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都认为它活不了，你也这么想吗？”我问他。
　　“是。”
　　“那你为什么还养它？”
　　“它也是一条命。”他低头抚摸它。
　　文超走到哪里，猫就踉踉跄跄跟着。到我走的时候，它已经可以站在狂吠的大狗鼻子前头，不躲不闪，面无惧色。
　　受难者不需要被施予，或者唱《感恩的心》，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
　　我们找了一家日常开农家乐的村民，给了一些钱，就在他家做饭吃。他家房子没大碍，还养有一百多只鸡，灾后容易有瘟，女人拿把菜刀，把大蒜切成白片，又剁成末喂它们。但还是有一些鸡走在我们边上，脚一软，就扑腾着倒下去了，歪成一团。大家都用眼角扫彼此一下，装作没看见，不提这事。幸好山高风冽，没暑热。
　　猪也没有吃的了，村民把猪捆住脚运下山去喂，横放在摩托车上，夹在两人之间，后面那人一手抓着猪脚，一只手揪着猪耳朵。猪不吭声，大概是注意到有人在看它，就抬起头，两只眼睛乌溜溜的，眉心里有一个被砸伤的红口子。我们对视着，它的脸被扯起来，像有点惊讶的样子，一直看着我，车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山上没粮了。

　　镇里发粮食的干部只有三个人。卷头发的胖大姐满头全是土。瘦得凹着脸、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砸伤后没包皮扎，一瘸一拐，脚肿得鞋都扣不上。上百人围着他分粮油。大卡车一过轰得满天灰，他大声吆喝着，口罩耷拉在下巴上。他说几天没回家了。我说那你家里人谁照顾呢。他停了好久说：“只有他们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问：“其他干部呢？”
　　他说：“当时正在开会，都没跑出来。”
　　“多少人？”
　　“三十多人……死的太多了。”他用力地眨眼睛，胸口一起一伏，“不说了，不说了。”
　　我们记录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在叶哥家门口坐着。有时候下场雨后太阳出来，杉树上水淋淋闪着光，雨滴在房上，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
　　陈威不爱多说，不搭讪，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劲儿，一脸胡茬，总是稍远一坐，烧杯苦极了的野茶，听着别人说话。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更愿意待在这儿。
　　他有那么一双眼睛。
　　当年拍雪灾，广州车站十几万人被困数天，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士兵拉着绳子围成一个细的通道，人群急吼吼地往里走，一个大兵喊“快点快点”。

　　陈威的镜头摇过去，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儿了，走稳，走稳。”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个姑娘拿着箱子，往车上赶，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
　　车开了。
　　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边，看着车从面前开过，一节一节，越来越快。
　　陈威的镜头一直中景对着，没有推上去，也不拉开。
　　过了小一会儿，一个乘务员人了画，过来扶起她，拉起箱子。他俩一起看着车，轰隆隆远去，把站台都震动了。
　　陈威的镜头还是那样，一点没有动，车越来越快，车窗成了条纹，两个身影还茫然地定在站台上。
　　这两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
　　六一那天，叶哥叶嫂很不好过，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叶哥说：“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这里，一下弄那里……”叶嫂说：“每次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他回来了。”
　　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他没了妈妈，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抱着猫坐在一边。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他，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铺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盘。叶哥有点心神不定，刚下了几个子儿，就喃喃自语：“我是输了吧？输了没有？”
　　陈威拍了一会儿，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蹲着，远处烟青的山，再远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个站在远处，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的宁静。
　　有一天在叶哥家坐，听到坡上有人叫喊。
　　“哟，怎么吵架啊？”我们就上去了。
　　有个老爷子一头乱发，围着快晒成白色的蓝围裙，正爬在梯子上，往半塌的房顶铺瓦。
　　底下站着他儿子，正冲他嚷。原来老爷子死活不去儿子家住，非得修自己的房子，还拒绝别人动手。
　　“我把这房子掀球了！”他五十多岁的儿子喊不下他，急了。
　　我们去了，爷爷一看人多，烦了，下来。
　　我问：“您多大岁数了？”
　　他正在气头上，两眼圆睁，手一甩：“没得好大。”
　　村长在旁边做工作，一边乐：“他八十三。”又转头对他喊：“这是北京来的记者。”