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五日星期日至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国安局宪法保障组负责人托斯登·艾柯林特警司缓缓转动着手上那杯红酒，一面仔细聆听米尔顿安保总裁说话。阿曼斯基毫无预兆地来电，并坚持邀请他星期六到他利丁粤的住处用晚餐。他妻子蕾娃准备了美味的炖菜，他们吃得很开心，也彼此客客气气地闲聊天。艾柯林特猜不出阿曼斯基有何用意。餐后，蕾娃坐到沙发上看电视，留下他们俩在餐桌旁说话。阿曼斯基这才开始说起莎兰德的事。
　　艾柯林特和阿曼斯基是在十二年前，因某位国会女议员受到死亡恐吓而结识的。当时女议员向党召集人反应此事，国会保安队立刻接获通知，不久也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在当时，贴身护卫组是所有秘密警察单位中预算最低的单位，但国会议员只要公开出现便会全程受到保护。至于下班后则只能自求多福，而这却也是她最可能遭受攻击的时间。于是女议员开始怀疑秘密警察的保护能力。
　　某天晚上当她回到家，发现有人闯入她家在客厅涂写婬言秽语，还有在她床上手婬的痕迹。她随即聘用米尔顿安保负责她的人身安全，却并未将自己的决定通知秘密警察。第二天早上，她按照预定行程要前往泰比某间学校时，政府的保安人员与她的米尔顿保镖起了冲突。
　　那时艾柯林特正是贴身护卫组的代理副组长。他不喜欢看到私人恶霸保镖做政府部门该做的事，却又不得不承认议员有充分的理由抱怨。不过他没有让问题恶化，反而请米尔顿安保总裁吃饭。他们一致认为情况可能比秘密警察所预料的还严重，艾柯林特也了解到阿曼斯基手下的人不仅有做这份工作的技能，而且受到精良的训练，甚至还有更好的装备。最后他们协议让阿曼斯基的人担任保镖，秘密警察则负责犯罪调查与支付酬劳，解决了眼前的问题。
　　这两人发现自己都十分欣赏对方，后续几年当中双方也合作愉快。艾柯林特很尊重阿曼斯基，当他急于请他来吃饭想私下谈谈，他也愿意听。
　　但他没想到阿曼斯基会把一枚点燃的炸弹丢到他腿上。
　　“你是说秘密警察涉入重大犯罪行为？”
　　“不，”阿曼斯基说：“你误会了。我是说秘密警察当中有一些人涉入这种行为。我不认为国安局局长允许他们这样的行为，也不认为有政府的认可。”
　　艾柯林特端详着克里斯特拍的照片，照片上有名男子坐上一辆车牌号码以KAB开头的车。
　　“阿曼斯基……这不是恶作剧吧？”
　　“我倒希望它是。”
　　翌日上午，艾柯林特进入总局的办公室后，仔细地将眼镜擦拭干净。他头发斑白，有一双大耳朵和一张刚毅的脸，只是此时的表情却是困惑多于刚毅。昨天他忧虑了一整夜，不知该如何处理阿曼斯基给他的信息。
　　全是令人不快的想法。在瑞典，(几乎)所有党派都认为秘密警察是不可或缺的组织，但也同时存有戒心，进而无中生有地编造关于他们的阴谋论。丑闻确实不少，尤其是左派激进分子当道、出了一些宪法错误的七十年代。但备受批评的秘密警察在经过五次公开调查后，新的一批公职人员诞生了。他们代表较年轻一派的积极分子，来自国家警察队伍的经济、武器与反诈欺等小组，原本就是调查真正犯罪而非追逐政治幻影的警员。秘密警察已经现代化，特别是宪法保障组也担负起显着的新角色，依政府规定，其任务在于揭发与防范国家的内部安全威胁，即利用暴力、威胁或强迫以图改变我们的政体、影响具有决策力的政治实体或有关单位的决策方向，或是阻止公民行使个人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等等的非法活动。
　　总之，就是扞卫瑞典民主不受真正的或推断的反民主威胁。他们主要担心的是无政府主义与新纳粹主义分子，原因是前者坚持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而后者既然名为纳粹，就定义而言便是民主的敌人。
　　取得法律学位后，艾柯林特成为检察官，后来在二十一年前加入秘密警察行列。他起初在贴身护卫小组，后来进入宪法保障组担任分析师兼主管，最后当上了负责人，总管扞卫瑞典民主的警力。他自认为是民主人士。宪法由国会制定，他有责任保护宪法完好无瑕。
　　瑞典的民主只奠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自由言论的权利。这赋予人民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任何事都可以表达、可以有想法也可以相信。这项权利涵盖所有瑞典公民，从住在森林里的新纳粹疯子到丢石头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人。
　　其他每项基本权利，如组织政府的权利、自由结社的权利等，都只是自由言论权利的实际延伸。民主能否持续就全看这条律法了。
　　所有的民主都有其限制，而自由言论权的限制由媒体自由法规来规范，其中定义了民主的四点约束：无论创作者认为多么具有艺术性，皆不得发行儿童色情作品与描绘某些暴力性行为的作品；不得煽动或劝诱他人犯罪；不得中伤或诽谤他人；不得激起族群仇恨。
　　国会也同样规范了媒体自由，其基准在于就社会面与民主面都可接受的社会限制，也就是构成文明社会框架的社会契约。立法的精髓主张的是没有人有权利骚扰或羞辱其他任何人。
　　既然自由言论权与媒体自由都是法律，就需要某种机关来确保人民守法。在瑞典，这项功能分属于两个机构。
　　第一个是检察总长办公室，负责起诉违反媒体自由法的罪行。艾柯林特对此并不满意。依他之见，检察总长对于那些他认为是直接违反瑞典宪法的罪行，处理态度太过宽松。检察总长则总是回答说民主的原则太重要了，若不是非常紧急，他就不应该插手警告。然而近几年来，他这样的态度也愈来愈受到质疑，尤其在瑞典的赫尔辛基委员会秘书长罗伯·霍德提出报告后更是如此。这份报告检视检察总长数年间缺乏机动性的表现，并声称几乎不可能将任何人以违反族群仇恨法起诉并判刑。
　　第二个机构便是秘密警察局的宪法保障组，艾柯林特警司非常兢兢业业地负起这个责任。他认为这是瑞典警察所能担任的最重要职位，在整个瑞典司法界与警界，无论用什么职位跟他交换他都不愿意。全瑞典可是只有他这个警察可以当政治警察，这任务很棘手，需要莫大的智慧与司法自制力，因为有太多国家的经验显示政治警察部门很轻易就会变成民主的最大威胁。
　　媒体与民众多半都以为宪法保障组的主要功能是追踪纳粹分子与激进的纯素食主义者。这类团体确实会引起宪法保障组的注意，但还有许多组织与现象也属于该单位的管辖范围。举例来说，假如国王或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心里认为议会制度已经过时，应该由独裁体制取代，这位国王或指挥官马上就会被宪法保障组列入观察。再举个例子，假如有一群警察决定扩张法律，以至于侵害到个人受宪法保障的权利，那么宪法保障组就有责任作出反应。若有如此重大案例，检察总长应该也会指挥调查。

　　当然，宪法保障组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只有分析与调查的功能，并无行动作业的权力，因此通常要逮捕纳粹分子，出手的若非正规警员就是秘密警察局内其他部门的人员。
　　艾柯林特对于这样的事态深感不满。几乎每个民主国家都会有某种形式的独立宪法法庭，负责监督权力机关不得任意践踏民主程序。在瑞典，这是检察总长与监督公务员是否渎职的国会监察专员的任务，然而他们也只能实行其他部门转达的建议。如果瑞典有宪法法庭，那么莎兰德的律师便可立即控告瑞典政府剥夺她的宪法权利。接着法庭可以下令调集所有数据，也可以传唤包皮括首相在内的任何人来作证，直到事情解决为止。而以如今的情况，她的律师顶多只能向国会监察专员申诉，但国会监察专员却无权向秘密警察要求提出资料或其他证据。
　　多年来，艾柯林特一直热烈提倡设立宪法法庭。若有这样的法庭，他便能更轻易地对阿曼斯基提供的信息采取行动：只须拟订一份警察报告，将数据呈交法庭，不容阻挡的程序就能随即启动。
　　以目前的情况，艾柯林特并无合法的权力启动初步调查。
　　他塞了一撮无烟香烟到嘴里。
　　如果阿曼斯基的信息正确，就代表当某个瑞典女人遭受一连串重大伤害之际，资深的秘密警察竟视而不见。接下来她的女儿因为一份伪造的诊断报告，被关进精神病院。最后他们还纵容一名前苏联情报员犯下涉及武器、毒品与性交易的罪行。艾柯林特一脸痛苦的表情，他甚至不想去估计这其中发生了多少不法行为，更别提布隆维斯特住处的窃案、莎兰德律师遭袭案，也许还涉及札拉千科命案，对此艾柯林特实在无法相信。
　　事情一团乱，艾柯林特并不希望自己非卷入不可。只不过从阿曼斯基请他吃饭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卷入了。
　　现在该如何处理呢？就事论事的话，答案很简单。假如阿曼斯基所说属实，莎兰德最起码被剥夺了行使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的机会。从宪法的观点，这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政治决策团体的决策方向受到诱导。这也触及了宪法保障组被授予的责任核心。艾柯林特身为警察又得知某犯罪行为，便有义务向检察官报告。但实际上，答案却不这么简单，甚至可以说一点都不简单。
　　莫妮卡·费格劳拉巡官尽管姓氏相当特别，却是在瑞典中部的达拉纳土生土长，她的家族至少从十六世纪古斯塔夫一世时期就住在瑞典。她是个很容易引人注目的女人，有几个原因：她现年三十六岁，蓝眼，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留着短短的、淡金色自然鬈发，不仅吸引人还懂得将自己打扮得更迷人，而且身材健美。
　　青少年时期，她曾是杰出的体操选手，十七岁那年还差一点被选入奥运代表队。后来虽然放弃正统体操运动，却仍持之以恒地每星期上健身房五天。由于太常运动，她体内分泌的脑内啡就像毒品一样，让她一停止运动便痛苦难耐。她会跑步、举重、打网球、练空手道，还曾经十分沉迷于健美，但在几年前已经减缓了这种美化身体的极端手法，当时她可是每天都要举重两小时。不过她依然非常勤于锻炼，身上肌肉极其发达，一些毒舌同事至今仍叫她费格劳拉先生。每当她穿上无袖T恤或夏天洋装，没有人会不去注意她的二头肌与厚实的肩膀。
　　另外她的聪明也令许多男同事胆怯。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二十岁进入警官学校，之后在乌普萨拉警局服务九年，闲暇时候还研读法律。她也修了政治学学位，据说是为了好玩。
　　她离开巡逻勤务成为刑警，可说是乌普萨拉街头治安维护上的一大损失。她首先在暴力犯罪组，后来加入专门打击经济犯罪的单位，二〇〇〇年申请进入乌普萨拉的秘密警察局，二〇〇一年调到斯德哥尔摩。起初从事反间工作，但几乎立刻就被艾柯林特钦点进入宪法保障组。他刚好与费格劳拉的父亲熟识，这几年来一直在留意她的发展。
　　当最后决定必须对阿曼斯基的信息有所行动时，艾柯林特把费格劳拉叫进办公室。她进这个小组还不到三年，也就是说还只是个地道的警员，称不上经验丰富的内勤战士。
　　那天她穿着蓝色紧身牛仔裤，青绿色低跟凉鞋和海蓝色夹克。
　　“费格劳拉，你现在在忙什么？”
　　“我们正在追苏纳那起杂货店抢案。”
　　秘密警察通常不会浪费时间侦查杂货店抢案，而费格劳拉和手下的五名警员是负责政治犯罪案件的，他们最倚重的工具就是和一般警察局报案系统联机的电脑。呈报到瑞典任一警局辖区的报告，几乎都会送到费格劳拉部门的电脑。软件会扫描每份报告，并对三百一十组关键词有所反应，例如黑鬼、平头族、卍字、移民、无政府主义、希特勒举手礼、纳粹、国家民主主义、卖国贼、亲犹太或亲黑鬼等等。只要一出现这样的关键词，报告便会打印出来受到审查。
　　宪法保障组会公布一份年度报告，名为“国家安全的威胁”，根据地方警局接获的报案，提供唯一可靠的政治犯罪数据。在苏纳商店抢案中，电脑对三组关键词起了反应：移民、臂章和黑鬼。有两名头戴面罩的男人持枪抢劫一间移民开的商店，取走了两千七百八十克朗和一条香烟。其中一名抢匪身穿中长外套，戴着一枚瑞典国旗臂章，另一人对着店主数次高喊“去你妈的黑鬼”，并强迫他躺在地上。
　　这样便足以促使费格劳拉的团队展开初步调查，查询抢匪是否与韦姆兰的新纳粹帮派有关系，抢案又是否能定义为种族歧视罪行。假如是的话，该起事件很可能要列入年度的统计数据，同时也要纳入维也纳联合国中心汇整的欧洲统计数据之中。
　　“我要给你一个艰难的任务。”艾柯林特说：“这件事可能会让你惹上大麻烦，也可能毁了你的前途。”
　　“我洗耳恭听。”
　　“但如果顺利，你就能向灿烂的前途迈进一大步。我想把你调到宪法保障组的行动队去。”
　　“请恕我直言，可是宪法保障组并没有行动队。”
　　“有的。”艾柯林特说：“今天早上成立了。目前的队员就是你。”
　　“明白了，”费格劳拉显得迟疑。

　　“宪法保障组的任务是扞卫宪法不受所谓的‘国内威胁’所害，这多半都是那些极左或极右派。但万一对宪法的威胁来自我们自己的组织，那该怎么办？”
　　接下来半小时，他将阿曼斯基前一晚说的话告诉了她。
　　“这些话的来源是？”费格劳拉听完后问道。
　　“重点在信息内容，不在来源。”
　　“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消息来源可靠吗？”
　　“消息来源绝对可靠。我和此人已经相识多年。”
　　“这一切听起来有一点……怎么说呢？难以置信吧。”
　　“可不是吗？很像是间谍小说的内容。”
　　“你要我怎么做？”
　　“从现在开始，放下其他任务，你的工作，唯一的工作，就是调查这件事的真相。这些说辞你必须一一加以证明或否决，然后直接向我一人报告。”
　　“我现在明白你说我会陷入困境的意思了。”
　　“但万一是真的……即使只有一部分，我们就等于面临宪法危机。”
　　“你要我从哪里着手？”
　　“先从简单的开始。先读毕约克的报告，然后确认那些据说在跟踪布隆维斯特的人的身份。根据我的消息来源指出，那辆车登记在莫天森名下，一个住在威灵比维坦吉路的警员。布隆维斯特的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中还有另一个年纪较轻的金发男子，身份也要确认。”
　　费格劳拉边听边记下来。
　　“接着查一查古尔博的背景。我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但我的消息来源认为他和秘密警察有关联。”
　　“也就是说国安局内部有人找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去做掉一个老早以前的间谍。这我实在不相信。”
　　“不管怎么样还是去查。你的整个调查工作，除了我之外谁都不能知道一丁点。在你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要先向我报备。我不要看到水面出现任何涟漪，也不要听到任何风吹草动。”
　　“好巨大的任务，我一个人怎么做得来？”
　　“不会只有一个人，你只是先做查证的动作。如果你说查过以后什么也没发现，那就没事。如果发现有任何一点和我的消息来源描述的相符，我们再决定下一步。”
　　费格劳拉利用午餐时间到警局健身房举重。然后将包皮括黑咖啡、肉丸三明治配甜菜根色拉的午餐带回办公室吃。她关上门、清理桌子后，开始边吃三明治边读毕约克的报告。
　　她也看了附录中毕约克和泰勒波利安医师的来往信函，并记下报告中每个需要查证的姓名与事件。两小时后，她起身到咖啡机旁再倒一杯咖啡。离开办公室时顺手将门锁上，这是国安局内的惯例。
　　她第一个查的是档案文号。她打电话到档案室，对方回答找不到这个文号的报告。接下来是查询媒体档案，结果好一点。一九九一年关键的那一天，有几份晚报和一份早报报道有一人在伦达路的车辆起火案中受重伤。该起意外的受害者是一名中年男子，但未提姓名。有一份晚报写道，根据目击证人指称，那是一个年轻女孩蓄意纵火引发的事故。
　　撰写报告的毕约克真有其人，是移民组的资深官员，最近请病假，前不久才过世，是自杀身亡。
　　人事部并不知道一九九一年毕约克在做些什么，档案盖上“极机密”章，即使对国安局其他同仁也不例外。这也是惯例。
　　此外倒是很轻易便证实，一九九一年时莎兰德和母亲与孪生妹妹同住在伦达路，接下来两年则住进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至少在这些部分，档案与报告的内容吻合。
　　如今已是知名精神科医生并经常上电视的泰勒波利安，一九九一年在圣史蒂芬工作，目前是院内的资深医生。
　　费格劳拉随后打电话给人事部副主任。
　　“我们宪法保障组正在做一项分析，需要评估某个人的可信度和一般精神状况。我想征询某个可以处理机密信息的精神科医生或其他专家，有人向我提到彼得·泰勒波利安医师，我想知道能不能雇用他。”
　　过了一会儿才得到响应。
　　“泰勒波利安医师已经为国安局做过几次外部咨询工作。他已经通过安全调查，你可以不太深入地和他讨论机密信息。不过在找他之前，你得按程序来，你的上司必须先批准，然后正式提出申请让你能和泰勒波利安医师接触。”
　　她的心往下一沉。她刚刚证实了一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事。泰勒波利安确实和国安局有往来。
　　她放下报告，把注意力转移到艾柯林特交给她的其他信息上。她仔细检视照片中那两人，据说他们在五月一日跟踪布隆维斯特离开科帕小馆。
　　照片中灰色沃尔沃的车牌清晰可见，查阅监理所的资料发现车主叫约朗·莫天森。接着又从国安局人事部获得证实，此人是局里的员工。她的心沉得更深。
　　莫天森属于贴身护卫组，是个保镖，也是在正式场合上负责首相安全的几名警官之一。过去这几星期，他出借给反间组，请假时间从四月十日开始，札拉千科和莎兰德住进索格恩斯卡医院之后几天。不过这种暂时性的职务调派并不罕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弥补人手不足的缺憾。
　　接下来费格劳拉打给反间组副组长，她认识这个人，之前短期待在反间组时也曾在他手下工作。请问莫天森在忙什么重要的事吗？能不能借用他替宪法保障组做一项调查？
　　反间组副组长十分困惑。费格劳拉巡官肯定弄错了，莫天森并未被调到反间组。抱歉。
　　费格劳拉瞪着话筒呆愣了两分钟。贴身护卫组以为莫天森出借到反间组，反间组却说他们绝对没有借用他。像这样的调派必须由秘书长批准。她正想拿起电话打过去，又及时缩手。如果贴身护卫组出借了莫天森，就表示秘书长肯定批准了。但莫天森不在反间组，秘书长一定知道。假如莫天森出借给某个跟踪记者的部门，秘书长想必也知情。
　　艾柯林特告诉过她：不许泛起涟漪。向秘书长提起此事，恐怕是朝水塘里丢一块大石头。
　　爱莉卡坐在玻璃笼里的办公桌前。此时是星期一上午十点半，她刚从休息室的咖啡机倒了杯咖啡，现在的她太需要了。工作日一开始的数小时全被会议占满，最早的一场十五分钟，由副主编弗德列森报告这一天的大概行程。由于对霍姆失去信心，她愈来愈倚赖弗德列森的判断。
　　第二场是和董事长博舍、报社财务总监克利斯特·赛尔伯、预算主任乌夫·弗洛丁的一小时会议，讨论广告萧条与零售量欲振乏力的问题。预算主任与财务总监都决定要削减报社的一般开支。
　　“今年多亏广告量些微上扬，加上两名高薪的资深员工在年初退休，才勉强撑过第一季。那两个职缺还没有递补。”弗洛丁说：“这一季结算很可能会出现小小赤字。不过免费报纸《都会报》和《斯德哥尔摩城市报》正在抢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广告收入，我预料第三季会损失惨重。”

　　“那我们应该如何因对？”博舍问道。
　　“唯一的选择就是削减预算。我们从二〇〇二年起没有解聘过任何人。但在今年底之前，必须裁掉十个人。”
　　“哪些职位的人？”爱莉卡问。
　　“我们得采取‘刮干酪’原则，这里刮掉一点、那里刮掉一点。体育版目前有六个半的职位，应该缩减为五个全职。”
　　“据我所知，体育版已经应付不过来了。你现在的提议等于要我们删减体育版面。”
　　弗洛丁耸耸肩。“我很乐意听听其他的建议。”
　　“我没有更好的建议，但有个原则：如果裁员，就得发行较小的报纸，如果发行较小的报纸，读者人数将会减少，广告商的数量也一样。”
　　“恶性循环。”赛尔伯说。
　　“我受聘就是为了扭转这个下滑的趋势。”爱莉卡说：“我认为我的职责是采取激烈的手段改变报纸风格，让它更吸引读者。如果要裁员，我就做不到。”她转向博舍说道：“报社还能流多少血？我们还能再承受多大的损失？”
　　博舍撅起嘴来。“打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瑞典摩根邮报》已经吃掉很多老本，我们的股票行情比起十年前掉了差不多三十个百分比。这些资金大多是用来投资IT的，各项支出也很可观。”
　　“我听说《瑞典摩根邮报》发展出自己的文字编辑系统AXT，那花了多少钱？”
　　“开发经费大约五百万克朗。”
　　“为什么报社要自找麻烦开发自己的软件呢？市面上本来就有不贵的商用程序。”
　　“这个嘛，爱莉卡……也许真是如此。是我们前任的IT主任大力鼓吹的。他说长期下来会比较便宜，而且我们也可以卖使用权给其他报社。”
　　“有人买吗？”
　　“其实是有的，挪威一家地方报社买了。”
　　“结果呢，”爱莉卡冷冷地说：“我们还坐在这里用五六年前的旧电脑……”
　　“明年绝不可能花钱买新电脑。”弗洛丁说。
　　讨论就这样一来一往。爱莉卡发现自己每次抗议都会被弗洛丁和赛尔伯给驳回。对他们而言，删减预算是最重要的，从预算主任和财务总监的立场来说当然可以理解，但她这位新上任的总编辑却无法接受。最令她气恼的是她一发表意见，他们便带着施恩般的笑容加以打发，让她自觉像个在接受随堂测验的青少年。虽然没有说出任何不恰当的言词，他们对她的态度却古板得近乎可笑。小姑娘，你那漂亮的脑袋不应该烦恼复杂的事情。
　　博舍的帮助不大。他只是在一旁观望，让其他与会者尽情发言，不过他并没有给她同样高高在上的感觉。
　　她叹了口气，打开电脑收信，有十九封新邮件，其中四封是垃圾邮件，想向她推销威而钢；“和网络上最性感的罗莉塔”进行网爱，每分钟只要四美元；“兽交，全宇宙最刺激的人马交”；以及订阅裸体时尚电子报fashion.nu。这些垃圾潮从未消退过，不管她试了多少方法还是阻挡不了。另外七封是那些所谓的“尼日利亚诈骗信件”，诸如阿布扎比某家银行前总裁的遗孀愿意给她一大笔钱，只要她赞助一点点资本金之类的骗术。
　　另外有上午备忘录、午休时间备忘录，有三封是弗德列森写来报告当天头条新闻的最新进展、一封是会计师写来想和她碰面讨论她从《千禧年》跳槽到《瑞典摩根邮报》后薪资的变动，还有一封是牙医告知她每季定期检查的预约日期。她查看完日程表后，马上发现那天不行，因为已经预定要开一个重大编辑会议。
　　接着她打开最后一封信，寄件人是centraled@smpost.se>，主旨栏写着“致：总编辑”。她缓缓放下咖啡杯。
　　臭婊子！你以为你是谁呀贱货。别以为你能来这里作威作福。有人会拿螺丝起子插你的B，贱人！你最好快点消失。
　　爱莉卡抬起头以目光搜寻新闻主编霍姆。他不在位子上，也没看见他在编辑室。她看了寄件人，然后拿起电话拨给IT经理彼得·佛莱明。
　　“早啊，彼得。centraled@smpost.se>是谁在用的账号？”
　　“这不是报社里的有效账号。”
　　“我刚刚收到这个账号寄来的一封邮件。”
　　“是假造的。邮件里有没有病毒？”
　　“不知道，至少防毒软件没有反应。”
　　“那就好。这个地址并不存在，不过要假造一个看似正常的地址非常简单。网络上有些网站可以让人发送匿名邮件。”
　　“这种邮件有可能追踪吗？”
　　“几乎不可能，就算这个人笨到用自家的电脑发送也一样。你也许可以借由IP地址追踪到服务器，但如果他用的是热邮之类的账号，追踪也不会成功。”
　　爱莉卡向他道谢后，自己沉思了一会儿。她不是第一次收到疯子寄来的恐吓邮件或信息，这一封却明显针对她总编辑的新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哪个神经病读到她和莫兰德的死有关的新闻，或者发件人就在这栋大楼里。
　　费格劳拉绞尽脑汁地思考该如何处理古尔博。在宪法保障组有一个好处，只要是瑞典境内可能与种族歧视或政治有关的犯罪案件，她几乎都有权取得警察报告。严格说来，札拉千科是移民，她的职责也包皮括追查国外出生者所遭受的暴力，以确认该罪行是否涉及种族歧视。因此，她有权介入调查札拉千科命案，查明已知的凶手古尔博是否与任何种族主义组织有关联，又或者有没有人听到他行凶时说出种族歧视的话。她调阅报告，看到写给司法部部长的那些信，发现除了诽谤与人身攻击之外还有亲黑鬼与卖国贼等字眼。
　　这时已经下午五点。费格劳拉将所有数据锁进保险箱、电脑关机、冲洗咖啡杯后，打卡下班。她快步走到一间位于圣艾瑞克广场的健身中心，花了一小时做一些简单的肌力训练。
　　结束后，她回到彭通涅街的一房一厅公寓，冲了个澡，吃了一顿时间稍晚却十分丰盛的晚餐。她本想打电话找住在同一条街隔三个路口的丹尼耶·莫格兰。他是木工师傅兼健身教练，已经断断续续当了她三年的健身伙伴。最近几个月他们之间也发生过纯友谊的性爱关系。
　　对她来说，做爱几乎就像在健身房剧烈运动一样令人满足，但是身为三十来岁，不，应该说将近四十的熟女，费格劳拉开始想到也许应该物色一个稳定的伴侣，作更长远的生活安排。甚至也许该生孩子。但不是和莫格兰。
　　最后她确定今晚谁都不想见，便拿了一本古代史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