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车上，我和她有了第一次交谈。我们第一次真正的交谈，也就是说，不算无数次的她让我拿这拿那。我载着她去药房取药的时候，她问我：“纳比，你们村是什么样子的？它叫什么来着？”
　　“沙德巴格，尊贵的太太。”
　　“沙德巴格，就是了。它是什么样子的？跟我说说。”
　　“也没啥好说的，尊贵的太太。跟别的村子一样。”
　　“噢，肯定有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我表面上保持着平静，心里却一片狂乱，拼命想回忆起点什么，奇花啊，异草啊，得像个样子，能让她感兴趣，能让她听了高兴。可这没用。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农民，一个没啥见识的小人物，又能说出什么，让她这样的女人听了为之心动？
　　“葡萄挺棒的。”我说。可是一咕噜出这两个字，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葡萄？
　　“是吗？”她无动于衷地说。
　　“真的很甜。”
　　“哦。”
　　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死了算了。我感到胳肢窝里开始冒汗。
　　“有一种很特别的葡萄，”我说，突然变得口干舌燥，“据说只有沙德巴格才种得出来。它非常娇贵，怎么说呢，非常难活。你要是在别的地方种它，哪怕是在旁边的村子，那它一定就干巴了，然后死掉。它会枯萎。会死于忧伤。沙德巴格的人都这么说，可是当然了，没有这回事。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可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尊贵的太太。忧伤。”
　　“很动人，纳比。”
　　我冒险往后视镜里飞快地瞅了一眼，看到她正望向窗外，可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发现她的嘴角向上抬起着，正是微笑过后的余韵。我精神为之一振，随即听到自己又开了口：“我可以再给您讲个故事吗，尊贵的太太？”
　　“尽管讲。”打火机咔嗒一声，烟从后座朝我飘来。
　　“嗯，在沙德巴格我们有个毛拉。当然了，每个村子都有毛拉。我们这一位叫谢基卜毛拉，他是个故事大王。他会讲多少个故事，我说不上来。可是有件事，他给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如果你看看任何一个穆斯林的手掌，不管在这世界上哪个地方，你都会发现让人大大吃惊的东西。他们的掌纹一模一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穆斯林左手的掌纹构成了阿拉伯数字里的81，而右手上就是数字18。81减18得多少？63啊。正好是先知归真的年龄，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
　　我听见后座传来一声低笑。
　　“后来，有个旅行家路过。理所当然，按照惯例，那天晚上他就和谢基卜毛拉一块吃饭。旅行家听了这个故事，想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可是，谢基卜毛拉，请您恕我直言，我从前遇见过一个犹太人，我发誓他的两只手也有着一模一样的掌纹。这件事您怎样来解释呢？’毛拉说：‘这个嘛，那犹太人骨子里也是个穆斯林。’”

　　猛然间，她爆发出一阵大笑，直到那天晚上，我都陶醉在这笑声里。就好像——真主宽恕我的不敬——就好像乐园从天堂降临我身，如经书所言，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荫影也是永恒的③。
　　请您理解，马科斯先生，让我神魂颠倒的不只是她的美貌，尽管这美貌已足以让人着迷。我一生中还从未遇见过妮拉这样的年轻女人。她做的一切——说话的方式，走路的样子，穿衣打扮，微笑的模样——事事都让我觉得新奇。对女人如何举手投足，妮拉动摇了我以往所持有的每一种概念。我知道，这些特点必定会遭到某些人顽固的反对，比如扎希德，再比如萨布尔，还有我们村里的所有男人，以及所有女人。可是这些特点对我来说，不过是增加了她本已巨大的诱惑与神秘。
　　那一天我干活的时候，甚至后来别的工友过来喝茶的时候，她的笑声还回荡在我耳畔。我龇着牙，美滋滋地，根本听不见他们的叽叽呱呱，耳边只有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我也很有几分得意，因为我知道自己讲了个聪明的故事，让她从婚姻的不满足中得到了少许的缓解。她真是个非凡的女人。那天夜里上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有了几分不凡。这就是她对我的影响所在。
　　不久我们就天天交谈了，妮拉和我，通常是在上午较晚，她坐在游廊上喝咖啡的时候。我会晃悠过去，假装有这样那样的活儿要干，然后倚着铁锹，要么就守着杯绿茶，和她讲话。她能选我，让我感到格外受宠。要知道，我可不是惟一的仆人。我已经提到过那个寡廉鲜耻的癞蛤蟆扎希德了，还有个双下巴、大脸盘的哈扎拉妇人，她每个礼拜来两次，洗衣服。可是妮拉就选了我。我是惟一的人。我相信，连她自己的丈夫也没这福分，和他一起，只会增添她的孤独。一般情况下，都是她说我听，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能做她一口缸，让她往里倒故事，我已经备感幸福。比方说，她跟我谈起过她和父亲去贾拉拉巴德打猎的事，还说那些死鹿无神的眼睛如何好几个礼拜缠着她不放。她说她小时候和母亲一块儿去过法国，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一路上，她又坐火车，又搭船。她跟我讲了火车轮子咣当咣当，简直要震断肋骨的感觉。她还清楚地记得吊钩上垂挂的窗帘，相互分隔的卧车包皮房，以及蒸汽机车有节奏的喷气和嘶鸣。她告诉我，她得过一场大病，去年和她父亲一起，在印度住过六个礼拜。

　　时不时地，趁她扭头往茶碟里弹烟灰的当口，我便偷偷瞥一眼她那红艳艳的脚指甲，刮过毛的，散发出淡淡金色光华的小腿，还有她高高的足弓，而且，我总要多看一眼她那对饱满的，形状完美的乳房。我真觉得不可思议，有些男人抚摸完这两只乳房，和她做爱，亲吻过它们之后，竟然还能活在世上。难道你做完之后，这辈子还有什么别的追求不成？一个已经站上世界之巅的男人还能再往何处去？可一旦她回过头，面对着我，我便猛然警醒，下意识地收起目光，看着安全的地方。
　　随着她越来越放松，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那些上午的闲谈期间，她抱怨起了瓦赫达提先生。有一天她说，她发现他冷漠而傲慢。
　　“他对我一直非常宽厚。”我说。
　　她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得了，纳比。你用不着帮他说话。”
　　出于礼貌，我低下了头。她说的未必不是事实。的确，举个例子来说吧，瓦赫达提先生有一种习惯，老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纠正我说话的腔调，也许是的，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傲慢。有时我走进房间，把一盘甜点放到他面前，给他添上茶，擦掉他桌上的糕饼屑，可他呢，对我不理不睬，好像我都不如爬在纱门上的一只苍蝇。他对我完全无视，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说到底，尽管像是小小的诡辩，可我也知道，那些住在同一个住宅区的人——我给他们做过工的人——是打自己仆人的，用棍子打，拿皮带抽。
　　“他没有幽默感，也没有冒险精神。”她说，百无聊赖地搅拌着咖啡。“苏莱曼是个暮气沉沉的老头子，空有一副年轻的皮囊。”
　　我被她突如其来的坦率吓了一跳。“确实，瓦赫达提先生非常罕见地安于孤独的状态。”我说，小心谨慎地选择着婉转的措辞。
　　“也许他应该和他妈住在一起。你觉得呢，纳比？我跟你说，他俩才是天生的一对。”
　　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是个难缠的，相当傲慢的女人，住在喀布尔另一个城区，有一群俯首帖耳的仆人，两条深受宠爱的狗。她对这两条狗格外溺爱，不让它们和仆人平起平坐，而是高过仆人们，高出好几个等级。这是一对矮小，无毛，丑陋的怪物，容易受惊，充满焦虑，动不动就发出刺耳至极的尖叫。我鄙视它们，因为我一进那房子，它俩就往我腿上扑，傻了吧唧地想爬上来。

　　我当然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载着妮拉和瓦赫达提先生去那老太婆的家，后座上的气氛都很紧张，颇为压抑。通过妮拉眉头那道痛苦的犁沟，我就能看出来，他俩刚刚吵过架。我还记得，我父母拌嘴的时候，非得有一方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才会停战。这就是他们结束争执的方式，用一个结论来堵住怨气，不让它继续外泄，免得第二天没法收拾。瓦赫达提夫妇却不是这样。他俩吵到最后，与其说是吵完，倒不如说吵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掉进水碗里，总会残留下一些颜色，久久不去。
　　用不着太聪明，也能猜得出来，那老太婆不赞成这门亲事，妮拉也知道这一点。
　　当我俩，妮拉和我，继续这些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她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脑海中浮起。为什么她要嫁给瓦赫达提先生？我没有勇气去问。就我的本性而言，实在做不出这样一种逾规失礼的举动。我只能揣想，对某些人，特别是对某些女人来说，婚姻——即便是像这样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种对更不幸福状态的逃避。
　　有一天，1950年秋的一天，妮拉把我叫去。
　　“我想让你带我去趟沙德巴格。”她开口道。她说她想见见我的亲属，看看我的老家。她说我给她做饭，拉着她满喀布尔地转，到现在已经一年，可她对我几乎一无所知。她这个要求把我弄得惊惶失措，退一步说，像她这种身份的人提出来，要大老远地跑去见一个仆人的亲属，也实在很不寻常。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妮拉对我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可同时我又害怕，因为我提前考虑到了我的不便——还有，是的，我的羞耻——到时候她就会看到我老家的贫穷。
　　我们在一个阴郁的早晨出发。她穿了高跟鞋和桃红色的无袖长裙，可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没有建议她另做选择。一路上，她都在问问题，问村子，我认识的人，我妹妹和萨布尔，他们的孩子。
　　“他们叫什么名字？”
　　“嗯，”我说，“有一个叫阿卜杜拉，快九岁了。他亲妈去年死了，所以他是我妹妹帕尔瓦娜的继子。阿卜杜拉有个妹妹，帕丽，还不到两岁。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帕尔瓦娜生了个小男孩——奥马尔，这是他们给他起的名字——可他死了，只活了两个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