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自己曾躺过多少车站的月台、站过多少流动厨房；还有不计其数地蹲坐在木板长椅，终于那熟悉却又朦胧，放松却又压抑的景致跃入视线。车窗像电影屏幕一样掠过一座座村庄，房顶一半用木材盖成像一个戴在上面的白帽子，一片片田野，在斜阳的映衬下仿佛一块块闪烁的珍珠似的，一方方浓密的果园，一所所丰实的谷仓，一株株茂盛的菩提树……。
　　站牌的名字在眼前跳跃，才让我有所感悟。心像激荡的音符，好像要飞出胸口一样，我站到车窗前，紧抓窗框，随着列车向前滚进，我却愈来愈难以控制，这些站牌，它们是我年轻时的分界限。
　　一望无垠的草地、原野、农场；一架马车孤单地在湛蓝的天空下，在笔直的道路上向地平线的尽头挪动，一道拦路木栅，把农民们隔在铁道外面，姑娘们热情地向列车招手，孩子们追逐着在路边玩耍，他们身后通往村子的大道平整宽阔向后伸展，这可不像炮兵部队的行军路。
　　夕阳渐落，己至黄昏。列车走路时的轰鸣声消失了，我禁不住想喊出声来。视眼豁然开朗，原野一马平川，山脉郁郁葱葱，从原处铺展开来。我看到了多尔本贝尔格所具的特殊气质，树林的上空巍然屹立起一把锯齿形梳子。大概就快临近城市了。
　　夕阳温柔地把大地万物染上一抹红色，列车叮叮咣咣转动着它那细长的身躯；挺拔成行的白杨从很远的地方恭迎着，但它们却又那么朦胧，那么漆黑地向前倾倒，仿佛是一副融入阴暗、亮丽、希望的景物画。
　　田野蜿蜒曲折，列车环绕行进，树木便也跟着变化，一会儿没有了距离成了很长一整块，一会儿便只剩一棵，但很快它们又出现在最前面那株树后，与天幕相连，变成一堵长长的墙壁，一直消失在第一批房子后面。
　　到了一个交叉路口，大家都麻利地拾掇着行李物品等车入站，而我却望着窗外恋恋不舍一个人默默念叨着路过的大街：不来梅街，不来梅街。
　　在下面有些灰雾的街道和另一条朦胧的地下通道，自行车，马车和行人往来穿梭着。我的心又开始激荡起来，母亲的面容轻轻地浮现在我眼前。
　　火车缓缓收住脚步。外面一片吵杂，叫喊声，喧哗声此起彼伏，车站里还有我亲切地岗哨在值勤。背好背包皮，扣好背带，拿起步枪，我摇摇晃晃下了火车的阶梯。

　　我停下来在月台上寻觅，在往来的人流之中，我没有认识的人。一个红十字会女护士给我喝一杯东西。我忙转身道谢，她冲我微笑了一下，样子很难看，她一定在炫耀自己：“看见了吗?我拿咖啡给一名军人喝呢。我却很不乐意她一个劲叫我‘同志，。”
　　车站外面那条从磨坊桥的水闸流出来的潺潺细流正向前延伸着。年久的嘹望楼方方正正地端坐在斑斑驳驳的伟岸高大的菩提树和苍茫的薄暮之间。
　　多年以前，我们是经常坐在这儿的。每次过桥时，桥下脏乱的流水传出浓烈地腐臭味，我们在水闸边向下边的的臭水弯下腰看着悬挂在桥墩上的藤蔓和水藻；天很炎热时我们到另一边去端视着不停涌现的水泡沫，嘴里议论着学校老师的奇闻轶事。
　　我从桥上走过，向周围张望；浓浓的墨绿的水藻像是一张地毯满满地铺在河面上，依旧闪射出弧形的光芒向下湍流；洗烫衣务的女工照旧露着膀子摆弄着干净的内衣，熨衣服的热气一缕缕地从这所嘹望楼的窗户里扩散下来。一只狗懒懒地在大街上走着，门口闲站着不少人用特别的目光看着我，好像觉得我太褴褛东西又太笨重了。
　　我们经常到前边那家水果店买冰吃，而且还学会了抽烟。这条街道我太熟悉了，沿途的每一个门面都那么亲切，食品杂货店、药店、面包皮坊。随着感觉我在一扇己损坏把手的褐色院门前站住了，手里仿佛悬着干钧重担。我轻轻地推开门，跃入眼帘的竟是那么萧条，那陌生，我的眼渐渐潮湿了。
　　听到我长统靴“咚咚”的上楼声，上面有扇门开了，有人扶住栏杆向下看，厨房里香味扑鼻而来，是煎土豆饼的味道、我想今天肯定是礼拜六，凭栏张望的那人一准是我姐姐。瞬时，我心如 鼓，竟有几分腼腆，低下头来，终于我脱下钢盔，仰面细看。是大姐，真是大姐!
　　“保罗，”她叫着我，“保罗——!”
　　我拼命地点着头，血液沸腾，背包皮撞在栏杆上，趔趄了几下，手中步枪有干钧重量。
　　“妈妈，妈妈，保罗回家了!”大姐转身冲着门里高喊，声音有些破裂。
　　我的脚仿佛粘在楼梯上，身子一下定住了。妈妈、妈妈，您的儿子回来了，保罗回来啦。
　　我全然没了力气，身子往墙上一靠，费尽全力紧抓着钢盔和步枪。但双脚却钉在上面，无法迈进，楼梯逐渐变得模糊很快就消失了，我咬紧牙关，用枪托支住身体，然而嗓子也麻木了，一个字都出不来，大姐那句话仿佛电击了我一下，浑身无力，我拼命想笑一笑，说句话但什么都不能做。我静静地站在楼梯上，哀伤、凄楚、思念，种种情绪一拥而上，身体不由自主地抖动，泪水早已夺眶而出。

　　姐姐忙走过来，问：“你怎么啦，保罗?”
　　我重新振作，一步一顿地上了楼。把枪靠在墙角，背包皮脱下，放下钢盔，皮带之类都解下来；然后我喘着大气说：“给我拿条毛巾来。”
　　她进厨房给我拿来，我边擦脸，边注视头顶墙上那个玻璃镜框，里面夹藏着我过去做的彩色蝴蝶标本。
　　母亲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中断了我的目光。
　　“妈妈还没起来吗?”我问姐姐。
　　“她病啦……”
　　我进了卧室，伸手给她，克制着说：“妈妈，我回来了。”
　　暮色沉沉，她安详地躺着。她看着我不声响，过了一会儿小心地问我：“孩子，你是不是受伤回来的?”
　　“不是，我是回来休假的。”
　　母亲面色苍白，我没勇气点燃灯。“我怎么流泪呢，”她说，“应该好好高兴才是啊。”
　　“你病了吗，妈妈?”我问。
　　“我今天要起来一会儿。”她说着，转身找我姐姐，姐姐不时地往厨房里去烧饭菜，“还有一罐你爱吃的果酱，去拿来吧。”
　　“我老长时间没吃到它了，妈妈。”
　　“好像算到你要回来似的，”姐姐边笑着说，“全是你爱吃的，土豆煎饼，越桔果酱。”
　　“还是周末呢。”我又说。
　　“快，孩子坐过来。”妈妈说。
　　我默默地坐在妈妈身边，她细细地端详着我，她的手比我的手苍白而干瘦。她只是看着我什么也不说不问，而我呢?我的一切愿望在这一瞬间都已经成为现实了，我顺利地返回，坐在母亲身旁。姐姐一个人在厨房里做着饭，哼着歌。
　　“我的孩子。”母亲缓缓地说。
　　穷人家庭都很辛劳勤苦，小有烦恼，各种情感都深藏在心底。他们只会把能感觉到的事轻易地表现出来。我们家也是如此。但当母亲说那句“我的好孩子”时，我能感受到这其中包皮含着的各种含义比任何人说出来都更为丰富。我明白她是把仅有的一罐越桔果酱专门省下来为我保存着，还有那些甚至变了点味儿的饼干。这些连她自己都不好弄来的东西，却都全部留着等我回来。

　　对面饭店老板家花园的栗树，映现进我的窗口，闪放出金褐色的光彩。我努力深呼一口气，自言自语说：“我回家了，我真的已经回家了”。但这并没有使我觉得舒适和轻松，相反却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正在笼罩着我。有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有我的存放标本的镜框和我的桃花心木制钢琴，然而我呢?这已不是原来的我了，过去和现在的我之间已经有了一层隔膜，一块帘布。
　　我出去把背包皮里带的东西拿出来：一块是克托给我弄来的 荷兰干酪，两条军粮面包皮，还有多半磅黄油，两罐肝酱灌肠，一磅猪油和一袋米。
　　“这些家里都是需要的。”
　　她们说是。“家里供粮质量很差吧?”我问。
　　“对，这些都供应不足，你在前线能吃得饱吗?”
　　我指了指那些带回来的东西笑着说：“当然不是天天都能吃到这么多种了，不过生活基本上还说的过去。”
　　艾那把食品收拾走了。母亲猛地抓住我的手，迟缓而凝重地问：“前方生活一定很苦吧，保罗?”
　　让我怎么回答您呢?妈妈，你是不会也永远不可能明白的。要知道艰苦的意义，在前线有着特别的含义呢，妈妈您是永远也不必去理解的，我的妈妈。我摇着头说：“不，妈妈，那儿并不是很恶劣，我们许多都在一起，并不觉得有什么大苦的。”
　　“可上次海依里奇·布络迈尔说在前线，恐怖的很，各种各样的花样，还用毒气呢，是吗?”
　　母亲说完这些话。但这不过是她担心我罢了。她并不明白什么叫做各种花样。可我又怎能告诉她，那次在敌人的战壕里，那些士兵都像中风了似的直挺挺地僵立在那里，样子千姿百态；有的靠着墙，有的在坑道里钻着，有站着的，有躺着的他们都待在原位，但却个个面色青肿，全部都死掉了。
　　“哪有那么可怕呢?妈妈，您别听他们瞎说八道。”我说，“布络迈尔也不一定就说的是实话。你看我现的样子我不就很健康壮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