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外祖父的一生至今对我仍是一个秘密。外婆和母亲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她们去后多年，我才从新修的刘氏族谱和一些族戚的回忆里，逐渐厘清他的大致生平。在我深陷危机的年月，虽然也有黄埔同学会的长辈来表示扶助之意，但他们并不认识我的外祖，只不过表达对一个学长的情义。
　　我只听说外祖曾经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刘家悬挂过他一身戎装站在蒋公身后的合影。抗战时期他曾经是邱清泉部的参谋长，湖北光复后他大约是接收武汉的少将警备司令。1948年他被调往鄂西恩施担任最高军政长官，从巴东舍舟上岸，乘吉普经建始县鲁祖坝附近的一个峡谷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击而死。
　　从1927年到1945年，整个中国都是一个乱离的时代，没有一天治平。多数豪门望族都在这些政党、阶级和民族战争中毁于一旦，刘家也概莫能外。太爷去世，分灶吃饭的各房更见凋敝，外婆收不到外祖的任何汇款，只好靠捡棉花纺纱和为人缝补度日（关于那八年的故事详见拙文《江上的母亲》）。她坚信她会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坚贞相守，只为换来河清海晏后的团圆幸福。却未想到和平降临之时，带给她的却是噩耗——外祖以为妻女早已死于战乱，已经在后方新娶并有了两个儿子。母亲的大闹使外祖备受舆论攻击，并为此受到党纪处分，外祖只好回来和外婆强行离婚。外婆放弃了外祖的补偿，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的所有族人皆知“三嫂”的贤德令名，无不谴责三少爷的薄情寡义，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又于事何补？被弃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废墟的刘家，开始了她长达一生的寡居。外祖被击毙后，灵柩运回武汉，外婆竟然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将外祖埋进了刘家的祖茔。她似乎始终坚守着刘家媳妇的身份，不仅侍奉着太爷最后所收的一个上房丫头——那个比她要小的名义“公婆”，我们唤做老太；还时常周济着读大学的外祖的四弟，我母亲唯一的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