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1943-1944年的防御战（下）
　　同时强大的俄国兵力(第1坦克和第40两个集团军)也向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空隙中向南挺进。他们的矛头已经达到了乌曼——第1装甲集团军的补给基地——以北约20英里远的地方，并接近集团军群总部原有所在地的文尼察。在几天之前，由于俄军的突然挺进，已经使总部与右翼之间的通信连络被切断了，所以总部已经移往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最后，敌方的装甲兵力甚至于还暂时封锁了在齐美林卡(Zhmerinka)的集团军群铁路补给线。再往南去的铁路线就要通过罗马尼亚境内，而效率也更差。
　　在这种情况之下，集团军群总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之中选择一条。是先应付几乎完全暴露的北侧面的敌军攻击呢？还是先阻止敌人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突破呢？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同时应付两种任务。我们决定先解决第二个危险，因为这是二者之间比较迫切的一个。假使敌人被容许倾其全力从这个空隙中长驱直入，并向南直趋布格河游，则第8和第6两个集团军即有立即被切断的威胁。
　　相反，敌人在集团军群北侧面的继续前进，在最近的将来，还不至于对我们的生存构成直接的威胁。而希特勒迟早也必须调遣兵力来解救这个危险。但若南翼上两个集团军一旦被切断了，则也就会再无救出它们的可能性。至于唯一正确的解决，即为彻底撤退集团军群的南翼，以获得兵力来克服北翼方面的危机，却还是受到了希特勒的否决。
　　基于此种考虑，我决定首先集中一切的兵力，以阻止敌军通过这个夹在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的向南进攻。由于敌军向乌曼的方向突破，已经迫使第1装甲集团军在基辅西南的地区中，将其西翼向南折起，所以也就使情况更为危险。现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是背靠背站着，后者的正面在第聂伯河湾中面对着东方。因为两个集团军的内翼仍在卡尼夫的两侧守着第聂伯河一线，所以德军的阵地形成了一种袋形，其顶点在北面钩在第聂伯河，其两边即为上述两个集团军的正面，分别向东及向西。假使在乌曼以北空洞中的敌人获得了成功，则他是太容易孤立这个在南面的“口袋”。当然，最合理的方法就是撤出它，因为把兵力用在此种防御中是很不利的。但是希特勒在这里也还是不愿意自动放弃第聂伯河岸。他仍然希望用这个突出地当作一个跳板，以便有一天可以收复第聂伯河湾的东部。所以这个“口袋”仍继续存在。不久以后，它就变成了齐尔卡赛包围圈。
　　集团军群的意图是准备用三路进攻的方式打击在这个夹缝中进攻的敌军。从东面，由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前进，第7军应该攻入敌军的侧面。它奉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从上述那个突出地中抽出，仅在第聂伯河留下一个微弱的防御屏障。以后该军不曾被围困在齐尔卡赛口袋之中，足以表示这个措施是有价值的。从西面，第46装甲军将攻入另一个侧面，目前该军还正在从法国调来东线的途中。从南面，第3装甲军，从第聂伯河湾中调来，用来迎击敌军，其任务即为用机动战斗牵制敌军，直到其他两军完成攻击准备时为止。
　　到了1月下半月，这个反击的准备就已经就绪。不过因为部队的数量太少，所以必须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而在第4和第1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空洞此时又已经扩宽到了45英里。
　　在第一阶段中，第7军和第3装甲军击败了在这个空洞东部的俄国第40集团军。接着在第二个阶段中，由于第3和第46两个装甲军所作另一次向心式攻击的结果——第1步兵师、第4山地师和第18炮兵师都有重大的贡献——在空洞的西部又将敌方第1坦克集团军中的相当部分围歼了。第一阶段的数字，我已经找不到了，在第二阶段中，俄军被杀死的约为50000人，但被俘者却只有5500人，此外敌人也丧失了700辆坦克、200多门野炮和500门左右的反坦克炮。一共有14个俄国的步兵师和5个坦克或机械化军曾经受到了两次打击的影响，但毫无疑问，敌军至少有一部分逃出了包围圈。
　　当然，当这个作战还正在进行之际，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之间有关未来作战问题的争论也仍在继续发展中。我们一再强调应给我们右翼以行动自由，并放弃对第聂伯河湾的恋栈之必要，从作战的观点来看，这早就已经是一个不适当的政策。在一封由总参谋长转呈的信中，我又告诉希特勒说，决定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态度者，不是克里米亚的存亡，而是德军在后述两国的东疆之前能够维持一个完整的南翼。
　　集团军群总部同时也强调整个德军南翼的前途，最后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在集团军群左翼后方罗夫诺周围适合时机的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缩短右翼的正面，从北面集团军群方面抽调兵力和从克里米亚撤回第17集团军。除非我们能够赶紧在罗夫诺周围集中这个集团军，否则敌人即将在我们的北侧面执行一个大迂回运动，迫使我们整个南翼向罗马尼亚退却。尽管总参谋长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且也一再努力的说希特勒听信它们，可是后者却仍然固执其死守不动的原则。我们不可能获得其对于长期作战观念的任何指示，除了再坚守下去以外。
　　甚至于事实上，陆军总部也相信敌人尚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可供运用。这是迟早都会动用的，所以更使这种领导方式显得不合理。希特勒既不将其对于作战前途的一般看法告诉这些集团军群总司令，那么任何人又如何可以在战场上作适当的指挥呢？敌人既然有预备兵力的存在，那么又怎样能够不作较远程的估计呢？我在下述的信件中，对于这种情况曾加强分析如下：
　　假使任何领导要想成功，其基础就是在所有各阶层上，一切政策都应有和谐的协调，这又有赖于上级应作明白的指示，并且对于从敌方获得的情况报告，应有一致的研判。集团军群不可以仅仅只从今天想到明天。它不可以只是奉命死守，而不考虑到敌人正在准备中的迂回运动。
　　所以我要要求陆军总部或者是采纳集团军群所早已呈报的情况研判，或者是明白的否决它，而把其自己对于前途的看法告诉下级。
　　假使最高统帅部对于集团军群在其自己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所作成的结论，故意装聋作哑，那么一个协调的政策也就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了。
　　当这一封信又不曾获得答复之后，我就又写了一封给希特勒私人的长信。我又再度说明集团军群的情况，敌人所具有的作战可能性，和我方部队的状况。我认为假使不依照集团军群的建议采取行动，则全盘情况将如何发展，那将是毫无疑问的。我又特别指出，应赶紧把兵力集中在集团军群北翼的后方，对抗敌人的迂回企图。这是至为迫切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说：“我的元首，让我这样的作结论吧，专就我们而言，问题不是逃避一个危险，而是要采取步骤克服我们不久即可能要被迫面临的危险。”
　　几天之后，这封信对于我与希特勒之间所发生的一次冲突中，也发生相当的关系。
　　1月27日，他召集在东线上的全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加上其他大批的高级军官，到大本营中来听训。他要亲自向我们说明在军队推行纳粹党化教育之需要。他认为军事情况愈困难，则“信心”愈是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又认为高级军官的选择也就应以此为标准。
　　甚至于在训话前的简单会餐中，我就可以从他的致词中感觉到他是并未忘记我在1月4日所作的批评。于是他在正式训话的时候，他甚至于当着那些劳苦功高的陆军将领们这样的说着：“假使有一天末日来到了，最后保护国旗的人应该真正是这些元帅和将军们。”
　　我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侮辱，而且希特勒的话也是故意侮辱所有的军人。因为大家都是惯于沉默的听训，所以没有人开口。但是我个人却感觉到这种侮辱实在是太强烈，所以血液遂向我的头上冲，因此当希特勒为了强调起见再度说出这句话时，我就冲口而出的喊着说：“他们将会如此的，我的元首！”
　　我这种表示自然与我对纳粹党的态度无关。我只是表示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侮辱，包括希特勒在内。以后我的同僚们也告诉我，他们心中的怒火正是像我一样的高，所以当我开口说话时，他们都叹了一口气有如释重负之感。
　　不过希特勒在以一国元首身份致词时，也许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被人打断话头的经验。他很明显吃了一惊，用冷冰冰的眼光朝我看去，喊着我说：“谢谢你，曼施坦因元帅！”于是他匆匆的结束了他的演讲。
　　当我正在与柴兹勒尔一同吃茶的时候，有一个电话来说希特勒要当着凯特尔的面前召见我。当我走入室内时，他向我说：“元帅，当我向将领们致词时，我不能容许你中途打断我的话头。假使你自己的下级如此，你也是一样的不能容忍。”
　　这是无从答辩的，所以我不作声。于是希特勒在盛怒之下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说：“几天之前，你送了一份情况报告书。我想你的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日记上来证明你的看法正确。”
　　这的确是已经太过分了。我回答说：“我写给你的信是私人性的，并不曾列入战争日记之中。你应该原谅我在这里要用一句英国人的讲法，我对于我的动机所能作的解释就是我是一个君子(Gentleman)。”
　　沉默无言。希特勒停了一会才说：“多谢你。”
　　在晚间汇报中，我又特别的被召出席，希特勒对我的态度又变得非常的温和。他甚至于与我商讨防御克里米亚的可能性。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忘记我上午对于他的顶撞。但是除了我与最高统帅的私人关系以外，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烦恼。
　　在1-2月间，有三个地区尤其成为新闻中的重要标题。它们的名称即为尼柯普、齐尔卡赛和罗夫诺。
　　尼柯普失陷
　　奉希特勒之命，第6集团军归还A集团军群，自2月6日生效。他把这个调动的原因告诉柴兹勒尔，那的确是很奇怪的。希特勒希望把第6集团军中的两个师送往克里米亚，在那时这是已经绝望了。他现在解释说，他之所以要把第6集团军交给A集团军群指挥，其原因是因为在南面集团军群的手中，他无法调动那两个师。
　　就某一方面来说，我们把第6集团军交出去实在是很痛快，因为我们的烦恼事是已经够多了！不过我们却丧失了一个兵力的蓄水库，假使我们若能于适当时机撤出第聂伯河湾东部和尼柯普桥头阵地，则这些兵力也就尚可为我们所用，但这也正是希特勒所反对的。现在只有敌人才能迫使他放弃这些地区。
　　1月31日，敌军对于在克里弗罗格以东的第6集团军北正面和尼柯普桥头阵地开始发动新的攻击。这个桥头阵地立即被突入。经过了2天的战斗，敌军在该集团军的北正面也获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因为俄军在兵力上几乎占了2:1的优势。所以在12个步兵师与两个坦克军的攻击之下，我方第30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虽然它在前线有6个步兵师，在其后方又有两个装甲师，可是前者的兵员和装备俱感缺乏，实际上只能相当于一个战斗团，而装甲师却只有5辆可用的坦克！即使有这些勇敢的部队，迟早也还是会筋疲力竭。
　　第6集团军现在早已不归南面集团军群控制，所以我对于这个地区的战斗详情无法细述。事实上，一旦敌人已经突破了第6集团军的北正面，则在那里战斗的两个军和在尼柯普桥头阵地中的两个军就将完全被切断。这种发展是本集团军群早就已经预测得到的。到了这个时候，连希特勒也只好同意放弃第聂伯河湾东部和尼柯普桥头阵地了。第6集团军在苦战之后，终于将其各军撤出了陷阱，但其代价却是装备损失相当巨大。若果能早日放弃该地区，则不仅兵力可以全师而还，而且也还可以把它们转用在集团军群的北翼上，可是第6集团军的兵力在作战上是已经消耗在错误的方向上，我们也很怀疑他们最后是否仍能抵挡着追兵的压力。
　　齐尔卡赛口袋
　　在集团军群正面的中央，当对于空洞东部的俄国第40军作了成功的反击之后，第1装甲集团军的机动部队遂又转往西部。不过当我方装甲师一经离开了第一个战场之后，敌军的兵力也就自动填入。
　　1月底，强大的敌军兵力，包括几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在内，突入了第1装甲和第8两个集团军的内翼，从齐尔卡赛起，在第聂伯河游还继续据有的突出弧形防线的西北地区。这个突入使敌人达到了第7和第42两个军的中间，并一直向南深入达齐芬尼果罗德卡(Zvenigorodka)地区中。
　　同时，敌人也已经攻击在齐尔卡赛西南地区中第8集团军面东的正面，并挟着第4近卫和第5近卫坦克两个集团军的生力军，突入了该地。他们向西深入，直到与从西北趋向齐芬尼果罗德卡突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敌军携手为止。这也就是说上述的突出地，连同第1装甲集团军的第42军和第8集团军的第11军都将被切断了。
　　当我在1月28日回到集团军群总部时，这样的情况也就在那里等候着我。为了肃清被围兵力的退路起见，必须立即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第1装甲集团军奉命立即结束其在左翼对俄军第1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并尽最快的速度放出第3装甲军。它应立即将第16和第17两个装甲师、元首卫队党卫军装甲师和巴克(Baeke)重装甲团投入新的危机点上，后者在上述的战斗中是早已有优异的表现。接着在后面即为第1装甲师。
　　第8集团军也奉命从其正面调派第47装甲军军部和第3装甲师，在突破点的方向上另行构成一个正面。第24装甲师也奉命从第6集团军中调来，以增援这个集团。但是当他达到时，希特勒又命今它返回A集团军群，因为尼柯普桥头阵地的形势是早已趋于紧急。事实上，又是太迟了而一无所成。
　　集团军群命令两个军——第1装甲集团军从西面，第8集团军从南面——攻击已经包围第42军和第11军的敌军后方及侧面。
　　集团军群用来救出这两个军的师数是相当的巨大。不过因为事实上，敌人在这个地区中，已经共挤满了26个步兵师和7-8个坦克或机械化军。为什么这样番号众多的理由，是因为俄国各师的实力，除了生力军以外，也都已经不足额了。
　　我们这两个攻击集团的任务是要首先切断敌方这些单位的后方交通线，然后再用向心的攻击来击毁他们。
　　很不幸，他们的集结首先因为雪，接着又因为泥泞而被延误了。不过一旦当他们可以行动之后，却还是能使敌军受到重创。这两个军报告一共俘获了700余辆坦克、600余门反坦克炮和150门左右的野炮，但俘虏人数却只不过2000以上。这可以证明敌军大部分都是由摩托化单位所组成。最后，泥雪交加终于结束了这次前进，当第47军可能牵制敌军兵力的大部分时，第3装甲军矛头即已经达到了距离包围圈西南正面八英里以内的某点。
　　集团军群的作战处人员曾经坐我们的指挥列车到乌曼去监督这两个集团军在战斗中的合作。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即设在乌曼，而第8集团军司令部也在其附近。当在乌曼时我曾经两次企图亲往前线视察，但每次我的车辆却都被深陷在泥泞或积雪之中。在这种地面上，俄国坦克的宽履带就要比我们的好得多了。
　　因为已经没有希望使装甲部队达到这个包围圈，所以我命令那两个被围的军向西南突围。此时他们已经四面受逼，现在留下来的空间南北约为30英里，而东面则只有10-12英里。俄国人于2月4日已要求他们投降。
　　在他们的军长，斯提麦曼(Stemmermann)和李布(Lieb)两将军指挥之下，这两个军在2月16日到17日之间的夜里开始突围。当他们向第3军前进时，后者也作了最后的努力，至少也调派了少数的坦克通过无底的泥海去迎接他们。在包围圈中的两个军已经奉到了集团军群的指示，使用其全部的炮兵和弹药支援这个突破。因为在深泥中，无法作越野的行动，炮弹打完之后，火炮也就留在原地不动。

　　我们坐在指挥列车中等候突围成功的消息，其内心中的焦急是不难想见的。2月17日凌晨1时25分，第一个好消息传来，突围部队已经与第3装甲军的矛头建立了接触。在他们之间的敌人已被击溃。到了2月28日，我们知道有30000人到35000人已经逃出了这个口袋。被围单位共为6个师和1个旅，但前线兵力早已减弱，所以这个数字应该算是已经能够代表战斗部队的大部分了。(注：在被围之前，根据发口粮的名册，两个军共为54000人。但其中有某些后勤单位根本不在包围圈内。)不过使人伤心的却是大部分伤兵均未能运出，而斯提麦曼将军在战斗中又阵亡了。
　　不过无论如何，这两个军是终于逃避了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同样厄运。希特勒又是要求死守，但最后还是同意集团军群的命令。后者在下达突围命令时，事先并未通知希特勒，以免他又出面干涉。
　　自然，火炮和重兵器的大部分都深陷在泥中。由于部队的超人努力，才勉强救出一小部分。这次被救出的6个半师很明显暂时必须退出前线。这种战斗力的损失虽然使集团军群的地位更为困难，但至少已经救出了两个军的战士，那却还是值得欣慰的。
　　在观察了那些参加突围的各单位之后，我的作战指挥所就又返回普罗斯库罗夫。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发展使我们有必须赶回之必要。
　　罗夫诺
　　因为前述的种种原因，本集团军群已经竭尽其全力于2月间阻止敌人突破其正面的中央。当其右翼仍坚守在第聂伯河湾中时，它首先解除其被切断的危险。接着又救出在齐尔卡赛包围圈中的两个军。当这些任务均已完成之后，我们的注意力也就必然又注意到集团军群地区北面的发展。
　　此时，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是面对着东北方，实际上是相当的连续，从文尼察的东北到希皮托夫卡(Shepetovka)小镇以西为止。后者在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普罗斯库罗夫正北面，相距约为50英里。在希皮托夫卡，该集团军的连续正面告一结束。这条正面全长约150英里，由3个军指挥9个师来防守——5个步兵师、两个装甲师和两个装甲步兵师——他们的实力早已减弱，但却仍堪一战。在目前对于该集团军正面的压力已经减轻，敌军已经暂停前进。虽然如此，很明显，第4装甲集团军想凭这样的兵力，是决难对抗一个远较优势的强敌。
　　但同时又还另有一个危险，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地位而言，其意义是远较严重。在第4装甲集团军西翼的前面，一直延展到在其北面中央集团军群南界为止，现在有一个大空洞，其中几乎全无德国的存在。敌人迟早有一天，会从这个地区中对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这也就是象征着整个南面集团军群被包围了。即令这个真空地区的北部——平斯克沼地——是不适宜于任何大规模的作战，但是在第4装甲集团军正面，还是有一个宽达40英里从东到西的陆桥。从基辅经过日托米尔到罗夫诺的公路线也就通过那里。
　　为了封锁这座陆桥，这个集团军群已经把第13军移到了其极北翼上。后者由我在第38军军长任内的前参谋长，豪飞将军(Gen. Hauffe)所率领。他在1944年3月间，在其部队先头不幸战死了。从2月到3月，豪飞将军凭着极少量的兵力，阻止了敌军在公路两侧的前进，累次逃脱了远较其强大敌人的锥形运动。在北面的平斯克沼泽地区之内，另有一些警察单位看守着从基辅到波兰的大铁路。
　　当然，面对着巨大的优势，这个孤独的第13军很难使敌人的前进延迟得太久。早在2月初，罗夫诺镇被攻陷，结果使第13军必须向西退往杜布罗(Dubmo)。
　　乌克兰的总督柯赫(Koch)本是驻在罗夫诺，当然不失时机的溜走了。希特勒却要杀那个应对镇失陷负责的将领，据柴兹勒尔说，甚至于凯特尔也要求把那里的最高指挥官立即枪决。柴兹勒尔力表反对，劝希特勒应听取将领们的意见。戈林也就插入了进来，他说：“呵，您不能这样做，若如此也就丧失了国家元首的尊严。”不仅这是戈林所不应过问的事情，而且他也最无权利来指责他人不尽职。这也可以证明他是如何痛恨陆军将领和陆军的全体。事实上，希特勒却没有接受凯特尔和戈林的建议，而只命令开调查庭，结果原有被指控的军官无罪，而负责罗夫诺地区的师长却被宣判了死刑。以后又由于我的解释，希特勒还是赦免了他。
　　现在再回头说到第4装甲集团军。虽然我已经说过在这个集团军的正面，目前暂无威胁，但是很明显，其北面的广大领土，只由极少数兵力来防守，不久即将成为敌方攻势的基础。敌军可以向西直趋利沃夫和向南迂回该集团军。
　　为了预防这种危险的发生，本集团军群曾经一再要求在罗夫诺地区中集结一个集团军，但始终不曾办到。最高统帅部既不从其他地方抽调兵力(例如北面集团军群或克里米亚方面)，又不准南面集团军群可以自由调动其南翼。
　　这是不用说的，在齐尔卡赛战斗完成之后，集团军群总部已经从其正面的中央，抽调强大兵力前往左翼方面，到了3月15日即已达到了指定地位。但是我们却向陆军总部强调表示，这些兵力在遭到另一次大规模攻击时，最多只是使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他们并不能应付对于该集团军西翼的大迂回运动。因为战局的决定是注定了在北翼方面，所以对于后者是必须要另加兵力。不过就目前而言，对于这一方面最高统帅部却仍未作任何决定性的措施。
　　很明显，希特勒假定敌军的攻势力量早已衰竭。此外，他也以为泥泞季节即将来临，足以使俄军无法采取任何大规模的行动。诚然，我们在2月中间为了拯救在齐尔卡赛口袋中的两个军所发动的攻势，曾经因为泥泞雨雪之故而被迫停顿。但是若认为真正的泥泞的季节已经来到，则还是未免言之过早。
　　至于希望等候敌军攻势力量的衰竭，那却必须要先考虑到我们自己已经减弱的部队实力。为了供陆军总部的考虑起见，集团军群提供了一套数字，以显示双方的相对损失和补充情形。
　　我们从许多的战俘讯问中得知在1943年7月到1944年1月之间，面对着我们的敌军已经接受了总数约108万人的补充。这个数字也就相当于敌人在同一时期中所受到的损失。相反，南面集团军群在这同一时间之内，所受到的损失，连同死伤失踪在内，共为405,409人。而所获得的补充人数则共为221,893人。所以尽管敌军的损失远比我们巨大，而其步兵的战斗价值更是每况愈下，但是兵力之对比却还是使我们益形不利。
　　在装甲单位方面，俄国一个坦克军的现有实力平均为坦克50-100辆，只有一个例外仅为20辆。其计划中的编制则为200-250辆。对比的说来，我们自己的装甲师中能供战斗之用的坦克，最多不过30余辆。只有最近调来的装甲师情况较佳，其他的则都是每况愈下。一共算起来，面对着我们的敌人在这个阶段中，已经大致接受了2700辆新坦克，而我方连同自行突击炮在内，也只有872辆。上述数字还未将敌人的大量预备部队包括在内。
　　我们所属各集团军提供的数字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其中不无重复之处，尤其所击毁的坦克数量。依照这种估计，敌军的损失如下：
　　月份俘虏坦克野炮反坦克炮
　　1月17,6532,8735882,481
　　2月7,7001,055200855
　　这些数字足以表示红军在这个阶段中在装备方面是已经很够充实。他们已经不必再使用人海战术了。此外这些数字也显示俘虏人数与所俘获和毁灭的物资数量是如何不成比例。俄军不是常常放弃其重兵器以避免被俘(那也可能表示其战斗士气的低落)，就应该是已经受到了重大的死亡损失。
　　至于说到希特勒自己的态度，我与柴兹勒尔将军之间在2月18日作过一次电话中的谈话，那是极有意义的。在指出我们北翼上所可以预料到的危险之后，我曾经请他注意双方兵力的比例，和我们比起其他的集团军群，都甚至于还不如的情形。以下是我的参谋所记录的有关谈话的一个片段：
　　柴：我对于这个问题又已经与元首作了一次长谈，并详言其可能的后果，但仍无结果。
　　我：那么他对于我方未来的作战采取何种看法？
　　柴：他说俄军不久就一定会停止攻击。自从去年7月起，他们就一直不停的攻击，所以不可能再进了。于是我问，“我的元首，假使您是俄国人，您将会怎样？”他说：“什么都不怎样。”我就告诉他说：“好吧，我一定会攻击，我一定要打到利沃夫！”
　　不过很明显，希特勒仍继续希望疲惫和天气会使敌军的攻势告一结束。他告诉我们说，到了5月间就会有新的师供他使用。假使他若能把这些所需要的人员和装备用来补充我们那些有战斗经验的各师，则情况也许就会不大相同了。
　　结算的一天
　　最高统帅部从来不肯放弃任何的东西，以求在决定点上获得比敌人较强的兵力。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到了1944年3月间，这张支票也就到期了。我们所应该偿付的，第一件首要的是德军在1943年不曾倾全力来在东线上作一次摊牌，以求至少形成一个僵局，或是在西方的真正第二战场尚未开辟之前，使俄军的攻势力量归于消耗。
　　第二个大错就是坚持到底的使东线的南翼握着东面的堡垒不放手，最先是在顿涅茨盆地和库班半岛中，然后是在第聂伯河湾中和克里米亚，都使敌人有了切断他们的机会。最高统帅部忽视了决定最后结局的不是为了这些地区的争夺战，而是在北翼上，因为敌人可以从那里把德军的整个南翼围歼在黑海岸上和罗马尼亚的境内。自从“卫城”作战以来，这就一直都是决定点。
　　现在是已经太迟了！1943年已经一事无成的溜走了。今后是否还能形成一个僵局，那就要看1944年西方盟军的入侵结果来断定了。但是首先要结帐的却还是东线的南翼！希特勒希望在2月底，由于俄军实力的衰弱和泥泞季节的来临，将会阻止敌军攻势，现在至少已经证明是落空了。
　　固然的确是如此，感谢德国部队所发扬的英勇精神，敌军的收获也是得来不易，其代价为巨大的牺牲。其步兵单位的素质显然已经直线下降，因为他们把所有收复地区中的壮丁都一律强迫征召入伍。但是明显的事实却是他们仍有充分的生力军可供调用。尽管由于损失惨重之故，其坦克或机械化军的坦克数量也已经减少，但比起德方的装甲师却还多了几倍。在德军方面，尽管从后方单位中去搜寻人力，但仍不足以补充缺额。我们在B梯次单位和补给纵队中早已录用了大批当地志愿人员——主要为乌克兰人和高加索人——他们都能绝对忠于职守，都愿意为德军战死，而不愿意再受共产党的统治(尽管纳粹党的党局在占领区中所推行的政策是那样的恶劣)。
　　3月初，泥泞季节终于来到了。不过最初对于我方都是比对于俄军更为不利。上文早已说过，由于它们的履带较宽，所以俄国坦克在雪地和泥泞中是具有较大的机动性。而且同时，敌方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美国卡车。它们具有越野性能，而我们的卡车却限制在少数几条坚固的道路上，所以敌人坦克和机械化军中的步兵单位也可以迅速运动。所以我方的机动部队必须经过遥远的距离和延误相当的时间，这样自然也就不是一个较机动敌人的对手。
　　除非等到泥泞已经暂时使敌方攻势停顿，否则本集团军群就仍有维持一个强大北翼之必要，而且不久以后，战斗又还是可能会继续进行。
　　当然，敌人同时也继续攻击A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和我们自己的第8集团军。这一个翼仍然是向东突出着，所以经常有被敌军击碎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会使俄军有了收复比萨拉比亚和进入罗马尼亚以及巴尔干其他各国的机会：这也正是罗斯福所急于想奉送给“乔大叔”(Uncle Joe)的礼物。
　　尽管如此，德军还仍然能够在这一翼上作弹性的撤退，当第6集团军的正面大形缩短之后该集团军中即可以节省出来相当的兵力。它仍然可能在布格河或聂斯特河下游构成一道适当的防线，使敌人无法越雷池一步。
　　早在2月22日，我们即注意到了面对着第8集团军南翼的敌人，已有准备新攻势的模样，集团军群即要求该集团军应有作闪避行动的自由。因为左翼方面更需要兵力，所以我们也就无法增援这一方面。但是第8集团军能否采取此种弹性战术，则当然又要看其南面的第6集团军是否能够合作而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要事先获得陆军总部同意的理由。
　　毫不足怪的，希特勒是不会同意的。相反的，当第6集团军的绵长防线上发生了新挫败时，本集团军群还被迫将更多的兵力(第3和第24两个装甲师)用来发动攻击以支援他们。
　　不过从作战的观点看来，若沿着黑海岸向A集团军群进攻，则远不如在北翼方面那样易于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假使敌军集中最大量的兵力在这一方面，那么也许在泥泞季节开始之前，他们就早已能够突破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他们首先可以占领从利沃夫通过齐美林卡(Zhmerinka)进入乌克兰南部的铁路线。这也是德军整个南翼的主要补给线。接着若继续向南前进，则敌人也就可以达到南翼的深入侧面和后方上。
　　很明显，敌人一定会利用南面集团军群北翼和中央集团军群南翼之间的空洞，集结另外一支强大的突击兵力。其任务为绕道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或如柴兹勒尔将军所说的，直趋利沃夫。2月底，俄军白俄罗斯方面军的总部在该地区中出现，对于这种意图更是一个明确的指标。当本集团军群的左翼受到了这样的迂回之后，则我们必然被迫向南退却。反之俄军通过利沃夫，即可以自由的进入格里西亚或波兰本土。这一类的发展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加以阻止。
　　当在齐尔卡赛附近解救那两个军的战斗已经结束，和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在这个地区中重建接触之后，集团军群总部即已命令将其兵力彻底的调往左翼方面。在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地区中，抽出了第3装甲军的军部和第1、第11和第16三个装甲师。接着就还可能有第17装甲师和炮兵师，跟在后面一同前往在第4集团军群后方的普罗斯库罗夫附近集结地区。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也调来了第7装甲师、元首卫队师和一个重坦克营(第305)。这些单位集中在塔尔罗普附近，由第48装甲军指挥。第3装甲军的任务是要阻止敌军在普罗斯库罗夫以北正面的突破，第48装甲军则应阻止敌人取道塔尔罗普对西翼的包围。陆军总部所允许给予的3个步兵师(第68、第357和第359)也应开入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这些师的调动自然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道路和运输工具的情况也不容许任何迅速运动。结果他们在3月中旬以前不能达到其指定的目的地。
　　在那个月的月初时，集团军群同时也命其集团军地区向左翼方面进展。其目的是为了要使第4装甲集团军能够照顾在塔尔罗普和杜布罗之间现在已获有特殊重要性的地区。这个集团军把其现有的正面，那是以希皮托夫卡为终点的，移交给第1装甲集团军，并接管从塔尔罗普以东到杜布罗为止的地区。不过在此时能用的兵力就只有第48装甲军，那是正在忙于在塔尔罗普附近从事于集中的工作；第13军，正在杜布罗附近作战；而在柯威尔还有一部分警察单位。第1装甲集团军又把乌曼以北的地区交给第8集团军接管。根据陆军总部的命令，在该集团军右翼方面的各军又移交给第6集团军接管。
　　3月初，集团军群总部首先移到卡门尼克-普尔多斯克，再移到利沃夫，以便位置在这个主要左翼的后方。我们曾经奉希特勒的命令，不得进入罗马尼亚的境内。
　　上述的措施能否阻止敌人在泥泞季节以前所发动的任何攻势，也还是大有辩论之余地。我们曾向陆军总部一再强调说明，必须赶紧调相当于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即15-20个师)来到利沃夫。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本集团军群的左翼受到大规模的迂回。(不过，假定希特勒口中所说的新军，是不适宜于这个目标。要想抽调兵力则必须再缩短北面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的正面，并撤出克里米亚。)

　　不用说，假使在集团军群自由的地区中，将兵力作如此的巨大抽动，则对于第8和第1装甲两个集团军而言，将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因为只要地面和天气一许可他有这种机会，则敌人就会继续向他们进攻。敌人在这方面的目标是朝布格河中游的方面上突破，并攻占在文尼察和弗兹尼森斯克(Vozhessensk)的渡口。
　　不过事已至此，集团军群就必须要在两害之间取其轻。若从全局上看来，毫无疑问，敌军若从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和面对着第8集团军的地区中来攻，其祸害还要算是较轻的。若是能把第6集团军撤到布格河的后面，或者最坏撤到聂斯特河的后面，即可以抵消这种前进的作战效力。相反，若是敌人对集团军群左翼方面获得了一个决定性成功，那么其后果也就无法挽回。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南面集团军群的作战目标就是要倾全力阻止俄军深入到南面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侧面，或是直趋利沃夫，直到泥泞季节完全生效时为止。因此，其右翼，以及A集团军群的全部，将有被迫再向西撤退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应该接受的冒险。
　　泥泞中的继续奋斗
　　虽然天气阻止我们的飞机侦察，使我们无法知道敌军的运动和集中详情。到了2月底，集团军群仍能对于敌军的意图作下述的研判：
　　最近发现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将集中在罗夫诺地区中，以包围集团军群的西翼。
　　第1乌克兰方面军将攻击现由我方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的在普罗斯库罗夫两侧西北的正面。
　　第2乌克兰方面军将会继续向第8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发动攻击，若能渡过布格河之后，就将向捷罗维兹(Czernowitz)挺进。
　　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将会继续企图击溃第6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右翼。
　　3月3日，在集团军群左翼第4和第1两个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敌人开始进攻了。优势的敌军，包括1个坦克军在内，在杜布罗的周围围困了第13军。敌军的攻击主力由两个坦克集团军另加第60集团军来担负，其目的为越过普罗斯库罗夫-塔尔罗普一线，向南突破，其意图很明显就是切断集团军群的最重要交通线——只要天气仍能允许——更将一直越过聂斯特。同时，俄军第18集团军也正在企图压迫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向东南撤退。
　　下述的表解可以大概的显示这个阶段中的相对兵力：
　　战线3月9日的敌军2月29日的我军我军据守的地区
　　面对第6集团军(属A集团军群)62个步兵师、3个坦克或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1坦克军(休息中)18个步兵师(约)、3个装甲师--
　　面对第8集团军57个步兵师、11个坦克或机械化军5个步兵师、4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95英里
　　面对第1装甲集团军37-40个步兵师、11个坦克或机械化军8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1个装甲师112英里
　　面对第4装甲集团军18个步兵师、5坦克或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8个步兵师、1个防御师、1个警察部队、9.5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320英里
　　2月底由于集团军界线之调整，本集团军群的兵力又有下述的调动：
　　从调往兵力正面长度
　　第1装甲集团军第8集团军3个步兵师37英里
　　第4装甲集团军第1装甲集团军5个步兵师、3.5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125英里
　　当我在3月4日访问希皮托夫卡的前线时，第59军的地位早已十分的严重。敌军已在该地两侧突入我方的防线，并准备东西夹击以包围该军。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该军必须退却。由于该军军长夏尔兹将军(我过去的参谋长)的坚决领导，再加上第1装甲师的协助，才算是成功了。但是敌人并未放弃其企图，而继续向普罗斯库罗夫前进。
　　那两个已经调到了这一翼后方的装甲军现在也开始投入战斗。第3装甲军从普罗斯库罗夫向西北进攻，以击碎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前进的敌军。第48装甲军则奉命攻击趋向塔尔罗普的敌方装甲兵力。
　　3月7日，敌军在这个地区中已经一共用到了22-25个步兵师和7个坦克军或机械化军的兵力。
　　3月初，敌军又开始向第8集团军左翼发动一个攻势，在两个星期之内，他们又已经把在齐尔卡赛战斗中所受到的损失补充起来了。当我们刚刚把两个军从这个地区中抽调到集团军群左翼后方之后，敌军也就开始向乌曼方向进攻了。敌军在突破中一共用了20个步兵师，终于击溃了我方的第7军，到3月9日他们已经到该城的门外。
　　在A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的地区中，敌军也同样继续进攻，并向布格河河口上的尼古拉耶夫(Nikolayev)达到了一个突破的目标。
　　在3月7日送给陆军总部的情况报告书中，集团军群总部说只有努力的打下去，一直等到泥泞使敌军行动自动停止时为止。不过同时，我们又强调说明当泥泞季节终了时，在塔尔罗普-纳克-利沃夫地区中集结一支足够的兵力，实具有决定重要性。这样才能阻止敌军攻入利沃夫，又或者当敌人企图从塔尔罗普向南进攻时，即可以威胁其侧面。所以目前集团军群的主要考虑就是必须争取时间，并且在泥泞迫使敌军停止前进之前，更应努力使其部队保持战斗能力，甚至于再放弃一点土地亦在所不惜。不幸，在此以前已浪费了不少时间。
　　在这个阶段的作战中，希特勒又自以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新方法阻止敌人的前进。他宣布某些铁路或公路的焦点为死守的据点。对于每一个据点，指定一个军官负责死守，要他们立下军令状。希特勒认为只要封锁了这些要点，即足以迟滞敌军的前进。事实上。却从开头起即证明这完全是妄想。这种没有适当工事和守兵的据点，迟早一定会被攻陷，而不能达到其预定的目标。集团军群总部每次都是在它们尚未被围之前，即设法将其放弃。只有一个例外即为塔尔罗普，结果只剩下了少数残部突围而出。以后在1944年中，希特勒这种方法更使我们受到了相当的损失。
　　为了执行争取时间和使部队免受包围的政策，集团军群于3月11日，当敌军已经突入了第8集团军正面的左翼时，就命令该集团军立即撤退。两天后，因为同样的原因，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也撤到布格河的后方。在其左翼方面，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在普罗斯库罗夫地区中继续作战，以重建其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接触，并解除其右翼方面的压力。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阻止在塔尔罗普以东敌方装甲兵力向南直趋聂斯特河，并迫使第1装甲集团军向东南撤退。同时，把陆军总部所提供的3个师也投入战斗，肃清从利沃夫经过塔尔罗普到普罗斯库罗夫之间的交通线。
　　不过自此以后，情况就演变得更为迅速了。到了3月15日，敌军几乎完全毁灭了第8集团军的左翼，使乌曼与在文尼察的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显出了一个大空洞。敌军再继续向西南挺进，已经把5个集团军(包括1个装甲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第8集团军地区中，送过了布格河。尽管后者已经把一切可抽调的兵力，从右翼调往左翼，攻击现已渡河的敌军，但是很明显已经无法再利用布格河来当作一道防线，也不能再恢复其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接触。相反的，正在渡河中的强大敌军又还可以迫使第8集团军向南撤退，并赶在它的前面达到聂斯特河。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敌军也一直进到了文尼察以南的布格河。虽然希特勒立即宣布该镇为死守的据点，但事实上无法久守，因为那至少需要3个师的兵力，这又从何处寻找呢？在该集团军的左翼，普罗斯库罗夫以西，敌军更有用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作一个迂回的趋势，它一共指挥3个坦克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陆军总部所提供的步兵师作了一个成功的攻击，使目前可以稳住了在塔尔罗普地区中的情况。对比的说来，第13军在向布罗地的方向上撤退时，却又有受到包围的威胁。
　　从全局上看来，在集团军群右翼，显然已经没有再据守布格河的可能性。早在3月16日，已经渡过了布格河的敌军，以1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向西直趋最近的聂斯特河渡口。3个其他的集团军，其中1个为装甲的，正在向南旋转以打击第8集团军的北侧面。同时，第1装甲集团军的两翼也都有被包围的危险。尽管在塔尔罗普获得了一次成功，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第4装甲集团军是无力阻止敌人进向利沃夫或向南迂回。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中，我又被召前往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几天之前，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曾经来访问我，要我在一个很奇怪的文件中签名。这是一份由所有的元帅们签名向希特勒效忠的文件，来对抗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席德里兹将军(V. Seydlitz)所发表的宣传。这个观念也许是希孟德本人所发明的，他也许以为这样可以增加希特勒对于陆军的信心。因为除了我以外，所有的元帅都已经签了名，所以我当然也只好勉强照办。(值得注意的是希孟德早把穆德尔列入了名单，尽管那时他还是一位上将。)我若是拒绝则无异于是暗示我同情席德里兹的活动。不过我却告诉希孟德说，从军人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一位德国军人会理会此种宣传。3月19日，由伦德斯特元帅代表将这个文件呈送给希特勒，许多三军高级将领都在场观礼。希特勒当时似乎很感动。可是这却太有背于军人的传统！
　　因为希特勒累次拒绝我的建议，并不肯承认现实，所以这种效忠的表示不禁使我自己反问是否仍应恋栈不去。就军事方面来说，我实在不能否认希特勒在领导方面的错误。尽管我很希望能够引退，但因种种理由使我不能走开。有许多次，当希特勒不听我的忠告，或尝试干涉我的工作时，我就曾经告诉总参谋长请他转告希特勒另请高明。不过每次又因为责任感之故，又打消辞意。因为我的离去，其意义并不仅是一位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去留而已。良心使我感觉到无权把我自己的部队弃置不顾。不过有时为了迫使希特勒让步起见，又不得不采取用辞职手段当作最后的威胁。
　　上萨尔茨堡的集会使我有机会再劝希特勒对于日益严重的情况作一次思考。我的建议如下：
　　一、将第6集团军立即撤到聂斯特河的后面。这个集团军现在仍然位置在布格河下游以东的一个突出地中，并且需要太多的兵力。A集团军群总司令克莱斯特元帅本人也早已作此项建议。
　　二、把从第6集团军中所节省出来的强大兵力，迅速向北转移到在聂斯特河和普鲁特河(Pruth)之间的地区中(后者为罗马尼亚的旧国界)，预防第8集团军被迫从聂斯特河向东南撤退。
　　三、A集团军群应与罗马尼亚的兵力共同负责保护罗马尼亚，或在聂斯特河，或在普鲁特河建立其防线。
　　四、迅速增援南面集团军群的北翼，以阻止敌军迫使它退向喀尔巴阡山中，或直趋利沃夫。
　　我又补充说，这种解决会暂时使A集团军群与南面集团军群之间造成一个缺口。不过敌人若企图从这个缺口中取道匈牙利向巴尔干挺进，则当我们接到希特勒所允许在5月间给予我们的增援之后，即可以从北面攻击敌军的背面。
　　不过希特勒却拒绝考虑任何这一类的远程观念。他仍决定A集团军群应留在布格河，并宣布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北翼，只能给予以小规模的援助。
　　3月22日，我又把一个详细情况研判报告送给柴兹勒尔将军，再度提出上述的建议，其理由有两点：一、目前战斗部队的情况。二、现有的局势已经使第8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正面无法连接。所以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A集团军群(第8集团军应拨交给它)应掩护罗马尼亚，而南面集团军群则应阻止敌军向西进入喀尔巴阡以北的地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4装甲集团军应守住其现有的地位，换言之，也就是要不惜代价来增援它。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应与第4装甲集团军联合在一起，以防其自己被迫向南移动。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喀尔巴阡山地中的隘道，则应由匈牙利部队来加以扼守。
　　匈牙利人多少是被迫投入战争的，其眼睛还是固定在希本布根(Siebenburgen)上，它是在1918年割让给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虽同为我们的同盟国，但彼此之间却势如水火，他们各自保留着精兵以备不时之需。在1942-1943年冬季中的顿河战败后，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也都先后撤出了前线。
　　不过，安东奈斯库元帅不久又再度提供兵力以担负亚速海的海岸防御。他同时也容许罗马尼亚部队构成第17集团军的一部分，最先是留在库班桥头阵地中，以后又退入克里米亚。现在他又提供新的兵力加入A集团军群。
　　在把他们的集团军撤出了前线之后，匈牙利人就只在乌克兰留下了少数几个师的兵力。他们也明确要求不让这些兵力与俄军发生任何的战斗，所以每当前线接近之后，我们就赶紧命令他们后退。他们的任务就只限于在交通地带中防守公路和铁路，对付游击队。
　　但是现在的情况对于匈牙利而言也同样紧急。为了防御喀尔巴阡山地和到聂斯特河为止的地区，我们必须要利用其还保留在国内完整未动的兵力。可是匈牙利政府的态度却变得更有问题。3月15日，林德曼将军从陆军总部来，带来了密令说一旦匈牙利反叛，就应立即解除匈牙利部队的武装。很侥幸，我们得免于执行此项任务的需要。在霍斯(Horthy，匈牙利摄政)访问了上萨尔茨堡之后，3月23日匈牙利第1集团军遂交由我们指挥。其所辖两个军都由1个摩托化和4个步兵师所组成，但他们却都尚有待于动员！此外，匈牙利的兵器在数量和素质上也都不够与俄军装甲兵力交战的标准。尽管如此，这些兵力据守喀尔巴阡山脉阻止俄军前进，那却还是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俄军在山地中很难使用其装甲兵力。第一次大战中，俄军在这个山地中即曾吃过大亏。当然，一切又都要看匈牙利人有无坚强的领导而定，就这一方面来说，下述的事实使我感觉到未可乐观。3月28日，匈牙利总参谋长拉卡托斯将军(Gen. Lakatos)和其第1集团军司令来拜访我们。他们向我们的要求所表示的反应，就只是诉说他们的部队是如何无准备和如何缺乏反坦克兵器。所以我们无法不获有一种影响，认为在匈牙利陆军中的某些高级人士并不想认真保卫国土。他们不知道俄国人来了有什么利益？
　　3月19日，我在上萨尔茨堡接到转来的情况报告，得知本集团军群的情况又已经更趋于恶劣了。第8集团军虽已经把一切可调用的装甲兵力都用在左翼，但却仍不能避免后者在西面受到迂回和被迫向南退却。因为希特勒不同意我们所建议的解决(即从第6集团军抽调兵力投掷在这一点上，并同时撤退后者)所以我们就只好劝说安东奈斯库元帅，提前将其兵力交给我们使用，以便将第8集团军的正面向西北延长。事实上，安东奈斯库本来只同意用他们来防御普鲁斯河的。
　　除了第8集团军的危机以外，本集团军群北翼的情况发展尤为恶劣。现在它已经不能维持其在布格河的右翼，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据守着一个面对东北的正面，大致从聂斯特河延展到奇布鲁克河(Zbrucz)上，后者也构成波兰的边界。在西面，上文已经说过，第4装甲集团军用一个反击已经稳住了在塔尔罗普以东的情况。
　　可是到了3月20日，敌人又使用了两个坦克集团军(第1和第4)，在我方两个集团军的界线两侧分别突破，并向南朝聂斯特河游进攻。3月23日，这两个俄国坦克集团军的矛头就早已接近在捷罗维兹以北和卡门尼克，普尔多斯克以南的聂斯特渡口。这样也就使敌军横跨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交通线。危机已经变得至为明显，集团军群也已经命令该集团军缩短战线，以求抽调兵力来肃清其后方。第4装甲集团军中的一个战斗群，由毛斯将军(Gen. Mauss)指挥，也改交第1装甲集团军控制，当所有其他的兵力都被敌方两个集团军所赶走了之后，这个群就好像中流砥柱一样的屹立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这支兵力的任务即为阻止跟在敌方装甲矛头后面的主力，切断前者的补给线。

　　很明显，这些措施并不能恢复集团军群北翼上的情况。虽然就目前而言，只不过是一支装甲兵力深入到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不过从各种迹象上来看，这个集团军已经遭到了包围。要想在喀尔巴阡以北建立一道持久性的防线，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撤出。
　　3月23日，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提供兵力，肃清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我们认为这些兵力可以从匈牙利抽出，因为它已经被占领。3月24日，我们接到了答复，不仅要求第1装甲集团军守住其现有的宽广正面，并且还要向西延伸到塔尔罗普，并肃清其交通地区中的敌人。
　　于是集团军群在同日正午再提出报告说，假使到15时对于前次的要求尚未能获得满意答复，就只好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围了。到了16时，我们又接到了“所罗门”式的回答，希特勒一方面同意第1装甲集团军肃清其西面交通线的基本观念，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继续据守其在聂斯特河与塔尔罗普之间的现有正面。可是这个集团军从那里去寻找这样多的兵力，那却是一个哑谜。这正像1942年12月间在斯大林格勒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希特勒一方面允许第6集团军向第4装甲集团军的方向上突出，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守住该城不得放弃，换言之，也就是不让第6集团军集中必要的兵力。
　　当我从电话中向柴兹勒尔将军指出希特勒这种要求是如何不可能时，他回答我说后者根本就不曾了解情况的严重。虽然如此，在那一天黄昏时，我又还是奉命于次日到大本营会谈。
　　正在此时，我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司令胡比上将(Gen. Hube)之间发生了冲突。胡比虽然也承认这个集团军的地位是不能再留，但他却不愿意向西突围，而只想向南退往聂斯特河。就当时而言，这当然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路线。因为若向西走，则必须冲过两个俄国坦克集团军的阻拦，而逃往聂斯特河则几乎可以不必需要任何认真的战斗。
　　但是我却不能接受胡比的意见。第一点，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与在西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重建接触，否则即无法阻止敌军突入喀尔巴阡北面的格里西亚。若是采取南面的退路，则该集团军最好也不过是退往山地中，甚至这一点都没有把握。从表面上看来，越过聂斯特河的路线似乎是危险性较少。但若仔细观察即可以看出来它足以酿成大祸。该集团军缺乏架桥材料在宽广正面渡河。若只从现有的桥梁上渡河，则将暴露在敌方空军攻击之下，并将丧失多数的重装备。更坏的是敌军早已从第聂伯河南面前进，于是迟早第1装甲集团军就会受到包围了。
　　所以我明告胡比将军，集团军群将不准许他的集团军退向聂斯特河的南岸，而必须命令其向西突围。甚至于在我飞往上萨尔茨堡之前，即早已向他警告，要他立即向西攻击，首先与在齐布鲁克河的那个战斗群相会合。
　　3月25日上午我从利沃夫起飞，如期赶到贝格霍夫(Berghof)参加午间的会议。在向希特勒说明第1装甲集团军的情况时，我强调其东北两面都已受到敌军的强大压力，从长期的观点看来，其疲兵久战的各师是决支持不下去的，尤其是空运补给又不适当。我更补充说，在该集团军的深入西侧面，敌人已经切断了其后方交通线，而在聂斯特河之南，敌人又威胁其背面。我说在这种情况中，除了命令该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向西突破，肃清其补给线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重建接触以外，实更无其他的途径。使用这样的战术，甚至于可能切断那两个在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作战的敌方集团军的交通线。该集团军的其余兵力应向东方和东北方掩护这个向西的突击，该集团军的南翼仍应留在聂斯特河。所以我又说，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同意胡比将军的意见，将这个集团军撤到聂斯特河的南岸去。第一点，作战上的理由要求必须把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集中在喀尔巴阡以北的地区中。第二点，因为任何向该河南岸的撤退都可能使第1装甲集团军最后将遭受围歼。此外我又说，这个突破能否成功就要看第4装甲集团军是否能同时从西面来攻，因此又必须立即增援后者。
　　希特勒回答说，他无法抽调兵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只要他在西欧还等待敌人入侵，就无法从那个战场上抽调兵力。同样，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在匈牙利的兵力也不能抽动。此外，他也不肯考虑缩短第1装甲集团军的东方正面，以集中兵力向西突破。
　　于是希特勒和我自己之间开始发生了激烈辩论，他说我对于集团军群今天所处的不利地位应该负责。前几天柴兹勒尔告诉我说，希特勒指控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的兵力。我当时曾经要求柴兹勒尔告诉希特勒，因为这些兵力都是零零碎碎的投入战斗，而且也总是太迟，所以集团军群对于这些师只有这样的用法。假使希特勒早就把我们所要求的强大兵力给予我们，或是给予我们南翼以行动自由，则他在今天将可以不必抱怨！柴兹勒尔也完全同意于我的见解。事实上，自从“卫城”作战以来，几乎一切的情况演变都受着这个因素的影响。
　　现在希特勒就断言我们都是在耍弄“大战术”。他说去年秋天，我们告诉他应该守住第聂伯河一线。当他最后勉强批准撤到该河之后时，于是我们又宣布因为敌人在基辅突破之故，又必须撤退了。我告诉他这是势所必至的。因为要我们分散兵力在南翼上据守顿涅茨和第聂伯河地区，而不让我们加强北翼的人就是希特勒本人。
　　接着希特勒宣布依照空军的报告，只看到极少数的敌方坦克，而整个德军的单位却在他们前面奔逃，所以使正面不断向后撤退。因为希特勒所接获的空军报告都是由戈林提供的，所以可以想见他是在从中挑拨。
　　我回答他说，假使战斗部队不再能挺身而斗，其原因应该是体力溃竭、疲劳过度和实力太不足额。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尤其是那些高级指挥官实际上都是英勇而有经验的军人，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制止部队抵抗力的崩溃。在我们的报告中，曾经一再提到这一点。
　　因为这些争论都没有结论，我就想抓着一个重点：坚决要求让第1装甲集团军集中其装甲兵力向西突破，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在一起。我坚持在这一天必须下达命令，而且除非第4装甲集团军也能从西面夹攻，否则决无成功之可能性。
　　可是希特勒又拒绝这个要求，命令在夜间汇报中继续讨论。尽管双方的意见距离极远，但他却还始终维持着正常的礼貌。在离开会议时，我送了一张条子给希孟德将军，说我想与他到外面去一谈。我要求他转告希特勒，除非他接受我的建议，否则我就认为无恋栈之必要。我希望他考虑接替的人选。
　　下午我的参谋长布希将军有电话来，说胡比又再度提出紧急要求，想向南退过聂斯特河，而不愿向西突围。黄昏时，该集团军又直接来电说向西突破是实际不可能的，并坚持正确的解决是向南进行。布希将军对于第一要求早己拒绝，现在就要求我作最后决定。我立即命令仍应遵照原有指示立即向西突围。
　　当我出席夜间汇报时，希特勒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说：“我已经考虑过，决定同意你的计划，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破。同时也决定把1个党卫军装甲军(下辖第9和第10两个党卫军装甲师)加上第100轻型师和第367步兵师，用来供第4装甲集团军作突击兵力之用。”
　　我报告他说，我刚刚已经拒绝了胡比的新要求和严命他应立即向西突破。我相信这是可以成功的，因为敌方的两个坦克集团军似乎都已将兵力分散在聂斯特渡口的方向上面。接着，我的作战官夏尔兹布特格中校(Lt. Col. Schulz-Buttger)就宣读我给予第1装甲集团军的作战命令全文。
　　由于希特勒态度的突变，我就接着提出我对于未来作战指导的看法。我认为南面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要在喀尔巴阡山地与普里配特沼泽之间，建立一道稳定的战线，而匈牙利第1集团军则应防守该山脉与聂斯特河游之间的丘陵地区。我接着又说，第8集团军此后应改由A集团军群指挥，该集团军群应以保护罗马尼亚为主责。至于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空隙则为我们暂时必须接受的事实，利用尚在匈牙利境内的兵力即可以封锁。
　　于是我又建议对于南翼的全部兵力应有统一的指挥，包括盟军在内。至于说到罗马尼亚的防御，我认为应起用安东奈斯库元帅，辅以一位德国的参谋长。不过希特勒却不赞成，只说因为政治理由，这位元帅是不能接受的。这次汇报的气氛要远比上午的调和，会后希特勒并以晚餐招待我们。
　　3月26日清晨，我飞返集团军群总部。此时第8军也已经改交A集团军群指挥。次日我前往第4装甲集团军讨论迎接第1装甲集团军的突击问题。劳斯将军深信他可以与第1装甲集团军发生接触，但对于其自己正面的情形就不敢完全乐观。塔尔罗普已被包围，在集团军左翼，第13军在布罗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威胁，但却能溜脱。
　　现在希特勒既已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所以我认为救出第1装甲集团军和使它在喀尔巴阡以北与第4装甲集团军集中在一起的计划是有绝对把握。但是3月25日会谈虽然救出了第1装甲集团军，但却也使希特勒感觉到对我不敢领教了。对于克莱斯特元帅也是一样的，他在我去上萨尔茨堡之后两天，也曾到那里与希特勒力争撤退其集团军群到聂斯特河的问题。
　　3月30日上午我被惊人的消息吵醒，说希特勒的座机已经从A集团军群总部中接来了克莱斯特元帅，不久就要在利沃夫降落，再接我一同往上萨尔茨堡。当我在候机时，我的参谋长与柴兹勒尔通电话。后者告诉我们希特勒将要免去我们两人的职务——这也是我们早已猜到了的。
　　到了贝希特斯加登之后，我们先与柴兹勒尔谈话。他告诉我们，自从上次会谈之后，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就拼命的说我的坏话，所以希特勒才决定免去我和克莱斯特的职务。当希特勒把这个意图告诉柴兹勒尔时，柴兹勒尔立即表示他也应辞职，因为他一直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所以必须共进退。接着他又用书面提出，但均为希特勒所拒绝。柴兹勒尔这种正直的态度很令人敬佩。
　　为了叙述我与希特勒的最后一次会晤起见，我准备将当时第二天的日记引述如下。因为我在那时的记忆还是很新的：
　　在黄昏时晋见元首。在把宝剑加在我的武士级十字勋章上之后，就宣布他决定将这个集团军群交给另一个人(穆德尔)去指挥，因为在东线上大规模作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这是我最适宜的。他说现在就只要求死守而已。所以为了象征此种新的领导起见，他不仅要换一个新人，而且还要为这个集团军群换一个新名称。
　　他又表示对我绝无误会，并且仍然完全信任我。不过一年半以来，我已经够累了，也应该休息一下。他知道我是他的最能干指挥官之一，所以不久仍将有新命。不过在目前，东线却不再需要我的大才了。目前的任务是穆德尔较为适宜，因为他最近曾经阻止北面集团军群的困难撤退。在再度向我保证决非不信任我之后，元首又补充说，他从未忘记过，征西线战役展开之前，唯一劝他在色当实行突破的人就是我。
　　我告诉元首说，假使他认为在现有的情况中，若换一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将会使工作较好，我当然不会反对。我又说目前本集团军群的工作似乎已成一个段落，所以穆德尔此时接任并无任何不便之处。今后的工作就只是帮助战斗部队，给予他们以精神支持，这是穆德尔所优于为之的。
　　元首特别同意认为就这一点而言，穆德尔是一个特别适当的人选，他会驱使部队作最大的努力。我回敬他说，在我指挥之下，本集团军群各师早已尽到了其最大的努力，任何人也不能使他们再进一步了。
　　不管希特勒内心怎样，他的外表却是礼貌周到的。当然，戈林与希姆莱之流早就想把我挤走，这也是我早知道的。可是主要的原因却可能还是3月25日的会谈，因为他本已在大家的面前拒绝了我的建议，后来还是屈服了。当我离去之前与他握手时，我说：“我的元首，我相信您今天所采取的步骤不会有任何不利的后果。”
　　接着在我的后面，克莱斯特元帅也同样被免职了。当我们离去时，我们的后任早已在门外等着。穆德尔上将接长南面集团军群，改名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夏勒尔上将(Gen. Schorner)则代替克莱斯特。
　　次日上午我飞返利沃夫。我的后任为暴雪所阻，降落在克拉科夫，这样使我有机会颁发了最后一道集团军群命令，要求两个装甲集团军在现已开始的突破作战中应确保合作。当天下午我去观察第4装甲集团军，并与该集团军司令讨论对于党卫军装甲军的使用方式和向他道别。对于其他的集团军司令，我只好用书面告别。
　　4月2日，我把职务移交给后任。尽管苦战尚在进行中，但救出第1装甲集团军和集中兵力在喀尔巴阡山脉和普里配特沼泽之间的计划却已经有了成功的保障。这对于全局而言也是具有决定性的。4月5日，第4装甲集团军开始向东进攻，到了4月9日，第1装甲集团军获得了自由。
　　我还要向我的僚属告别，这是令人感到黯然神伤的。这些伙伴们曾经与我同生死，共患难达几年之久。对于那些集团军司令而言也是一样的。我的幕僚们对于我的去职都大感震惊。他们都提出辞呈，也都一律获得了批准。只有参谋长布希将军还得暂留一段时间，以便使业务能够衔接。
　　对于我个人而言，去职之后反有无官一身轻之感，因为责任是一天比一天重，几乎无法担负了。我们与希特勒之间的拉锯战已经使我感到心力交瘁。这是两种基本观念的冲突。一、希特勒的个性和意见，早已见第11章。二、南面集团军群的意见则以德国总参谋部的传统原则和观点为基础。
　　这位独裁者是相信他的意志力不仅可以使其军队屹立不动，而且甚至于还能挡住敌军。但是他却又不敢冒险，因为他害怕其威望受到损失。他固然有一切的天才，但却缺乏真正的军事能力基础。相反，军事领袖们根据他们的教育和训练基础，却仍然深信战争是一种艺术，而敏锐的思考和果敢的决定也是必要的因素。只有在机动的作战中，这种艺术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在此种环境中，德国将领和部队的优秀水准才能发挥充分的效力。
　　不过这也是持平之论，若采取集团军群所建议的作战方式，则将会迫使希特勒在其他战场上和东线其他地区中接受相当的冒险，甚至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也可能会有严重的弊害。虽然如此，这也许是在1943年中能使俄国攻势能力归于溃竭的唯一方法，于是这样才能在东线上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僵局。
　　虽然集团军群想要执行一种不同的作战政策，这种奋斗大致说来并未成功，但是他们的成就却还是不错的。敌人以巨大优势的兵力，仍然未能围歼南面集团军群。这个集团军群虽然饱受损失，但却仍然屹立在战场上！使我们最感到满足的，面对着远较优越的敌人，我们仍能阻止我们所指挥的任何兵力免受斯大林格勒式的命运。我去职时最感到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我不能再帮助这些部队了，他们对于集团军群的领导是一向深具信心的。
　　1944年4月3日，我离开了在利沃夫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我所有的同僚都在火车站上送别。当列车已经开动时，有一个人喊我，他是我的座机驾驶员，南格尔中尉(Lt. Langer)——在各种意想不到的恶劣天气中，他都曾经安全的使我在空中飞行。现在他已经志愿投效战斗机部队，不久就一定会捐躯殉国。对于我而言，他的话也就代表我的僚属们对我的最后敬礼。
　　他高声喊着说：“元帅，今天我已经把我们的胜利象征，‘克里米亚之盾’，从飞机上取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