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之于富人,就像蛋之于鸡。没有蛋就没有鸡,有了鸡又生出更多的蛋,如此循环下去,穷人变富人,富人变更富的人。
　　关键是抓住最先那个机遇。
　　富人的第一桶金都是辛酸的。而且往往带着偶然性。
　　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富人,他们回忆家史的时候,往往都把重点放在当年的刻苦奋斗上,让人以为那全是他个人的胜利。其实,一个富人的诞生,不仅是他个人智慧的结晶,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哪怕你本身的能量相当于一个原子弹,但如果没有发射的条件,你就和一堆废铁差不多。机遇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做法,当年他能成功,现在你再做,可能就要不得了。
　　比如个体户,最初是个贬义词,在八十年代初期,它基本上就是待业青年、劳改犯的代名词,是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听着就硌耳,看着更不舒服。但偏偏就是这帮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他们就开始练摊,倒腾。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内地来卖,就凭跑个差价,硬是发了,成了万元户。那时候公务员的月薪也就是一两百元,万元户是个什么概念！有了钱,也就有了地位,渐渐的,女人也愿意嫁了,丈母娘脸上也有光了,个体户也就不是个贬义词了。只不过除了有钱,确实也找不到更多可歌可颂的地方,所以始终没有成长为时代英雄。与其说他们抓住了机遇,还不如说机遇抓住了他们,但不管怎么说,抓住了,命运就变了,直到第二次浪潮袭来。
　　第二浪的层次显然更高,这是生产资料市场化的时期。八十年代后期,“双轨制”是个财富关键词,由此而衍生出“批文”、“官倒”、“腐败”等等热门字眼。生产资料不是小生意,也不是民间可以随意做的,比如钢铁、木材、土地等等,在计划内外那么一倒腾,利润就不得了,但前提是一定要有背景。所以我估计,中国第二批富人,是和“勾兑”这种绝妙好词同时诞生的。在这一阶段,钱和权终于结婚,正大光明睡在了一起。勾兑就是撮合说媒的事,勾拢了,兑匀了,效果就有了。可以说,那时,不会勾兑就抓不住机遇,抓不住机遇就成不了富人。
　　但是,“双轨制”毕竟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官倒”也民愤太大,所以这第二批富人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很顺利的和第三浪接上了轨。
　　第三浪是在九十年代,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因为有了股市,就有了上市公司,就有了原始股,有了上市资格的审批者,也有了股民、股评家和操盘手,大家都来分这一杯羹,共同富裕,共同繁荣。股市的神话是很多的,比如买了深发展原始股的老太太,比如身经百战发了财的杨百万。当然“百万”只是个尊称,谁都估计得到,杨百万的资产可能早就不止百万。在这个阶段,百万已经是个很普通的数字,“十万元才起步,百万元不算富,千万元还马虎”,至于万元户,基本上也就和穷人差不多了,时代在进步嘛,富人的标准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都是九十年代的事,股市的神话基本上都在那时产生,现在谁还泡在股市,还想一弯腰就抱上那么个巨大的西瓜,实在有点接近做梦。九十年代末期进入股市的,已经机会很少,暴利不可能持续,过了那个村,就没有那家店了,这就叫机遇。
　　九十年代后期的机遇,来自于知识与技术市场化,俗称知识经济,这已经是第四浪。这个时期的英雄是张朝阳、王志东们。英雄迅速地诞生,又迅速地死亡,媒体上每天都能看到一夜暴富的故事,知本家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至此,基本上各个阶层的人,上至经纶满腹的知识分子,下至两肋插刀的劳改释放犯,都在机遇面前经受了考验,没有抓住的,也可能就永久失去了,抓住了的能不能挺住,能不能坚持,仍然是个未知数。
　　富人,不管是怎么致富的,能有今天的局面就不简单。
　　很多人以为机遇是可以重复的,今天抓不住明天再来。其实,机遇往往就是惟一的,偶然的,失不再来的。
　　虽然事物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但是这波不等于那波,每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特点都不同,长江后浪推前浪,富人就是每一个浪尖上的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