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秋垂头丧气地坐上了回K市的火车。来的时候，充满着希望，以为即使见不到老三，至少可以从他家人口中打听到他在哪里住院，就算他已经走了，他的家人也会告诉她坟墓在哪里，哪知道连军区的大门都没进成。
　　江老师安慰她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没带单位证明，别人才不让我们进去，下次我们记得让单位开个证明，就肯定能进去了。”
　　“可是卫兵说军区司令根本不姓孙，难道——”
　　“也许小孙是跟妈妈姓的呢？他以前说过他父亲挨斗的时候，他全家被赶出军区大院，那说明他那时是住在军区大院的。后来他父亲官复原职，那他家就肯定又搬回去了。”
　　静秋觉得江老师分析得有道理，问题是这次没找到，她最近就没假期了，要等到暑假才有时间再去找，不知老三那时还在不在。
　　江老师说：“他全家都不在家，是坏事也是好事。说是坏事，就是我们没碰见他们；说是好事，是因为全家出去旅游，说明家里没发生什么大事。”
　　静秋听江老师这样说，也觉得有那种可能。如果老三在住院，或者去世了，他家里人怎么会有心思去旅游？一定是他病好了，或者K市那个军医院误诊了，老三回到A 省，找了几个医院复查，结果发现不是白血病，于是皆大欢喜。反正他们勘探队已经撤走了，说不定解散了，老三就留在了A省。
　　她想象老三正跟他父亲和弟弟在一个什么风景区旅游，几个人你给我照相，我给你照相，还请过路的帮忙照合影。她想象得那么栩栩如生，仿佛连他的笑声都可以听见了。
　　但她马上就开始怀疑这种可能，她问江老师：“如果他病好了，他怎么不来找我呢？”
　　江老师说：“你怎么知道他这次出去不是去找你呢？说不定他去了K市，我们来了B市，在路上错过了。这种事可多了。也许你回到家，他正坐在你家等你，被你妈妈左拷问右拷问，已经‘烤糊’了。”
　　静秋想起老三那次被妈妈“拷问”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她一下子变得归心似箭，只盼望列车快快开到K市。
　　回到K市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老三不在她家，她问妈妈这几天有没有人来找过她，妈妈说那个周建新来过，问他有什么事，他又不肯说，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静秋万分失望，为什么是周建新，而不是孙建新呢？
　　当天夜晚，她顾不得睡觉，就给A省军区司令员写了一封信。她把老三的病情什么的都写上，还忍痛割爱，放了一张老三的照片在里面，请求司令帮忙查找孙建新这个人。她相信老三的爸爸即便不是军区司令，也一定是军区的什么头头，司令一定能找到他。

　　第二天，她用挂号把信寄了出去，知道挂号虽然慢一些，但一定能寄到。她现在已经不敢盼望奇迹出现了，只能做最坏的思想准备，那就是司令也找不到老三。那她就等放暑假了，再到A省去，住在那里找老三。如果这个暑假找不到老三，她就每个暑假都跑去找，一直到把老三找到为止。
　　五四青年节那天上午，八中开庆祝会。本来青年节不关小学生的事，但附小跟八中在一个校园里，中学部在那里载歌载舞，小学部也没办法上课，所以每次都是一起庆祝。不过下午中学生放半天假的时候，小学生就不放假。
　　静秋照例给各班的节目伴奏，她刚给一个班级的合唱伴奏完，就有个老师告诉她说有个解放军同志找你，有急事，叫你到门口传达室去一下。静秋听说是“解放军同志”，心想可能是老三的父亲派人来了。信刚寄出去，不可能是收到信了，只能是司令从外面回来，听说她去找了他，于是派人来了。
　　但她又觉得不可能，她没告诉卫兵她的地址，司令怎么会找到她？
　　她带着满腔疑惑跑到传达室，一眼就看见一个像极老三的军人等在那里，见到她，那个军人走上前来，急匆匆地说：“静秋同志吧？我是孙建民，孙建新的弟弟，我哥哥现在情况很不好，想请你到医院去一趟。”
　　静秋一听，就觉得腿发软，颤声问：“他——怎么啦？”
　　“先到车上去，我们在车上再谈，我已经来了一会儿了。本来想直接进去找你，但是今天你们开庆祝会，门卫把校门锁了。”
　　静秋也顾不上请假了，对门卫说：“您帮我叫我妈妈用风琴帮那些班级伴奏一下，叫她下午帮我到我班上顶一下，我现在要去医院，我的一个朋友情况很不好。”
　　门卫答应了，静秋就跟孙建民急急地往校外走。
　　校门外停着一辆军用吉普，静秋跟着孙建民往吉普走去的时候，听见几个溜号的学生在喊：“静老师被军管的抓去了！”
　　她只好跑回门卫，让门卫对她妈妈解释一下，免得以讹传讹，把她妈妈吓坏了。
　　军用吉普里只有司机和孙建民两人。在路上，孙建民告诉她，老三从县医院出来后，并没回A省，而是待在黄花场那边的三队，一方面可以协助查清勘探队的工作环境是否会诱发白血病，另一方面黄花场离八中农场只有几里地，那条路可以开车，也可以骑自行车，方便老三到农场去看她。

　　后来她回到K市八中附小教书，老三也转到K市，住在那家军医院里。他只在春节的时候回A省去了一下，春节后又回到了K市。他父亲劝他留在A省，但他不肯。他父亲只好让他家保姆跟着过来，在医院照顾他。再后来孙建民也过来了，在医院陪他。他父亲不能一直守在K市，只能经常过来看他，因为开车从A省过来只要十小时左右。现在他父亲、小姨、姨父、姑姑，几个表兄妹、堂兄妹，还有几个朋友都守在医院。
　　孙建民说：“哥哥走得动的时候，我们到八中来看过你，看见你带着一些小女孩在操场打排球。我们也从校外的路上看过你给学生上课。后来哥哥躺倒了，他就让我一个人来看你，回去再讲给他听。他一直不让我们告诉你他在K市，也不让我们告诉你他得的是白血病。他说：‘别让她知道，就让她这么无忧无虑地生活。’
　　“有他的交代，我们本来是不会来打搅你的，但是他走得太——痛苦，太久。他进入弥留之际已经几天了，医院已经停止用药、停止抢救了，但他一直咽不下最后那口气，闭不上眼睛。我们想他肯定是想见你一面，所以就不顾他立下的规矩，擅自找你来了。相信你会理解我们，也相信你会想见他一面。但是你千万不要做什么偏激的事，不然他在天有灵，一定会责怪我们。”
　　静秋说不出话来，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想老三想得太多，想得神经失常了。她一边为能见到老三欣喜，一面又为他已经进入“弥留之际”心如刀绞。她希望这只是一个梦，一个噩梦。她希望赶快从梦中醒来，看见老三俯身看着她，问她是不是做了噩梦，告诉她梦都是反的。
　　孙建民问：“静秋同志，你是不是党员？”
　　静秋摇摇头。
　　“你是团员吗？”
　　静秋点点头。
　　“那请你以团员的名义保证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自己的事来。”
　　静秋又点点头。
　　到了医院，吉普车一直开到病房外面的空地上，孙建民招呼静秋下了车，带着她上二楼去。病房里有好些人，一个个都红肿着眼睛。看见她，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就迎上前来，问了声：“是静秋同志吧？”
　　静秋点点头，首长握住她的手，老泪纵横，指指病床说：“他一定是在等你，你去——跟他告个别吧。”说完，就走到外面走廊上去了。

　　静秋走到病床跟前，看见了躺在床上的人，但她不敢相信那就是老三，他很瘦很瘦，真的是皮包骨头，显得他的眉毛特别长特别浓。他深陷的眼睛半睁着，眼白好像布满了血丝。头发掉了很多，显得很稀疏。他的颧骨突了出来，两面的腮帮陷了下去，脸像医院的床单一样白。
　　静秋不敢上前去，觉得这不可能是老三。几个月前她看见的老三，仍是那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青年，而眼前这个病人真叫人惨不忍睹。
　　几个人在轻轻推她到病床前去，她鼓足勇气走到病床前，从被单下找到他的左手，看见了他手背上的那个伤疤。他的手现在瘦骨嶙峋，那道伤疤显得更长了。她腿一软，跪倒在床前。
　　她觉得有几个人在拉她起来，她不肯起来。她听见几个人在催促她：“快叫！快叫啊！”
　　她回过头，茫然地问：“叫什么？”
　　“叫他名字啊，你平时怎么叫的，现在就怎么叫，你不叫，他就走了！”
　　静秋叫不出声，她平时就叫不出他的名字，现在她更叫不出。她只知道握着他的手，呆呆地看着他。他的手还不是完全冰凉的，还有点暖气，说明他还活着，但他的胸膛没有起伏了。
　　几个人又在催她“快叫，快叫”，她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是静秋，我是静秋……”他说过的，即使他的一只脚踏进坟墓了，听到她的名字，他也会拔回脚来看看她。
　　她就一直握着他的手，满怀希望地对他说：“我是静秋，我是静秋……”
　　她不记得自己这样说了多少遍，她的腿跪麻了，嗓子也哑了，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说：“别叫了吧，他听不见了。”
　　但她不信，因为他的眼睛还半睁着，她知道他听得见，他只是不能说话，不能回答她，但他一定听得见。她仿佛能看见他一只脚已经踩在了坟墓里，但她相信只要她一直叫着，他就舍不得把另一只脚也踏进坟墓。
　　她不停地对他说：“我是静秋！我是静秋……”
　　她怕他听不见，就移到他头跟前，在他耳边对他说：“我是静秋！我是静秋！”她觉得他能听见她，只不过被一片白雾笼罩，他需要一点时间，凭她的那个胎记来验证是不是她。
　　她听见一片压抑着的哭声，但她没有哭，仍然坚持对他说：“我是静秋！我是静秋！”
　　过了一会儿，她看见他闭上了眼睛，两滴泪从眼角滚了下来。
　　两滴红色*的、晶莹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