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难道是白帆?在白帆又反过来成为他们之间的第三者，而吴为也明明白白知道，胡秉宸和她离婚不过是为了和白帆复婚之后，吴为却没有像白帆当年整治她那样对白帆以牙还牙，制造社会丑闻，发动_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围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她现在有了这个条件。她也没有拖住胡秉宸不放。在时间上，比之白帆和胡秉宸，她也占有绝对优势。不，她没有，而是白白地拱手把胡秉宸还给了白帆。何止如此!吴为至今还保留着胡秉宸在和白帆离婚过程中写给中央某位领导同志，那细数白帆种种历史、道德污迹的报告，蝇头小楷，洋洋三大页。在这个报告中，白帆的形象不但不比吴为贞节清白，可能还不如吴为。在党内兢兢业业做了一生的胡秉宸掂量得很清楚，那可不是和女人调情的情书。他可能对女人们撒些无伤大雅的小谎，但绝不会对一个中央领导人，对法律撒谎。所以那蝇头小楷虽小，每笔每画却如袖中小刃。如果说胡秉宸真对白帆有过什么伤害的话，比之这个报告，那些伤害真是九牛一毛。在他们同居后的漫长岁月中，凡是白帆那样一个人(在吴为至今还保留着的、胡秉宸写给她的那些情书中，他不止一次地说到“白帆是一个无赖，他们全家都是无赖”)对胡秉宸所做的一切，终于让这一纸报告彻底扳平。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观念的改变，这份报告中所列举的桩桩件件早已不再有其影响，但认死理的白帆，还会感到非常的痛切和非常的在意。虽然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前程可言，并早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她至今仍然认为，中央某个人的某个看法，对她的命运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少对她即将盖棺论定的一生，大有功亏一篑的负面影响。她无法像吴为那样，对盖棺论定的神圣．采取那种没脸没皮、玩企不恭的态度。而且，对于直到现在还不忘拿着私生子问题以及“破鞋”、“婊子”这一类字眼，时不时向吴为刺出一剑，以证明自己贞节的白帆，胡秉宸的这个报告，不但会使她丧失这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还会活活剥去她一直戴在脸上，可以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吴为面前扮演节妇烈女的面具。即便如此，吴为也没有像当年白帆广为散发她的“材料”那样，把胡秉宸留在她这里的、写给中央某领导，细数白帆历史、道德种种污迹的材料，出示给任何一个人，更不要说广为散发。她从自己爱了胡秉宸二十多年的经历就能知道，她对胡秉宸的爱有多么艰难，白帆对胡秉宸的爱就有多么艰难。如果不是这样，她也可以照着白帆对付她的办法，对白帆做点什么，以牙还牙。她不能不做这样的猜测：白帆对胡秉宸多年的折磨，诸如扇耳光，用燃着的香烟头戳烫他的身体，将滚烫的茶水泼上他的脸……可能事出有因。要是吴为再把胡秉宸动员她同意离婚的、那些具有密谋性质的体己话告诉白帆，白帆可能又得在胡秉宸脸上重新掴起响亮的耳光。如今的吴为，对胡秉宸那些具有密谋性质的甜言蜜语，只能伤心而宽宏地一笑，再也不会当真了，她对胡秉宸的了解，说是“剔透”，恐怕不算过分。不能说胡秉宸是个爱说谎的人，但他很会动之以情，特别是对女人。他的情话让吴为现在回想起来，还能耳热心跳。按照佛家的说法，六根不净是人类致命的弱点，他是深谙其味的。可那不也是女人们的自投罗网?——无论白帆还是吴为。怪得了谁!况且在对他人动之以情的时候，难免有“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那样无法两全的遗憾。胡秉宸在鞋子湿了的时候，也可能会失去十分的把握，说些计划外的话，做些计划外的事。不能说胡秉宸的所言所行全是出于设计。在胡秉宸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轨迹里，的确看不出这一点；那时的他，是耻于用这种类似空手道的办法来换取、骗取一些什么的。也许后来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环境险恶，他不得不改变许多，随机应变，真真假假。那种情况F，感情用事常会留下许多漏洞，从而贻误大事。在革命尚未积累起足够的老本，前途也胜负难卜的情况下，或不便以签字画押败坏、佐证你情我爱的甜蜜时刻，或一穷二白无从当场兑现的条件下……动之以情不失为一种获取成功、简单易行、无本万利的办法。不但不会留下把柄，纵使有一天需要面对承诺，也可以在细节上大有伸缩。那么，对那些“俱往矣”而又不肯罢手的女人呢?这一套经验也不是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至于胡秉宸所说，因吴为大度，放他一马，他们全家老少将会感谢她的大恩大德，她也从未企盼过言而有信，没有。白帆难道不该对她说声谢谢?奇怪的是，在一个人不长的一生里，胡秉宸怎么总是游刃于这两个照他的话来说，是偷人、养私，生子的女人中间，并先后、分别地和她们结为夫妻?吴为无法计较胡秉宸的反复无常，她得理解一个男人在各种力量左右中的艰难取舍。那不也说明，胡秉宸对她的真爱?那不也说明，胡秉宸到底是个肯对女人负责的男人?如果不是这样，他只须睡了吴为便是，何苦翻腾出白帆几十年前偷人养私生子的旧案，来佐证几十年后与白帆的离异、与吴为的婚姻言之有理，或在与吴为的婚姻之外，继续保持白帆的外室地位?他又何苦倒腾出吴为几十年前偷人养私生子的旧案，一而再地使用同一个理由，制造与吴为离异的口实?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会败坏自己?不过精明如胡秉宸者，怎么会把这份写给中央某领导的报告，还有那些写给各有关部门的材料，留了一个备份在吴为手中?如同二十多年前胡秉宸为表明自己的清白，与白帆联手写给吴为那封痛斥她丧失社会主义道德、介入他们家庭的信，也留了一个备份在白帆手中一模一样。回首胡秉宸这个毫无二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的重复，吴为既为她爱了二十多年的这个男人心痛如绞，也为自己心痛如绞。但如此春秋笔法，的确又不像是白帆的运作。白帆对吴为的仇恨和报复，是一览无余、大刀阔斧、赤膊上阵、肆无忌惮的。好比虽然有了更为人道的、用注射剧毒化学物质代替枪决的办法对判处死刑的犯人行刑，但对白帆来说，还是一刀一刀，把肉从吴为的身上剜下来为好。已然过去多年——白帆的拳头和指甲上那可以切肤断骨的力气，让吴为至今回忆起来惊悸犹存；“破鞋”、“婊子”的叫骂，也都犹言在耳；赤橙黄绿青蓝紫似乎仍在点染、魔斓着她的身坯；如狮般的狂吼还在振聋发聩；压在她身上的那个臀部，也还如磐石般地不可推移……那一年白帆的六个耳光，让身患冠心病的胡秉宸大面积心肌梗死。关于这六个耳光的缘由，白帆这样说道：“……粗暴的行为只是因为发现你欺骗了我，你和吴为的关系竟然发展到那样亲密，我悲伤、震怒，感到被侮辱、被损害。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跪在我的脚下赌咒发誓声言没有此事，在征得你同意下，我打了你六个耳光。实在说来，何曾打重?而你居然说耳朵几乎被打聋，并导致你的心肌梗死，何其言过其实得太!”她又说：“……当我在夫妻生活上未能满足你时，你生气地说：‘你不希罕我，别人要还要不到哩。’以后你说要去找个寡妇代替我解决问题，我认为是开玩笑，也以玩笑的态度同意了。哪里想到弄假成真，让吴为钻了空子。而现在你则被吴为掌握在手心里了，这个作家可真是个有姐己般狐媚，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你和吴为早在你病前就计划好了和我离婚的两套方案，却一直把我瞒得死死的，尽管吴为两个月前早就打电话通知了我，难道我没有权利要你‘说清楚’吗?对不起，我将向法院控告吴为破坏我的婚姻家庭，有的是事实也有的是证人，而人们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你也会在一片诉讼声中身败名裂，你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彻底崩溃，发病而死。”如此，白帆给胡秉宸的六个耳光，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吗?白帆也果不食言，迅速征集起证人队伍，甚至和胡秉宸那些或因政见不同或因各种矛盾而与他纠缠不清的对立面联合起来。而吴为从胡秉宸那里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版本，以致吴为在听了这样的版本之后，即便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地给白帆打了一个电话：“要是胡秉宸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要把迫害他致死的原因公之于众！”作为第三者的吴为，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知羞耻、理直气壮地给白帆打那样的电话，不是欺人太甚又是什么!她难道不该惹起公愤，遭受白帆的反击以及世人的唾骂吗?胡秉宸确因这六个耳光几乎送命，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写信给吴为，要求她无论如何到医院一见。他以为他仍旧像当年地下工作时策划得那样周密稳妥；岂不知白帆也有同样的身手，更还有发动群众的经验，她得到了保姆的密切协作。保姆反身下楼电告白帆，白帆立刻赶到医院，演出了一场“棒打鸳鸯”的折子戏。几年后，这个保姆又到了胡秉宸和吴为的新家。保姆早年在家乡参加过土地改革，实在懂得如何运用贫下中农苦大仇深的武器，她对白帆的控诉得到了吴为的同情。不过也不要把吴为的动机想得那么单纯，她留用这个保姆，不过是为了显示她对“医院告密”的宽宏大度、既往不咎，并自以为得计地认定，那保姆将因此深受良心的谴责，从而对比出白帆和她的不同。特别要显示不是老革命的她，比之白帆那样的老革命，对劳苦大众更具阶级感情。在吴为和胡秉宸的新家中，在吴为对劳苦大众比白帆更有阶级感情的环境中，这保姆除了打发他们的两餐饭，还利用他们的一间屋子，开起一个很赚钱的裁缝小铺，直到吴为提出让她增加一个打扫卫生的项目，便立刻辞职不干。那时，她已经有了一个相好的男人，何况那男人还有一间小屋，可供裁缝之用。这是后话。更不凑巧的是，白帆前一天刚刚用十个指甲抠过胡秉宸的眼睛。只要白帆一进病房，胡秉宸就闭上眼睛不屑一顾，据医生说，他的心电图还因她的到来而急剧波动，他的心脏禁受不了这样的负担，竟然建议她顾全大局，尽量不要来医院探望。这真是投井下石。难道她不是胡秉宸副部长合法的妻子胡夫人!无论她说什么，胡秉宸更是一个不理不睬。就像他心肌梗死之前，为了改善和他的关系，她也曾到他的床上去过。可是她一上到他的床上，胡秉宸立刻卷起铺盖睡到书房去。每当那时，她便抑制不住地对着他的背影喊道：“我知道你不和我……是为了对吴为……”她越是这样地不可抑制，就越是遭到胡秉宸的冷蔑，失去胡秉宸的尊重，何谈关爱?在不与女人调笑的时刻，胡秉宸是不苟言笑的，因此他的不理不睬，比之他人更具威慑力。即便在与女人调笑的时刻，女人们也从不敢因他的宠爱而失去对他的敬畏。有一种男人，是永远君临于女人之上的男人，胡秉宸就有幸成为这为数不多的男人中的一个。白帆并非对胡秉宸不敬，她只是被胡秉宸逼得失去了理智。那天她一进病房，胡秉宸原来还睁得大大的眼睛，马上就闭了起来，可她还是看到了那双瞪着天花板不知在想什么的眼睛。对一个危在旦夕的病人来说，那眼睛是过于明亮了。如果说胡秉宸的眼睛仅仅闭了起来，对已经迈起脚来准备进入的她，是迎面关上的一道门，但毕竟还有打开的可能，而独自亮着而且诡谲地闪烁，就意味着她永远无法进入的绝断。一股阴火在她的身体里游窜，所到之处无不火区起青烟，却又不能轰的一声燃烧起来。对着胡秉宸那张冷脸，她莫可奈何了好一阵，忽然心生一计，幽幽地说：“吴为来了。”胡秉宸猛地一下睁开眼睛，急促地向门口张望了一下。白帆在那猛然睁大的眼睛里，一瞬间就读到了她在几十年中也没有读到过的文章。门口不过是一个空落的画框。胡秉宸又立刻闭上眼睛，一时间什么也没说，只一味长长短短地运气。他不只是被冷不防地捉弄，他的尊严受到了侵犯。胡秉宸是收敛的，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以至失于矫饰。但在青少年时代绝非如此。三十年代，国难当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学里也有了军训课。胡秉宸上军训课的时候，总是在出右腿的时候出右手，出左腿的时候出左手(无独有偶，二十多年后吴为上体育课学正步走的时候，也是如此)，于是他讨厌了军训课。军训教官是个军阀时代的老头子，上课的时候，经常拿出一个带盖的大表来看时间。胡秉宸有一次在队列中大声提问道：“老师，你的表是周朝的吧?”结果是他的军训课不及格。不过那个带盖的大表，和他出右腿的时候出右手，或是出左腿的时候出左手有什么关系?惹着他还是碍着他了?到了大学预科，教英文的是个流里流气的英国人，一到暑假，就和女儿到北戴河开咖啡馆，这首先让世家出身的胡秉宸看不起了。每次上英文课，他都在课桌底下看其他书籍。教师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把他叫了起来问道：“你为什么不听课?”他说：“你讲的我都知道了，再说，你还经常讲错文法。”英文课是大课，上课学生约有一百多，本就众目睽睽，那些目光再一束束从阶梯教室的高处掷下，平添了多少压迫?教师极难收场，但也无奈他何，只好很响亮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胡秉宸想你爱打就打，然后泰然坐下。最后校方以换一个美国人教英文收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胡秉宸不只是不收敛，几乎还是张扬而刻薄的了。这样的锋刃，到了延安以后才渐渐收入剑鞘。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成仿吾校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广东人。”非常肯定。对校长这个小小的失误，本可一笑了之，他却马上分辩说：“我不是广东人。”成校长笑了笑，告诉他教室在坡上的窑洞里，让他上课去。很快地，类似的事情就越来越少地发生了。桀骛不驯的胡秉宸自己也没想到，突然之间，身不由己地变做了一个肯于接受教训的人。当他的革命资历，一页一页积累成一部百科全书的时候，回想起这个身不由己的改变，他甚至得出受益匪浅的结论。他受到的教训不多，大约只有那么两三次，可是很看成效。第一个教训缘于他去看望了一位仰慕的朋友。朋友留学德国，很有学识，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曾被“中统”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场戏里的杨延辉一样，用了一个假名，假降，方才出狱。当然他也可以像后来的小说或电影里写的、演的那样：等待党的营救；再不就通过狱中内线，将消息传送出去，静候党的指示等等。可是党并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谁是狱中的内线……《四郎探母》是经久不衰的剧目，除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黜一段时间外，从咸丰年向演到现在。朋友到了延安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过于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终不甚得意。所以说，戏剧是戏剧，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而且这并不是最后的结果。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总应该去看望一下，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规矩，他那时还不懂得一旦什么人不再得意，即便亲爹也要脱钩，最好是投井下石。这一次看望，让胡秉宸做了好长一段时间检讨。古已有之的规矩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作不了数的老皇历。引子却是他用老曲子开了个玩笑：“黄河之滨，冻死了一群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马马虎虎、吊儿郎当是我们的作风……”被人汇了报。胡秉宸填写的歌词，和原版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不但相距遥远，简直就是背道而驰。背道而驰是什么?是反动。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的文字，觉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旧瓶新酒，怎么到了他这里连玩笑都不行?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他开了窍，“汇报”实在是这里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后来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九四三年，这朋友自然不能逃脱“抢救运动”的：抢救”。几年后，胡秉宸听到消息说，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战略撤退，途经永坪镇时，这位朋友与几个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历时四年也不能结案的犯人，甚至还有几个不知到延安来干什么的西方人，被子弹送上黄泉之路，又被效仿慈禧太后，把他们的尸体投入井中。如果不是追击至永坪的胡宗南部从井中挖出他们的尸体并就此大造舆论，他们则会像泡沫一样了无痕迹。然而他们却没有珍妃的运气，日后成为电影或电视剧取之不尽的素材，——那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平反。如果不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如果中央不从延安战略撤退，如果假以时日对他们继续审查……也许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当时延安干部不过三万多人，外来干部不到两万，这些外来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很少幸免。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人满为患，约十平方米的窑洞，即便挤进八个犯人也不敷使用，比之那时的盛况，死于永坪的一千人，无论如何，原来也算是执行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胡宗南的身上。当胡秉宸辗转收到一张不知何人所写、何人所托，大不过巴掌，周边参差缺损的粗麻纸字条时，对那没头没脑的文串已不再书生意气——“你是怎么到延安来的?说具体的，具体的。”“先是坐火车，后来又换汽车。”“啊!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连火车什么样儿都没见过，你倒是又坐火车；又坐汽车。你说说，什么人才能坐火车和汽车?”“什么人都可以坐嘛，有票就行。”“你还诡辩!国民党能给你坐火车、汽车的待遇，你还不是特务?”不但不再书生意气，而且随即对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员说：“虽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组织上说你是特务，我也会马上枪毙你，绝不手软。”他庆幸自己“抢救运动”时已经离开延安，如果还留在延安，肯定不能幸免。不谈火车、汽车，只凭知识分子这一条就够了。没想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如此坑害了一代读书之人。他沉吟着敲击着桌子，思忖道：知识分子今后恐怕很难做人了。以后每逢“运动”，胡秉宸都会不由自主地想：朋友的在天之灵，说不定会感谢在水坪镇遭遇的那颗子弹。其二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有过一场比较严重的、对女人的沉迷，几乎导致胡秉宸和白帆的分道扬镐。一九四九年以前，胡秉宸和白帆有过四次几乎导致分手的冲突，但以这一场最为剧烈。除政权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还将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线。除了分道扬镳，恐怕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来说明他们当时的状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因而也就无法使用离婚这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字眼。那时的革命者还相当古典，谁和谁同居，或有一段长久关系，或在长久关系之外偶尔有一短暂的插曲，甚至点染着世界大同的色彩，简直算得上是革命的潇洒。手续等等，更是形式主义。白帆却很传统，她把和胡秉宸的同居看得相当正式，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为和柳彤的偷情，非常自谴。一起工作的同志，不止一次在办公处的地板上、桌子上、床铺上捡到白帆写给胡秉宸的信，信中充满哀怨和乞怜，内容大致相同：“你就不能原谅我偶然的错误吗?”胡秉宸和白帆非常地不同，他从未对他人说过白帆一再发生的“偶然的错误”究竟是什么错误，也从没对他人说过他为什么不能原谅那“偶然的错误”，只是要求分手。不过，他为什么把白帆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这样乱丢、乱放?而在白帆这些信里，又有多少只能说给他一个人听的、需要他通融的尴尬和隐秘?让人不得不猜想，他的大度是真是假。如果不是组织出于工作考虑进行干预，如果不是地下工作的秘密性质所限，如果他们不是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他们早就分道扬镳了。那场沉迷的破绽，则始于一个很小的细节。白帆像研究、破译国民党电台的密码那样——她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对胡秉宸突发的、对交际舞的迷醉进行了破译，果然从中找出破绽，打了一个翻身仗，她的自谴才稍稍得到缓解。所以就难怪近二十年后，即便在四野无人的雪寰中，胡秉宸也会马上拐人另一条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去欣赏一个在风雪中优哉游哉的女人那份“野渡舟横”的情致。虽然胡秉宸一再对吴为强调他不会跳舞，并且在说到“跳舞”这两个字的时候带着明显的嫌恶，吴为还是在与胡秉宸的一次共舞中发现，他的跳法，与三十年代电影里的跳法如出一辙。那种耳鬓厮磨、相拥人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跳法，自一九四九年后，至“大款”这种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在大陆中国几近绝迹。她在胡秉宸的舞步里，听到一个遥远的回声，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里，肯定沉人过对一个女人的记忆，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那个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吴为只是对他的佯装不以为然。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双方还处在第二次合作的虚情假爱之中。一方面，蒋介石想缩编部队。抗战八年，损失惨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继续给养四百万军队，财政上负担不起，并可以此为由，要求共产党同时裁军，以稳定国家财政，同时达到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想与共产党和谈。他认为日本投降后，所有用于抗战的军队、装备，都可以转向围剿共产党，所以极力破坏国共合作，制造口实，以图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军队却不足一百万，在如此悬殊的条件下，亟须时间积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成立联合政府，从而渗入国民党内部，出的是“和平演变”这张牌。决定打是后来的事情。在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裁军问题之前，中央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全党能够统一认识。林伯渠老在周公馆召集大家讨论并分别征求意见，胡秉宸自然在列。抱负的落实需要机遇，没有机遇，任何伟大的抱负只能是“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机遇对胡秉宸似乎格外关照。当时周公馆周围至少有四十多个特务，连汽车都进不去的江边，还有胡同口小饭馆里的跑堂儿都是特务，专门用来监视周公馆的活动。可是他们从未抓到过胡秉宸。当然也不好抓，总算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只能继续跟踪，掌握更多线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网。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么尾巴都能甩掉。他在周公馆对面租了个小院，院子后面就是山，每每从周公馆出来，直进对面的院子，穿院子，出后门，进山。这种办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说水准不高。特务们却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交通。因为住在周公馆外，进去述职也很不容易，谈晚了就留下吃饭、过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机会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饭，甚至还和周恩来吃过一次饭。有一次董老还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进入微醺的最佳状态。关于这次对酌，他认为董老也有寂寞的时候。从“寂寞”的不能消亡，说明彻底丢弃某种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初始与赫尔利同住歌乐山蒋公馆，二人各据半壁江山；如到城里公办，则下榻张自忠的桂园。周公馆的人很不放心，认为蒋介石随时可能做个手脚，比如说来个软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连周公馆给毛泽东送点什么东西，还要通过蒋介石的警卫检验。大家建议毛泽东搬到周公馆。周恩来说：“大家的建议很好，我负责问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听取群众意见搬进了周公馆，住在二楼右手最后一间。毛泽东人住周公馆后，党内首脑人物云集，五行相生，阴阳相协。可人畜两旺、相安无事的周公馆，突然着了两次火。可见哪位也压不过真龙，毛泽东合该是那真龙天子的命。一次是办事处招待所的几间草房烧了起来，办事处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只有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在二楼走廊上“胜似闲庭信步”，边走边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茅草房烧了正好可以盖洋楼。”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点钟，三楼机要员烧毁密电码时，没等火炉完全熄灭就离开，纸灰余烬又燃烧起来。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馆接受任务，一头钻进熊熊烈火，第一个冲上三楼机要处，抢救心肝宝贝机要文件箱……他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所幸脸上没有留下伤疤。事后，胡秉宸对着镜子一面抚摩自己的脸庞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伤疤。当他奋起抢救机要文件箱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献身的事业上一往直前，从未怀揣“作秀”的动机。多年后，人们还记得胡秉宸在烟火中横冲直撞的样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仅仅一个奋不顾身的胡秉宸，怎能让毛泽东略作顾盼?——即便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为寻找他的儿子几乎丧命。但其他领导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见，该是水到渠成。那一阵子胡秉宸是欢欣的，觉着终于可以了却工业救国的夙愿，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长也可趁此崭露头角，更有中央的政策为依据……一切似乎万无一失。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甚至夸夸其谈：“我赞成建立南北朝，我们可以据北大力发展工业，势力强大之后，自然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国民党吃掉；南方不打自灭，也可避免解放中国一战的重大牺牲。“……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技术力量，他们虽然集中力量扩张军队，但也注意工业建设，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留美学生，很有水平，并且倾向我们。抗日期间还成立经济部，日本投降后也由资源委员会接管。还有一个兵工署，都是德国留学生……如果让资源委员会搞建设，可能比我们搞得好，因为他们懂行，在技术方面和世界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也比我们快捷，和西方的技术交流就不会断档，和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中断，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只要我们好好干，肯定干得过国民党。”虽然他为那一次谈话认真考虑了许久，做了很多准备，然而事后推敲起来，还是相当幼稚，尤其“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之说。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情况突变。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共产党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弃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从依靠对象成为批判对象。和后来的“反右”斗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后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等于真认为自己有错。胡秉宸一生从未认过错，不管国．事、大事、家事，还是情事……即便暂时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风吹草动也会秋后算账；即便不能明算，也会私下算个没完。所以他一直记得那栋土木结构的小楼，那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荣耀?这三两个教训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秉宸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些经历，他总是心领神会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锐后的轻薄。这一笑之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虽然胡秉宸常常收敛着自己，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甚至失于矫饰，骨子里却恃才傲物。既有恃才的潇洒，也有傲物的虚浮，难免有失从容和内敛——与一字之差的“收敛”可就失之千里——像一张努得太强的弓，很容易折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周边的人。谁若侵犯了他的尊严，他能六亲不认，至死不悔。“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凶多吉少的晚上，领导“大革命”的一位“首长”，把胡秉宸召到了钓鱼台。根据他在“大革命”里的表现，他知道这个“召见”意味着什么，心中不免忐忑。虽然开谈之前，“首长”还和他拉了两句“家常”：“你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回答说：“很长一段时间在社会部。”“首长”似乎沉思片刻，再开口就有些熟络：“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谁说他们不需要人才!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历史?“大革命”的开场小锣一响，他对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调查，档案资料说明，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完成过很多艰难的使命，难怪得到周恩来的器重。所以呼风唤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担任一项重要工作，没想到他是如此的不听招呼，连阳奉阴违都不是，简直是和他背道而驰。自延安得势以来，什么时候容下过这样的不从!胡秉宸听出话里的微妙。在党里做了几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间就是一个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以他那时对“做”人的领悟，趁势说些无伤大雅却不失原则的话，诸如“我水平不高，请老领导多多批评帮助”之类，情况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且这么说也能沾上一点边，这位“首长”的确是个老“克格勃”的头头。尽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说，绷着脸，梗着脖子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原因是远在延安时期，胡秉宸就对这位“首长”有了怀疑，虽然不甚明确。首先起始于“首长”的讲话。胡秉宸是挑剔的。从他少年时自己走不好正步，从而讨厌了军训课、捉弄军训教师，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执。他觉得这位“首长”说起话来中不中、西不西，还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调自得。一个革命家，有什么必要卖弄这些?而一个喜欢卖弄的人，难免不让人怀疑另有所图。一作报告就是托洛茨基，说来说去就是托派主张由日本人来占领中国，很没意思。中国的托派不过二十八个半，有什么值得这样虚张声势、大书特书?一个人要是老把什么挂在嘴上，那要么就是他的心病，要么就是除了那个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本在王明极盛时期追随王明，长驻苏联的人，曾几何时，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欢的佞臣，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甚至高呼“王明万岁!”胡秉宸亲眼看到过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骑着马儿闲遛。马儿踩着细碎的小步，两人在马上有说有笑。他们的欢声笑语，让马儿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跃着逸豫的韵致。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从驻地盐店子到延安去买点日用品。野外没有他人，骑在马上的这两个，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环境中，在对革命生涯磕头点地的赤诚中，是那样招摇，那样带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让他不满地频频回头。三十年风水轮转，这位与王明策马同游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风伊始，便审时度势，很快靠了过来，转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干将。那时胡秉宸已远去重庆，没能眼见那份赤裸的精彩。“整风”于一九四三年转入“抢救运动”，近两万名千里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干部，几乎全部收审关押，成了特务。他用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们的机体，维持了他那个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的位置。有人反映此人阴险奸诈、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据说都被这样的说法推挡回来：我们就是要用他来杀人，用他来揭王明的老底。胡秉宸的目光从半掩的眼皮下，急速地在“首长”脸上扫过，试图一瞥那对隐约在眼镜后面，久已不见庐山真面目的眼睛。可他一无所获，只瞥见一团稍纵即逝、不分皂白的浊光。就在那时，他接上了中断多年的怀疑。人类怎么会有历史?钟情历史?矢志于历史的真实?他突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岂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难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要消灭历史。时隔二十余年，其间风云变幻，“运动”迭起，此人却更加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兼而每在“运动”中呼风唤雨，胡秉宸就越发觉得“大革命”的怪诞。不能不说，对人、对事，胡秉宸具备一对火眼金睛。经过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渐自如，但他知道并非事事都可蒙混，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不能“做”的关头，何去何从，必得有个抉择。三思而后，他拒绝了眼前的机会。在手中握有“尚方宝剑”的几个男女蒸蒸日上之时，很有些大风起兮、慷慨就义的意思。那个拒绝，何止是对他心智、胆魄、忠诚的考验?也是对他根基的考验，对来自他那个家族，那个源远流长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馅饼则另当别论)的放达，荣辱不惊的沉毅的考验。但也不能排除“首长”和他谈话时的那副坐相，那种狐假虎威的腔调，让他觉得深受其辱。这种因素于胡秉宸的作用，并不亚于政治上的权衡。“情况是这样，戚本禹同志反映对你的来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不提戚本禹还好，一提，就想起戚本禹对他拍桌子的事。胡秉宸更是铁了脸，完全不顾“首长”的话里欲藏不藏地藏着“一箭数雕”，但也可能容他有一隙回旋之地的凶险。戚本禹是什么玩意儿?竟然向他拍桌子!胡家那浪漫而躁动的血，在他的血管里不可遏制地奔突起来。“首长”一下就明白了“竖子不可救”的忤逆。“那么你承认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散布过许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所有的讲话都有录音，领导可以调审……如果非要说我说了，我也没办法。”胡秉宸听见“首长”用手指弹了弹手里的一张纸，还有“嗖”的一声从指间刮过来的那一窄条阴风。随即他被告知开除了党籍，其因是违抗“中央”的指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央的敌我矛盾。“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你个人还有什么意见?”他直直地站在“首长”面前，说：“对组织的这一决定，我保留意见。我不承认我是反动分子，也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说完，他心里反倒不忐忑了，而是横下心来考虑，如何度过根本看不到头的“反革命”生涯，或准备身首两地。可想而知，在那个回合里也不曾腿软的胡秉宸，白帆的捉弄是怎样激怒了他。他更加冷蔑地说道：“你这股浑劲儿、固执、暴戾、无知，完全源自你的父亲，属于一种遗传基因的作用，是无法改变的了。你母亲一生就这样地活在你父亲的阴影下，你以为我也会这样生活在你的阴影下?”白帆当即把带去的小菜、羹汤摔了一地，铝制饭盒在光滑的地板上不识时务地旋转着，如没有铆足劲的手摇老唱机，又逢一个老式胶唱片，奏出了一曲沙哑变调的哀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伸出十指抠着胡秉宸的眼睛喊道：“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这喊叫在病房了无生气的走廊里游走回荡，沉闷的内科病房陡然变做生动的精神病房，医生护士更觉此人暴戾，还说难怪她一进病房，胡秉宸的心电图就不规则地波动。任凭风吹浪打，胡秉宸也没有睁开眼睛。白帆眼瞅那双合着的眼睑倏忽之间不但不再抽搐反倒淡定地层平，也就是说，她眼瞅着胡秉宸在她面前，瞬间筑起了一道比铜墙铁壁更难以攻克的屏障。而她只能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那工程的实施，无论怎样也不能阻挡大势已去的局面了。锥心的绝望让她又狂号出一句极不理智的话：“我就是要气死你!——”在她如此败坠深渊的时刻，吴为却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到医院来和胡秉宸幽会，不是乘人之危又是什么?为胡秉宸的遭遇哭哭啼啼、柔肠寸断的吴为，与癫狂失态的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如一个精心设计的对比，居心是何等险恶!如果和胡秉宸一对一地较量，还只是胡秉宸对她的伤害，而吴为和胡秉宸的幽会，则对她不仅是一个联手的伤害，还是胡秉宸当着她的仇敌对她毫不吝惜的出卖。这出卖把她置于怎样狼狈的境地，不给她留下丝毫进退的余地……这种伤害，仅仅是加倍就可以计算出来的吗?她的拳脚、诅咒、辱骂、怒吼……难道不是她的正当防卫，不是吴为罪有应得?谁敢说她残暴!换了另一个女人也许比她做得还过分。而吴为不肯大打出手，那左推右挡的招架，更让她想到以退为进的佯装，让她又失一招地恨意倍增。即便她把吴为置于死地又怎样?她仍然被不言不语的吴为杀了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胡秉宸早替吴为缴了她的械。吴为只能左推右挡。她明知自己夺人所爱，而一个夺人所爱的人，不论遭遇什么，还有什么可说?可又不能不夺。那时她以为是虎口夺人，很久以后才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更何况胡秉宸沉疴在身，任何刺激都可能导致他转眼之间一命归天。她有什么道理像白帆那样翻江倒海、大有作为?但白帆的打法着实让她大开眼界，原来女人也可以如此大打出手。在那一瞬间，她居然还能想到叶家女人的无能。要是叶莲子有这十分之一的魄力，也不至于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至于她自己，面对白帆那十八般武艺的全面出击，也只会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人?”白帆近近地逼着她的脸说：“打的就是你这个婊子，怎么样，你敢到派出所去验伤吗?”仓皇中，她扭头看了看胡秉宸。胡秉宸绷着脸，一副无视无闻的样子。她被这两个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她经验丰富、技艺精湛、胸怀大略的人挤在了中间，挤得她无所适从，哑口无言。胡秉宸一声不响地看着吴为在那摧枯拉朽之力的研磨下，挣扎也无可挣扎，逃遁也无可逃遁，一点点地化为齑粉。吴为不得不原谅他的一声不响，因为他生命垂危，无能无力。但他至少可以说明一句，她是应他的要求到医院来的。虽然事后胡秉宸解释道“……当时你默默走开是最好的办法，否则弄到医院院部，成为全体病人的笑料传出去，或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一定会找三方机关，那才真会造成以后的被动局面”，吴为也未能全然释怀。考虑如此全面的胡秉宸，对要求她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为什么不置一词?即便胡秉宸澄清责任，难道白帆就会手软?白帆不能不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而经过长期、多种战斗洗礼的白帆，在解决这类危及切身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一派大江东去的浩荡。吴为从来不是白帆的对手，永远不可能是。以后发生的事，将会证明这一点。尽管如此，吴为对胡秉宸还是言听计从——“你是个小仙女而我是个凡人，多年在行政部门工作中混的老手，相信我处理问题的能力，把处理此事的责任交给我，那实在不是文学家的事。”胡秉宸的考虑是正确的，就像他常对吴为说的那样，不论多么困难的事，只要坚持，也包括坚忍，就是胜利。如果吴为当时不采取忍让的态度，白帆绝对会像他预料的那样，以此为由制造非常事件，不仅他和吴为的前途更加渺茫，吴为也会更加迅速地坠人深渊。不论重病在身还是病愈之后，胡秉宸都是吴为誓死捍卫的对象。“我有病，活不了多久，请给我最后的自由”，更是胡秉宸的软刀子，与白帆离婚用的这个口实，与吴为离婚时用的也是这个口实，日常也是惟我为是地要挟，——谁让女人各个看不得她的所爱受苦受难?吴为不得不替重病在身的胡秉宸承担来自白帆的反击，更要承担来自白帆与胡秉宸的对手们的联手重击。她的处境是那样险恶。不论情况多么艰险，这个无谋无略、胡秉宸心目中“永远的二年级女大学生”，却坚守决不出卖他的原则。只要交出他的一封信，不但可以从如此凶脸的沼泽中拔出她的腿，甚至因反戈一击有功，得到如他周围那些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不是吗?胡秉宸刚刚提拔为副部长的时候，至今仍然像隐蔽极深，不到关键时刻不会出面的情报人员那样，从来不事张扬的胥德章、常梅夫妇，立刻带着一瓶好酒前来祝贺。看得出那瓶酒存放了好些年头，更见得开启它的机缘多么隆重。记得他举起那杯酒，并向他们夫妇道谢的时候，心中固然得意，可也不无尖酸地想：他们来得是不是太快，惟恐落于人后?吴为却说：“这有什么难?又不是让我去和人家斗法。这个，只要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就是。”吴为的坚守和白帆的倒戈相比，令胡秉宸感慨万千。如果说白帆的反击尚可理解，那么她的倒戈，可就是不能原谅的、品格上的不贞了。为此他曾对吴为说：“我已经打算好，如果你因此被迫到农村劳改，我就到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长住下来，好在现在自由市场可以买到粮食蔬菜，只要我的离休工资照发，这些都可以办到，再订些杂志买些书，住上几年也无所谓。”不知如此慷慨多情的胡秉宸考虑过没有，要是闹到连离休工资也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上几年自也无妨，但对吴为来说，代人受过、劳改几年是什么滋味?一旦这种局面果然出现，除了退求其次，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下，陪吴为度过几年劳改生涯，不知胡秉宸为什么没有考虑挺身而出，坦陈真相，解脱吴为?至于胡秉宸对要求吴为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未置一词，不过是因为在这场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这样的事实在太具体、太琐碎了。有谁见过在寸土必争、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一个指挥官会为一栋在炮弹下消失的房子而感伤，或宁可失去消灭敌人的战机，而让他的炮火绕过那栋房子?哪怕那栋房子修建于三个世纪之前。那的确只是文学家的事。其实吴为的要求并不高，哪怕胡秉宸说一句“对不起，让你受苦了”也行，可是他没有。也许这样的要求，于一个指挥官是太苛刻了。既然胡秉宸已经打算陪她去劳改，又何必纠缠于这样一句华而不实的话呢?再说，爱是不必说对不起的，即便到了该说对不起的份儿上，又都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个愿挨，活该不活该只有女人自己心里明白。吴为也没有理解胡秉宸“挥泪斩马谡”的谋略。她像大多数女人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识大局的素养。她感到委屈，做不到胡秉宸要求的“你将要做宰相门中的媳妇和二品侍郎夫人，要有这个门第的豁达和气势”。这不仅仅是调侃，那个在几百年风雨的涤荡中已经剥蚀、退色的门第，影响着胡秉宸的一生，如同吴为两岁时遭遇的那个楼梯。在权力的争夺中，不该成为、却成为牺牲品的“二品侍郎”，功名已如黄鹤杳然而去，不管胡秉宸意识或是没有意识到，“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怅惘或遗恨以及被人暗算的不甘，已经深烙心底。不知胡秉宸对吴为的恋情，时感格律平仄的对称和谐之外，是否也杂糅着觅到一个为他肝脑涂地的红粉知己的意外喜悦?她的不理解，不期然地成为一个转折。多年来，吴为不甚在意的那些迹象，那些以为是偶发的、桩桩件件难以理解的事，渐渐聚拢，虽然它的映象暂时还很模糊。只是当胡秉宸再次要求吴为到医院探望时，她无论如何不肯再做那样的冒险。正是从这个事件开始，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每求必应。白帆一定没有想到，倒是这些战争的副产品，对吴为和胡秉宸爱情的杀伤力，比她的正面攻击有力也有效得多。2这些舆论当然也不是胡秉宸当年那些“对手”营造的。吴为作为胡秉宸现在的“前妻”，那些做大事的人物，早已失去了对她的兴趣。当初他们之所以对她兴趣有加，不过是为了从她这里打开缺口而已。如今，不但胡秉宸，连他那些“对手”，俯仰之间已成陈迹。时间岂止是无情，简直可以说是残酷。3她也不愿相信这是胡秉宸的作为，虽然他们分开了，她和他的恩恩怨怨却不是一纸离婚书可以了断的。不过要：是胡秉宸这样运作，吴为也能理解。在大众舆论面前，他也难免尴尬和胆怯，——虽然他一再对吴为说，他从不在乎什么舆论。按照约定俗成的社会心理，当然是吴为抛弃胡秉宸。因为吴为比他年轻，而他已经年老体衰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如此准确地把握大众的社会心理并运用得从容自如，不能不让吴为叹为观止。如果真是这样，吴为还会伤心——胡秉宸怎么一点东西也不给她留下?至少让她觉得她对他二十多年的爱，到底没有轻抛一片心。可吴为更多想到的，是那个常常在头上无声无息地掠过，半人半兽，一双眼睛深藏大恨却又美丽异常的神秘影子……每次掠过，都会从她这里带走一些什么，直到一点不剩。有时她觉得认出了它，感觉非常清晰，可又一闪而过，清晰的感觉重又朦胧起来。它的出现是如此地猝不及防，哪怕是她和胡秉宸做爱的时候，也无边无际地遮拦着她和胡秉宸的生活。就像少年时在黄土高原丹阳观的大殿下，等待那可依可靠的黄昏如约来到，并期待着独享随黄昏而至的那份孤独时，总会与她一起等在大殿檐下，擦着她的脑门儿飞来掠去的巨大蝙蝠。它们的影子也是这样覆盖着属于她和黄昏的孤守，使她的傍晚变得暖昧起来。如今，它终于胜利了，报仇雪恨了!4客观地说，扩散这种舆论倒也不是事出无因。像吴为这样一个走到哪里也没法儿不闹出点“丑闻”，厚道一点说是没法儿不闹出点“笑话”的人，这样的“因为所以”不应在她的头，又应在谁的头上?好比一个早已洗手不于的贼，一旦人们失窃，在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不要说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就连那真正的贼，也要率先羞辱耻笑他一回，以洗清自己。他明知大家的猜疑，可又无法辩白。若是辩白，岂不中了“做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套路?有朋友说，沦落到这步境地是因为她太呆。但吴为不认为自己呆，她只是觉得不会和人接触而已。根据她的阅历以及她在遭遇各种大难时的所作所为，绝对应该把她归为胆小怕事那一类，——不是一般的胆小怕事，而是非常地胆小怕事。但她看起来又似乎天不怕，地不怕。一般人很难体会，一个人胆小或是害臊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就会用天不怕地不怕，或是破罐破摔——说是厚颜无耻也无不可——来掩盖这种无计可施的局面。而在心的暗处，她始终认为世上最大的学问是和人打交道的学问，世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下手，不像面对枪炮或是虎豹豺狼，总能知道危险在哪儿、从哪个方向来的，就是一命呜呼，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据说虎豹豺狼肚子不饿的时候并不进攻，人呢，可就不一定要有什么理由，或许仅仅是因为你的存在(存在就难免会有某种成功的可能)对他就是一种妨碍，或许践踏别人也不失为对许多不便张扬的目的一种曲径通幽的表达和叙述，更或许什么都不为，只是你的女婿比他的女婿高了五个厘米……她老是怀着敬仰的心情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谓百年警句，却始终难以融会贯通，只好宽慰自己：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是与生俱来的。反过来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道理通常是有的。关于虎豹豺狼的理论，不过是吴为的偏激之谈，读者不难在她的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漏洞无处不在，这也是她始终不能成为最出色作家的根由之一。能这样打电话的人，果真想的是青红皂白吗?吴为本来想对胡秉宸的那个老熟人说“谢谢你的电话”，临了却面目全非：“是，是这么回事，我是又嫁了一个比老胡更有钱有势的人。”出乎意料的是对方不无艳羡之情，——虽然是打着哈哈地说：“哦……哦，你们的存款一定很多喽?”她也打着哈哈地回答：“噢——不算太多，几百万大概是有的。”是她提出离婚的又怎么样?不是她提出的离婚又怎么样?到了她这步田地，所谓的“舆论”，在她心里还值几何?又能将她如何?她不正是为了争取返回那可以得到一席公正待遇的地位，忍让了一生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把她的母亲和孩子亏待了一生?到了，她们还不是被人毫不手软地大卸八块?她对这个世道曾经寄予的希望是太大了。如果说人生一世都有一个过不去的情结，那么这可能就是她的那个情结：冤有头、债有主，为什么还要把那惨绝的羞辱对准她无辜的母亲和孩子?是她提出的离婚怎么样，不是她提出的离婚又怎么样?她反正是失去了胡秉宸，而不是胡秉宸失去了她。放下电话之后，吴为到超市去买了一盒牛奶。回到家里，她闲散地拿起了电话号码本。难道在大清早就接到那样两个电话之后，她也想打个电话向谁一诉心结?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她从头到尾，没有明确目标地浏览着那些名字和名字后面的电话号码，最终一个电话也没打。又盘算着——要不要换一套人时的衣衫，到一个环境可人的地方去吃一顿饭，再次验证一下她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精髓坚不可摧?或是去买束自己搭配、色彩过渡得有情有致的鲜花?再不就捡拾一下地板上摊得满脚满地的报纸杂志，打扫一下四处絮飞尘飘的房间，擦一擦家具上甚至可以用来书写的灰尘……像往常那样，勉力地让他人、更让自己相信，她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最后还是放弃了她很擅长的、演出这一类小品的打算。有那么一瞬，她甚至想，电话铃何不再响起来?哪怕里面藏着比刚才那两个电话更多的心机。她跟自己聊了一会儿天：“．你觉得该不该去看那场芭蕾舞?”“当然该去。”“票好买吗?”“我得去一趟医院，拿点儿安眠药。”“现在有种新药好像很有效。”“什么药呢?”后来又朗读了一会儿英文；自得其乐地打开音响，放大了音量；房子里热闹起来……她歹毒地笑了笑，走进洗澡间，对着镜子，将自己那如孤狼一般歹毒的脸细细打量，在无有穷期的险恶中，她已经彻底地荒废。没人可以救她，也无可救药，她只能是孤军一人了。回眸之间，镜子里突然映出许多大而黄的牙齿。那些牙齿，胜利在握、不慌不忙地从她身后逼压过来，她的全身于是就被咬在了这些大而黄的牙齿里。她感到了直穿内底之痛。猛然回身，想从那些牙齿里挣扎出去，却一头撞在身后的墙上。——血从她的额角蜿蜒流下，在她久已无味的脸上，增添了一些婉约，甚至是略显风尘的动人之处。在疼痛中她慢慢清醒，原来那不是牙，而是墙上的一块块瓷砖。但那些瓷砖怎么看怎么像一排排的牙齿——可真不是她的矫情——并且是在侵华战争时期那些日本人才有的、大而黄的门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种进化以及牙科医学的进步，现在的日本人肯定不会再有这样大而黄，并像蟋蟀那样向外龇着的大门牙了。但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人，却不得不尴尬地长着这样的大门牙。而她洗澡间里的这些牙，不但黄而大，不但像蟋蚌的门牙那样向外龇着，每个牙缝之间还嵌着根深蒂固的黄色牙垢。她不由得拿起凿子，信心十足地想要剔除那些牙垢，剔着剔着她忽然明白，这么多牙和这么多牙缝，她是无论如何也剔不干净了，于是就拿起凿子和榔头，连撬带敲，一块块敲碎了那些牙。她干得很安静，很从容，一点也不疯狂。过后只是觉得有点累，便点了一支烟，对着那支烟低叫了一声“宝贝儿!”又对着空中高喊了一声“妈!——”吸烟的感觉真好，现在，最让她放松的时刻，最让她感到亲切的事，就是吸上这样一支既不对她怀有怜悯，也不对她怀有恶意的烟了。她坐在厕所门前的地板上，一面瞧着那些被她敲碎的大黄牙，一面冥想着世事的无定。可不，转眼之间，这些大黄牙就碎了，就像一个本来形影不离的人，突然之间躺进了棺材。这时她一回头，一个头戴纱帽、身穿朝服的男人走了进来。那男人的脸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全无，只光板一张。光板上纵横地刻满隶书，每笔每画阔深如一炷线香，且边缘翻卷。这张刻满隶书的脸板，无声无息地跟踪着她，与她一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就转身俯向那张脸，问道：“让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可她怎么看也看不懂。从此她逢人便问：“你能告诉我，那脸上写的什么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