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叼着橡皮头，看着白纸发呆。
　　束缚全无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头脑空空。我原来觉得，行万里路，采访了这么多人，还不够理解这个问题吗？现在才知道远远不够。我原以为好节目尖锐就成了，陈虻说：“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
　　他解释：“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
　　他说的是大白话，不会听不懂。是我已经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东西，又痛又快，好像从事物中间“穿”过去了，有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找各种土地政策的书看，看到周其仁的《产权与制度变迁》，都是法律条文和术语，但步步推导酣杨淋漓“穿”过去的劲儿，一下午看来，简直让人狂喜。
　　我和老范去北大找周其仁。
　　周其仁说他不接受电视访问，拿过我的策划稿看一眼，里面都是以往节目的片段，他一分钟不到看完，挺宽厚：“已经不容易了，我给你三点意见。”
　　他说：“第一，不要用道德的眼光看经济问题。”
　　我动了下心，欲言又止。
　　“第二，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

　　我有点意外，我的节目里对他们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为什么说我妖魔化他们呢？
　　“第三，”他说，“不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
　　嗯，不要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我在纸上写下这句话……经济问题是什么？很简单，买和卖。我在纸上写：“那买的是谁？卖的是谁？”自问自答：“买的是开发商，卖的是农民。”
　　“那政府是干什么的？”
　　“政府……嗯……把地从农民那儿买过来，再卖给开发商。”
　　“你到市场上买白菜，需要政府中间倒一趟手么？”
　　“但地和白菜不一样啊，地不都是国有的么，国有的政府就可以拿去吧……是不是？”
　　“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不是国有，为什么农村的地，农民的地，要让政府来卖呢？”
　　我脑子里什么东西摇了一下，又站住了：“别胡想了，‘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句话是明明白白写在《土地管理法》里的，这里所说的‘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皮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以农村集体的土地一旦变成建设土地，就要变成国有土地。你不是背过么？”

　　我想停下了，可那个声音不打算停下来：“这……合理吗？”
　　“怎么不合理？”思维的惯性立刻回答，“立法都是有依据的。这可是根据宪法来的。”
　　我心里那个非常细小的声音在问：“如果……”
　　“如果什么？”
　　“……”
　　“说吧，如果什么？”
　　“如果宪法有问题呢？”
　　去国家图书馆，查到一九五四年宪法，没谈到城市和城市郊区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再往后，一九七五年宪法、一九七八年宪法，也没有，再往下査……这儿，在这儿，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那个声音犹豫了一下，又挣扎着问出一个问题：“可是，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等自然资源属于国有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的土地非得国有呢？”
　　嗯……宪法里就这么一句话，无注解。
　　网上也査不到。
　　我问周其仁，他说他也持有同样的疑问。
　　我劝他接受访问，他一乐：“去采访陈锡文吧，他都知道。”
　　陈锡文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学界当时对土地问题争论很大，我不知道一位官员的解释是否服众，周其仁说：“就算反对他的人，也是尊重他的。”

　　我要走的时候，他又补了一句：“陈锡文是个有些emotional(感性）的人，不要让他扮演灭火的角色，让他顺着说，他能说得很多，很好。”
　　这句话后来很有用。
　　我在“东方时空”时已采访过陈锡文。采访结束后一起吃工作餐，一大桌子人，他说起丰台民工小学被拆，小孩子背靠拆了一半的墙站着看书，等老师来了才放声大哭。他说到这儿停下，从裤袋里抽出一条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眼睛。
　　媒体这个行业，提起谁来，大都百声杂陈，但我认识的同行私下说起他，无一吐槽。有位同事说他采访另一个官员时，对方有点支吾，他还拿陈锡文劝人家，那位一笑，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陈主任六十了，我才五十，他已经忘我了，我还忘不了。”
　　二〇〇六年两会时，我对陈锡文有个短采访，别人大都是对报告表态，他谈农村水利，当时离西南大旱还有四年：“越来越多的水利设施是满足城市，满足工业，就是不让农业用水。这种局面如果下去，短则三五年，长则七八年，我们整个农业灌溉系统，要说得可怕的话，甚至是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