轻”梁启超，一者是代表行将崩溃的封建阶级，一者是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到现在胜负已经判明，我们除了骂章太炎一句“开倒车”，我们实在不能再如曹先生所说的“一方面要适合时代的需要，一方面要切切实实的学问”的那种判断的。
　　切切实实的学问岂不要适合时代呼？想曹先生亦将为之失笑了。照这样的“相轻”实是“相争”了，岂可一笔归入“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中乎？在古代的“文人相轻”中是找不出一个这种例子来的。
　　从此，我的结论也就来了，“文人相轻”虽“自古而然”，但因其出发点仅限于自我生存的嫉妒，不足为现代文坛中的范式，我们要的是含有社会价值的“文人相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