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马科斯。”萨丽娅一字一顿地说道，“不，我不可以。”
　　她最后这句话砰然落了地，就此封死了一切辩驳的可能。
　　许多年以后，当我开始接受整形外科的培训时，我理解了某种东西，而那天在厨房，在我力主萨丽娅应该离开蒂诺斯，去上寄宿学校的时候，我还不能理解。后来我懂了，这个世界看不见你的内在，它一点儿也不关心你的希望、梦想，以及忧伤，它们都被皮肤和骨骼遮蔽着。这是如此简单，如此荒谬，又如此残忍。我的病人们知道这些。他们看到了，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将要，或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骨架的对称程度，两眼之间的距离，下巴的长短，鼻尖投射角的大小，以及是否拥有一个理想的鼻额骨。
　　美貌是个巨大而不当的礼物，来得既任意，又愚蠢。
　　所以我选择这个专业，就是想把优势平均分给萨丽娅这样的人，用我的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去纠正这任意造就的不公，对一种我发现可耻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活在这样的秩序下，一次狗咬，便可夺走一个小女孩的未来，让她遭到遗弃，成为歧视的对象。
　　至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我想，还有别的理由让我选择了整形外科。比如说钱，声望，社会地位。若说我仅仅因为萨丽娅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过于简单——这想法也许可爱——也有点儿过于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稳了。如果说我在喀布尔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与方便的对称性毫不相关。可是，我也在选择怎样的生活模式、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发现了安慰，就像暗房中的一张照片，故事将慢慢显现，来确证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这个故事支撑着我。
　　我有一半时间在雅典行医，去皱纹，提眉毛，拉下巴，重做蹩脚的鼻子。另一半时间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飞到世界各地，去中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远东，为孩子们工作，修复唇腭裂，去除面部肿瘤，修补面部损伤。在雅典的工作远远谈不上满足，但报酬高，可以让我在做志愿工作的时候，负担得起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花销。
　　后来，2002年初，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我认识的女人打来的。她叫阿姆·阿德莫维奇，是个波斯尼亚护士。几年前，我和她在伦敦开会时相识，共度了一个周末，有了乐事，我们都认为此事不足挂齿，但仍然保持着联系，偶尔也在社交场合见面。她说她现在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整形医师，为儿童做手术，处理唇裂、弹片和子弹造成的面部损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场就答应了。我打算待上三个月。我是2002年春末去的。我再也没回来。
　　萨丽娅在渡口接我。她扎了绿色的羊毛围巾，穿着暗玫瑰色的厚外套，里面是开襟羊毛衫和牛仔裤。这段日子她把头发留长了，从中间分开，披落到肩膀上。她头发全白了，正是这一特征——而不是那残缺的下半张脸——触动了我，让我见到她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并非对此感到惊诧；萨丽娅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长白头发，只过了十年，便已满头棉花般的白发了。我知道我也变了，顽强隆起的大肚皮，毅然后退的发际线，但是一个人自己的身体衰退是逐渐进行的，阴险而难以察觉。看到萨丽娅满头白发，就像见了惊心动魄的证据，知道她怎样不可逆转、无法规避地迈向老年，而联想起来，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你会冻着的。”她说着，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这是一月，临近晌午，阴着天，灰蒙蒙的。一阵冷风吹过，枯叶在树上哗哗作响。
　　“想挨冻，得去喀布尔。”我说，提起了行李箱。
　　“随便你，大夫。公共汽车还是步行？你来选。”
　　“咱们散散步吧。”我说。
　　我们向北走，穿过蒂诺斯城。内港里停泊着帆船和游艇。小亭子里卖着明信片和圆领衫。咖啡馆外，人们坐在小圆桌边，喝咖啡，读报纸，下象棋。服务员们摆放着午饭用的银色餐具。再过一两个钟头，烧鱼的味道就该从厨房里飘荡而出了。
　　萨丽娅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故事，开发商要在蒂诺斯城南部新建一片白色的别墅，可以远眺米科诺斯岛和爱琴海。这些房子主要是给旅游者和有钱的暑期房客住的，他们从九十年代便开始络绎不绝。她说这片别墅会带一个室外游泳池，还有一个健身中心。
　　多年以来，她一直给我写电子邮件，为我记录下重塑蒂诺斯的这些变化。带有卫星天线、可以拨号上网的海滨酒店，夜总会、酒吧、小酒馆，为游客服务的餐馆和商店，出租车，公共汽车，人潮，躺在海滩上的半裸的外国女人。如今的农民已经不骑驴了，他们开上了小卡车——最起码那些留下来的人是这样。大部分农民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不过，现在有些人也在回迁，回到岛上安度晚年。
　　“奥蒂一点儿也不高兴。”萨丽娅说，她指的是这种变革。她也给我写过这些，写老岛民们的怀疑，他们对新来者，对随之涌入的改变满腹疑惑。
　　“你好像不介意变化。”我说。
　　“抱怨不可避免的东西无济于事。”她说。接着又道：“奥蒂会说：‘行了，早知道你会这样讲，萨丽娅，你又不是在这儿生的。’”她哈哈大笑，响亮而开怀。“本以为在蒂诺斯住了四十年，怎么着也有这资格了。没想到现在我才搞明白。”
　　萨丽娅也变了。尽管她穿着冬衣，我还是能看出她屁股厚了，长胖了——不是肥胖，是干胖。如今她带着一种开心的自嘲，一种顽皮的揶揄，就像她评价我的时候那样，搞得我每次都怀疑，她发现了我做的事有点儿蠢。她眼中明亮的目光，这种开怀的大笑，两颊上不落的红晕——总体的印象是，一个农民的媳妇。一个顶梁柱般的女人，外表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却透着一股子朝气蓬勃的威信和强悍，由不得你傻乎乎地加以质疑。
　　“生意怎么样？”我问，“你还在工作吗？”
　　“偶尔有。”萨丽娅说，“你知道这世道。”我们一起摇了摇头。在喀布尔，我一直在看新闻，知道这一轮又一轮的紧缩措施。我在CNN上看到，希腊青年朝议会外的警察扔石头，而警察们穿着防暴衣，发射催泪瓦斯，挥舞着警棍。

　　萨丽娅做的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意。数字时代到来之前，她基本上是个女师傅。她去别人家里，给电视机焊功率晶体管，给旧的真空管收音机换信号电容器。人家把她叫去，修理出毛病的冰箱恒温控制器，封好渗漏的水管。老百姓凭自己的能力给她付钱。如果人家付不起，那她无论如何也会把活干了。我不是真需要这钱。她说，我把干活当成玩游戏。拆东西，看看里面怎么运转，仍然让我觉得兴奋。这段日子，她如同一个自开自支的独女计算机服务部。她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学来的。她只收些名义上的费用，帮人家排除电脑故障，修改IP设置，解决程序瘫痪和运行缓慢的问题，替人升级，处理启动失败。我曾不止一次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焦急地求她帮忙，因为我的IBM死了机。
　　走到我母亲的房子，我们在外面待了一会儿，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橄榄树下。我看到了妈妈最近那些狂乱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过的墙，只搭了一半的鸽子房，一块木板上放着把锤子，还有一个敞开的钉子盒。
　　“她怎么样？”我问。
　　“哦，和以前一样难伺候。所以我装了那个玩意儿。”她指了指屋顶上的卫星天线。“我们看外国肥皂剧。阿拉伯的最棒，也可以说最烂，演来演去都是一回事。我俩猜剧情，弄得她都不爱搭理我了。”她一步迈进大门。“欢迎回家。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回到家很奇怪。我看见了几件不熟悉的家什，比如客厅里的皮椅子，电视前白色的柳编茶几。可是其他东西大体上都还在老位置。厨房的桌子现在蒙上了塑料桌面，图案是交错排列的茄子和梨；直背的竹椅子；藤篮里的老油灯，油烟熏黑了扇贝形的灯罩；我和妈妈的照片——我穿白衬衫，妈妈穿着她的好裙子——仍然挂在客厅壁炉架的上方；妈妈的那套瓷器也还是放在高架子上。
　　可是，等我放下行李箱，却感到每样东西中间都有个空空的洞。我母亲和萨丽娅在这儿相依为命，一过就是几十年，对我而言，这段岁月却是黑暗而辽阔的空白。我一直在缺席。缺席于萨丽娅和妈妈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吃的每一顿饭，缺席于那些欢笑，争吵，持久的烦闷，疾病，正是这一长串简单的仪式构成了人的一生。进入我童年的家有点迷惑，就像一部小说，很久以前我读了开头，后来又把它丢开，现在却在读它的结尾。
　　“来点蛋好吗？”萨丽娅问。她已经套上了长长的印花围裙，正在往平底锅里倒油。她在厨房里来回移动，操控自如，一副当家做主的模样。
　　“好啊。妈妈在哪儿？”
　　“睡着呢。她折腾了一宿。”
　　“我去看一眼。”
　　萨丽娅从抽屉里捞了把打蛋器。“你要把她弄醒，我惟你是问，大夫。”
　　我踮着脚尖上了通往卧室的楼梯。房间黑暗。窗帘拉着，接缝处透进一片窄窄的阳光，横打在妈妈的床上。空气中充满了疾病。它不仅仅是一种气味，而更像一种有形的存在。每个医生都感觉得出来。疾病像蒸汽一样弥漫于房间。我在入口处站立片刻，让眼睛适应一下。忽然一片方形的彩光变幻，打破了黑暗，这一片光来自床边的梳妆台，我想那是萨丽娅睡的一边，原先我睡的那一边。有几个数字相框，亮起的是其中一个。稻田，木屋，灰瓦铺就的房顶，渐变为拥挤的巴扎，铁钩子吊着剥了皮的羊，再变为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蹲在浑浊的河边，用手指头刷着牙。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到妈妈床边。我的眼睛适应过来了，我看着她，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吓了一跳，妈妈缩得竟然如此之小。已经如此之小。印花睡衣松松垮垮地兜着她的小肩膀，盖着她已然扁平的胸。我不喜欢她睡觉的样子，嘴巴张开，耷拉着，好像在做一个苦梦。我也不喜欢看到她睡觉时，假牙在嘴里滑得歪七竖八。她眼皮微微颤动了几下。我坐了一会儿。我问自己，你本来指望什么？我听到钟在墙上滴滴答答，楼下萨丽娅的铲子在煎锅里乒乒乓乓。我打量着妈妈房间里平庸生活的细节。固定在墙上的平板电视；屋角的电脑；床头柜上没做完的数独游戏，那一页上放着一副老花镜；电视遥控器；装人工泪液的小药水瓶；一管类固醇药膏；一管假牙胶；一小瓶药片；地板上还有一双牡蛎色的毛茸茸的拖鞋。她以前绝对不会穿这种东西。拖鞋旁边有个敞开的袋子，里面装着纸尿裤。我无法把这些东西和我母亲联系在一起。我抗拒它们。在我看来，它们属于一个陌生人。某个四体不勤、与世无争的人。某个绝对不会让你动怒的人。
　　在床对面，数字相框里的照片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我连着看了几张，然后想起来了。我认得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当年……干什么来着？对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时候，我总是一式两份，寄一套给萨丽娅。她都留着呢。这么多年啊。萨丽娅。一股甜甜的情感涌遍我全身，好像吃了蜂蜜。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活生生的“马纳尔”，一直都是。
　　她在楼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身。就在走出房间的当口，我一下子看到了某个东西。某个装在镜框里的东西，钉在钟下面的墙上。黑暗里，我看不出那是什么。我开了手机，借着微光一瞧。原来是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写的是我在喀布尔效力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我记得这篇采访。记者是个讨人喜欢的韩裔美国人，有点儿结巴。我们合吃了一盘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饭，里面是糙米、葡萄干和羊肉。文章正中配了张合影。我，几个孩子，纳比在后排，直挺挺地站着，手背在身后，兼具多种表情：愁苦，害羞，以及庄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经常刻意摆出的姿态。阿姆拉也在，还有她的养女罗诗。所有孩子都面带笑容。
　　“马科斯。”
　　我关上手机，下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