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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吕擎可以算做一面镜子、一个谜语。他像我一样的是，都有一个充满屈辱的童年。不同的是他一家生活在一座大城市里，而我们家被人从城市里一路驱逐，最后住进了一片丛林之中，安顿在一座小茅屋里。我在极度的绝望中还可以在林子里游荡，他却只能在阴暗的小屋中、在曲折的街巷上徘徊。由于夹在狭窄的城区大墙之间，他长得更细更高，也更苍白。他对自己的身形与肤色极为不满，再加上一副眼镜，看上去太像一介书生。于是他就热衷于高强度锻炼，什么野外奔突，室内折腾，十几年二十几年下来，整个人终于有了发达的肌肉，脸色也不像从前。他喜欢扮一个粗人，有时故意说几句无伤大雅的粗话，做一点粗活，脸上好像从来没有搽过护肤霜之类。他极力追求一些血脉中没有的东西，尽管这极其困难。因为直到现在，我一眼还能看出他的纤弱文静——不是从外表，而是从神色眉宇间窥到的内心。
　　没有谁会像他一样时不时地沉入思索。这不是一种矫情和时尚，更不是某种现代病。如果简单说成是一种血脉、一种家族嗜好，似乎也不确切。他在这座城市里的朋友很少，但每一个都独特而又执着，用阳子的话说就是：他们一个是一个。当年社会上有一股出城奔走的风气——有人走黄河，有人走长江，有人到更远的地方折腾去了，最后却不了了之。据说这都是为了寻找一种更深刻的感受，为了体验，为了底层，为了更长远的人生贮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着令人感动的初衷，有着无可怀疑的良好愿望，问题是，他们采用的办法太相似也太表面化了。
　　吕擎回忆自己当年，半是自省的悟想，半是难掩的羞愧。
　　他那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不过他比另一些人做得更彻底一些：要和朋友一起到最艰难之地真正地待下去，做工谋生，至少半生或一生都不再回到这座城市。他们先是选择了南部山区，而后准备由那里前往西北高原，最后在高原上生活，做一个不折不扣的高原人。比起当时的其他一些人，吕擎一伙没有那么多的形式意味，真诚得令人感动。在那种追求磨练和探究的时代风气中，他和他的朋友们显得更为质朴。那时候真的是一个特殊时期，人们为理想为人生真谛的辩论可以通宵达旦，可以点灯熬油不知困倦，一连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聚在一起争得面红耳赤。开始是在室内，再后来就到了野外、郊区。可能是越来越阔大的思想已经难以被斗室相容吧，一群热血青年竟然在城南的那座小山下边、在树林和山顶上辩论起来，从黄昏直辩到黎明……
　　吕擎是这场辩论的主要人物之一，我也亲自参加过那一场场辩论。这也是我们结识的开始。我和梅子甚至是后来那一次远行的参与者——我们没有随上走开，但为他们准备东西，为他们送行，被感动得热泪潸潸。这是真挚的泪水，我们除了为远途上不可预知的无数艰辛而担心，更为一种选择的勇气和豪情所激荡。我们在心里为他们祝福，并在考虑未来的某一天也会追随而去。

　　吕擎一伙朋友走了。一如计划那样，先是南部大山，而后再一路向西……但只不到两年，他们就陆陆续续地返回了这座城市。他们是一个一个被打败的，最后回来的才是吕擎几个。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这当中一个直到最后还没有服输的人就是吕擎。
　　对于这场苦行，总结的时间是缓慢而悠长的，它在吕擎那里持续的时间特别漫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论，使我永远感激的是，这种交谈让我有了一个完整的亲历——从开始到结束。因为出走和连夜无休无止的辩论如果算是开始，那么许久以后的以后，甚至到了今天，这场跋涉还远远没有结束呢！是的，我的朋友，一切都在进行中，当年那一场苦行没有结束，它大概要纠缠我们一生……
　　今天，吕擎对一切嘲弄那场跋涉的人都嗤之以鼻。那么简单而轻率地否认自己的昨天，那会是一个什么人呢？他这样问我也问自己。因为同行者当中后来就有不止一个人自嘲起来，吕擎于是不再理他们。许多人，包皮括梅子，都认为这些人返回的最主要原因，无非是受不了那份苦——远行、高原这些字眼，今天听上去都是浪漫的大词，当时谁要稍稍靠近它们却需要勇气；而真要实践起来则需要付出成吨的汗水，甚至生命。一旦真的踏上旅程，那就是实打实的日子、生活。对此吕擎说：“这只不过说出了不太重要的一小部分原因——对最早回来的几个也许是这样，对我们最后还在坚持的人，可能就不是这样。”
　　“那到底为什么？”我也不解了。
　　“是啊，我也问了多次。因为开始我作为当事人也不明白。日子久了我才渐渐想到，受苦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就是受苦来了吗？咬牙坚持的准备一开始就有，再坚持一段也能。让我们溃退下来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别的，它从一开始就存在，那就是——对这种行为的不自信。”
　　我对他这番话不仅不理解，而且还不能同意。
　　“有些问题从一开头就隐藏在其中，我们想不明白就没有回答，比如，为什么‘意义’之类一定是在远方，特别是在高原呢？还有，为什么这么多人都选择了同一种方式？”
　　我思索着，却未有好的结论。
　　“我在路上想起了城里的那些辩论——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忘。我们几个口才不错，辩论起来总是赢的时候多。你有时还辩不过我哩！”

　　我笑了。是的，吕擎是最好的辩家，这不光是因为他口才好，而主要是，他读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他直接可以读外国原著，而且强闻博记。他涉猎的东西除了当时最走红的哲学，还有人类学、自然科学——当然更包皮括一大堆文学名著。这样一个家伙谁能辩得过呀。当时我们刚刚读过弗洛伊德的一点皮毛，他却翻过了两大本弗的原著。对于罗素尼采康德等人的言论，引用起来可以随手拈来；什么弗罗姆、图尔闵、蒂利希、克尔凯戈尔……黄老学派阴阳五行纵横家，慎到田骈王阳明，一串串名字脱口而出，再伴以小幅度的、果断有力的手势，可以说所向披靡。有一次一个研究“自由－心理学问题”的知名学者专门赶到辩论现场，因为他也是口若悬河的才子。他是直冲吕擎而来，一来就抖起了书袋子，从*到实用主义哲学，一个一个名字叫得山响。特别是说到克尔凯戈尔时，那五个字的发音简直像咬住了艮萝卜，狠力而且决意，含有极大的爆发力，一一抛出，仿佛直接砸在了地上。旁边的人都为吕擎捏了一把汗，以为天外有天，辩论到了如今，真正的高人终于出现了。吕擎一开始只是平静地听着，不动声色，脸上甚至浮现出一种谦卑的表情。可是那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样子，最后不仅口沫横飞，而且由于嘴巴咧得太大，连镶银的臼齿也露了出来。可能就是这最后一幕惹得吕擎不高兴，他终于开始反击了。对方谈到性格与社会进程关系时引用错误、逻辑悖谬，还有显而易见的学术暴力倾向，如论述中频频使用一个大词即“阶级”，却对人性及细节给予了极大的忽略和藐视……他一一予以驳辩，并能直接地、一字不易地以弗罗姆的话做结：“社会过程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是个人的欲求和恐惧、个人的激情与理性、个人的乐善好施和心毒手辣。”“一些阶级曾经也为自由而战，一旦赢得了胜利，也需要维护新的特权，就摇身一变成了自由的敌人。”旁边的人鼓掌。
　　那些场景至今如在眼前。我想说的是：我何止“有时候”辩不过你，而直接就不是对手，简直没有招架之功。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内心里总觉得他还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强大，似乎仍然可以被我打败——只是不知道从何下手而已。我明白自己处于明显弱势的部分原因，当时如果说是因为论据和理性逻辑的缺陷，还不如说是苦于找不到相应的词汇／语言。
　　而今呢，*倜傥的吕擎没有了，代之以一个更为内向的、沉稳以至于冷漠的面孔。但我却深深知道，他比以前更为有力了，就像他变得更为阴郁了一样。一种稳准狠的劲儿开始在他身上悄悄出现。他与朋友之间交流的欲望在减弱，而一旦开口就会弹无虚发。偶尔像是怀有恶意，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总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多少有点令人畏惧了。谈到那些辩论和那场出走，他或许会给人一种前后矛盾的感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只有我能够明白，并知道这其中隐含了更为深刻的一致性。

　　“那时候我们的辩论吸引了多少人！或者这就是我们越来越愿意到室外去大声交谈的原因吧。或多或少的表演性——它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已经没法避免，这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人的一个痼疾。总是有意无意地想着有没有人在看、在听，心里老有一个虚幻的舞台。这到最后是会变成毒药的，一味虚荣的毒药。从辩论到出走，它们多少都有点表演的意味……”
　　他作出了这样冷酷的鉴定，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吕擎低下头，摇动着：“没有办法，当时是一腔热血，是冲动，是真诚，对隐在内里的其他什么却毫无察觉。这是从父辈到现在这一段独特的历史教给我们的，是类似于胎记的东西。你发现没有？比起另一代人来，我们这一茬人的长处绝不是自我反省。我们擅长豪举，表演，率领，在自我批判自我追究这些方面却不占多少优势。这就削弱了我们的力量……”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太多的投机，太多的实用主义，太多的鬼头鬼脑，恰恰就缺少当年的那种热情和冲动！我必须说，我从心里憎恶一切对这种热情和冲动的嘲讽！”我忍不住了。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可我说的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
　　我无话可说了。是的，他在说“自己／我们”的问题，一个内部问题。这个问题当代的小混混们还没有资格拾起来呢！我吐了一口长气。
　　这种谈话不是轻松的，而是有着隐而不彰的紧张度。这可不是闲谈。这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吕擎的妻子——那个钢琴黑姑娘给我看过的一封信，这是吕擎即将结束出走时寄回来的，除了谈旅途计划，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其中的一段自我批判：“我们说到底不过是在概念中生活的一群子弟，最终是没有力量的。我们的高原之行不会成功，其他大事也很难……既是这样的一群人，发力何能深长？意志何能恒大？韧性何能殊强？”
　　记得我后来在他面前重复过这段话，他没有反应，好像已经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