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上）
　　俄国人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战争的转折点，这是理所当然的。英国人却认为不列颠之战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美国人则认为美国的参战实为同盟国最后胜利的主因。
　　在德国，有许多人对于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第二次大战中的决定性会战一节，很感到勉强。事实上，所有这些单独的事件都不应认为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战争的结果是由许多的因素来决定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政策和战略所造成的后果，而使德国终于对其敌国处于一种绝无希望的劣势地位。
　　就德国的攻势在伏尔加河发生了顿挫这一点上来说，斯大林格勒的确应该要算是一个转折点。但是第6 集团军的损失尽管毫无疑问是非常严重，但其意义却并不等于是说，东线的战争——尤其是整个的战争——已经输定了。假使德国的政策和军事领导当局，若决定只想形成一个僵局，则这种解决还有可能的。
　　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
　　第6 集团军之所以在斯大林格勒会全军覆没的原因，很明显就是由于希特勒拒绝自动放弃该城——毫无疑问主要就是为了威望的理由。
　　不过若非最高统帅部在1942年的攻势计划和执行中，事先犯了作战上错误( 大部分有关于最后阶段) ，则第6 集团军也就根本上不会陷于这样的情况。
　　由于这些错误所引起的结果，使德军的南翼在1942年晚秋时节所遭受到的困难，我将留在下一章中加以分析。现在所要说明的就仅限于足以决定第6 集团军的命运的各点。
　　由于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事实上主要受到其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所以德军在1942年的攻势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高加索与斯大林格勒。等到德军的前进发生了顿挫之后，于是德军也就缺乏那样多的兵力，以守住这一条绵长的正面。使事态变得更坏的，又是没有战略预备队的存在，当第11集团军刚刚结束了其克里米亚战役之后，马上就被最高统帅部肢解了，分送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向上去。
　　A 集团军群正面向南，位置在高加索的北部，夹在黑海与里海之间。B 集团军群扼守着一条面向东方和东北方的正面，其起点为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折向该城的北面，达到顿河的中段，然后沿着该河延伸到沃罗涅什(Voronezh)以北的某点。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不够强大，难以扼守如此绵长的正面。尤其是敌军的南翼部分虽已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但却能避免毁灭，甚至于也并非真正被击败。此外，敌人在其他地区中，以及其后方深处，还保留着非常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最后，更重要的是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卡米克大草原上(Kalmyk Steppes)，存在着一个宽达190 英里的大缺口，只有一个师( 第16摩托化师) 驻在依里斯塔(Yelista)，提供一点不适当的掩护。
　　使第6 集团军在1942年11月底陷入绝境的，这种想要长期据守如此绵长正面的企图实在是第一个巨大错误。
　　第二个更大的错误，是希特勒迫使B 集团军群把其主要的打击兵力，第4 装甲集团军和第6 集团军，深陷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和其周围的战斗中。保护这个集团军群沿着顿河深入的北侧面的任务，却留给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和一个意大利集团军以及一个匈牙利集团军来担负。( 注：这些集团军只不过是虚有其表，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集团军) 。在沃罗涅什地区中，则由兵力微弱的德国第2 集团军来负责。希特勒应该清楚，即使是位置在顿河的后方，这种拼凑成军的盟军兵力，也还是不能抵挡俄军的强大攻击。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也是一样的。他们现在要负责保护第4装甲集团军的暴露右侧面。
　　在开始的突击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之后，企图占领斯大林格勒以控制伏尔加河的想法，最多只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还可以勉强尝试一下。但是若把B 集团军群的主力留在斯大林格勒好几个星期之久，并且对于其侧面又无适当的保护，那才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无异于将我们整个南翼的主动权都自愿让与敌人，并且下了请帖请他们来包围第6 集团军。
　　第三个错误是德军南翼方面的指挥体系简直是荒谬已极，A 集团军群已经没有一个总司令，希特勒自兼这个职务，他最多也只能用一部分时间管理它。
　　B 集团军群所指挥的集团军不下7 个之多，其中包括4 个盟军的集团军。任何集团军群总部所能指挥的集团军数字，最多是不应超过5 个，尤其是其中多数是盟军单位，则其困难是更可以想见。B 集团军群总部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Starobyelsk)是颇有理由的，这里位置在顿河的后面，并且便于监视那些盟军部队。不过这个位置的选择也有其不利之点，因为这样一来，集团军群总部距离其管区的右翼方面实在是太远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希特勒对于作战的指挥，也经常加以干涉，所以B 集团军群对于第6 集团军的控制力也就更形减低了。
　　陆军总部的确已经注意到这些指挥问题，并且计划建立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Don Army Group)，由安东奈斯库元帅来负责指挥。不过这个新的司令部却始终不曾设立，因为希特勒希望能先看到斯大林格勒被攻陷。不曾起用这位罗马尼亚元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诚然，他的指挥能力到现在也还没有检验过，不过却可以断言他是一个好军人。无论如何，假使他能出面，则我们要求多增一点兵力来保护斯大林格勒侧面的要求，一定可以获得较大的重视。而且他又是一位同盟国的元首，所以希特勒对他也要另眼看待，不像德国的集团军群总司令和集团军司令那样可以任意侮辱。此外，安东奈斯库的个人威望，也可以约束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使他们不敢望风而逃，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人的敬畏并不亚于对俄国人的程度。
　　当我就任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职务之后，安东奈斯库元帅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我，说明他对一般的危险情况，尤其是在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方面，曾经几度提出了警告。不过因为他对于前线军事并未负有指挥之责，所以这些言论也就不曾获得应有的重视。同时也很明显，B 集团军群和第6 集团军对敌人准备向斯大林格勒两个侧面所发动的大攻势，也都曾事先发出了警告。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一提，即对于第6 集团军和德军整个南翼的地位，都同样具有严重的影响。整个A 集团军群、以及第4 装甲集团军、第6 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 和第4 集团军、和意大利集团军，都是以唯一一个第聂伯河渡口为其交通线的基础——即在第聂伯皮托夫斯克的铁路桥梁。查波罗齐(Zaporozhye)的铁路桥梁尚未修复；越过乌克兰、经过尼可拉也夫(Nikolayev) 和克尔森(Kherson) 、进入克里米亚、再越过刻赤海峡的路线，亦未打通。所以在德军战线后方，南北之间的联系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每当要从后方增援时，或是把兵力从这个地区迅速调往另一个地区时，德军高级统帅部往往感觉到他们还不如敌人那样便利，后者在任何方向上都有比较有效的交通工具可供运用。
　　所有的指挥官要想成功，都一定不免要冒险。不过无论怎样的冒险，在1942年的秋季中，德军统帅部总还是不应把B 集团军群的最精锐主力，长久滞留在斯大林格勒，而对于顿河一线，却只留下了一点极易被消灭的兵力供掩护之用。唯一可以辩护的理由，就是说德军统帅部认为这些盟军也许不会崩溃得那样的快。可是罗马尼亚的部队在同盟国中还要算是最好的，但根据我们在克里米亚的经验，即可以暗示出来他们会望风而逃。至于对意大利人的战斗能力，那更是自始至终都不应存幻想。
　　在夏季攻势只使我们多赢得了一点土地，而并未使俄军南翼受到决定性失败之后，德军统帅部所应冒的危险，就只是应回到高加索与顿河中部之间的地带中，采取机动作战的方式，并利用大河湾的地利，以求阻止敌人重获主动。但是用这一个冒险来代替另一个冒险的办法，却是希特勒的心灵所不能接受的。当他的攻势未能获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而就成为强弩之末以后，希特勒即未再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于是这也就为斯大林格勒悲剧铺了道路！
　　斯大林格勒周围情况的发展
　　11月21日在费特布斯克地区中，第11集团军司令部接到了陆军总部的命令，其内容是为了使正在斯大林格勒西方和南方从事于激烈防御战的各集团军能有较严密的协调，我们被升格成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部，并指挥第4 装甲、第6 和罗马尼亚第3 三个集团军。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后勤单位，所以把本来准备为安东奈斯库元帅所设立的那一个配属给我们。这个单位由芬克上校(Col. Finkh)主持，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人格健全、组织能力优异。他使集团军群所经常遭遇到的一切补给困难都能获得解决。不幸，对第6 集团军的空运却不在其管辖之内。当我在1944年4 月间被免职之后，芬克上校即调往西线总司令部中服务。以后有人告诉我说，他在敌人的完全制空权之下，仍能使补给运输的工作照常进行，几乎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因为他与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发生了关系，终于在1944年7 月20日以后被执行死刑。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任务是“使敌军的攻势停顿，并夺回我军原已占领的阵地。”
　　最初允诺给我们的增援只有一个军部和一个师，它正准备进到米里罗夫(Millerovo)，在B 集团军群将来右翼的后面。比较给予我们的命令以及拟议中给予我们的兵力，即可以从反面证明，当下达这些命令时，陆军总部似乎并不曾认清斯大林格勒周围的严重情况，尽管对第6 集团军的包围圈就是在那一天合围的。
　　在费特布斯克获得了更多的情报，并且在一个火车站上，我有机会与克鲁格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 会谈。从这些方面，我得知敌人已经用了极大的兵力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的正面。除了一两个俄国的坦克集团军以外，还有大量的骑兵——共有30多个单位。对于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该集团军是由第4 装甲集团军指挥的。
　　所以在离开费特布斯克时，我就发了一个电报给总参谋长，从敌军攻势的规模上看来，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不可能仅是恢复一部分阵地而已。我们需要用来恢复这种情况的兵力，应有一个集团军的数量——并且在集中未完成之前，尽可能不要零碎使用。
　　柴兹勒尔表示同意，允许用逐渐增加的方式，以使我们获得一个装甲师和两三个步兵师的兵力。
　　我同时又发了一个电报给B 集团军群，要求他们命令第6 集团军，尽快将兵力从现有的防御正面撤出，以求在其后方能够确保卡拉赫(Kalach)的顿河渡口。这个命令是否曾经转发给第6 集团军，我始终无法知道。
　　直到我们在11月24日到了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B 集团军群总部时，从其总司令魏赫斯上将(Col. Gen. V. Weichs) 和参谋长萦登斯吞将军(Gen. V. Sodensteon)的谈话中，我们对于最近的经过和现有的情况，才算是获得了一个清楚的概念。
　　最初的印象和决定
　　11月24日下午，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前往新齐尔卡斯克。10年前，我也曾经过这同一条路前往罗斯托夫，去参加红军在高加索举行的大演习。在那一次旅行中，一切的印象都是十分有趣，今天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灵，对于任务的沉重，我和我的幕僚们都绝对不存任何乐观幻想。尽管我的副官斯塔尔堡中尉(Lt. Stahlberg)努力设法使我们心境能够轻松，放了一些很好的音乐唱片和闲谈其他的问题，可是我们仍然时时会想到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们。自从斯皮赫特死了以后，斯塔尔堡就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是我的老友垂斯考介绍的，是他的侄儿。斯塔尔堡以后一直跟着我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阶段，在我的一切私人事务中他都是一个最忠实的助手。
　　11月26日上午，我在罗斯托夫暂停，与豪飞将军(Gen. Hauffe)会晤，他是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原先已内定为安东奈斯库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他对于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描绘出一幅令人极为失望的图画。他告诉我们，一共是22个师，有9个已经完全被消灭，另有9个溃散了，一时无法再参加作战，现在只有4个师还能勉强一战。不过若稍假以时日，他希望能从残部中再编成几个师。

　　安东奈斯库元帅有一封信给我，也可以当作豪飞报告的反证。他对于德国统帅部是颇有微词，他指控说对于面对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的克里门斯卡亚桥头阵地中所蕴藏着的危机，他曾经一再提出警告，但是统帅部却仍然漠不关心。同时，他对于他亲自指挥的计划一再延搁也极为不满。
　　此外，这位元帅也极有道理地指明，在所有的德国同盟国中，只有罗马尼亚和他个人对于共同的利益已经作了其最大的贡献。他完全是自愿的拿出了22个师的兵力加入1942年的战役，而且与意大利和匈牙利不同，毫无保留的交由德国人指挥，尽管罗马尼亚与德国之间并无任何条约上的义务约束。
　　当一位军人看见他的部队由于受了他人错误的影响而几至全军覆没，其愤怒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他这封信也就代表这种观感。从我的内心上来说，我实在无法否认安东奈斯库的批评是正确合理的。
　　我回信给他说，因为我以前并不在场，所以对于他所说的一切，我自已不能表示意见，所以只把他的原信转呈希特勒了——我当然知道，其一切的批评都是以希特勒为目标的。这对于希特勒而言一点都不吃亏，他实在应该知道其最忠实同盟者所作的如此坦率的批评。此外，这封信还触及一个政治问题：即同盟国之间的互信问题。安东奈斯库提到他的死敌，“铁卫队”(Iron Guard)的领袖，已经由希姆莱所收容，现在在德国保护中，以便供将来不时之需。“铁卫队”是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过去曾经企图发动政变以推翻安东奈斯库的政权，并且曾经一度包围这位元帅的官邸。虽然这种叛变终被安东奈斯库所削平，可是“铁卫队”的领袖逃出了国外，现在希姆莱既然收容这个人，所以安东奈斯库理所当然地会感觉到德国对于他不忠实。这种卑劣的策略的确足以破坏同盟间的团结。
　　安东奈斯库之所以写信给我，是为了指控德国的军官和士兵，无论在公私两方面，对于罗马尼亚的军人都犯有虐待的罪行，并且对他们加以恶意的诬蔑。虽然最近的挫败和许多罗马尼亚单位作战不力的事实都是足以当作托词，但我却仍然立即采取行动。当邻近单位纷纷溃逃之后，把德国部队陷在重围之中，这种愤怒之情固然可以谅解，可是这一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却只会损害共同的利益，而并无其他的好处。
　　我早已说明过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对于罗马尼亚部队，何者是可以期望的，何者是不可以期望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还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国，而且在许多地方都曾经英勇地战斗。
　　11月26日，我们达到了我们设在新齐尔卡斯克的新总部。唯一能够用来担负警卫工作的单位，就只有一营哥萨克志愿部队，很明显，他们认为能在我们总司令部门前站岗，实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到第二天夜间，我们的主要通信网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于是我们在11月27日上午，才能正式接管顿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具有双重性。其主要的一方面，也是其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即为救出第6集团军。除了人道上的优先理由以外，从作战的观点看来，这也同样是首要工作，因为除非第6集团军能够保持实力，否则东线的南翼，甚至整个东线，情况都将不可能有恢复的希望。
　　这个任务的另一方面——是我内心里经常感到忧虑的——即德军整个南翼都早已有全被毁灭的危机。若是这种情形发生了，则很可能东线的战斗就会从此结束，其结果即为我们输掉了这一次的战争。目前除了那个所谓“斯大林格勒要塞”以外，在A集团军群的后方与现在仍然存在的顿河正面之间的整个作战地区中，此时所留下来的就只有一点极微弱的掩护兵力。主要是由罗军的残部、德国的B级部队、和紧急单位所组成。假使俄军突破了这个单薄的防线，则不仅第6集团军的处境将会绝望，A集团军群的地位也将危险不堪。(注：所谓紧急单位是由非战斗人员、司令部人员、空军人员和告假或未能归队的零星人员等所组成。这种部队缺乏团结力，有经验的军官和兵器，尤其反坦克兵器和火炮。其中多数人员都缺乏战斗经验和接近战斗的训练。所以其战斗价值非常低。虽然如此，当他们经过了相当时间的战斗之后，却往往会打得很好。)
　　应该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霍斯上将和新近任命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参谋长温克上校(Col. Menck)，否则在11月底那样紧急的关头上，是否能组成这样一个屏障，也许就会大有疑问了。我们终于还是建立了一道屏障，掩护着夹在第6集团军、A集团军群和顿河防线之间的巨大空隙，阻止了俄军在这个方向的任何扩张。假使在那个时候，俄军用一个快速集团军，直趋罗斯托夫的顿河下游——它毫无疑问具有这种能力——则A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的覆没也就是必然之势了。
　　但即使这个对南翼的致命威胁经常存在着，本集团军群却仍不能将需要用来拯救第6集团军的一人一弹分散在其它任务上面。因为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对于投入的力量和资源都应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为原则。这样的做法当然必须接受最大的冒险。
　　我们最后未能完成使命的主因是敌军的兵力实在太强大，而我们自己的兵力却又太微弱。此外恶劣的天气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它使空军的活动大受影响，对于第6集团军的补给尤其如此。还有运输的情况也使援军未能迅速采取行动。
　　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也第一次经历最高统帅部的牵制，而其根源又是希特勒的性格和意见。这在前一章中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的效果即为统帅部不愿意在其他的战线上，甘冒挫败的危险以集中兵力从事于救援的工作。此外，尽管情况的趋势早已一目了然，我们的总部也曾一再提醒希特勒，然而他们在确定优先顺序时，仍总是一再延误。
　　我已经说过，当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所面临的任务一共是有两个。其第一个任务——即救出第6集团军——到了1942年的圣诞节时，事实上早已成为过去了。此时已经明确地知道第4装甲集团军不再能够达成会合的任务。由于希特勒仍然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所以第6集团军司令部违背了集团军群的指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上，未能把握住其最后可能获救的机会。当这个集团军的命运已经确定了之后，希特勒还在幻想于1月间，从哈尔科夫(Kharhov)调来一个党卫军装甲军作解围的企图。这根本上就是梦想。
　　当第4装甲集团军的攻击被迫停顿之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才开始进入了生死的搏斗。不过由于集团军群的其它任务是还要设法防止整个南翼的毁灭，因此必须到这苦战已经真正要接近结束阶段时，为了减少这个集团军的牺牲和痛苦，才能够建议准其投降。
　　当然，拯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情况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另辟一章来检讨后者的原因，是为了使不同的作战考虑可以获得较大的澄清。
　　本集团军群于12月1日对于“冬季风暴”(Winter Tempest)作战所下达的命令，其假想如下：
　　在一个尚待确定的日期中(但无论如何决不会早于12月8日)，第4装甲集团军应以柯特尼可夫地区为起点，用其主力在顿河以东发动一个攻势。在突破了敌方的掩护兵力之后，其任务即为攻击和席卷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南面及(或)西面的敌军阵地。
　　属于何立德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应提供一支较小的兵力，从顿河齐尔河交界处的尼曾齐尔斯卡亚(Nizhen Chirskaya)桥头阵地前进，攻入敌方掩护兵力的后方。假使在柯特尼可夫以北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的敌军，在攻击之前即已获得了增援，又或者是担负掩护第4装甲集团军东面绵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情况发生了第一次逆转，作战就应改取下述替换计划。第4装甲集团军的装甲师应沿着顿河西岸突然向北运动，然后从尼曾齐尔斯卡亚桥头阵地中，发动其主力的突击。此外，一支较小的精兵，也应从顿河以西的顿河齐尔河之间的桥头阵地中，向卡拉赫攻击，以求切断敌军在那里的交通线，并为第6集团军打通顿河的桥梁。
　　至于第6集团军方面，命令中规定在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了攻击之后，由集团军群再决定一个日期，命令他们向西南突围，其最初的方向为指向顿斯卡亚沙里特沙(Donskaya Tsarytsa)，其目标为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并参加席卷包围南面和西面阵地的工作和夺占顿河的渡口。
　　希特勒明确指令这个集团军继续在包围圈中守住现有阵地。但是显然，当它向西南突围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这种坚守的命令事实上也就无法执行，因为在俄军攻击之下，其东北两面的正面必然会逐步撤退，最后，希特勒在无可奈何中，也只好被迫承认事实，以后他常常如此。(不过我们的这个作战命令当然不便说明，因为希特勒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中设有他个人的连络官，若是从那里获得了消息，他马上就会下达一个取消我们的计划的命令了。)
　　当我接管指挥权之后的最初几天之内，在本集团军群的地区内，一切都很平静。很明显，敌人正在准备对第6集团军作向心攻击。在另一方面，敌人显然不想以强大的装甲兵力，立即向罗斯托夫冒险作深入的突击，同时甚至于也不想直趋本集团军群在顿涅茨河的最重要的渡口，或是在里哈哈(Likhakha)的铁路交点。敌人也许不愿意作任何这一类的冒险，因为他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已经有了极优势的兵力，似乎无论如何都足以保证其成功。不过话虽如此，敌人却毫无疑问已经丧失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在11月底和12月初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拦截这种突击。
　　敌军对第6集团军的攻击
　　12月2日，敌军对第6集团军作了第一次攻击。接在4日和8日又连着发动了两次攻击，但均为英勇的我军所击退。很侥幸，补给情况现在变得似乎已经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好得多了，因为在12月2日，该集团军报告说，在扣发口粮和屠杀了一大部分骡马之后，他们估计从11月30日算起，大致还可以维持12天到16天的样子。同时天气的情况也使我们敢于希望空运补给的情况可以改良，在12月5日，曾经有过空运300吨的纪录(不幸，这是最高纪录了)。尽管如此，显然还是不应该浪费时间，必须尽快在地面上与第6集团军取得接触，并将其救出包围圈。
　　直到目前为止，唯一对于我方真正有利的事情，就仅为敌人不敢冒险深入，乘机切断我们后方交通线上的顿涅茨河的渡口，或罗斯托夫“瓶颈”(后者也同时可以切断A集团军群)。除此以外，在我们正拟发动救援的地区中，情况均在迅速恶化。
　　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如前所述，第57装甲军从高加索赶来的行动已经受到延误。原定的集结日期为12月3日，改为8日，又再改为11日。在这样长久的时间当中，自然不可能希望敌人完全停止不动。12月3日他派了一支兵力趋向柯特尼可夫，这是第57装甲军的主要下车站，很明显，敌人的目标是想要肃清那个地区。次日，他为第6装甲师所逐退，该师是刚刚赶到的。从12月8日起，敌军又有在第4装甲集团军北面(即柯特尼可夫的东北面)增强兵力的迹象，已经发现了一个第51集团军的新番号。反之，在装甲集团军的东面却仍然平静无事，那主要由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部队负责。在依里斯塔附近的第16摩托化师也是一样。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可以比较安心起见，我们又命令该师派了一支快速的摩托化兵力向北搜索，深入正面对着他们的俄军的后方。它确实证明敌人在伏尔加河以西此时并未集结任何强大的兵力。
　　齐尔河正面的危机
　　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地区中(也就是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区中)，情况的演变却很严重。这里在齐尔河的下游，从其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向上游约45英里之一点为止，地面部队除了几个高射炮兵群以外，就只有由B级单位和第6集团军中请假后归队的人员所组成的警戒单位。以后才增加了两个空军师(那原来是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但因为他们完全缺乏战斗经验，并且又缺乏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所以用处也极为有限。

　　当11月间俄军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御时，在波尔西特尔罗夫斯基(Bolshoi Ternovsky)的齐尔河湾与仍然完整无恙的顿河正面之间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结果把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在顿河的单位(第1和第2两军)的右翼向后曲折，并把残破不堪的第22装甲师和罗军的残部填入，才总算是堵塞住了。不过事实上，本已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步兵师，也只好用在这里，以使这条75英里长的防线可以获得一种最低程度的稳定性。到了12月初，即显示了敌人有在齐尔河正面发动一个大攻势的趋势，两天之后在该河的下游，就开始发现了敌方的强大炮兵。12月3日，俄军开始攻击，连绵不绝地打击各个点。敌军愈是想突破，则情况也就变得愈为紧急。这沿河一线是我们所必须坚守的，因为我们在齐尔河与顿河交叉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在尼曾齐尔斯卡亚的顿河桥梁在内，对于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而言，是至为重要的。此外，敌人若是突破了齐尔河防线，则又可以直趋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其间距离分别只有25英里和50英里，也可以深入到顿涅茨河的渡口罗斯托夫。在这种环境中，本集团军群已无选择之余地，只好同意把第48装甲军(它的第11装甲师和第336步兵师到此时均已抵达)暂时用来增强下齐尔河的防线。这个军所担负的是一种救火队的工作，从这里赶到那里，以使这一条脆弱的防线不至于立即崩溃。自然，这暂时使何立德集团军丧失了其唯一可以用来发动攻势的兵力。不过一旦情况许可，我们还是希望能使该军越过尼曾齐尔斯卡亚桥，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援兵相合作。
　　12月9日，在激战之后，敌军对第6集团军的攻击开始停顿了。这也可能表示敌军已在抽调兵力，来对抗德军的解围企图。
　　在齐尔正面，敌军仍不断加强压力，但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面，敌军于其柯特尼可夫作战失败之后，似乎已具有戒心。
　　决定的争取
　　不用说，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我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连络。柴兹勒尔将军对于我所作的研判和计划，完全表示同意，但他能否使希特勒采取适当(并不失时机)的行动，那却又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除了我们经常要求增强对第6集团军的空运工作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争执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即使第6集团军能够获救，无论如何它也决不可以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再停留下去。可是希特勒本人却仍然想吊在那个城市上不放手，正好像前一个冬天里对地门扬斯克的情形一样，他希望能用一条地面走廊以使该集团军补给不断。
　　相反，顿河集团军群则认为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一旦大难幸免之后，这个集团军在作战上必须立即恢复其机动性。这种思想拉锯战一直不曾停止，直到失去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后才不了了之。
　　第二个争论是援兵的增援问题。自从发现原先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7个师中，我们现在最多还有希望可以动用第48军的两个师以后，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力也就变得极为重要了。显而易见，第4装甲集团军专凭第6和第23两个装甲师的兵力，决不可能达到斯大林格勒。
　　要想获得增援，只有两个可能的方式。
　　顿河集团军群一再要求把A集团军群所属的第3装甲军中的两个装甲师拨借过来，因为他们在山地中本来就是无用的，但要求一直遭到拒绝，因为A集团军群要求除非准它撤回深入高加索地区中的一个突出地带，否则就不肯出让这个军——而这个措施却又是希特勒所绝不同意的。我们想从A集团军群中借调一个团，以代替在依里斯塔的第十六摩托化师，这方面的努力也同样未获成功。第十六摩托化师正掩护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深入侧面。等到在这一面能够有任何的作为时，都已经太迟了，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已经不能发生任何的作用了。
　　第二个可能的方式，就是由陆军总部提供新的兵力来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斯大林格勒的突击。此时，第17装甲师和新成立的第306步兵师，也正在顺次向顿河集团军群方面输送，由于第57装甲军在柯特尼可夫的集中已经延迟了，所以第17装甲师可能会恰好赶上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攻击。很不幸，陆军总部又决定把该师保留为其自己的预备队，将它配置在集团军群的左翼后方。这固然不无理由，因为它害怕敌人会在那里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击。可是陆军总部应认清二者是不可得而兼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成功和对于这个危机的安全保障——事实上若是发生这个危机，则又非第17装甲师所能控制。当我们期盼第4装甲集团军的成功时，希特勒却为了安全理由，要保留第17装甲师。事实上，等到第306步兵师已经深陷战斗不能脱身之后，希特勒才肯放出这个装甲师，但却已经太晚，赶不上援救作战的第一阶段，也许正好错过了决定性的机会！
　　为了增强我打给柴兹勒尔的电话的效力，同时又为了加强其天天要与希特勒争论时的力量，我也必须经常利用电动打字机，把情况报告给他，甚至于还直接送给希特勒。
　　其中有一份“研判”——1942年12月9日发出的——现在列为本书的附录二，可以证明要想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随时了解情况会如何困难。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表示本集团军群所遭遇到的敌军实力何等强大，以及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作战时，使用了什么样的兵力——除了少数新近达到的师以外。最后，它也可以显示集团军群怎样使最高统帅部了解整个作战问题的真象。
　　为了使读者能进一步理解，对于这个“研判”又应附加两段评论如下：
　　有些人也许会反对我们把如下问题包括在这个研判之内，即假定一旦走廊打通之后，第6集团军仍留守斯大林格勒，则应使用何种手段继续作战。对此，必须认清希特勒是极难说服的。只有使他理解要想把这个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时所将面临的困难有多大，然后也许才能希望使他发现有撤出之必要。不幸，以后由于面子问题，即使这些理由也都不能说服他。在当时，我们却还希望希特勒对于无可避免的事实仍能低头。
　　第二点，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我们居然继续相信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可能性，这似乎令人惊异。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不过对于我们而言问题的关键却是，只要能使第6集团军的袍泽有获救的机会，则即使冒最大的风险，我们也是毫无反顾的。事实证明，我们几乎已经达到目标。至于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的原因，我将在下文中再加以分析。
　　生死的竞赛
　　我们与敌人之间，现在开始要作生死的竞赛了。我们自己的目标是要救出第6集团军，但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却不惜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来作孤注一掷。
　　这个竞赛就是要决定，是否在敌军迫使我们停止这个作战之前，第4装甲集团军的援兵能够与第6集团军在顿河的东岸会合呢？敌人可以击破我们在齐尔河的脆弱防线，或是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更可能包括B集团军群的右翼在内)，以使他们居于可以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一切后方交通线的位置上。
　　一方面想在顿河东岸发动和维持一个攻击作战，而另一方面，上述的危险却日益增加，所以现在冒的风险前所未有。我不能够相信希特勒在此时已经充分认清了局势的严重，否则他应该会采取较果断的措施，至少应该设法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以加速对斯大林格勒的援救。可是事实上，却诚如柴兹勒尔所云，“他除了遇事掣肘以外，毫无建树。”我们可以举例如下：他把第17装甲师控制在错误的点上，使其在最紧急的阶段中未能投入战斗；他又控制着第16摩托化师，直到时间已经太迟时才肯放手。希特勒时常批评将军们和总参谋部军官们，都只会“计算”而不敢冒险。可是这一次的事实对于他个人的说法却是一个极有力的反驳。顿河集团军群在整个南翼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不顾一切地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进攻，这可以算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可是希特勒却并不热烈支持它。
　　这个与死亡的竞赛从12月12日开始，第4装甲集团军在那一天向斯大林格勒进攻。此处只能加以概括的叙述，因为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而敌人又不断投入生力军——特别是坦克。
　　在这个阶段中充分表现出我们装甲车辆和坦克人员的优秀素质，同时也显示出我们装甲兵的英勇和反坦克单位的技巧。第6装甲师是一个有经验的老装甲师，师长劳斯将军(Gen. Rauss)和坦克专家胡勒尔多夫上校(Col. V. Hunersdorff)都是值得敬佩的(后者不幸阵亡了)，该师的坦克和突击炮也都是齐全的。相反，第23装甲师的命运却恰好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它仅有20辆可用的坦克！该师长弗尔曼将军(Gen. V. Vormann)为我在陆军总部时的同事，在第一次大战时曾经负伤五次。
　　现在至少我们把这个战斗中的重要情节略述如下，这都是与其结果具有重要关系的。
　　当第57军在顿河之东柯特尼可夫附近完成了集中之后，自12月10日起，强大的敌军已经再度攻击我们在下齐尔河的正面。现在很明显，从这一方面抽出第48装甲军用来从齐尔河顿河之间的桥头阵地中突出，与第57装甲军合作的设想，已经不可能实现。
　　于是第57装甲军就更有赶紧行动之必要。当该军还正在下火车和作最后集中时，敌人已经企图来攻，在粉碎敌人此项企图之后，该军遂能于12月12日越过出发阵地。在它的侧面，东面为伏尔加河，由罗马尼亚第7军负责掩护，西面为顿河，由罗马尼亚第6军负责掩护。这次攻击显然使敌人受到了奇袭，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料想到会来得那样快，所以该军的最初进展颇为顺利。不过敌人这次却不采取防御的战术，他匆忙从斯大林格勒地区调来生力军，一再反攻以夺回我方坦克所占领的阵地，并且企图用其数量占优的装甲兵力来包围我们的小单位。虽然累次击毁强敌，但直到12月17日为止，第57装甲军还是未能获得任何决定性战果。到了这一天，第17装甲师也终于能够参加顿河东岸的战斗。经集团军群总部一再要求，陆军总部终于下放了这个师的支配权。可是这个师的位置是在集团军群左翼的后方，所以必须要经过很远的行军，并从波特门金斯卡亚(Potemkinskaya)的桥梁上渡过顿河，然后才能参加东岸的战斗。
　　当第57装甲军正在顿河东岸企图争取决定性战果时，敌人却在西岸加强努力，以使德军在齐尔河的防线总崩溃。尤其是已经完全了解了我们设在齐尔河与顿河交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顿河桥梁在内)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自12月12日起，这里已经成为俄军累次大举进攻的目标。到了12月14日，我们被迫必须放弃并爆破该桥。到了12月15日，齐尔河下游正面的战斗就显然只有几天好打了。
　　但是同时，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危险。12月15日就有明显迹象，足以表示敌人企图向顿河集团军群的左翼与B集团军群的右翼发动攻击。次日敌人就发动了局部攻击。最初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敌人的意图，因为他可能是像过去的老办法一样，先到处试探，然后再作决定的突破，又可能只是阻止我们从这个地区抽调兵力去向顿河东岸的战场上增援。不过不久以后，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却发现了一个新集团军的番号(第3近卫集团军)，这暗示敌人有作深入突破(可能直捣罗斯托夫)的意图。
　　本集团军群正在顿河东岸进行援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所以在左翼方面当然无法再作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因此只能尽量拖延时间。所以负责那一方向的何立德集团军，奉命使用必要的预备队迟滞敌军，集团军群总部准其向后缩短战线，但却应随时注意与B集团军群的右翼保持连续的关系。
　　12月18日要算是一个第一等的危机日。
　　在顿河以东，尽管第17装甲师已经赶上了，但是第57装甲军却仍然不能够迅速冲到斯大林格勒的附近，形成便于第6集团军突围的条件。相反，该军却有被迫采取守势的可能，因为敌人正在从包围圈上不断抽调兵力向它反攻。
　　在齐尔河下游方面。苦战仍在进行中，尽管敌人尚未透入我军的防线。在集团军群的左翼，却有一个最严重的危机正在形成中，敌人已经开始向何立德集团军和构成B集团军群右翼的意大利集团军，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

　　就何立德集团军而言，那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证明挡不住这样的厮杀，而如果同盟国的部队全线溃退，只靠几个德国师也很难站住脚跟。更糟糕的是敌人经过第一次突击，就击溃了意大利集团军，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的侧面完全暴露。
　　同一天，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立即采取步骤，使第6集团军向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突围。等到第17装甲师完全发挥威力，第57装甲军仍然还有机会向包围圈的方向上再进一步。换言之，顿河东岸的战斗仍有好转的希望。不过假使当第4装甲集团军一开始发动救援作战时，第17装甲师和第16摩托化师(后者现在还被牵制在依里斯塔)就能全体参加，则结果就会更为有利了！
　　尽管我们坚决认为有必要立即允许第6集团军冲出斯大林格勒，可是希特勒仍拒绝批准——同时其总参谋长又告诉我们由于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有正在调动中的兵力都已经奉命向B集团军群方向增援。在此时还要研究斯大林格勒能否继续坚守，足以证明统帅部并未——或不准备——认识情况的严重。
　　希特勒在这个阶段中，虽仍然拒绝让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并不能阻止集团军群总部至少要作如此的准备。12月18日，我派了我的情报处长，艾斯曼少校(Maj. Eismann)飞入包围圈，把我们对于突围行动的意见告诉第6集团军，那在最近的将来就毫无疑问会变得具有必要性的。
　　以下就是他所要说的要点：
　　齐尔河战线上的紧急情况，而更危急的是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都显示出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只能继续一个极有限的时间。此外，这个装甲集团军能否一直冲到实际上的包围圈上也颇有疑问，因为敌人正在不断投入生力军以阻止他们。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第6集团军在现在突围的机会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要好一点。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能否会合，就要看后者今后能否积极参加这场战斗而定。当它一开始向西南突围时，敌人就不能再继续抽调其包围兵力，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又可以继续向包围圈前进。
　　在第6集团军于12月1日所提到的“冬季风暴”作战命令中，所分配给该集团军的任务如下：准备向西突围，直到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为止，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现在这个任务可能更要扩展。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向西南挺进，直到它实际上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为止。“冬季风暴”命令中还表面上规定第6集团军仍应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守住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个新计划却暗示它应该分区撤退以便持续向西南突围。
　　艾斯曼少校同时指出，尽管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它不相信空运的情况会改善，使得第6集团军能长期坚守斯大林格勒。
　　艾斯曼少校的任务就是为了想要调和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意见，结果却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保卢斯本人对于艾斯曼所告诉他的一切，并非毫无印象，但他却强调指出自己所面临任务的困难与风险。该集团军作战处长和军需处长也同样向艾斯曼少校强调说明这种困难，但两个人却都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应该趁早突围，而且也完全可以突围。
　　不过最后决定第6集团军态度的却还是其参谋长希米德少将(Maj-Gen. Sohmidt)的意见。他认为该集团军此时不可能突围，并说这种办法是无异于自取灭亡。他告诉艾斯曼说，“第6集团军将会在这里过复活节，你们的任务就是怎样使其获得较好的补给。”希米德显然认定，使该集团军脱离现有情况，应该完全是统帅部或集团军群总部的事情，因为受困于此并非他们自己的错误，当前主要问题就是应保障其适当的补给。这一观点可以理解，就理论而言，他也有权坚持。不幸的是环境更具有支配的力量。艾斯曼指出，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竭尽全力维持补给，但天气不好使空运停顿，那却非其罪也，而且它也无法从帽子里面变出运输机来。但是他虽然善于辞令，可是对于希米德而言，却无异于对牛弹琴。甚至于艾斯曼企图指出，第6集团军的突围对于全盘作战利益是必要的，这个参谋长也不让步。
　　尽管该集团军司令可能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术家，思路也比较清晰，但是他的参谋长的个性却比他强硬。结果，保卢斯本人在其影响之下，也就宣称突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并指出放弃斯大林格勒是“元首的命令”所禁止的！(注：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米德的顽固成性，实为酿成灾难的主因，不过这一性格却使他在被俘之后表现很英勇，结果他被敌人判决了25年的强迫劳动。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对于他的行为仍应表示敬意。)
　　艾斯曼固然已经使第6集团军司令部充分了解当前的情况和集团军群的意图，但却始终未就第6集团军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当集团军司令和其参谋长都在怀疑这种作战的可行性时，我们又如何可以希望这个集团军司令部能够执行如此困难的作战呢？
　　若在任何其他的时候，像这样的意见分歧即可以当作要求调换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理由，不过在现有的紧急情况中，这种行动却是不在考虑之列的。任何继任的指挥官或参谋长都需要时间才能进入状况，而在这个时候却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此外，我们也无法获得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能够为他守住斯大林格勒。
　　尽管如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却决定不顾任何困难和危险，绝不放弃这个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它准备发出一个正式命令，免除集团军司令对于冒险突围以及放弃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责任。我们经反复考虑打算采取这一步骤。
　　至于第6集团军最后因何未曾执行这个命令，下文再加分析，我与保卢斯以及双方的参谋长曾经利用新建立的超短波无线电话对此问题作过无数次的谈话，而我们的总部与统帅部之间也是一样。
　　次日，12月19日，又使我们感觉到在顿河东岸的情况有好转的希望，可能不久两个集团军即能合作，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
　　在那一天第57装甲军获得了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它居然渡过了阿克塞(Aksai)河，向北挺进达到了米希柯伐(Mishkova)河，其矛头实际上距离南面包围圈已在30英里以内！救兵的接近使第6集团军可以突围的机会终于来到。假使第6集团军现在开始突击，而第4装甲集团军则仍继续向北进攻，或至少能吸引敌人的兵力，敌军就面临两面夹攻的情况，这至少有希望建立足够的接触，使第6集团军获得其继续突围时所需要的燃料、弹药和食品。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群总部已经集中了一支运输纵队，装载了3000吨的补给品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面前进，并且还加上牵引车以便拖救第六集团军炮兵中的机动部分。只等坦克打通一条道路之后，即使是暂时的，这支运输纵队也准备冒险直向被围的集团军冲去。
　　集团军群在顿河以西的情况，就12月19日而言，也还可以勉强支撑到让第6集团军有向西南突围的机会时为止，暂时还不会有决定性的发展迫使我们停止顿河以东的作战。
　　同时，我们在齐尔河下游的防线也仍在坚守之中。虽然集团军群发现必须动用何立德集团军来稳定那一方面的局势，但基本可以按计划顶住。不过，对该集团军暴露的侧面却仍然存在威胁。
　　在顿河两岸，与死亡之间的竞赛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集团军群能否使顿河大河湾中的情况再继续稳住几天，好让第6集团军不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呢？只有不再浪费一个小时，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在12月19日的正午，集团军群用电动打字机向统帅部提出一个紧急呼吁，要求准许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并立即向西南突围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见附录三)。
　　当这个要求未能获得立即的反应之后，在18时，我又直接命令第6集团军，要它立即向西南突出(见附录四)。这个作战的第一阶段仍与12月1日所命令的“冬季风暴”攻击一样。不过于必要时，它应再继续前进，越过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并使补给纵队可以通过。
　　同时，这个命令又规定如有必要时，在“冬季风暴”攻击之后，还应继之以一个第二阶段的作战。当接到了“雷鸣”(Thunderclap)的代字命令之后，第6集团军即应立即继续向第4装甲集团军前进，并同时分区逐渐撤出斯大林格勒地区。为什么暂时保留这个代字命令的发出，其原因是为了使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和运输纵队的通过在时间上有完善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集团军群总部还要尝试说服希特勒收回其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命令，因为当“雷鸣”命令发出之后，一切责任当然是应由集团军群总司令自负，而与该集团军司令无关，可是只要希特勒的命令还存在，集团军司令就会感觉到有所顾忌，不敢行动。
　　最后机会的错过
　　自从11月底，希特勒拒绝允许保卢斯在敌人尚未巩固包围圈前撤出斯大林格勒之后，若说仍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机会，则这个机会就只有12月19日那一天了。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给予了这个命令，尽管第6集团军的突围也许会遭遇到困难，而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也正在处于危险的情况之中。后一方面所冒的危险将留待下文中再检讨。眼前的问题——那就是从12月19日到25日——却还是第6集团军能否与愿否实际执行我们所给予它的命令。
　　希特勒事实上已经同意该集团军为了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的目标，应向西南攻击。不过他却继续坚持该集团军仍应据守其东西北三面的防线。他仍然希望有切开一条“走廊”使在斯大林格勒的集团军能有获得长期补给的机会。对于这种想法有两个极明显的反对理由：
　　一、就集团军群的全盘情况而论，尤其是有关B集团军群邻近地区的情况，已经不再容许把这两个集团军(第6和第4装甲)滞留在顿河以东的地区中。到了此时，不仅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只要敌人肯采取坚决的行动，则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都有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
　　二、要想第6集团军一方面动员所有残存的攻击力量向西南方突围，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能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现有防线，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也许可以这样勉强支持一两天的时间，等到敌人明白了其意图时，它就决不可能既固守城中，又能同时够维持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联系。
　　希特勒反对执行本集团军群12月19日命令中所规定的计划，其理由固然是不现实的，可是第6集团军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却不可以视而不见。那些理由指出若要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第6集团军会冒多大风险。
　　假使该集团军宣称，只要希特勒坚持仍应守住斯大林格勒，它就不可能实施突围，这一点都不错。因此，集团军群已经明确命令，在收到“雷鸣”代字命令之后，该集团军即应立即撤出该要塞地区。不过，这位集团军司令仍要选择应该服从于谁——希特勒还是集团军群总司令。
　　此外，这个集团军又认为需要6天的时间来准备突围。照我们看来，即使由于机动性大为降低，该集团军行动时面临十分重大的困难，然而这种估计仍然偏高，并且在现有的情况下更是不能接受。再等六天根本是不可能的，单就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就无法保证。尤其是围困该城的敌军，更不可能这样长久地袖手旁观，而让我军在他的鼻子底下进行突围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包括从其它方向抽调兵力)，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也许还可能掩饰，但是如果需要6个整天的时间以集结兵力向西南方突围，则敌人不等突围行动开始，即早已在其它方向上发动攻击了。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
　　该集团军同时又怀疑它是否能从其现有防线上抽调兵力供突围之用，因为那些防线早已遭到局部攻击。在这里，核心还是速度。假使该集团军能把握开始突围的时机，则它可以避免与敌军在其它方向纠缠，而只需要作迟滞行动来掩护步步为营的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