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二·九的当儿，我早已离开清华大学了。那时我已写完《科尔沁旗草原》快一年了，不能出版。（我那时左腿正闹着轻微的 Athorthesis，一直到送鲁迅先生的殡都还未好）没有写什么，也没想什么，只盼腿快好，我可以到南方来，我住在我母亲处那个宅子，是个古老的府第，我住在东跨院，和主宅完全隔离，在过去应该是属于一位待字的小姐的起卧处。我每天除了烤电”以外，便坐在葡萄架下的摇椅上，看见叶子繁密了，变黄了，脱落了，一直坐到深夜很晚很晚才睡。
　　朋友自西郊来，说施乐建议，或者抬一口棺材到街里游行，棺材里装满传单，在游行时散放出来！或者……后来北平学生并没有采取那种可悲的示威办法。而雄壮的在街头出现了。第一次的游行，固然像胡适之博士所说，人不算多，秩序还很整齐，言外之意就是游行一次也好，没有什么，算了吧！当时主其事者也没有想到会动员到两千至三千人之多，从这获取了更大的信心。于是就发动了第二次的扩大行动。第一次是猝不及防的，军警都已失去约束能力。而这次（12月16日）在布置上便相当艰苦了，必须守绝对秘密，使他们无从知晓所以决定的日期集合方法，都是秘密的。
　　我参加的是燕京大学的队伍。先一天晚上我便到校里去住了。母亲问我几时回来，我说，“不回来了！”母亲笑一下，没说什么，只说：“烤电不要耽误了，你出门坐车，不要步行！”
　　当天晚上开会的时候，主席说──
　　“当心身畔有没有陌生的人，免得奸细混进来！”大家互相回看着，严肃而又有趣的猜疑一下，一个真正的同学被三个热心家包皮皮围住了，一直盘问到他拿出借书证来为止。我安详的坐在那里，没有人疑惑我，也没人以为我面孔陌生。
　　“我们现在开会连灯光都不敢开亮，怕被外面监视我们的军警看见亮光扑进来！同学们，我们此时的感情是悲愤的，我们惟有用行动来克服这种耻辱。我们决定再来一次扩大游行，明天六时集合，出发！”
　　那里夜里，已有一部先遣部队派到城里去，因为上次燕京清华两校都被关在西直门外，结果城里看不见两校的旗帜。有一位同学临行时，大哭一通，说决定不回来了（后来他果然被捉了去），总之，这次出发是很危险的，因为大家都晓得一定开枪，段祺瑞的血手又要在宋哲元的胳膀上运用一次了。
　　第二天早起有女同学到各楼房去催唤，大家在一楼前面集合。有的带了“围巾”出来，连忙又送回去。因为上次有许多位同学，被追在后面的警察扯住围巾捉去了。每人发一个布条作标帜，每人在册子上签了名字。
　　不知怎样我成了第二队队长，我想我并非本校同学，不大好，便作了个小队长。不过那位第二队队长很沉默，动作也很迟缓，所以后来第二队的事，都是由我来号召的。攻入西直门之后，我一直没见着他。大队共分三队，第一队队长是个女的，号召能力很坚强。出校门时四个人挽起，向前冲，军警用扇面形式包皮皮围我们，一则他们人少，二则以为我们无论如何进不去城，所以也没十分阻挡。一个面部带点稍稍困惑的表情的女同学，当时晕倒了；有两位女同学，跑过来，踌躇了一下，便决定留下来看护她。沿途居民都还没醒来，有的披衣起来观望，同学把传单散给他们。到了西直门，门关得紧紧的。有人想爬城，爬是可以爬上去的，但不能大家都进去。留下来讨论，一面对警察散传单，讲演。清华同学也来人这时已有一千四百人的光景，于是大家决定到阜城门，因为据说××学校三百人已经爬城进去了。到了阜城门也不成。于是转到西便门，这时我们已走了三十里路了。西便门上边的守兵，便向下边丢石子、砖头、瓦块。大家喊：“欢迎抗日的廿九军参加我们的队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果然就不打了。西便门上有铁片包皮皮着，中间是一个大铁闩，用铁锁锁牢，下边立一个二尺高的石挡石。大家便来推门。

　　推不开，有几个同学力气也使光了。我想，这样不太好，便让大家分拨来推，一批四十人喊：“一、二、三、四！”推！一、二、三，都是一小推，到“四”算是一大堆。这些人力尽声嘶了，再由另外一批来接着推！里边不晓得有带刀的兵没有。大家只想推最前一排，有几个人向我身上推，我是在两扇门的夹缝那里，眼睛看见那铁闩在屹然不动，不过嘴上却喊：“就要开了，就要开了，铁闩快断了！”人的力量越来越猛，身子便被一推一迭撞在门板上：有人喊我，他们认出了是我，是从前的同学，有一个眼里充满了泪，喘着气，对我说：“前边这排都是东北人，我们都加入冲锋队来的！我……”后边的力量把我们重新掷在门上。他是清华的。门的波动加大了，“就要开了，铁闩快断了!”忽然嘎地一声，铁闩就断了，于是人们便蜂拥过去。把队伍整理一下，向彰仪门进发。这时口号就喊得更响了。宋哲元此时已接到报告，不晓得那时他脉搏的次数跳得如何。以前清华的同学到喜峰口去。给他们修公路，抬伤兵，慰劳。现在是面对面的站在两个极端了。
　　在彰仪门大街那里，前边有大队警察堵截我们，街上满是打折了的棍棒，石块，砖头，密如星罗。显然先前已经混战过了。这次他们带了更多的皮鞭，铁锹（举起打头部），大刀，棍棒，竹竿子，枪把子，水龙，赶来了。同学们如在对付一群疯狗，或是逸笼的野兽，没有一个人向后跑，一声冲，大家冲上前去了。他们便把棍棒竹竿皮鞭齐下，大家就在地上拾起砖头回掷他们。有两个不相识的女同学苍白着脸，把手挽在我的胳膀上，我便丢了手中的石块。拉着她们向前跑。冲过三道防线，警察完全失了效用，有一个警察被大家打在地上，一个同学拿起石块便向他头上砍。我说：“不要打死他，让他去吧！”同学便把他的帽子抓起来，丢在一家砖墙里去，用脚在他身上乱踢。到了师大附中，同学们因为被软禁在里面不能出来，便从铁门里拿棍棒给我们，我们如虎添翼。前边有一队警察一露头，我们喊一声：“追！”他们便跑走了。有一个从前和我同班的女同学，头带着小红帽子也跑来跑去，脚下的半高跟鞋很妨碍了她。这时听说北大的同学在城里被打伤的很多，他们把水管夺过来，对警察身上射。中学的小女同学尤其奋勇，亲手夺水龙。

　　大队到了前门我们已经会合了辅仁，平大，北大一部……各校都全了。城门已闭。在东交民巷那边有半边开着，半个门洞里提枪的很多。先是双方商议着和平的进城去。只一刻钟，和平便绝望了。他们大队开来堵住那里。里边还有军队在演操示威。
　　一位大个子队长，出面交涉。这时外国记者云集了来拍照。大家不散去，要求和里面的取得联络。那位队长，非常老练，态度很沉着。忽然站在“派出所”石阶上的保安队，两三个壮汉，好象午觉刚睡醒，上身只穿白小褂，脖领也没结，拿出枪来，“你们退不退！”没有人理他。只有一个燕京同学，质问他为什么不穿军服，“你看你哪像军人样吗？脖领也不结上？”“你们退不退？不退开枪了！”燕京的队伍站在最前面，第一枪便开了。大家很有秩序的向后一退，并没逃。四边铺子便连忙关门，有的人向里边跑，有的开了门放进去，有的便拒纳。我蹲在一个二尺半高的四寸宽的水门汀的石柱那儿向前看，听见枪不响，大家又集合起来。有人说谁受伤了，谁不见了，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
　　在这之前，大家召开市民大会，决定八个议决案，反对领土分割，政治分割。由一个穿青衣服的同学主席，他态度很从容，处理得有条不紊，声音很清楚。当时的《北平时报》的记载，我还保有，可惜不在手边，我希望炮火不会寻找到他。
　　这时那穿披风的保安大队长，便说，为避免摩擦起见，顶好在宣武门进城。于是大队便向宣武门移动。这是个骗局。前边燕京清华走到西河沿，便发觉后方被他们切断，于是便掉转头来更新衔接一起。而到达宣武门时，门里北大的同学的喊声我们都可以听见。只是比前门还难得打入，这时骗局才完全被证实。听见城内悲壮的声音，心灵仿佛受了一种磁石的吸引，两颗硕大无朋的心脏在凶狂的鼓动的时候，中间只隔一道铁板──宣武门！何况门上还有同学向下面报告：“只要你们进来，就成了！““他把我们同学打伤了六七十，捉去了三十！”“你们必得把城门打开！”于是便有清华的那位女英雄，爬过城门去，从城门下爬过去的，到里边好把门栓拉开，那天她穿一个皮短衣，工人裤，像个不大健康的男孩子似的爬了过去。那边正好有警察等待着她，捉住了她。

　　天渐渐黑下来了，有人去吃一点东西，喝一点茶。因为从早起出来，连一滴水也未入口。我的腿明天必须“烤电”了。有一位东北同学，个子不大，急躁的跳过来，对每个吃东西的人，大闹起来，“你们还想吃东西，喝茶，你们还有心肠吗！”有的便不吃了，退回队伍来。我觉得那杯茶并不妨碍我们的示威，我仍坐下来喝完它。他便对我咆哮起来。我说；“你喝口茶再来嚷，你声音可以提高些！”他一气跑走了。
　　这位唐·吉诃德的悲愤是完全失败了。有许多救亡团体或慈善团体或者同情中国的外国朋友都送面包皮皮来了。也有人去吃面去了。不过还有人不想吃，我因为肚子被悲愤装满，也没吃。
　　天已黑下来，清华，燕京同学决定回校去。但是有一部分过于热情的同学，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同学，他们不走，一定等到非把宣武门冲破了不可。他们决定露宿在那里。有些女同学，临时在前门外开旅馆去住。街上便黑压压坐了满街人，他们准备在这里度过这漫漫长夜。
　　在十时左右，在夜的寒风里有计划的军警便伺伏在四边了，他们把铁栅栏拉住，先断绝逃走的路。于是将街灯熄灭，木棍、大刀、皮带、从各方面纷逼而来。有人逃到角落里蹲伏了，皮带大刀赶着打，有人失去了鼻子，皮带大刀赶着打。在夜里二时，附近的居民还听见惨烈的呼声！宋哲元想将人类的憎恨种到痉挛的血肉里去，这一点他是成功了，他将憎恨和认识栽种在青年的心中。……
　　从此便继续着游击战术和乡镇宣传，将燎原的火种推广到乡区里去，交给它真正的主人。
　　一二·九运动是反对中国领土分割的运动，是号召全民族对日抗战的很好的开端。一二·九的行动者比五·四时代要更富于政治性和行动姓。将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的因果关联起来，再来认识由芦沟桥到八·一三的抗战，则这一运动在中华民族对于自己命运的认识上有着决定的意义。
　　我没有烤完电便蹩着脚到南方来了，那不是我母亲所希望的，但她也并不愿我静待什么可耻的黑手的擒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