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陈文婕和陈文婷正在三楼书房里温习功课。陈文婷忽然把铅笔扔在练习本子上，长叹一声说：“唉，到底咱们这样念书有什么意思？三姐，说真的，我对那些考试啦，升班啦，连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了。我只想离开学校，远走高飞，飞到新疆、蒙古那些荒漠地带，一万里寻不上一个人，让我孤孤独独地生活下去。”陈文婕在灯下仰起那高耸的、平静的颧骨，淡淡地问道：“你怎么会这样想的？你以为咱们离开了广州，也可以生活下去么？我也是不想念书的，不过我跟你的傻心眼儿不一样。我只是想去做生意，办工厂，不爱弄这文科！”陈文婷把周炳寄给她的信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她姐姐看。等陈文婕看完了，她就问：“三姐，你瞧他约我今天晚上跟他会面，我去呢，还是不去？”陈文婕没有回答去不去，只是说：“按道理，阿炳的确算得上一个英俊雄伟的青年，不过就是粗野一些，呆笨一些，恐怕他不肯走正路。”陈文婷反问道：“不走正路又有什么不好？”正说着，陈万利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他在完全不受欢迎的气氛下面坐了下来。也不管人家正在温习功课，就打开了话匣子道：“清党以后，你们该看得清楚了。蒋介石是有本事的。他算得上一个史无前例的怪物。你们想一想，我从前说的话，就没有一句错。你们的二姐，她算是想通了。你们看她如今多么快活自在！比起去年，哼！如今是体面的丈夫有了，家也有了，幸福也有了。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儿女能够这样才好。”陈文婕还没有做声，陈文婷就笑起来道：
　　“还说体面呢，站起来不到民天哥哥肩膀高！”
　　把她姐姐也逗的忍不住笑了。陈万利说：“你们笑什么？人不可以貌相，海不可以斗量！你二姐夫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周家那几位表少爷，你们看得见的：不用说了。就是杨承辉、李民天那些毛孩子，跟着共产党哇哇叫，这回清党算侥幸，再不回头，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李民魁就常常骂他堂兄弟不学好。什么时候我看见你们舅舅，我也要把阿辉的事情对他好好说一说。年轻人浑不晓得什么叫做危险！”陈文婕告饶道：“好了，爸爸，不要多说了，老谈这些干么呢？”陈文婷不服气地说：“到底清党对谁有好处？大头李一说起来就唾沫横飞，也没有见他升了一官半职！”陈万利露出十分生气，又把气忍住了的样子说：“阿婷，你年纪轻，什么东西也还不明白。这样的话，在家里说说不要紧，要拿到外面去乱嚷，你准能惹祸。清党对谁好？对我们好。对我好，对你妈好，对你哥哥好，对你姐姐、姐夫们好，对你们自己也好！”陈文婷伶牙俐齿地接上说：“对帝国主义也好！”陈万利气得没办法，就笑了，说：“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帝国主义？都是人家瞎编的。就算有，大家和了不就算了么？一定要惹得人家军舰开炮，那才算数？”陈文婕、陈文婷不想和他多说，就陆续回房里去了。陈万利一眼望见陈文婕的案头有一封信，就拿起来看，看不清楚。想摸眼镜，却没有带在身上。他就着台灯翻来覆去地辨认了一会儿，知道是周炳写来的，就连信封一道揣在口袋里，回二楼自己的房间去了。他把信看完之后，想不出什么对策。想找他儿子商量，问周泉，却说陈文雄没回来。他没办法，又带了信去找二姑爷何守仁去。何守仁看了信，把信封也颠来倒去地仔细看过了。两个人商量了整个钟头，除了严密防止陈文婷和他见面接触之外，竟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这位万利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连早点都不吃，就出了门。他没有回公司，却坐了人力车，一直朝宪兵司令部侦缉课长贯英的办公室走去。他把周炳的来信，周家三兄弟平日的行为举动，周榕和陈文娣、陈文娣和何守仁的关系都详细说了一遍。贯课长虽然只有三十多岁年纪，但是办事却很老练。他一听情形，就知道这个案子不会构成什么耸人听闻的案件。但是他十分尊重陈万利这个人，因此他装成很留心的样子在听着，勤快地做着笔记。他十分仔细地问三家巷的全部居民的情形，又问了周、陈、何三家人的全部亲戚朋友的情形，就说：“陈老伯，这件事交给我办吧。区区微劳，不足挂齿。我也十分痛恨共产党。我的先父就是去年在曲江乡下遇难的。共产党煽动了农民，搞得简直是人间地狱！你早上多半在哪里喝茶？玉醪春还是惠如楼？我一定趋前领教。”陈万利把周炳的来信交了给他，又千拜托、万拜托，才辞别出来。他想这贯课长的相貌虽有点不正，但是人却有热肠，好相与，很觉满意。他坐上人力车，才走了几步，就看见了何守仁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他垂着脑袋走，没看见陈万利，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看样子也是上宪兵司令部去的。陈万利自言自语道：“他又上那儿干什么呢？那不是好人去的地方。

　　唉！”但是人力车一下子就拉过去了。
　　何守仁果然是去找侦缉课长贯英的。他掏出自己的名片，在那上面写了“公事谒见”四个字，请传达给他递进去。那个侦缉课长先把刚才和陈万利的谈话记录翻看了一会儿，将何守仁和陈、周两家的关系弄清楚了，然后板着脸孔在办公室里和他会面。何守仁一进去就用公事口吻说：“贯课长，我来报告一件跟您的职务有关的事情。”贯英冷冷地回答道：“欢迎，欢迎。请何科长坐下谈吧。不论跟小弟的职务有关还是无关，我都欢迎。”于是何守仁就开如讲他所发现的几个“共产党员”的行踪的问题。他一面讲，一百用眼睛去打量那个侦缉课长。贯英一面听，一面也用眼睛去打量何守仁。有时四只眼睛碰在一处，彼此互相盯着，长久都不移动。贯英在心里骂道：“好个无耻的乌龟！”何守仁也在心里骂道：“十足凉血的王八！”后来两个人又用相对一笑岔开，何守仁这才继续往下讲。他已经发现这位侦缉课长对他很不尊重，对他所讲的话好像根本没有用耳朵去听，然而还是勉强把话讲完了，并且加上判断说：“照这样看来，这些共产党员一定是躲在芳村一带的什么地方。”贯英拍手笑道：“何科长真内行！”随即把周炳那封原信从卷宗夹里面拿出来，摆在何守仁的面前，说：“这上面所盖的邮戳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何守仁很不高兴地说：“贯课长，既然你得到了原信，那么，一切你都十分了然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贯英摇头笑道：“不，你所讲的话很有价值。我只知道这周炳和你的小姨子很要好，我也知道那周榕和你是同学，又是换帖的好朋友，但是这些人是否共产党员，我却没有任何证据。你知道，我们是凭证据办事的。”他一面讲，拿眼睛望着别处。那眼睛不停地眨，脑袋不停地摆动，好像是一种毛病。何守仁说：
　　“怎么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逃走？”
　　“那倒也不能这么说。”贯英又眨两个眼睛，摆动几下脑袋，说：“有些人因为害怕，就逃了。还有些人吓疯了的。都不是共产党员。”
　　何守仁坚持己见道：“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员。”
　　贯英用一种比冷笑更令人难堪的声音哼哈一阵，说：“如果他们真是共产党员，那么，你的邻居，你的小姨子的情人，你的换帖的同学，都要这样了！”他用手在脖子上比了一比，加上说：“当然，阁下是有功劳的。阁下这样做，是大义灭亲。遇着好的上司，往往因此擢升，也是常有的事。”何守仁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他的尖削的脸唰地一下红起来了。但是他不甘示弱，因此仍然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超然面孔说：“贯课长，我想这个地方虽然是个宪兵司令部，也是个讲真理和正义的地方。我到这里来，是被一个普通公民的正义感所驱使。这一点，仁兄该是明白的。”贯英搓着两手，用一种十分狰狞的无赖神气笑着说：“真理和正义，好极了。我们都是为它而活着。我们的同志可真不少呢！”随后他打开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捐款簿子，上面写着“雄心社社员乐捐芳名”九个字，递给何守仁看，又加上说：“我们这个雄心社，每个人都有一颗消灭共产党的雄心。我们认为这就是真理和正义。但是我们绝不向外募捐的。现在那些招摇撞骗，假公济私的玩意儿太多了。我们只收社员自己的捐款。你如果有心，你也可以入社。我们将来，彼此也有个帮助。”何守仁打开捐簿一看，有捐一百元的，有捐三百元的，也有捐五百元的，名字都不认得。但是不管怎样，看见这捐款簿子，何守仁是安下心来了。他登时恢复了镇静的神态，看来真是又矜持，又老成。他用轻蔑的眼光把那贯课长横扫了一眼：觉着这个人如今五官局促，嘴角下弯，顶发秃落，丑陋异常。于是他拿起笔来，在簿子上写了一百元的捐款，并且慷慨地说：
　　“贯课长，凡是合乎真理和正义的事情，兄弟总是乐于追随的！”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何守仁告辞之后，贯英一面收起捐款簿子，一面鄙屑地咒骂道：“真没见过这样的吝啬鬼！收买三个朋友的性命，才使一百块钱！说人心不古，就是人心不古。”
　　这天早上，约莫当何守仁和贯英初次会面，彼此躬着腰说客套话的时候，周家三兄弟的干娘冼大妈正从市头上买菜回家。她正在路上走着，不料横巷子里撞出来一个游手好闲的老年人，把她缠住了。这个人叫做冯敬义，年纪约莫六十岁，单身一人，并无亲戚子女，也在市头外面搭了个茅寮居住，离冼大妈的竹寮只有五、六丈远的光景。他应了个名儿是做收买破烂的生意，实地里他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可以说是什么都干，并不严格的。他的真本事是把不值钱的东西改造成为值钱的东西，好像把铜做的东西改造成为金子做的东西，把破了、断了、缺了、穿了的东西改造成为完整无缺的东西等等；遇着有他合意的东西，别人又不太在意的时候，顺手带走件把子，也是有的。他顶爱开玩笑，更加爱开冼大妈的玩笑。当时一见冼大妈手里提着鲜鱼、牛肉、青菜，他就指指点点地说：“怎么，发了达了，天天吃好的了，想不到你还有几年老福享呢！”冼大妈拨开他的手，骂道：“少胡说，别招你姑姑生气！那是给我几个干儿子做的饭。”冯敬义涎皮赖脸道：“好不值钱的干儿子！你有多少干儿子、湿儿子，我还不清楚？那是你的哪一个丈夫经手的？说是养的小汉子，倒还有个说的呢！”冼大妈生气了，说：“你再破嘴烂舌的，看招你姑姑一顿好打！”冯敬义伸了伸舌头，缩了缩脖子，说：“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天生人，天养人。莫非有了油水，只兴你一个人独吃？你不让我喝点菜汁儿，你瞧我给你嚷出去、不给你嚷出去？”冼大妈没法，只得跟他说实话道：

　　“干儿子倒是真的干儿子，只不过他们是共产党。如今丧尽天良的官府要害他们，因此上我家里躲几天。你知道共产党是跟咱穷人出冤气，打抱不平的。你敢坏了你姑姑的事儿，你姑姑就能收拾你的狗命！这里没有什么好打打敲敲的，你趁早给我滚开，井水不犯河水。”
　　冯敬义见她说了真话，把头点了几下，表示赞成道：“这还像句正经话。我碍不着你们的事儿。可是万一我查出他们不是共产党，你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冼大妈说：“趁早，趁早。快挑起你那担破箩，多卖两只‘朱义盛’的假金耳环子是正经！”冯敬义笑了一笑，就走开了。当天中午过后，他吃了饭，挑上他那担破箩，转了几条街，走到市头上一家木屐铺子前面，碰见了几个生面的、可疑的人，那些人态度横蛮，毫无礼貌地在向开木屐铺子的老板打听附近有没有生面人搬来居住。老板想了一想，说没有。那几个人又向卖青菜的小贩打听，也说没有。那几个人再问开熟烟铺子的老板，也不得要领。后来问到了那间“华道馆”，那个给人画符拜忏的华道人却回答道：“要么看看市头后面冼大妈的竹寮里，是不是新来了几个什么亲戚。”冯敬义一看这几个人的扮相：黑通帽，黑眼镜，黑绉纱短打，黑鞋黑袜，每个人的肚子上面，都隐约看得出夹带着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不用说，这是“侦缉”了。他立刻掉头，抄横巷子赶回冼大妈的竹寮，打算给那几个共产党员通风报信。可是当他刚一转过“吉祥果围”，离冼大妈的竹寮还有十来丈远的光景，他看见冼大妈那两个年纪轻些的干儿子正埋头埋脑地朝家里走，而后面那几个黑不隆咚的家伙也紧跟着嘻哈大笑走过来了。这正是千钧一发、危险万分的时候，冯敬义虽然足智多谋，也是毫无办法。想喊不能喊，想叫不能叫，想说不能说，想停不能停，眼看着那两个活生生的棒小伙子自投罗网去送死，他可是一筹莫展。说实在话，他连那两个年轻人的姓名籍贯，都还不曾知道呢。后来情急智生，他忽然从怀里掏出一对假玉镯子来，对走在他前面五步远的周榕、周炳两个人高声喊道：
　　“王大哥，王二哥，你们要买的真玉镯子有了货了！”
　　冯敬义所以要使唤这样大的嗓子吼叫，是要让后面那些侦缉们听见。果然，周家兄弟听见的时候，那些黑家伙也听见了。冯敬义见他俩扭回头，连忙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急急忙忙低声说：“随我来，冼大妈有话说！”周榕和周炳刚才那一扭回头，也发现了那几个黑家伙，知道出了事情，就跟随冯敬义闪在路旁，蹲下来，和他假意看镯子，论价。等那些侦缉走过去了，冯敬义才低声告诉他们道：
　　“那些是侦缉。快逃走吧！”
　　两兄弟异口同声地说：“屋里还有我大哥呢！”
　　冯敬义生气了，骂道：“混账！快走！逃出去之后，找人搭救他！这时候婆婆妈妈算哪一经？难道你们要死在一块儿？”周榕、周炳低声向老人家道过谢，又回头望了冼大妈的竹寮一眼，才淌着眼泪，慌慌忙忙地抄横巷子逃到渡口，先坐渡船过河南，再从大基头坐船过省城，一直奔向四牌楼师古巷他们舅舅杨志朴、老表杨承辉的家里。杨承辉没在家。杨志朴正在客厅里睡午觉。他们叫醒了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他说了一遍，求他想法子救大哥的性命。杨志朴眯起眼睛，鼓起那方形的腮帮，竖起那满嘴的胡须，愁容满面地听完了他们的话，紧接着问道：“按这么说，你们都加入了共产党了？”他们两个都回答说没有，舅舅又说：“没有加入就不要再加入了。党派的事情我看得多了。龙济光、陆荣廷、岑春煊、莫荣新、陈炯明、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如今又多一个蒋介石，像走马灯一样，看都没看清楚就过去了。什么党，什么派，看来看去不是差不多？这几年来，除了省港罢工是反对异族侵凌，还有点道理，其余的我都不赞成。你打倒段祺瑞，换上张作霖又如何？你打倒张作霖，换上蒋介石又怎样？我看南征也好，北伐也好，这样打法只是苦了老百姓，没有一点意思！”周炳不做声，周榕轻轻地说：“当时没有料到蒋介石是这样一个人。”杨志朴说：“是呀。流氓政客，都是见利忘义的。北伐才到了长江，就拿自己人开刀了。你们就是些傻子！跟我二姐一模一样！跟你妈妈一模一样！上回省港大罢工，你们死了个区桃；这回北伐，你们又得赔上个周金。人家是成者为王，你们是败者为寇，你们捞到了一点什么？我看政治这个东西，再没有什么是非可说的了。谁能把天下搞太平了，谁就是好皇帝。什么党派，哪一个不污七八糟？”周炳听到这里，觉着很不耐烦，那股楞劲就冲上来了，说：

　　“不，不是这样的。共产党要解放全世界的无产者，共产党的理想是远大的，神圣的！”
　　杨志朴只顾自己穿衣服，懒得去跟周炳两个辩论。穿好衣服之后，他告诉他两个外甥，在河南同福西街，他跟人合伙开的那个“济群”生草药铺有地方住。他们只要说明是他的外甥，因为身体有病，要到那儿静养，小心不要出门，就可以了。周榕还不明白济群药铺是个什么地方，老在嘀咕着，周炳说：“就是郭掌柜那里嘛，我给他当过伙计的嘛，冤我偷他的钱的嘛！一转眼都七年了！”周榕这才想起来，重复说道：“是呀，是呀，是呀……”临走的时候，杨大夫又加上一句道：“我看你们现在不是共产党，将来不免还要变成共产党！”
　　说完他就在前面走，周榕和周炳在后面跟着，一句话没有说，三个人一道朝着河南的方向走去了。正当他们过河南的时候，国民党省党部干事李民魁带了一位新朋友到沙面兴昌洋行去找陈文雄。这位朋友是浙江人，叫做宋以廉，现在当着财政厅秘书，年纪已经三十岁了，还没正式结过婚。他听说陈文雄有个最小的妹妹，年纪才十九岁，长得很漂亮，还没出嫁，就央求李民魁，一定要介绍他跟陈文雄做朋友。当下两个人会了面，陈文雄见他身材高大，和自己相仿佛，脸孔白净，戴着宽边眼镜，只是稍为发胖了一些，真算得一表仪容，心里早有几分高兴；再一交谈，就觉得他知识多，交游广，一口英语，虽略带外江音，也算得漂亮流利，便十分倾心。他心中暗自思量：官场中有这等新式人物，真是难得。三个人闲谈客套一番，就一道出来，到“十八甫”的天龙茶室饮茶。这茶室非常拥挤。顾客都是上、中流人物，依然弄得人声嘈杂，烟雾弥漫。他们站在二楼过道上等了十几分钟，好容易才找到了一个那种用柚木雕花板障间隔，像火车上的座位一样的“卡位”。李民魁要了一盅普洱茶，陈文雄要了一盅铁观音，宋以廉要了一盅杭菊花，又写了几样咸、甜点心，像“鸡批”、虾盒、粉果、蟹黄酥、奶油蛋盏、冰花玫瑰卷等等，又写了一盘上汤鸡茸水饺，一盘鲜菇蚝油拌面，大家一边吃喝，一边畅谈。因为初次见面，所谈都是东堤旧事，陈塘新欢之类。只有李民魁在临走的时候质问陈文雄道：“怎么你们告发共产党，不找我们党部，反而去找宪兵司令部？不帮衬自己人，却帮衬外头人？”并且说出今天“捕获”了周金的事实。陈文雄坚决否认，说是毫不知情。李民魁自叹道：“干党务就是没发达。你们团长的团长，经理的经理，科长的科长，我这老大还是个干事，没发达！”宋以廉凑趣道：“不要紧，你只要多害死几个人，便可以发达的。”大家于是一笑站起来，会账下楼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