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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凯平的孤屋离开，我的眼前总是闪动着那张激越的脸庞。“那个小崽子搬走了！”岳贞黎很快对岳父一家说。梅子回来叙述了那个愤愤的场面，然后说：“很怪，好像岳伯伯像掉了一块心病似的，只生气，不难过。”我说：“你说得对，生气和难过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梅子问：“凯平去了哪里？他没有找你告别吗？”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摇摇头：“没，他也许找了个差事吧，以后会知道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子在橡树路的一个超市里看到了帆帆——当时她正和另一个小伙子在一起买东西，那是岳家的炊事员田连连，他介绍了帆帆。梅子回来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她呢。真的可爱，多漂亮的姑娘！怪不得啊，她和凯平倒真的像一对儿，他们一起再合适没有了——岳伯伯怎么那么固执呢？这一来要毁了两个年轻人。我看出帆帆并不愉快……”
　　她说这些的时候，我心里正想着那个身居孤屋的英俊青年，想着他望眼欲穿的等待、他心中那个大胆的计划。这是一个出逃的计划，同样是一次飞翔的计划。人哪，有的一生都在窝里蜷着，直到终老；有的却要冲天一飞。对任何人来说，这都需要不少的勇气。这种飞翔是极具危险的，但却不能没有……我从那座地质所走开，进而离开那个杂志社，在许多人眼里都是足够冒险的行为，今天看一切正在接近岳父不祥的预言。但我需要为此而愧疚吗？这不可能。
　　一个中年人必有这样的经历：打扫欲望的灰尘，裸露出冷却的内质。那儿没有热情，无动于衷，最后连自己也变得陌生起来。厌恶自己，厌恶这种狂妄和自傲，厌恶寻寻觅觅和晃来晃去的那么一股劲儿。
　　我在城里曾有一个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在作出重大抉择的沉重时刻，竟然未透一点口风：突然离去而且再也没有归来。另一个大学的朋友曾经和一伙人带上背囊结伴远行，历尽艰辛，至少在外面度过了两个徒步行走的冬天。他们经历的那些奇怪故事，绝大多数城里人闻所未闻——这些人的行为除了在自己的亲属和朋友之间引起一阵惊诧之外，其他人连看都不看，而且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个城市早已度过了事事好奇的年代，习惯了冷漠。别说走开了几个毛头小子，就是再大的事儿也不理不睬：闹市区的一条马路上轧伤了一个女孩，血流不止，她的同伴捧着受伤的头，长时间跪着恳求过往车辆帮她把伤者送往医院……

　　那几个朋友跋涉归来的那个下午，我第一眼见到他们的场景至今难忘：几个人扎在地铺上，远看就像一堆又破又脏的布。他们和背囊挤在一块儿酣睡，流出了口水。据说他们要寻觅“苦难”，这一回真的是如愿以偿了。一路的疾病、贫困和寒冷加在一块儿，把他们折磨得够惨的，真有九死一生之慨。
　　这个城市有着各种各样的角落，相互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就在我看过旅途上归来的朋友不久，还随当时所在的杂志社朋友光顾了另一个聚会。那个晚上踏入一个门厅时，立刻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人间幻境。这儿奢华吓人，狂生美女相携，鲜花美酒堆成了山。我在这座城市里二十多年了，还是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夜晚。一个恶少结着一条古里古怪的领带，手上的白金戒指闪闪发光，挽住一个红毛姑娘，踉踉跄跄奔过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个土里巴叽的城市还有这样一群无耻的家伙。他们每个人都想嘲笑世界，却忘记了自己才是地道的小丑。男子手掌翻飞，口若悬河；女子扭扭捏捏，嗲得可怕。他们都想学外国人，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摊手，英语单词说得磕磕巴巴。一个躬着身子走路的家伙不无自豪地说：“瞧我长了个欧洲小驼背……”这儿是浅薄鬼得势的地方，他们模仿西方人，连举止都要抄袭。一位小个头男子端着香槟一路旋来，那模样就像一个急于*的公狗。他搽了浓重的发蜡，头发出奇地光顺，像套了一顶又小又圆的*帽——整整一晚上他都想与杂志社的头儿娄萌搭话，不断地瞥着她身边的多毛青年马光——今晚就是马光把我们领到这个鬼地方来的……

　　在这个疯癫的角落，个个自命不凡，连发育不全的人也在斜眼看人。几个人在一旁讨论“海滨松林别墅”、“私人游艇”、“石头音箱”……只听他们谈话，还以为个个拥有亿万家财呢，实际上只是一些寄生虫。锱铢必较的年头已然过去，贫穷的时代却远远没有结束。这就是我们糟糕的、令人尴尬的现实。
　　对照一下那些因为出走而弄得满身肮脏的朋友吧：他们正幻想以肉身的折磨来抵御精神的痛苦，并长久以来为自己苍白的经历和狭窄的视野而感到焦虑。他们崇尚苦行，无情地磨损自己。我对他们难以苟同，却笑不出来。这个城市已经没人理睬他们，他们自己专注地盯着这个不幸的世界。
　　就在这帮苦行僧当中，一个倔气的家伙与我发生了激烈的冲撞。
　　说实话，这个人令我充满诧异又颇为好奇，但绝不想引为同调——我知道自己的辞职、我的东部之行与他们完全不同。我已经没有了他们那一伙的热烈和高蹈，只不过想找一个地方好好劳动。因为我发现自己置身的那一摊子不是劳动，而是死磨，是骇人的浪费。我已经受不了这些，四十岁了，生命不容浪掷。我不过是想让自己活得更充实一些，不再做一些虚无荒谬的事情。比如说我更愿意亲手播种和收割，愿意在院里植起一株木槿，看着它从初夏开到秋末……那个家伙十分刻薄，他对我的辛辣挖苦简直随口就来。他做得太过了，甚至在我与梅子一家闹着别扭时，给予了致命的中伤。他的花言巧语一度说服了梅子——像这样一个读书破万卷的家伙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他说：
　　“就有那么一种人——这种人也许是这个时代的特产，也许已经流行了二百年——他们自视甚高却又一事无成，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一肚子埋怨，整天有说不完的厌恶和痛苦，就是不想和老婆好好过！他们的理由就是世界庸俗，谁都不能理解那份鸿鹄之志，骨子里却自私懒惰，还是胆小鬼！说白了他们也并不比天天谴责的对象好到哪里去，也蛮能做些脏事，乱搞妇女……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的理由比别人多出一万倍，干了坏事还满嘴是理！说到底这一套都是学来的，是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是另一种概念化的生活对他们的伤害，是一种理念的顺从者和实践者：问题是他们从来不敢承认这一点。所以千万不能听任他们，别看有时候说得很玄，连自己都听不明白……我和你男人，说白了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群家伙！”

　　这番谈话造成了严重后果，让梅子深以为然。我事后想象她当时洗耳恭听的样子、瞪着那双可爱的杏眼专注盯视对方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而我作为她的丈夫，却对自己东部的事业给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倒是越发难以说服她和她的一家。我的形象被那个家伙进一步歪曲，他却把自己摆在贬损的对象中，非但不能伤害自己，还显示了深刻解剖的勇气！剩下的答案就是：我才是一个伪君子，一个真正的坏蛋！
　　凭这个人的深度与知性，还有我们这一代共同经历的痛苦、我们的际遇，他不难体味一个男人的选择、这种行为的全部复杂性。可惜他并没有这样做。这种简单和武断伤害了我，也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面对这些辛辣的指控，一直在心里据理力争。我知道他故意混淆视听，是成心要这样干的，只是不明白他的真正目的——为了讨好梅子和她的一家吗？似乎不必；为了进一步增加我的困厄、使我的生活愈加艰难？可这样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时下的凯平就多少面临了类似的困境：被追究被指责，日甚一日，而且还要深陷亲人的围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