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诸君，请想象一下吧！一座天蓝色瓷砖砌成的游泳池，一些被太阳晒黑、并对运动有敏感性的人们在池里游泳。从池边到沐浴室前，坐着同样晒黑、同样有敏感性的男男女女。或许还有扩音器里传来的、音量调小的音乐。健康但乏味无趣，绷紧游泳衣的轻度的干巴巴的情欲。瓷砖地很滑，然而没有人滑倒。为数不多的禁令牌，即使如此也纯属多余，因为游泳的人只上这里来待上两个小时，而所禁止的却都是游泳池外面才会发生的事情。不时有人从三米跳板上跳下来，但不能赢得游泳的人的注目，也不能引诱躺着的游泳客的眼睛离开有图画的报纸——突然间，一阵风！不，不是风。原来是个年轻人，慢慢地、目标明确地、一档接一档地爬上十米跳台的梯子。杂志连同来自欧洲和海外的报道被放下来了，眼睛跟着他一起往上爬。躺着的躯体变长了，一个年轻女人用手给眼睛遮光，某人忘了他正想的事，一句话没能说出来，一次调情刚开始，话说到一半便提前结束——现在他站在跳台上，体格好，精力足，上下弹跳，靠在微弯的钢管扶手上，臀部漂亮地一扭离开了扶手，走上高悬的、每走一步都会弹上弹下的跳板，向下望去，注视着天蓝色的、小得令人惊慌的游泳池。池子里，红、黄、绿、白，红、黄、绿、白，红、黄……游泳女人的游泳帽像多变的万花筒。有熟人坐在下面。道丽丝-许勒和埃丽卡-许勒，尤塔-达尼埃尔和她的男朋友，这个男的根本配不上她。她们挥手，尤塔也挥手。他一边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一边向下招手。她们叫喊。她们想干什么？试一试，她们喊道；跳呀，尤塔喊道。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只想看看上面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慢慢地一档一档抓着爬下来。她们又喊了，喊得大家都能听到。她们大声喊道：跳呀！跳呀！跳！
　　待在离天这么近的跳台上，真是身处绝境，我这么讲，诸君必定会同意。撒灰者团伙成员和我，也身处类似的境地，但不是在游泳季节，却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我们爬到高处，挤满了跳台，下面，坐着法官、陪审法官、证人和法院办事人员，构成庄严的马掌形，在没有水的游泳池周围。
　　施丢特贝克走到没有扶手但有弹性的跳板上。
　　“跳！”法官合唱队喊道。
　　施丢特贝克没有跳。
　　这时，下面证人席上站起一个身材瘦长的少女，身穿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和一条百褶裙。一张白色的、不再模糊不清的脸——直到今天我还断言，它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仰起来，像一块闪烁的终点标志牌。卢齐-伦万德没有喊，而是低声说：“跳，施丢特贝克，跳！”
　　这时，施丢特贝克跳了。卢齐又坐到证人席的木凳上，把编结的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的袖子拉拉长，遮住她的拳头。
　　摩尔凯纳一瘸一拐地上了跳板。法官要他跳。摩尔凯纳不想跳，窘迫地对着他的指甲微笑，一直等到卢齐楼起羊毛茄克衫的袖子，露出拳头，向他仰起细眼睛黑框三角形。这时，他目标明确地朝三角形跳去，可是没有达到目标。
　　煤爪和赤膊天使上跳台时就不友好，在跳板上打起架来。赤膊天使被撒了灰，甚至在往下跳的时候，煤爪还抓住赤膊天使不松手。德力支兔，长着有丝一样光泽的长睫毛，在跳之前闭上了他的无穷悲哀的狍子眼。
　　空军辅助人员在跳之前必须脱掉制服。
　　伦万德兄弟也不准以辅弥撒者的身份跳下天国去。他们的妹妹卢齐，身穿露线头的战时羊毛茄克衫，坐在证人席上，提倡跳跃运动，她也决不容忍他们那样做。
　　同历史记载相反，贝利萨尔和纳赛斯先跳，托蒂拉和泰耶在后。
　　蓝胡子跳了，狮心跳了，撒灰者团伙的基本群众——鼻子、布须曼人、油港、吹笛人、芥末瓶、弯刀和箍桶匠都跳了。
　　施图赫尔，高中生，斜眼儿，斜得叫人吃不消，只能算作撒灰者团伙的半个成员，那天碰巧赶上。他也跳了。跳板上只剩下耶稣一个，法官合唱团把他当成奥斯卡-马策拉特，喝令他跳，耶稣不理睬。肩胛骨间拖着细细的莫扎特发辫、面孔铁板的卢齐又从证人席上站起来，搂起羊毛茄克衫的袖子，闭拢的嘴一动不动地低语道：“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这时，我明白了十米跳台的诱惑力。这时，灰色小猫在我的膝窝里打滚，刺猬在我脚底下配对，燕子在我的腋窝里展翅。这时，不只是欧罗巴，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吕宋岛上跳火炬舞①。他们军装上的细眼和圆眼钮扣丢了。在斯德哥尔摩倒有个裁缝，这时正在给一件大方的条纹晚礼服钉扣子。蒙巴顿正用各种口径的炮弹喂缅甸大象②。这时，利马一个寡妇正在教鹦鹉学舌，说“卡拉姆巴”这个词儿。这时，太平洋中部有两艘巨大的、像哥特式教堂一样装饰着的航空母舰迎面驶去，让飞机起飞，互相击沉。飞机不能降落，走投无路，便像天使似的纯譬喻性地悬挂在空中，嗡嗡叫，消耗着它们的燃料。这一点也不打扰哈帕兰达的某位刚下班的电车售票员。他把鸡蛋打到平底锅里，两只给自己，两只给他的未婚妻。他事先把一切都考虑周到，微笑着等待她的到来。不难预料，科涅夫和朱可夫的军队将再次出动；在伊朗下雨的时候，他们将突破魏克塞尔防线，过迟地占领华沙，过早地占领柯尼斯贝格③，但他们不会妨碍巴拿马的一个有五个孩子和一个丈夫的女人在煤气灶上煮糊牛奶。显而易见，时事的线索，前端未知分晓，缠成各种套结，演成历史，后端已被编织成历史学了。我也注意到，游手好闲、皱眉头、垂下脑袋、握手、生孩子、铸造伪币、关灯、刷牙、枪毙以及换尿布这些活动到处都有，尽管灵巧与熟练的程度不一。这许多有目的的行动使我昏了头，因此，我把注意力又转回到为向我表示敬意在跳台脚下举行的审判上去。“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早熟的证人卢齐-伦万德在低语。她坐在撒旦的怀里，更显出她还是个处女。撒旦给她一个香肠面包皮，让她高兴。她咬了一口，仍然保护贞洁。“跳吧，甜蜜的耶稣！”她咀嚼着，向我显示她的未破损的三角形——
　　①指美军于1945年五月开始收复被日军所占的吕宋岛。
　　②指自1944年起由蒙巴顿将军发起的缅甸攻势。
　　③苏军于1945年1月17日攻克华沙，1月28日包皮围柯尼斯贝格，4月10日守城德军投降。
　　我不跳，决不会从跳台上往下跳。这不是最后一次对奥斯卡的审判。曾经有过多次，甚至最近还有人想引诱我去跳。像在审判撒灰者时那样，在戴戒指的手指案审理过程中——我称之为第三次对耶稣的审判也许更好——没有水的天蓝色瓷砖游泳池边上也有足够的观众。他们坐在证人席上，想通过对我的审判以及在审判我之后继续活下去。

　　但我转回身去，掐死腋窝里的燕子，压死鞋底下举行婚礼的刺猬，饿死膝窝里的小灰猫——我鄙弃了往下跳的欣快感，直挺挺地走上平台，摇摇晃晃地踩住扶梯，往下爬。我让扶梯的每一档向我证明，不仅可以登上跳台，也可以不跳而重新离开跳台。
　　下面，等着我的有玛丽亚和马策拉特。维恩克圣下不请自来给我祝福。格蕾欣-舍夫勒给我带来一件冬大衣，外加蛋糕。小库尔特长大了，既不认识我这个父亲，也不认识我这个同父异母兄长。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搀着她的哥哥文岑特。文岑特阅历甚深，但说话颠三倒四。
　　我们离开法院大楼时，一名文官走到马策拉特面前，递给他一份信件并说：“您真应该再考虑一下，马策拉特先生。这个孩子必须离开街道。您瞧瞧，这样一个不能自理的孩子被什么样的家伙滥用了！”
　　玛丽亚哭了，给我挂上鼓，这是维恩克圣下在审判期间替我保存的。我们走到火车站旁的电车站。最后一段路由马策拉特抱着我。我从他肩上往后看去，在人群中寻找一张三角形脸，想知道，她是否也得上跳台，她是否跟在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后面往下跳，她是否也像我一样知道了扶梯有第二种用途：让人爬下来。
　　直到今天我还不能戒掉这个习惯，即在街上和广场上四处张望，寻找一个瘦瘦的、既不漂亮也不难看然而不停地蓄意谋杀男人的“油煎鱼”①。甚至躺在疗养护理院的床上，当布鲁诺通报有陌生人来访时，我也会吓一跳的。我所害怕的是：卢齐-伦万德来了，这个吓唬孩子的坏蛋和黑厨娘，她最后一次来喝令你往下跳——
　　①“油煎鱼”，指接近成年（十四至十七岁）的少女，黄毛丫头。
　　马策拉特考虑了十天之久，他该不该在信件上签字并寄回给卫生部。到了第十一天，他签了字寄出了，但这时这座城市正遭炮兵轰击，邮局是否有可能发信已成问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坦克先头部队进抵埃尔平①。魏斯指挥的德国第二军进入但泽周围高地上的阵地。地窖生活开始了——
　　①时间为1945年2月10日。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地窖是在店堂下面。从过道里厕所对面的地窖口下去，走十八级台阶就到了。它的前面是卡特和海兰德的地窖，后面是施拉格的地窖。老海兰德还在。可是，卡特太太、钟表匠劳布沙德、艾克夫妇和施拉格夫妇带着若干行李走了。后来听说，他们这几个，还有格蕾欣-舍夫勒和亚历山大-舍夫勒，在最后一分钟登上一艘以前属于“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轮船走了，朝什切青或吕贝克方向或者朝一枚水雷驶去，被炸飞到了空中。总而言之，一半以上的住房和地窖已空无一人。
　　我家地客的优点是有第二个入口，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在店堂柜台后面的吊门下面。这样也就没人能看见，马策拉特把什么东西搬进了地窖，又把什么东西从地窖里取出来。马策拉特在战争年头堆积在那里的贮存物资，谁看了都会妒忌我们的。干燥、暖和的地窖里放满了生活必需品：各种豆类、面食、糖、人造蜂蜜、面粉和人造黄油。几箱松脆面包皮片摞在几箱食用椰子油上。什锦蔬菜罐头同米拉别里李子罐头、嫩豌豆罐头和李子罐头一起码在几个木架上，这是实干家马策拉特自己做的，固定在墙头的栓销上。大约在战争中期，根据格雷夫的倡议，在地窖天花板和水泥地之间加了几根横梁，使这个生活必需品仓库也成了符合规定的安全的防空室。马策拉特曾多次想卸下这些横梁，因为但泽除了骚扰性袭击外还没有遭受过较大的轰炸。任防空员的格雷夫死了，不能再劝告他。这时，玛丽亚求他保留这几根支撑的横梁。为了小库尔特，她需要安全，有时也说是为了我。
　　一月底头几次空袭时，老海兰德和马策拉特合力把特鲁钦斯基大娘连椅子一起抬进我家地窖去。后来，他们就不管她了，也许是她自己有所表示，也可能是抬上抬下太费劲，便把她留在卧室的窗户前。一次对内城的大轰炸过后，玛丽亚和马策拉特发现这位老太大下巴吊着，翻了白眼，好像一只黏黏糊糊的小苍蝇飞进了她的眼睛里。
　　于是，卧室的门从铰链上卸下来了。老海兰德从他的仓库里取来了工具和几块箱子板，抽着马策拉特给他的德比牌香烟，动手量尺寸。奥斯卡帮他干活。其余的人都躲进了地窖，因为高地的炮轰又开始了。
　　老海兰德想快点干完，钉一个简陋的、两头一般大的箱子了事。奥斯卡主张做成传统的棺材形状，寸步不让。我替他扶住木板，让他按我规定的尺寸去锯，结果，他还是下决心做成了一头小的形状，这也是任何一个人的尸体所要求的。
　　末了，棺材看上去挺精致。格雷夫大太替特鲁钦斯基大娘擦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件刚洗过的睡衣，替她剪指甲，梳好发髻，用三根毛线针固定住。总之，她费了不少心，使特鲁钦斯基大娘死后还像一只灰耗子，而她活着时，喜欢喝麦芽咖啡，吃土豆煎饼。
　　这只坐在椅子上的耗子在大轰炸时抽了风，这时躺在棺材里，双膝是隆起的。海兰德趁玛丽亚抱着小库尔特离开房间时，利用这短短的几分钟，敲断了她的腿，这才钉上了棺材盖。
　　可惜我家只有黄漆而没有黑漆。于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就躺在没上漆但一头小的木板箱里被抬出寓所，下了楼梯。我背着鼓跟在后面，注意读棺材盖上面的字：维特洛人造黄油——维特洛人造黄油——维特洛人造黄油，上下三行，间距相等。这事后补充证明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口味是什么。她活着的时候宁愿吃从纯植物油脂提炼成的维特洛人造黄油，也不愿吃最好的真黄油，因为人造黄油使人健康，有生气，有营养，吃了后精神愉快。
　　棺材放在格雷夫蔬菜店的平板车上。老海兰德拉车穿过路易森街，马利亚街，过了安东-默勒路——那儿两幢房子在着火——朝妇科医院方向走去。小库尔特由寡妇格雷夫太太照料，留在我家地窖里。玛丽亚和马策拉特推车子，奥斯卡坐在车上，他更愿意坐到棺材上去，但是不准坐。街道堵满了从东普鲁士和韦尔德尔来的难民。体育馆前的铁路下跨道简直难以通行。马策拉特建议在康拉德学校花园里挖个坑。玛丽亚反对。老海兰德跟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样年纪，也挥手拒绝。我也反对埋在校园里。不管怎样，我们也得放弃去市立公墓的打算，因为从体育馆到兴登堡大街只准军用车辆通行。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法把这只耗子埋葬在她的儿子赫伯特旁边了。我们替她在市立公墓对面、五月草场后面的斯特芬花园里挑选了一块地方。土地封冻。马策拉特和老海兰德轮流抡尖头十字镐，玛丽亚在石凳旁挖常春藤，奥斯卡趁机溜走，很快来到兴登堡大街的树干之间。交通混乱至极！从高地撤下的和从韦尔德尔撤下的坦克对开过来。在树上——如果我记忆无误，那就是菩提树——吊着人民冲锋队①队员和士兵。他们制服钮扣上的厚纸牌还能读出一些字来，写着的是：这些树或菩提树上吊死的是叛徒。我观察了许多吊死鬼龇牙咧嘴的脸，一般地作了比较，又专门跟吊死的蔬菜商格雷夫作了比较。我也观察了吊着的几束身穿过于肥大的制服的年轻人，好几个我都以为是施丢特贝克——吊死的小伙子相貌几乎都一样——我暗自说道，现在他们把施丢特贝克吊死了。他们是否也把卢齐-伦万德吊死了呢？——

　　①这是纳粹德国在覆亡前夕动员超过或不满服兵役年龄的男子组成的民兵。其中一些因胆怯或开小差而被吊死。
　　这个念头犹如给奥斯卡插上了翅膀。他在树中间穿来穿去寻找一个吊死了的单薄的姑娘，甚至敢于在坦克中间穿过去到达林阴道的另外一侧，但在那儿找到的也只是士兵、年岁大的人民冲锋队队员和同施丢特贝克相像的小伙子。我失望地沿着林阴道走到一半被毁的四季咖啡馆，勉勉强强地回去。当我站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坟墓旁，同玛丽亚一道朝坟丘上撒常春藤和簇叶时，卢齐正在被吊死的映像始终盘旋在我心中，连细节都一清二楚。
　　我们不再把寡妇格雷夫的平板车送回蔬菜店。马策拉特和老海兰德把它拆开，将构件全都放在柜台前。殖民地商品商递给那老头三盒德比牌香烟，一边对他说：“也许我们还用得着这车子。这里比较保险些。”
　　老海兰德什么话也不说，但从几乎是空荡荡的架子上抓起好几包皮针和两纸袋糖。随后，他趿拉着那双在来回路上和埋葬时一直都穿着的毡拖鞋出了店堂，让马策拉特把架子上寥寥无几的剩余商品搬进地窖里去。
　　现在，我们几乎不再出洞去了。听说，俄国人已经到了齐甘肯山、皮茨根村，临近席德利茨了。他们无论如何也得占领高地，才能朝城里直线炮击。右城、旧城、胡椒城、前城、新新城、新城以及下城，是在七百年以上的时间内建造起来的，却在三天内烧毁了。但这并非但泽城的第一次大火。波莫瑞人、勃兰登堡人、条顿骑士团、波兰人、瑞典人（前后两次）、法兰西人、普鲁士人以及俄罗斯人，还有萨克森人，在这之前就已经制造了历史，每隔几十年就觉得这座城市值得烧它一回。现在呢，是俄罗斯人、波兰人、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一起，第一百次烧哥特式砖砌艺术的砖头，但并没有由此得到烤面包皮片。黑克尔巷、长巷、宽巷、大和小羊毛织工巷在燃烧，托比亚斯巷、狗巷、旧城沟、前城沟在燃烧，壁垒和长桥在燃烧。克兰门是木结构，火焰格外美。在小裤子裁缝巷，烈火给许许多多条光焰刺目的裤子量尺寸。圣马利亚教堂从里面烧到外面，从尖拱窗里喷出节日灯火。圣卡塔琳娜、圣约翰、圣布里吉特、圣巴尔巴拉、伊丽莎白、彼得和保罗、特里尼提和基督圣体各教堂未搬走而剩下的钟在钟楼框架里熔化，铁水滴落，既无歌声，也无乐声。在大磨坊里，研磨着红色的小麦。在屠夫巷里，散发着星期日烤肉的烧焦的气味。在市剧院，初演《纵火者之梦》，一出双重含义的独幕剧。在右城的市政厅里，决定在大火以后增加消防队员的薪水并追溯既往，圣灵巷以圣灵的名义在燃烧。圣方济各修道院以喜爱并歌颂火的圣方济各的名义在欢乐地燃烧。妇女巷为父与子毁于一旦。木材市场、煤市、稻草市场烧成灰烬，此乃不言而喻。在面包皮师巷，小面包皮不再从炉里出来。在奶罐巷，牛奶煮得溢了出来。唯独西普鲁士火灾保险公司的楼房鉴于纯象征的原因，未被焚毁。
　　奥斯卡对火烧向来不太感兴趣。若不是我把自己那点为数不多的但易燃的家当轻率地放在晾衣间里的话，那么，当马策拉特爬上楼梯，到晾衣间去观看燃烧中的但泽时，我也会待在地窖里的。必须救出我最后几个前线剧团备用鼓、我的歌德以及拉斯普庭。我还得保护那柄夹在书里的极薄的绘图小扇子，也就是我的罗丝维塔，即拉古娜在世时善于优雅地轻摇的那柄扇子。玛丽亚留在地窖里。小库尔特却非要跟我和马策拉特上屋顶看大火不可。我一方面对我的儿子不加控制的热情感到生气，另一方面却暗自说道：这是他的外曾祖父，我的外祖父，纵火犯科尔雅切克遗传给他的。玛丽亚把小库尔特留在下面，允许我跟马策拉特一起上楼。我拿到了我的那些家当，由晾衣间的窗户往外瞧了一眼，对这座古老的城市竟能振作起来而进发出这种火焰四射的活力深感惊讶。
　　几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我们才离开了晾衣间。后来，马策拉特还要上去，但遭到玛丽亚的禁止。他服从了。他向也待在地窖里的寡妇格雷夫一五一十地叙说这场大火时，他哭了。他再次回到寓所去，打开收音机，但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连燃烧着的电台大楼火焰的咝咝声都听不到，更不用说会有什么特别新闻了。
　　马策拉特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那样犹豫着，站在地答中央，拽着裤子吊带，第一次表示怀疑最终胜利，并且听从寡妇格雷夫的劝告，摘下了上装翻领上的党徽，但不知藏到哪里去好，因为地窖是水泥地，格雷夫太太也不愿把徽章从他手里接过来。玛丽亚认为，他可以把它埋在过冬土豆里，但马策拉特觉得这还不够保险。而上楼去呢，他又不敢，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来了①。如果他们不是已经到了，那也在半路上。方才他在晾衣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布伦陶和奥利瓦附近战斗了。他几次三番表示后悔莫及，怎么没把这块水果糖留在楼上防空沙里呢，如果他们在这里见到他，见到他手里还捏着这块水果糖的话……他把它扔到水泥地上，正想要去踩它，发一阵狂，小库尔特和我，我们两个同时扑过去。我先抓到了它。小库尔特挥拳打来时，我仍旧捏着它。小库尔特想要什么东西时，总要动手打人，但是我没有把党徽交给我的儿子，我不想让他遇上危险，同俄国人可开不得玩笑。这一点，奥斯卡当年读拉斯普庭课本时就已经知道了。在小库尔特揍我，玛丽亚正要把我们两个拉开的时候，我却在考虑，如果奥斯卡在他儿子拳打脚踢之下让了步，谁会在小库尔特手里发现马策拉特的党徽呢？是白俄罗斯人还是俄罗斯人，是哥萨克人还是格鲁吉亚人，是卡尔梅克人还是克里米亚鞑靼人，是鲁提尼人还是乌克兰人或者是吉尔吉斯人呢？——

　　①指苏军进入朗富尔，时间是1945年3月28日。
　　玛丽亚靠寡妇格雷夫的帮忙才分开了我们两个。我旗开得胜左手握拳捏着这块水果糖。马策拉特高兴了，他的徽章没了。玛丽亚在对付号啕大哭的小库尔特。打开的徽章别针扎我的手心。一如既往，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马策拉特的党关我什么事？我正要在背后把马策拉特的水果糖重新粘到他的上装上去时，他们也正好到了我们头顶上的店堂里。从女人们的尖叫声判断，他们也很可能进了左邻右舍的地窖。
　　他们拉开吊门时，徽章的针还在刺我。我别无办法，只得蹲在玛丽亚打战的双膝前，观察水泥地上的蚂蚁，蚂蚁的军用大道从过冬土豆堆斜穿过地窖通往一个盛满白糖的口袋。六个兵挤在地窖的楼梯上，端着机关枪，睁大了眼睛。完全正常的、血统轻度混杂的俄国人，我这样估计着。在各种各样的叫喊声中，使人感到安慰的是蚂蚁并没有因为俄国兵的露面而受丝毫的影响。蚂蚁只打算夺取土豆和糖，那些手执机关枪的人则另有所图。成年人举起双手，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这可以从每周新闻片里看到；在波兰邮局保卫战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举手投降的情形。可是，小库尔特为什么要学成年人的样呢？我不明白。他应该以我——他的父亲为榜样，不然的话也应该以蚂蚁为榜样才对。四个四方形制服中的三个对寡妇格雷夫产生了兴趣，这僵硬的一伙人中顿时出现了一些活动。守寡已久、刚过了四旬斋期的格雷夫太太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客人光顾。她起先还惊呼一通，但接着很快便陷入了那种她几乎遗忘了的境地。
　　我早已在拉斯普庭的书上读到过，俄国人喜爱孩子。在我家的地窖里我亲身体验到了。玛丽亚在无缘无故地发抖，她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那四个不跟格雷夫太太打交道的人让小库尔特坐在她的怀里，而不是自己取而代之。他们抚摩小库尔特，对他说“好好好”，还轻轻拍拍他以及玛丽亚的面颊。
　　有人把我连鼓带人从水泥地上抱起来，打断了我对蚂蚁继续作对比观察并以蚂蚁的勤奋来衡量当前发生的事情。我的铁皮鼓仍挂在肚子前。这个矮小结实、毛孔粗大的男人用粗手指在鼓上敲了几小节，可以合着这节拍跳舞，就一个成年人而言绝不能说是笨拙。奥斯卡真想酬谢一番，真想在铁皮上来几首艺术小品，可惜办不到，马策拉特的党徽还在刺他左手的手心。
　　我家地窖里的气氛已经变得和平而亲密。格雷夫太太躺着，越来越平静，那三个男人等一个满足之后便换上另一个。奥斯卡被那个相当有才能的鼓手交给了一个浑身出汗、眼睛眯成细缝的——我们假定他是——卡尔梅克人。他左手已经抱住我，右手还在系裤子钮扣，眼看方才抱我的那一位，也就是方才相当有天赋地敲我的鼓的那一个解裤子钮扣，他也毫不介意。马策拉特却不能换姿势。他还一直站在放着莱比锡什锦小菜白铁皮罐头的架子前面，高举双手，展现出全部手纹，只不过没人想去细看他的手纹罢了。相反，女人的理解力证明是惊人的：玛丽亚学会了几句俄语，双膝不再打战，甚至哈哈笑了。如果她的口琴就在身边，她准会奏起这吹弹式口琴来的。
　　奥斯卡却不能很快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他正在寻找可以替代蚂蚁的东西，这时转而观察起出现在我的卡尔梅克人衣领边缘的许多扁平的、灰棕色的小虫子来了。我多么想逮住这么一只虱子来研究一下呀！在我的教科书里也谈到了虱子，歌德谈得少，拉斯普庭可是经常谈到的。我靠一只手是很难逮到虱子的，便设法摆脱那枚党徽。现在让奥斯卡来说明一下他的全部动作：由于这个卡尔梅克人胸前已经挂着许多枚奖章，所以我就把一直握着的手连同那块刺我手心、妨碍我抓虱子的水果糖伸向站在我旁边的马策拉特。今天，有人会说，我当时不该这么做；也有人会说，马策拉特不该去接。
　　他接过去了。那块水果糖我总算脱手了。马策拉特感觉出手指间捏着的是他的党的徽章时，他害怕了。我现在两手空空，不想当什么证人，不再去管马策拉特如何处理他的水果糖。奥斯卡思想太分散，抓不到虱子，便想再度集中心思去观察蚂蚁，却看到马策拉特的手做了一个迅速的动作。今天，奥斯卡想不起来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只好这么说：镇静地把这个彩色的圆东西捏在手里，反倒是更明智的办法。
　　但是，马策拉特想摆脱它，作为厨师和殖民地商品店橱窗的装饰师，他的想象力经常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可此刻，除了他的口腔之外，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藏匿处来了。
　　这样一个短促的手的动作是何等重要啊！从手里进入嘴里，这就足以把一左一右和平地坐在玛丽亚身边的两个伊凡吓一跳，把他们从防空床上赶跑。他们用机关枪对准马策拉特的肚皮。这时，人人都可以看到，马策拉特正使劲把什么东西吞下去。
　　在这之前，他至少也该用三只手指把党徽的别针别上才对。现在，他被这块难咽的水果糖哽住了，脸涨红了，两眼圆睁，咳嗽，又是哭又是笑，由于所有这些同时发生的情感活动，他也不能再高举双手了。这一点伊凡们可不能容忍。他们吼着，要看看他的手心。但是马策拉特只顾他的呼吸器官，甚至连咳嗽都不像个样子了。他开始手舞足蹈，把几个莱比锡什锦小菜白铁皮罐头从架子上扫下来，这可对我的那个卡尔梅克人产生了作用。他一直镇静地眯缝着眼睛在旁观，此刻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到一边，伸手到背后去，把什么东西调整到水平位置，从齐腰处射击，打光了一梭子弹。他在马策拉特被哽死之前开了枪。
　　一个人在命运露面的时候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在我的假想的父亲吞下他的党徽而死去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或者无意地掐死了手指间的一只虱子，那是我刚才从卡尔梅克人身上逮到的。马策拉特倒下，横卧在蚂蚁大道上。伊凡们离开地窖，上楼梯到了店堂，随手拿走了几小盒人造蜂蜜。我的卡尔梅克人最末一个走，他没有拿人造蜂蜜，因为他得给机关枪换上一梭子弹。寡妇格雷夫一团糟地躺在人造黄油箱中间。玛丽亚抱着小库尔特，仿佛要把他压死。我曾经在歌德的书上读到过的一种句子结构出现在我的头脑里。蚂蚁发现环境变化了，它们不怕绕路，便又建筑了一条军用大道，绕过蜷缩着的马策拉特，因为从裂缝的口袋里漏出的白糖并没有由于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军队占领了但泽市而失去甜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