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安事变”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巨大转折。也是在那之后，国共合作在武汉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而当时影响最巨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青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迅猛发展。
　　“青救”是由京沪等地的流亡大学生结合武汉的学生为主筹建的。此前活跃在武汉的左翼学生领袖——大伯和他学联的老战友李锐、魏泽同、孙士祥、陈约珥、密加凡等，皆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骨干。武昌区团是直属总团的二级组织，在这个分部负责的还有一个省高的学弟叫胡宝寿——此君后来和李锐等皆去了延安，改名为胡克实，是20世纪50年代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活跃，以后成了名人的还有朱久思（8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教育家）、严良堃（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等大批人物。
　　还有一个影响大伯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也在这一时刻登场了——他就是王世槐。王世槐是贵州籍北京学生，参加过“12.9”学运，这时也流亡到了武汉，并成为“青救”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大伯和他，当时仅在一些会议偶尔谋面，彼此是否地下党身份，由于各属于不同系统，互相并不清晰。他在那之后一直到21世纪时的登遐，都使用的化名，叫罗某——这个名字建国后几乎一直把持着湖北省的宣传、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直到90年代以副省级离休之后，还“顾问”了多年。
　　“第三厅”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名词，在战时武汉，以郭沫若为厅长，集合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名人，负责战时宣传和动员。大伯所在的“青救”，则主要在冼星海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和合唱团，并成功地组织了全市市民的“抗战献金”运动。若干年之后，这一空前热烈和壮观的爱国运动，仍然为史家所称道；它几乎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见不多的蜜月纪念。
　　要想说清大伯的个体命运悲剧，我实在无法回避这个悲壮的时代背景。个人在乱世的存在和选择，结识的每一个人或者身经的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埋下他一生宿命的伏笔。几十年后的回眸似乎恍同隔世，但仔细想来，一切又好像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