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安克说不吃了，孩子不吭声，坐在了门口凳子上。
　　卢安克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背，柔声说：“再见。”
　　韩运没抬头，卢安克出了门。
　　我们收拾完东西，出门的时候对孩子说：“再见。”他还是没有抬头，也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小潘老师说他哭了。
　　拐过一个弯，卢安克站在那里，看着夕阳快下的山，一动不动地站着，事后他告诉我，离开孩子时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在离开之前他要交托于人，留下一样东西来替代他：“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当年我们采访的六年级学生，现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会加人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他说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墨斋小说：www.qSxiaoshuo.com〗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好像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识。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人，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妻子的愿望了。“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阳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的，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胸前。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就是此时的感受，让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在这期叫《告别卢安克》的节目结尾我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